設立範圍
明朝為防禦韃靼而設邊鎮，共九個：遼東、宣府、大同、延綏（榆林）、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
設立背景
有明一代對北部的防務建設始終是明朝的頭等大事。元順帝雖在明軍的強大攻勢下逃往漠北，但仍有很強的軍事力量，對明朝的國防安全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威脅。華夏子認為，元順帝逃至塞北後，“占有東至呼倫貝爾湖，西至天山，北抵額爾齊斯河及葉尼塞河上游，南至現在長城一線的廣闊領土。在陝西、甘肅有河南王擴廓帖木爾的十八萬人馬。在遼東方面有右尉納哈出指揮下的二十萬軍隊。在雲南則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量。元順帝以遼東和陝甘為左、右翼，居中調度，時刻都在想收復失地，重主中原。”（註：華夏子：《明長城考實》，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29～30頁。）肖立軍也認為：“蒙古是明王朝最大的威脅，對此朱元璋及以後的歷朝君臣都十分清楚。洪武初年，已穩坐江山的朱元璋說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是歷代傳國璽在胡；二是統兵王保保未擒；三是前元太子不聞問。’所言三事無一不與蒙古有關，直到晚年，他仍然‘對北鄙尤加繫心’。到了嘉靖時期，甚至有人認為‘今日之事莫大於邊防’。明代的北部邊防主要是為防禦蒙古而設。”（註：肖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頁。）可以說，欲圖復辟的殘元勢力是明朝在北部的主要邊患，也是明廷特別重視北部防禦的主要原因。這是學界比較一致的認識。
戰略防禦是明王朝一貫奉行的軍事方略，這一策略是建立在當時明蒙雙方軍事力量基本均衡基礎上的。不論是明前期曾一度採取的進攻態勢，還是中後期的退守策略，都是當時雙方力量對比變化的反映。劉仲華認為：明朝初年，“封建統治者訴諸武力，欲一舉殲滅北元政權，先後北征數次，雖削弱了蒙古軍事實力，但始終沒能使蒙古臣服。在通過戰爭征服不了蒙古的情況下，明朝改變了策略，從洪武年間就開始進行全面的防禦布置，到永樂年間，修築了東起鴨綠江，西到嘉峪關，綿延萬里的防線。”（註：劉仲華：《明代嘉隆兩朝九邊消極的防守策略》，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華夏子認為：由於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明朝想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生產力。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明王朝無力徹底解決蒙古族在塞北的壓力。”他還認為：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大舉進攻漠北的失敗，使其深刻認識到，明朝是“不可能徹底消滅蒙古族軍事力量的，雖然以後又有多次對蒙古族的征戰，但也是以攻為守，並沒有改變戰略上的防禦局面。”（註：華夏子：《明長城考實》，第30頁。）明代西北的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四鎮，是明朝在西北的四大軍政重鎮，也是明朝北部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四鎮的設定與當時經濟、政治、軍事等諸多方面有著密切的關係。對此，學者從不同方面予以論述。華夏子認為：殘元各部先後“進入河套，並以此為根據地，出河套則寇宣府、大同、三關以震畿輔；入河套則寇延綏、寧夏、甘肅、固原，以擾關中。”（註：華夏子：《明長城考實》，第37頁。）史念海認為：“嘉峪關東的甘州設有甘肅鎮，若北來的進攻者衝過甘肅鎮，企圖東入關中，固原一途也是必經之路。延綏鎮固在關中之北，然有河套南下的韃靼，卻也擴展其抄掠的地區，不以延綏為限。”（註：史念海：《論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布及其歷史軍事地理》（下篇），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3輯。）韋占彬指出：“甘肅、青海一帶正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控制著中原王朝通使西域的惟一途經。該地區的穩定與否，直接關係到中原王朝與西域地區諸政權的正常往來。”（註：韋占彬：《明初西北邊鎮述略》，載《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1期。）明朝邊鎮是在沿邊都司衛所設定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並在歷朝統治者的關注下逐步完善的。趙毅、胡凡認為：“沿邊都司與衛所的設立，是洪武年間乃至整個明代北部邊防的基本建設，它是北邊防線的物質基礎。”（註：趙毅、胡凡：《論明代洪武時期北部邊防建設》，載《東北師大學報》1998年第4期。）對於各邊鎮的設定，肖立軍認為：“一般說來，邊防都司或鎮守武將的設定表明該鎮的初設，而巡撫一職的定設則表明此鎮最後形成。”（註：肖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第72頁。）
具體介紹
1.延綏鎮
延綏鎮亦稱榆林鎮，為明朝初設的邊鎮之一。學界對延綏鎮設定的時間有不同的看法，華夏子認為：“鎮守延綏總兵掛鎮西將軍印，為洪熙元年（1425年）所領。”（註：華夏子：《明長城考實》，第72頁。）史念海論道：“明代長城西起嘉峪關，東抵鴨綠江畔，綿亘萬里，只好分地守衛。明代為此，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註：史念海：《論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布及其歷史軍事地理》（下篇）。）肖立軍則認為：“正統以前，延綏總兵官至少沒有定設。”（註：肖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第79頁。）趙毅、胡凡也認為延綏不應該為明代初設軍鎮，“延綏之成為軍事重鎮，乃是正統以後的事，《明史》將延綏列為初設之四鎮，揆諸史實，殊為謬誤。國內學者不察，論述明代九邊時基本按照此說，統而論之。”（註：趙毅、胡凡：《論明代洪武時期北部邊防建設》，載《東北師大學報》1998年第4期。）韋占彬則認為延綏設鎮似在天順年初期，說：“楊信為延綏總兵官是在天順二年（1458年），這與‘初設’之說顯然相矛盾。天順初韃靼部崛起，出入河套，直接威脅到陝北的安全，所以，天順二年，明王朝封鎮守延綏都督同知楊信為彰武伯，‘命充總兵官，佩征虜副將軍印，鎮守延綏等處地方’。這是延綏總兵官設定之始，此後相沿不變，成為常設官職。所以，延綏設鎮時間應為天順二年。”（註：韋占彬：《明代“九邊”設定時間辨析》。）
學界對延綏在明代北部邊防的戰略地位認識基本一致。史念海認為：“延綏之北就是河套，敵騎賓士，不僅累次沖毀長城向南抄掠，而且還時時企圖東越黃河，進擾山西。”進而論道：“自明初就棄東勝，其後韃靼入據河套，遂使延綏無險可守，所恃的只是長城及其內外的一些城堡，每當秋高馬肥之際，長城就常為敵騎所突破，不僅西安、固原往往因之一夕數掠，就是都城北京也不免感到威脅。”（註：史念海：《論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布及其歷史軍事地理》（下篇）。）顯而易見，在明代西北四鎮中，蒙古“套寇”每每南下，延綏受到的威脅最大。
2.寧夏鎮
寧夏鎮為明代設定較早的邊鎮之一。尹鈞科認為：“寧夏設鎮，當在永樂年間。明代第一位以伯爵並掛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者是陳懋。陳懋是涇國公陳享少子，永樂元年封寧陽伯，祿千石。六年（1408年）三月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善扶將卒。懋在鎮久，威名震漠北。由此可見，寧夏稱鎮當始於永樂六年。”（註：尹均科：《寧夏鎮成為明代九邊重鎮之一的軍事地理因素試析》，載《大同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4年第2期。）韋占彬則認為：“寧夏總兵官之設應是在明成祖即位之初的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當時明成祖登基僅兩個月，便命右軍都督府左都督何福佩征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駐鎮陝西、寧夏等處。此後，寧夏總兵官之設相沿不變，成為定製。所以，寧夏鎮屬於初設之鎮，設定時間應為建文四年。”（註：韋占彬：《明代“九邊”設定時間辨析》。）
關於寧夏鎮戰略地位，華夏子認為：“顧祖禹稱寧夏為‘關中之禁止，河隴之上之噤喉’，在明朝放棄內蒙古河套平原，退守寧夏之後，失去了地利。寧夏鎮特別是黃河以東地勢較為開闊的今鹽池、靈武一帶就首當其衝，成為遊牧民族南下的突破口。”（註：華夏子：《明長城考實》，第73頁。）尹鈞科認為：“由於元明兩代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明政府的腐敗等原因，致使有明一代邊患之慘烈，達到空前絕後的地步，加強北部邊防，始終是明廷要務。在這種軍事情形下，加上寧夏固有的地理條件，遂使寧夏成為九邊重鎮之一。成化以後，因蒙古部落入居河套，寧夏鎮的邊防地位益加重要。”（註：尹均科：《寧夏鎮成為明代九邊重鎮之一的軍事地理因素試析》。）
3.甘肅鎮
在明代九鎮之中，甘肅鎮位於最西端，是設鎮最早的邊鎮之一。華夏子認為：“據《重修肅州新志》載‘明洪武五年（1372年），宋國公馮勝將兵略定河西。甘肅鎮，即漢河西四郡地。明初，下河西，棄敦煌到嘉峪關為界。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為姑藏地，置鎮番衛。’”（註：華夏子：《明長城考實》，第79頁。）肖立軍也認為：“洪武五年六月戊寅征西將軍馮勝至甘肅同月壬寅奏捷。洪武十年正月甲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莊浪（今甘肅永登），後徙甘州。洪武二十年癸酉‘命都督宋晟為總兵，其西涼、山丹諸衛軍馬凡有徵調，悉聽節制。’這是洪武期間北邊較早的總兵官。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乙丑，肅王之國。所以說甘肅鎮設於洪武時期。”（註：肖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第81頁。）韋占彬認為，甘肅鎮“在永樂元年（1403年）正式派設總兵官前往鎮守，自此甘肅鎮守總兵官成為常設。《九邊考》、《明史》將其列為繼設邊鎮的說法明顯不符實，甘肅鎮應是初設邊鎮之一，時間為永樂元年（1403年）。”（註：韋占彬：《明代“九邊”設定時間辨析》。）儘管對甘肅鎮設定的時間看法不盡相同，但學者對於甘肅鎮應為明代初設邊鎮的認識基本一致。
甘肅鎮在明代九鎮中具有特殊性，田澍認為：“甘肅鎮北有蒙古，西有諸番，朱元璋擔心兩者如若聯合起來共同對明朝，那將會造成嚴重的軍事危機，西北地區永無寧日”，而“甘肅鎮內外複雜的民族關係，使其在九鎮中更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註：田澍：《明代甘肅鎮邊境保障體系述論》，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特別是在西域朝貢貿易中，甘肅鎮的“首要職責就是確保絲路貢道的暢通和安全，這是西域朝貢貿易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證，也是昭示世界大國明朝形象的一個視窗。”（註：田澍：《明代甘肅鎮與西域朝貢貿易》，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
4.固原鎮
固原鎮在九鎮中地位比較特殊，建鎮情況與明代邊防形勢發展變化密切相關，所以該鎮設定時間比其他三鎮時間較晚。華夏子認為固原鎮為弘治十四年（1501年）始設。韋占彬認為固原鎮“是在邊防中逐漸形成的。在宣德時期明朝在陝西設鎮守，延綏鎮設定後，陝西鎮守所轄地區鄰近的地方已很有限，‘所備者靖虜一面耳’。成化以後，韃靼諸部侵占河套，形勢發生變化。尤其在弘治十四年，‘固原一帶遂為虜沖’。在這種情況下，明廷認識到固原一帶邊防的重要性。弘治十五年，明王朝命戶部尚書兼督察院右副督御史秦豌為陝三邊總制，由於總制屯駐固原，所以固原一帶屯聚了相當數量的軍隊，至此，一個新的防區開始形成。弘治十八年，陝西鎮守移駐固原。”（註：韋占彬：《明代“九邊”設定時間辨析》。）
固原鎮的軍事地理位置是在明以後開始顯現重要的。隨著蒙古韃靼諸部占據河套，明朝北部邊防形勢發生變化。史念海認為：“明憲宗成化二年（1466年）大入延綏之役，就曾散掠平涼，入靈州及固原，長驅為寇於靜寧、隆德諸處。這都顯示了固原鎮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因此當時駐在西安的陝西巡撫，防秋時也移駐固原。”（註：《論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布及其歷史軍事地理》（下篇）。）
作用影響
明朝設定西北邊鎮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抵禦北元和安撫西番以保證西北邊疆的穩定和安寧，學界對其作用和影響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鄧沛認為，九邊的設定，“不但考慮了敵軍從正面（即薊州、宣府、大同諸鎮）發起的進攻，而且考慮了敵軍取甘、陝、晉組織戰略迂迴的可能，其軍事考慮是相當縝密的，戰略眼光是獨到的，充分體現了環形防禦的軍事戰略思想。”（註：鄧沛：《明代“九邊”考述》，載《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4期。）歷史實踐證明，其設定後所產生的實際防禦效果，反映了這一戰略思想的成功。田澍認為：“儘管戰爭和兵災時時籠罩著甘肅鎮，甘肅鎮仍常保持和平與安寧。”（註：田澍：《明代甘肅鎮邊境保障體系述論》，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松本隆晴也認為，在餘子俊和楊一清修築延綏邊牆以後的二十年間，“蒙古沒有對延綏地區進行侵犯。蒙古的入寇事例，也以成化十年為界急劇地減少了，這就是說，邊牆的軍事效果可以認為是有相當程度的。”（註：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譯：《試論餘子俊修築萬里長城》。）馬雪芹亦言：“自邊牆修成以後，榆林兵士增加，邊境漸寧，於是沿邊軍民得以安心耕種。”（註：馬雪芹：《明代西北地區農業經濟開發的歷史思考》，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4期。）同時，由於西北邊鎮各級官員能夠切實地執行明政府對西番各部的政策，不僅成功地割斷了北元與西番的聯合，而且有效地安撫了西域各少數民族。韋占彬認為：“明朝西北地區軍事的部署獲得了成功，既有效的阻遏住了北元勢力的進攻，又及時鎮壓了西番中的叛亂，起了震懾作用，保障了西北地區的穩定與安全。”（註：韋占彬：《明初西北邊政述略》，載《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3月第1期。）
西北邊鎮的設定客觀上帶動了這一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城堡的設立加速了城鎮的興起。張萍認為，“自延綏鎮建立以後，各大堡的規模與明代陝西小規模的州縣城池基本相當。”（註：張萍：《明代陝北蒙漢邊界區軍事城鎮的商業化》。）城鎮的發展自然帶動了人口的聚集。張萍認為：“明清陝西以農業為立命根本，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城居人口數量並不大。而陝北沿邊軍事營堡因駐紮軍戶而構成的居民群體動輒即達五六百戶。有些地理位置重要的營堡，駐軍戶口在千戶以上，榆林鎮更高達三千餘戶，這樣規模的營堡不亞於明代的州，縣城居人口數量，甚至有過之。”（註：張萍：《明代陝北蒙漢邊界區軍事城鎮的商業化》。）而交通建設促進了內地的聯繫。張萍認為：“一鎮軍事上的供給取於內地，故內地與各營堡間的路線成為這一帶最重要的交通線。”（註：張萍：《明代陝北蒙漢邊界區軍事城鎮的商業化》。）同時西北邊鎮的消費市場的日漸形成，城堡建設帶動了居地人口商品交換的需求，利益驅動又帶動了政府和商賈的參與，於是“在沿邊形成了一個以軍事消費為主的穩固市場區。”（註：張萍：《明代陝北蒙漢邊界區軍事城鎮的商業化》。）
在西北地區形成的市場中最典型的當為“馬市”和“茶馬互市”。姚繼榮認為：“明代西北邊防甚重，單靠仆苑自身孽牧，難能保證各邊軍騎征備御的需要。所以，明朝通過番族的納馬與貢馬、商人中鹽馬、錢鈔市馬、絲綢布帛易馬和馬市互易等多種渠道採辦馬匹。”（註：姚繼榮：《明代西北馬政述論》，載《青海師專學報》1996年第1期。）田澍認為：“茶馬互市是一種政府行為，具體事宜由朝廷專設的茶馬司負責。茶馬司的設定，是明朝不斷控制互市的集中反映。當茶馬互市成為明朝與甘肅鎮周邊各族民眾貿易形式之後，便標誌著明代西北邊疆的日益鞏固。”（註：田澍：《明代甘肅鎮邊境保障體系述論》。）
明朝統治者在西北設定邊鎮的初衷，在於抵禦蒙古族的入侵和割斷其與各少數民族的聯合，但卻難以實現。邊牆沒有也不可能阻斷各民族之間的交往。相反，在西北邊境的各民族通過軍需鬥爭、生產鬥爭、人口掠奪、兵士逃亡、通貢互市等方式，進一步加強了相互之間的了解和交流以實現經濟互補。華夏子認為：“蒙古部族無論是瓦刺也先，還是達延汗，在完成其霸業後，都積極要求明廷允許互市貿易。”（註：華夏子：《明長城考實》，第38頁。）嘉靖時，蒙古的俺答汗多次要求通貢互市之舉就反映了蒙古各部族的這種願望。同時，經過長期經營，西番部族不僅接受了明王朝的統治，而且在政治經濟等方面與中原的聯繫日益加強。一些學者將沿長城一帶劃分為農、牧兩大經濟區。李鳳山認為：“根據人類自身生存與生活和發展的需要，農、牧兩大區域自始就不斷的進行著大規模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並通過相互之間的交流，促進了各地區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豐富了各大區域內人們的社會生活，同時，也促進了各區域人類自身的發展與繁榮。”（註：李鳳山：《長城帶經濟文化交流述略》，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戰爭在客觀上是一種交往，史念海認為：“經過爭執至於戰爭這樣一些交往，雙方都會有更多的了解，化干戈為玉帛，最後都聯合在一起。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自然是有很多途徑，經過爭執到了解，更進而相互和睦共處，應該也是其中重要的途徑。”（註：史念海：《論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布及歷史軍事地理》（下篇）。）
包括西北四鎮的九邊設定自然有其消極的一面。諸多學者在肯定九邊防禦基本取得滿意效果的同時，也指出了其負面影響。一些學者特別對屯田給邊境地區尤其是西北地區帶來的生態破壞提出了批評。梁四寶認為：“明代九邊地區推行的屯田墾荒，對黃河流域自然環境產生了非常深遠的惡劣影響，直至現代難以消除其後患。”（註：梁四寶：《明代“九邊”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問題》，載《山西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馬雪芹也認為：“西北地區明代以後許多地方沙漠出現擴大，是和明代在這裡過度開墾直接關係的。”（註：馬雪芹：《明代西北地區農業經濟開發的歷史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