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拉吉里峰山難
2010年5月14日，中國一個民間登山隊在尼泊爾道拉吉里峰遭遇山難，3人遇難。道拉吉里峰
海拔8172米
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中段尼泊爾境內，東經83°29′，北緯28°41′，因山勢險惡，使人望而生畏，故有“魔鬼峰”之稱。 它東距珠穆朗瑪峰約300公里。1955年月13日，瑞士登山隊的8名隊員首次登項成功。道拉吉里峰的故事
梅斯納爾/著 劉希凡/譯——1985年在道拉吉里峰
或是由於對山的激情，或是由於被山所迷，1985年在攀登了安娜普爾娜峰之後，我直接去了道拉吉里峰。坎莫蘭德和我在登頂安娜普爾娜峰之後還有戰鬥力，我們要再向前邁一步。評論家們也許會問，在已被攀登過多次的道拉吉里峰常規路線上，還如何挑戰極限?是的，僅僅從山的難度來講，這裡並無極限可言。但是我們的計畫是從加利·甘達奇谷直衝山頂，在中途沒有休息日。這是從未有人嘗試過的。當然，我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不停頓地上升2000米而到達山頂。裝備不是問題，我們可以用登安娜普爾娜峰用過的裝備。?在我的登山生涯中，我曾開發了不少專門用於小隊伍快速攀登的登山裝備，如帳篷、靴子、冰爪等。這些裝備必須又輕又耐用。每當設計方案草擬出來之後，我就尋求合作夥伴進行生產並開拓市場。當然，這類裝備並不是對每個登山家都適用。例如，用高山帳篷在一般的山上過夜就不合適。因為高山帳篷是防風、防雪的，但不一定防雨。在喜馬拉雅山脈沒有潮濕問題。1978年我登珠峰時用的塑膠登山靴就是我自己設計的。那時這種塑膠登山靴幾乎成了人們打趣的話題。在高海拔地區，受潮之後塑膠靴比皮靴要乾的快，而且內靴不像傳統的皮靴那樣受到擠壓，這有益於防止凍傷。靴子的襯裡最好用化纖材料製成，化纖材料比氈子或皮子更好。
購買登山用品時，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需求。如果有人在海拔不太高的地方使用高山帳篷並遭遇到大雨的襲擊，那他一定全身透濕。但他不應該怪罪銷售商，而只能責備自己選錯了帳篷。
我對從安娜普爾娜峰直接轉戰道拉吉里峰的危險性是有足夠認識的。連續攀登兩座 8000米級的山峰不僅消耗很大，而且成功的運氣不那么看好。任何人都有運氣，但每個人的運氣又是有限度的。當運氣用盡之後，不僅登山的危險性會增加，遇險後化險為夷的可能性也會減小。這一切也許都是因為太疲勞了。
坎莫蘭德對我這種連續登兩座山的想法並不十分欣賞。登頂安娜普爾娜峰後，他想直接回家。
這時的天氣很壞並且印度洋季風期也要來臨了。對我來講，我曾兩次在道拉吉里峰攀登失利並期望著這第三次衝擊。我們已經在山下了，機不可失。當我在1977年同奧托·韋德曼等四人第一次從南壁攀登道拉吉里峰時，我們僅登達6000米的高度。南壁的危險和難度不同尋常。從我們當時的技術水準來看，的確還不具備攀登這扇巨大的呈凹狀的崖壁的能力。雪崩幾乎每天都有，在攀登開始的時候，我們沒有從南壁的左側或右側上行，而是走了中線。到後來，想改路線已經來不及了，那次攀登以失利告終。之後，沒有人能從這條路線登頂。從道拉吉里峰山腳下到山頂的高度是3000米。這一路崖石鬆動，險象橫生，一點也不亞於著名的埃戈爾峰的北壁——專家們稱之為是不可攀登的，攀登不可攀登的路線——這就是我1977年的想法。從我第一眼看到南壁那時起，我就急不可待地想衝過去，找到路線，把隊伍帶上去。登頂不是最重要的。對任何一座8000米級的山峰來講，登頂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新的嘗試。南壁是世界上最高的，未曾被攀登過的岩、雪混合壁。頂峰像城堡一樣聳立在一片“生命禁區”之中。那裡的空氣雖然清新但是缺氧。在尼泊爾那一片黑色的，微光閃爍的群山中，道拉吉里峰兀然突起。
不過，空氣並非靜止，山體也不是巍然不動。受西藏方面的氣流影響，壞天氣經常突襲而來。風速有時可達每小時200公里。山頂上的雪旗有時達幾公里長。到黃昏，山項被風颳起的雪在夕陽的映照下又像火山噴發，一片火紅。的確，道拉吉里峰十分像一座火山，在1977年我同它廝守的那四個星期之中，它帶給我的就是暴力。當我們在南壁搏鬥時，那無數次的雪崩迫使我們學會了把恐懼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那次探險當中，我們全隊五人從精神到肉體都到了承受能力的極限。我們了解尼泊爾高原的潮濕霧氣是如何聚在這兒的山谷里。這種霧氣可以在幾分鐘內使周圍的一切全部消失。但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天氣惡劣到在這長達四周的時間裡只有兩天可以攀登。我們一直不死心，直到有一天我們幾乎被雪崩埋葬。那次雪崩掃過來時的氣流足以把我們刮跑。如果距離再近一點，我們就完了。這時我們意識到這條南壁中部的路線真是太危險了。也許走南柱路線更安全一些，即使看上去南柱路線顯得更陡。但是，從南壁路線無法轉到南柱路線。許多關心，支持我們的朋友，我們的贊助人，甚至包括為我們拍攝電影的工作人員對我們放棄南壁的作法都不理解，評論家們也批評我們。似乎那些從未登過8000米山峰的人們都知道該如何去登山，都事後諸葛亮一樣地批評我們從一開始就搞錯了路線。歸根結底，耍嘴皮子總是容易。人們對登山危險性的看法隨時間、地點的不同而不同。攀登者在山上有時會覺得很危險；但下山之後又會責問自己為什麼要跑下來。在1977年探險行動的最後幾天，我們隊伍中最年輕的隊員，後來成為德國登山軍事教官的奧托·魏德門在恐怖的雪崩和險峭的南壁驚恐不已。但當他回到家後，他的想法全改變了——他認為自己太弱了，沒有能全力上沖，而閉口不談危險。?的確，我認為他是沒有全力上沖，也沒有承受最大的危險。但是在大的登山行動中，尋求行動成功和減少危險的平衡點是一門藝術。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那不是因為我是一名勇敢的攀登者，而是因為我是一個膽怯的人。對我來講，登山不是軍事演習，不是宗教；登山是一項可以產生有創造力的表達方式的體育運動。我不願意把我的攀登計畫和行動按軍事行動的模式來辦，也從不限制同伴的想法。在我們的道拉吉里探險隊中，人人都有平等的責任和發言權。
我從來不要求我的登山夥伴簽訂任何形式的契約；不要求他們絕對服從也不禁止他們寫任何東西。我所作的工作僅僅是為探險隊拉贊助，為探險隊提供最好的裝備和食品，帶領大家進山，並在山上準備迎接攀登中最困難和最危險的時刻。
贊助的來源一般來自出版社、電視台、商界和私人捐贈。我從不以成功的許諾來拉贊助。成功的希望總是相對要小。雖然我們的探險每次都要把自己推向“極限”，但我們絕不是敢死隊。“以死亡的可能去換取登頂的榮耀”也不是我們的座右銘。
在道拉吉里峰，我們不是為電視台攀登，不是為任何國家，任何組織去攀登，我們只是為自己攀登。通過電視台和出版商，我們將面對許多觀眾和讀者，但這並不表明我們一定要扮演英雄角色。我們不準備以英雄的方式來犧牲自己。我從來不向傳播媒體散布登山是對死亡的貌視；登山要不顧一切或以生命為賭等陳詞濫調。也許有一天我會重返道拉吉里峰，但那只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和進行探險；而不是以英雄的姿態出現在那裡。
如果我再去道拉吉里峰，我會以相同的原則來對待危險。如果我想自殺的話，有更簡單的方法和更好的去處。
1984年，我隨耐茲率領的一支台若林人登山隊第二次來到道拉吉里峰。那時我心想，這次有可能跨越道拉吉里峰；頂不濟也能從常規路線登頂。但是，我們又沒有成功。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有抓緊，之後不停的大雪又把我們驅回了山下。山上雪崩的危險性太大了。有一次帳篷幾乎全部被埋住。最後，我們總算到了突擊營地，但是壞天氣又迫使我們不得不下撤。我在1985年的第三次嘗試中才成功地登上了道拉吉里峰頂。漢斯·坎莫蘭德和我從加利·甘達奇谷出發，跨過法國山口到達北側的大本營。在5月13、14、15日三天裡，我們以阿爾卑斯方式從東北脊登頂。在山脊上的冰瀑區里找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一直在脊的右側，沿冰、岩分界處行走。一路上我們常常被迫攀登垂直的崖壁，並且兩次鋪設繩索扶攔以保證下山時有可能原路返回。在第一天，我們到達6000米；第二天，我們走得很快，下午就到了1983年的突擊營地。這回我們選用了較小的帳篷，所以架設帳篷沒有遇到麻煩。這個小帳篷剛好支在我們自己搭的小平台上。最後一天的攀登真是傳奇。頂峰附近的雷電異常頻繁，我們身上常有電火花。冰鎬和冰爪在滋滋作響，頭髮也豎起來了。從袖子到手套，從石頭到冰鎬，從山脊到天空，到處都是電。我們在暴露的、尖峭的山脊上行走而沒有遭遇到電擊真是奇蹟。如果要行走我們就沒有逃避電擊的辦法。在山頂上，當我們通過兩塊尖石之間時，居然也沒有受到傷害，真是難以置信。以那裡，任何時候都有死亡的可能。然而當時間逐漸過去，我們發現自己還活著，這給我們一種刀槍不入的感覺。在那種環境中，除了雷電之外，我不知道周圍是否還存在其它的東西。在我的一生當中，我有兩次死裡逃生。這次除了在大本營的夏爾巴搬運工之外，沒人知道我們正站在雷電交加的道拉吉里峰頂。我可以肯定：喜馬拉雅的雷電沒有歐洲山裡的雷電那么危險。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歐洲，我是不會離開營地的。在道拉吉里峰，我聽到了雷鳴和震動，並且看到了在南邊的閃電。但在我們附近卻沒有閃電。當天我們返回突擊營地並於次日返回大本營。有人常常問我：為什麼登山都是這種模式。我的答案是登8000米級的山峰沒有模式。對任何一個目標，我都有一個適當的個人計畫。這個計畫在山上不時地隨體力和天氣狀況而調整。每次在頂峰的經驗和感覺也不盡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在頂峰的感覺總是相同，那我只要登頂一次就夠了。登頂的感覺刺激我的神經。有些登山家宣稱在頂峰時他們距上帝最近。我曾在頂峰經歷過十分平靜的時刻，似乎一切都消失了。我被定在那一片消極的黑色籠罩之中。但是，通常在頂峰時的主導思想總是儘快下山——山頂不是久留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