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通脹生活2009年以來，中國物價持續上漲，直至2011年6月份CPI再創新高。儘管首當其衝的是低收入人群，但也使得物價敏感人群正在向中等收入人群擴大。一方面，由於漲價的品種，如成品油、計程車、鮮瓜果、家禽、鮮蛋、鮮奶、快餐、服裝、房租價格等，都是城市白領的集中消費區域；另一方面，這一人群的家庭資金鍊脆弱，而密集出台的提高住房按揭首付比例、提高房貸利率等政策，普遍累及中等收入人群。
聯合利華漲價、計程車費漲價、可樂漲價，很多快餐店、西餐店都跟著漲價，而這些都市生活習以為常的消費，現在頓時讓城市小白領們壓力陡然增加。
物價敏感人群由低收入群體向中等收入階層擴展，影響類型由生存型向發展型擴大。原本屬於“社會穩定器”的中等收入人群生活質量下降，不安全感加重。
影響
CPI催生“iPod一族”
面對通脹引導造成的生活壓力，白領們借用美國蘋果產品iPod，把自己自嘲為“iPod一族”：即沒有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稅負重（overtaxed）和高債務（debt-ridden）。在“iPod一族”看來，CPI連創新高，主要“推手”是食品。
比如，成品油漲價影響有車族，計程車提價影響打車族，洗滌化妝品提價影響愛美族，快餐提價影響“朝九晚五”族，房租提價影響租房族，醫療保健品提價影響養生族，圖書和教育培訓費提價影響充電族，房貸利率提高影響“房奴”，個稅調整影響中高收入納稅族。
所有這些正在不斷暗示，物價持續上漲，使物價敏感人群由低收入群體向中等收入階層擴展，影響類型由生存型向發展型擴大。這對醫療健康和個人用品要求較高、較多使用娛樂文化用品和服務產品、處於發展型消費的城市白領群體來說，影響已經很明顯。
社會結構發生變化
物價不斷攀高導致不少人“囊中羞澀”，這不僅帶來了居民消費數量、層次的下降以及消費方式的變化，而且可能使中產階層減少，導致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居民日常性消費行為趨向“節衣縮食、精打細算”。購買力下降導致中產階層消費方式發生新變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網購和團購的日漸流行。
價值觀產生懷疑
研究人士表示，物價上漲造成的生存環境變化還帶來了心態失衡問題。城市白領一族原來屬於對價格不太敏感的群體，然而物價上漲卻引發了他們焦慮、悲觀、失望等負面情緒，尤其是其家庭收支鏈十分脆弱，"月光族"、"負翁"十分普遍，其心態動盪暗藏重重隱憂，甚至造成其安全感缺失、被剝奪感加重、價值觀改變。
2011年以來，隨著居民消費物價持續上漲，銀行存款已進入負收益時代。而當前城市白領經濟狀況的一個主要特徵是“手停口停”：工作時高收入，一離職顆粒無收。職場競爭激烈，稍一鬆懈很容易被後起之秀甩下，智力、體力嚴重透支。
比如，許多人的奮鬥目標是在多少歲前實現“財務自由”：掙夠可保後半生衣食無憂的錢，輕鬆灑脫地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但高收入養成的高品質生活習慣，一旦遭遇政策變化、通脹等不確定因素，大部分人很難找到“無憂感”，也就找不到“夠”的感覺，從而對“以辛勤勞動換幸福生活”的價值觀產生懷疑。
城市白領是通脹造成個人財產縮水的“重災區”。為了應對通脹，讓個人財產保值增值，白領衝殺在各種投資理財領域，炒股、買分紅型保險、買銀行理財產品，但近兩年來，股市行情如“過山車”，個人資產找不到“避風港”，可以說是“不投資理財，存銀行看著貶值心慌；投資理財，看著市場行情漲漲跌跌心更慌”。
物價上漲使白領群體深感壓力的同時，其價值觀也受到衝擊，薪酬成了白領擇業的最重要取向。
白領選擇出國移民
與此同時，出國移民成為白領討論較多的話題。國外移民機構也瞄準中國這個精英層面，尤其是2011年以來，手機上的移民信息多過房地產信息。
建議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認為，社會的慣性更加容易支持最底層的民眾，而城市白領的利益不容易獲得社會同情，其所面臨的困難容易被忽視。
中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肖濱教授認為，“提低擴中限高”是中國調整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則，國家應重視城市白領層面的心態變化。他建議，可適當考慮加大對白領階層的跟蹤關注和調研，梳理當前白領階層的心理狀態和已經出台的各種調控措施及其對白領階層的影響，積極疏導負面情緒，並在未來出台有關調控政策時，將政策對中產白領階層的影響納入考量，避免出現政策“誤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