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
美國國會通過的《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和“迪萊修正案”等立法限制了美軍和解放軍的交流，是造成中美軍事交流的主要障礙之一。目前，有四大障礙阻攔了中美軍隊的親密接觸。一，台灣問題是中美軍事交流的最大障礙。2006年，中國中央軍委副主席上將對美國進行友好訪問。在會談和會見中強調，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人民和軍隊十分關心這個重大原則問題。美方表示美國政府不會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反對台灣單方面改變現狀。但是，當前美國全力支持台灣軍事對峙的事實無法改變。
二，中美兩國軍事安全戰略的嚴重衝突。美國當前在亞洲採取圍堵中國的策略，美軍的機艦在中國的南海和東海對我們抵近進行高強度的偵查、巡邏。這種情況一時半會不會改變，甚至長期都不會改變，特別是利用日本軍事力量牽制中國的各種動作，很難會獲得中國的理解。
三，美國對中國軍隊的誤解與不瞭解。美方對中國軍隊的瞭解遠遠不夠，誤解頗深，表現為“中國軍事威脅”論不絕於耳，美方指責中國軍隊“封閉、不透明”、“搞間諜活動”等等，常常無理取鬧。
四，美國國會通過的《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和“迪萊修正案”等立法也限制了美軍和解放軍的交流。
除了這些客觀因素外，主觀上講，中美軍方都沒有做好短時間內“擁抱”的心理準備。所以，“擁抱”與否，是急不得的，也是沒有必要強求的。“握手”對中美軍方來說，是當前及今後最好不過的動作。“握手”也是對中美軍方最為有利的。因為只要握緊了手，兩軍關係中的積極因素就會大於消極因素，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就會占據上風，就能維護好當前兩軍關係發展的良好勢頭，推動兩軍關係的深入發展。
2000年美國有一個《國防授權法》，在這個《國防授權法》中，其中規定了12項限制美方和中國交流的領域，繼而的《迪萊修正案》，又有三項內容限制美方和中方的交流。徐才厚副主席在跟蓋茨部長會見的時候，談到2000年《國防授權法》，國防部長蓋茨竟然說，很不好意思，2000年《國防授權法》我不知道它具體內容，我不是很了解。就把這個問題規避過去了。比如說後來的《迪萊修正案》，甚至在一些不太敏感的領域，美方都做了限制，這顯然是對我們不信任，比如說這一次的七項共識里有一個軍事醫學交流，其實在前幾年，中方跟美方都達成過軍事醫學的交流，但是始終沒有實現。為什麼沒有實現？就是《迪萊修正案》有一個後勤部門，後勤的交流其實不太敏感，軍事醫學又屬於後勤這個領域，所以就給限制住了。這一次如果說我們有一個突破，除了在減災、人道主義救援、海空演習擴大範圍以外，軍事醫學交流也是落實以前我們達成的一個協定。
回顧中美建交30年，中美軍事關係在曲折中發展，既有信任、交往與合作，也有猜忌、防範與遏制。總的概括為四個起伏：
第一次起伏：1980年到1989年，兩軍關係得到穩步發展。80年代初，兩國國防部長進行了互訪，兩軍高層開展了對話，增進了雙方的了解和信任，並建立了兩國軍事關係未來發展的框架，還為兩國的軍事技術合作打下了基礎。但1989年美方帶頭對華實施制裁，兩軍交往基本中斷。
第二次起伏：1994年，兩軍高層交往逐步恢復。但美國政府1995年允許李登輝訪美，嚴重動搖了兩軍關係的政治基礎，兩軍關係隨後又因1996年台海危機陷入低谷。
第三次起伏：1997年至1998年，兩國高層交往逐步恢復，雙方在艦艇互訪、建立海上安全磋商機制、軍事環保信息交流等方面取得進展。但因1999年“炸館事件”和2001年“撞機事件”的衝擊，兩軍關係陷入不穩定狀態，經歷了緩慢上升後急劇下降的反覆過程。
第四次起伏：2002年至2008年，兩軍關係得到穩步發展，兩軍高層交往逐步恢復，兩軍在專業領域內的交流與合作不斷拓展，但又因2008年10月美對台軍售受到影響。直至今年6月中美第十次國防部磋商後兩軍慢慢開始恢復交往。
30年間四次大的起落，其特點有三：一是中美軍事關係遠遠落後於中美之間的其他關係，如政治關係、經貿關係、文化關係；二是中美之間的軍事關係呈現出不穩定的態勢，形成了“恢復—發展—停滯”的怪圈，如何破解已成為發展兩國軍事關係的重要問題；三是從中美關係的歷次波折來看，當美國的舉動挑戰到中國核心利益，傷害到中國人民感情時，兩軍關係必然處於低谷。美國對中國缺乏戰略信任，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是造成兩軍關係停滯乃至倒退的根源所在。
綜上可見，至少到2007年，迪萊修正案無疑使中美關係進一步僵化，陷入微妙的緊張境地，有潛在的對中國軍事包圍的問題，包括對美日安保條約、對韓條約和美國與我周邊國家達成的一系列的軍事協定中，包括美泰等等一系列的軍事協定，這些對中美關係也構成潛在一系列的損害。
顯而易見的是，對中美兩軍的交往設定障礙的並不在我們中方，而在於美國的態度。通過迪萊修正案等一系列法案，美方不算友善、甚至敵視的態度很明顯地反映出來。
客觀態度
美國對華武器禁售、禁運應該解除，比如“迪萊修正案”，《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在法律上應該把這個障礙排除掉。所以雙方的交流應該更加務實，應該更加實際一些，就是往實處抓，往實處落實。 中美兩軍的交流最近幾年發展勢頭不錯，這個應該肯定，並且還有不小的發展空間。眾多障礙是歷史形成的，解決起來尚需過程，希望美方能認真、妥善照顧中方的關切，信守發展兩軍關係的承諾，多做有利於兩軍關係的事情，使兩軍關係的基礎更加鞏固。歐巴馬政府上台後，加強對華全面合作，兩軍關係呈現出積極發展的勢頭。例如，兩國國防部在北京舉行了第十次防務磋商；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拉夫黑德將軍和陸軍參謀長凱西將軍先後訪華；兩軍還就海上軍事安全問題進行了坦誠對話，就查找韓戰前後美軍失蹤人員下落開展了軍事檔案合作。近期，美方進一步釋出善意。2009年9月20日，歐巴馬總統簽署了一份並不引人注目的“總統裁定”，將對華出口飛彈和空間技術產品的審批權，從白宮移交到商務部，並對商務部長駱家輝授予相當自主權。
美方應認清中國的核心戰略利益。當前中美兩軍迎來了改善和發展關係的難得機遇。但從中美兩軍關係發展中的波折來看，彼此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關切，是中美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前提。在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問題上，中國不可能有妥協的餘地”，羅援認為，解鈴還須系鈴人，能否抓住機遇，趨利避害，乘勢而上，能否長期穩定地保持兩軍交流合作的良好勢頭，關鍵是看美方能否真正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關切，妥善處理好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雙邊關係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穩固兩軍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
兩軍關係若要保持良好發展勢頭，首先需要加強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其二，需相互尊重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對於可能傷害民族感情的行動要克制；其三，美方應儘快消除法律障礙，如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和《迪萊修正案》《對台關係法》等。此外，美方還應鬆動對華技術轉讓，特別是以和平為目的的軍民兩用技術轉讓。 應該從國家關係的角度來認識兩軍關係。兩軍關係是國家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熟的國家關係必然包括軍事關係。沒有成熟的軍事關係，成熟國家關係不成立。因此，要站在國家關係的高度來看待和處理兩軍關係。同時，軍事關係也是國家關係的晴雨表。國家關係的變化最先透過軍事關係得以反映。總體來說，中美兩軍關係的發展有著廣闊的空間。兩國領導人對推動兩軍關係達成的共識，兩軍在促進各自軍隊建設、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擁有的共同責任，使兩軍之間開展交流合作的空間日益廣闊。
保持兩軍關係的良好勢頭，既要有戰略高度，也需從長遠角度出發。一方面，要站在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高度來認識發展兩軍關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從長遠看，發展中美兩軍關係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對兩國和兩國人民都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