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被上樓

全國二十多個省市都被中央的一項政策所激勵，進行了一場“農民上樓”運動。國土部2008年開始試點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管理辦法》，據說已經在貫徹中出現了扭曲。《新京報》報導，各地規模浩大的拆村運動，打著各種旗號，例如城鄉統籌、新農村建設、舊村改造、小城鎮化等，甚至發生了強拆民房，農民被“打”上樓的事例。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稱，和平時期大規模的村莊撤併運動“古今中外，史無前例”。
這裡提出了所謂“增減掛鈎”政策，通俗說就是一場“零和遊戲”，將農村的建設用地(宅基地等)轉化為耕地，再將城裡的土地轉換為建設用地，兩者掛鈎，農村建設用地減少多少，城市建設用地就可以擴張多大。
這真是一個用心良苦的決策。耕地保護紅線既沒有被突破，城鄉總體建設用地面積也沒有改變，不同之處在於，農村廉價的建設用地，轉換成了昂貴的城市建設用地。這對促進地方GDP的發展，無疑具有巨大推動作用。參與“增減掛鈎辦法”制定工作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郝晉珉認為，國土部開展此試點也是無奈。意即，我國耕地保護與經濟發展用地的矛盾發展到很尖銳的程度，此舉卻可化解。
但問題是，如何“找地”，如何促進經濟發展，怎么成為國土部門的首要任務了？國土部門的首要職責，明明是“保護與合理利用土地資源”。這項政策的制定者當然不會不清楚，它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將分散居住的農民統一歸入單位占地面積小得多的樓房內，拆遷運動會因此日趨嚴重。
與其將問題全部歸為各地政府的扭曲，不如首先檢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星球，我們享用資源的同時，也要提防竭澤而漁。“科學發展觀”反對的也恰是那種不顧可持續性的盲目GDP崇拜。在現代官僚體系中，人為設定了職能分立的各個部委，有的專司經濟傾向擴張，有的則強調節制與保護，它們間的相互制衡，才能使這個社會不至於伊於胡底。但現在的亂象是，環保部門有時要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國土部門卻在努力讓土地資源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全部用光，當職能部門迷失了自身角色，你對我們生存與發展的未來能有怎樣的預期？
耕地需要牲畜、農具與現代機器，農村以平房為主的居住環境，有其客觀限定要求。讓農民全部住進高高的樓房，必然遭致反彈，強制拆遷於是不可避免。由此激化的社會矛盾，將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當經濟發展本身由手段變為目的，整個社會的暴戾與異化，將使現代化的征程進入歧途。
這樣的衝突，也在學者于建嶸與江西萬載縣委書記陳曉平間爆發。受邀前去講課的于建嶸，號召萬載縣幹部不要去拆百姓房子，要確保個人權利。陳曉平則辯稱，為了發展，就得拆遷，否則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吃什麼？于建嶸為此怒而離席。
于建嶸等知識分子的工資，當然不需要從拆遷的收益中來給付，沒有拆遷運動，這個社會也不可能是停滯不前的。但萬載縣委書記之所以振振有詞，其實是有著一整套制度與觀念的激勵在背後做支撐。再回過頭看“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管理辦法”，我們不得不慨嘆：有些人對這片土地確乎煎得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