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
原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譯文
情有它必定要達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該如此的規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靜穆的人，才能夠從微小的跡象中預知日後顯著的結果。月亮四周出現光環，預示天要颳風；柱石回潮濕潤，表示天要下雨；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於世間人事的變化，情理形勢的因果關係，它的抽象渺茫而難以理解，千變萬化而不可預測，又怎么能與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呢？而即使賢能的人對此也有不知道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愛好和憎惡擾亂了他心中的主見，而利害得失又左右著他的行動啊。
從前山濤見到王衍，說：“日後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汾陽王郭子儀見到盧杞，說：“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就要被殺光了！”從今天來說，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預見一些。依我看來，王衍的為人，不論是容貌還是談吐，固然有有利於欺世盜名的條件，然而他不妒忌、不貪污，追隨大流。假如晉朝不是惠帝當政，只要有一個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個王衍，又怎么能擾亂天下呢？象盧杞那樣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國家敗亡，然而此人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打動別人，言談不足以影響社會，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從這一點來說，山濤和郭子儀對王衍和盧杞的預料，也或許有不完全正確的地方。
現在有人嘴裡吟誦著孔子和老子的話，身體力行伯夷、叔齊的清高行為，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的讀書人和鬱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結製造輿論，私下裡互相標榜，自以為是顏回、孟子再世，但實際上陰險兇狠，與一般的人志趣不同。這真是把王衍、盧杞集合於一身了，他釀成的災禍難道能夠說得完嗎？臉上髒了不忘洗臉，衣服髒了不忘洗衣，這是人之常情。現在卻不是這樣，他穿著罪犯的衣服，吃豬狗般的食物，頭髮象囚犯，面孔象家裡死了人，卻大談《詩》、《書》，這難道合乎情理嗎？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惡的，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種人。這個人藉助最崇高的名聲，來掩蓋還沒有暴露的禍患，雖然有願意治理好國家的皇帝，和敬重賢才的宰相，還是會推舉、任用這個人的。這樣，他是天下的禍患就必定無疑了，而決非僅僅王衍、盧杞等人可比。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沒有顯赫的功勳。”假如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話說錯了，而這個人就會發出不遇明主的慨嘆，誰又能夠知道災禍會達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將獲得有遠見的名聲，那可就太可悲了！
字詞解釋
①忮（zhi）：忌恨
②慝（te）：邪惡
創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並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藉以顯示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辨奸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萬事均可“見微而知著”，預測規律，作為理論基礎。然後以山巨源預見王衍、郭子儀預見盧杞為例證，類比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行為”不近人情“，進而推導出王安石得志必為奸臣、為害國家的結論。這種以人的生活習慣和個別缺點來判斷其政治品質的邏輯，是非常錯誤的。這種影射咒罵、攻擊人身的寫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作品鑑賞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於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並說明這是由於“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餘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並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後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後以及“文革”中，屢見於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律，只要能夠仔細觀察並把握規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發生之前就發現作亂的奸臣。歷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並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著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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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論》作者尚有爭議。舊說以為是蘇洵為了譏諷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後經清人考證，又定為宋人邵伯溫假託蘇洵之名的偽作。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號老泉，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學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於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有《嘉祐集》傳世。
邵伯溫，（1057年—1134年）字子文，洛陽人，邵雍之子。生於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卒於1134年（高宗紹興四年），年七十八歲。1090年左右（元佑中），因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1094年（紹聖初），章惇為相。敦曾師雍，欲引用伯溫。伯溫百計避免。徽宗即位，因日食求言，他上書言事，語極懇至。因此更為小人所忌，出監華州西嶽廟。後主管耀州三白渠公事，聞童貫為宣撫，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卒於利路轉運副使。伯溫所著書，有易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均《宋史本傳》並傳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