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提出
在英國歷史上，曾有過兩個對立的政黨：輝格黨（Whig）和托利黨（Tory）。輝格黨即是自由黨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憲制代替神權統治，站在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立場上擁護國會，反對國王和天主教。
19世紀初期，屬於輝格黨的一些歷史學家從輝格黨的利益出發，用歷史作為工具來論證輝格黨的政見。1827年，作為輝格黨人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哈蘭（H.Hallam）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國憲政史》，在其中，他提出英國自古以來就有一部不成文的憲法，一向就是主權在民的，並高度讚揚1688年的“光榮革命”，歌頌君主立憲制。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英國近代史，也開創了一代輝格史學。因為它“雖然完全避免了黨派熱情，卻自始至終地充滿了輝格黨的原則。”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輝格黨的歷史學家麥考萊（T.B.Macaulay）則更明確地指出，在很長的時間中，“所有輝格黨的歷史學家都渴望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共和政體的；而所有托利黨的歷史學家都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專制的。” 但就歷史學後來發展的主要趨式來說，輝格黨的歷史學似乎更占了上風。直至20世紀，象屈維廉（G.M.Trevelyan）這樣的英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在其著作的傾向和歷史觀方面，也繼承了這種輝格黨人的史學傳統。
1931年，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Butterfield）出版了《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在這部史學名著中，巴特菲爾德將“輝格式的歷史”（或稱“歷史的輝格解釋”）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擴充。巴特菲爾德開宗明義地指出，就這本書來說：所討論的是在許多歷史學家中的一種傾向：他們站在新教徒和輝格黨人一邊進行寫作，讚揚使他們成功的革命，強調在過去的某些進步原則，並寫出即使不是頌揚今日也是對今日之認可的歷史。
可以說，這就是巴特菲爾德所提出的廣義的輝格式歷史的定義。在這裡，他已遠遠超出了原來狹義的輝格史學所涉及的英國政治史的範圍，進而考慮歷史學研究中更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傾向，涉及到歷史研究和所謂通史之間的關係，也涉及歷史作為一種研究而帶有的局限。巴特菲爾德認為他並不是在討論歷史哲學的問題，而是在討論歷史歷史學家的心理學的一個方面。也就是說，他所抨擊的歷史的輝格解釋並不是輝格黨人特有的，它比思想上的偏見更微妙，是一種任何歷史學家都可能陷入其中而又未經檢查的心智習慣。即使那些為托利黨政見辯護的歷史學家們，就其研究方式的實質而言，也是這種廣義“輝格式”的。巴特菲爾德還更加明確地指出：
歷史的輝格解釋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它參照今日來研究過去……通過這種直接參照今日的方式，會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歷史上的人物分成推進進步的人和試圖阻礙進步的人，從而存在一種比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這種方法，歷史學家可以進行選擇和剔除，可以強調其論點。
巴特菲爾德對輝格式歷史的評述
輝格式的歷史學家是站在20世紀的制高點上，用今日的觀點來編織其歷史。巴特菲爾德認為，這種直接參照今日的觀點和標準來進行選擇和編織歷史的方法，對於歷史的理解是一種障礙。因為這意味著把某種原則和模式強加在歷史之上，必定使寫出的歷史完美地會聚於今日。歷史學家將很容易認為他在過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實際上卻是一個與今日相比內涵完全不同的世界。按照這種觀點，歷史學家將會認為，對我們來說，只有在同20世紀的聯繫中，歷史上的事件才是有意義的和重要的。這裡的謬誤在於，如果研究過去的歷史學家在心中念念不忘當代，那么，這種直接對今日的參照就會使他越過一切中間環節。而且這種把過去與今日直接並列的做法儘管能使所有的問題都變得容易，並使某些推論顯而易見（且帶有風險），但它必定會導致過分簡單地看待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必定會導致對過去與今日之關係的徹底誤解。
那么，究竟應如何看待過去與今日之關係呢？巴特菲爾德認為，歷史學家不應強調和誇大過去與今日（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之間的相似性，相反，他的主要目標應是去發現和闡明過去與今日之間的不相似性，並以這種方式扮演一個在我們和其它各代人之間的中介者。為了要獲得對歷史真正的理解，歷史學家所要做的：
……不是要讓過去從屬於今日，而是……試圖用與我們這個時代不同的另一個時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假定路德、加爾文和他們那代人只不過是相對的，而我們這個時代才是絕對的，這樣做是不能獲得真正的歷史理解的；要獲得這種理解只能是通過充分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那代人與我們這代人同樣正確，他們爭論的問題象我們爭論的問題一樣重要，他們的時代對於他們就象我們的時代對於我們一樣完美和充滿活力。
因此，如果我們把今日變成一種絕對，而相比之下所有其他各代人都僅僅是相對的，那么，我們就正在失去歷史所能教給我們的關於我們自己的更真實的觀點，我們就不能認識那些我們在其中也僅僅是相對的事物，我們就失去了發現的機會，在歷史的長河中，不能發現我們自己、我們的觀點和偏見位於何處。換言之，我們就無法認識到，我們自己如何不是完全自主或絕對的，而只是偉大的歷史過程的一部分；我們就無法認識到，在事物的運動中，我們自己不僅是開拓者，而且也是過客。
在這樣的觀點看來，歷史更本質的價值就在於恢復過去具體生活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應是對在時間和空間中發生的事情給出哲學的解釋，不應是由過去而推斷出某種結論。相應地，巴特菲爾德否認可以以因果聯繫的方式講述歷史。或許更一般地，歷史可以假定這樣一種因果關係：是整個過去導致了複雜的今日，它包括過去運動的複雜性、紛繁的爭論和錯綜交織的相互作用等等。但是當歷史學家真正去追溯過去時，他就會發現相互作用的網路是如此複雜，以致於不可能指出過去（比如說16世紀）任何一件事是20世紀今日任何一件事的原因。因此，歷史學家所能做的，只不過是以某種可能性去追溯從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間事件的序列關係，而不是試圖描繪交錯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原因與結果的極為複雜的圖表。歷史學家本質上是一個觀察者，他象旅行家一樣，向我們這些不能去訪問一個未知國家的人描述那個國家，他只討論確定的、具體的、特殊的事情，他不應過分關心哲學和抽象的推理。簡而言之，
作為最後的手段，歷史學家對所發生的事情的解釋不是作一番一般的推理。他解釋法國大革命，是通過精確地發現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在任何時候我們需要進一步的闡述，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我們帶入更加詳細的細節，讓我們確切地看到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情。
巴特菲爾德強調，只有通過一段實際的研究，以微觀的方式看待歷史中的某一點，才能真正使歷史變革背後複雜的運動具體可見。這種對人類變化的複雜性的展示，對人類任何給定的行動或決定之最終後果的不可預見特徵的展示，是人們可以從細節中學到的唯一教益。
然而，越來越深入細緻的研究將帶來另一個問題，這就是巴特菲爾德反覆強調的節略問題。由於歷史中的內容無限豐富，要把所有事實都充分講授的歷史實際上是無法寫出的，所以任何一部歷史著作都必然是節略的。在巴特菲爾德看來，對於所有的歷史，當它們變得更加節略時，必定就成正比地更傾向於輝格式。“在某種意義上，歷史研究的全部困難都來自有關節略的根本性問題。”歷史學家的困難是，他必須節略，而且必須在不改變歷史的意義和特殊信息的情況下節略。輝格史學家的錯誤在於，它們是為了今日的緣故而研究過去，這個理論基礎為他們提供了一條穿越歷史複雜性的捷徑，使他們很容易發現在過去什麼東西是重要的（實際上卻只是以當代的觀點來看是重要的），從將節略的問題變得容易了。他們基於某種固有的原則去進行選擇和剔除，去組織歷史故事，使歷史運動中相互作用的複雜性被極度壓縮，直到使歷史運動看上去象一簡單的進步運動為止。這樣一種節略的歷史可能會講述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說，輝格式的歷史並不是一種真正合理的節略。
那么到底應該怎樣進行節略呢？巴特菲爾德指出，節略就是對複雜性進行節略。它不僅是寫入什麼或省略什麼的機械性技藝，而是在不喪失總體性和主旨的前提下如何有機地壓縮細節的問題。在節略時，歷史學家不應按照某種原則來選擇事實，不應插入一種理論。巴特菲爾德要求歷史學家應具有一種能看到重要的細節和發現事件之間的關係與影響的天賦，以及領悟使歷史過程得以起作用的整體模式的天賦。遺憾的是，除了這些一般性的原則和模糊的天賦概念之外，巴特菲爾德對此問題的解決並未提出什麼具體可操作的措施。正是這一弱點成為巴特菲爾德所提倡的反輝格式歷史不能貫徹到底的重要原因。此外，巴特菲爾德在該書中還以較大的篇幅討論了在歷史研究中進行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的問題。他認為這兩種判斷都是歷史學家所應迴避的。
巴特菲爾德一生著述甚豐，除了為數眾多的專題性歷史研究著作（主要是關於18世紀英國政治史和歐洲近代史的著作）之外，側重史學理論方面的有《基督教與歷史》（1949）、《人類論述其過去：史學史研究》（1955）、《喬治三世與歷史學家》（1957）等專著，及“歷史與馬克思主義方法”（1933）等論文。不過，其中最有影響的還是《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 該書很快就被認為是史學理論方面的一本經典名著，多年來一直不斷重印。巴特菲爾德的這部著作內容本身雖然只涉及政治史與宗教史，但它的影響則波及整個歷史學界。“輝格式的歷史”一詞成了歷史學界進行史學批評的標準專業用語。在很長的時間中，幾乎沒有什麼歷史學家願意成為（或被人稱為）輝格式的歷史學家。在科學史界，巴特菲爾德的這種影響尤為強烈。
輝格式科學史
歷史的輝格解釋主要發生在科學史這一學科領域內，所以輝格式的歷史主要是指輝格式科學史。從科學史這一學科的發展來看，如果不考慮最初期那些萌芽性的科學史著作，大致可以說從18世紀開始出現了早期的科學史（嚴格地講只是學科史）著作。與啟蒙運動和近代科學的興起相伴，這個時期的科學史著作反映了對科學與進步的強烈信念，把科學看作是社會進步的源泉。當然，此時從事科學史工作的多為科學家，科學史這門學科尚不成熟。到20世紀初時，科學史研究出現了從學科史到綜合性科學史（通史）的轉變，有了少數職業科學史家，科學史學科自身的價值標準也開始確立。然而，當時科學史界對科學史所持的看法，基本上就是巴特菲爾德所批評的輝格式的的觀點。例如，科學史學科重要的奠基人薩頓，就曾在他的幾部著作中，以定義、定理和推論的形式反覆地強調他的科學觀和科學史觀：
定義：科學是系統的、實證的知識，或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認為是如此的那些東西。
定理：這些實證的知識的獲得和系統化，是人類唯一真正積累性的、進步的活動。
推論：科學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事實上，這種進步在任何其它領域都不如在科學領域那么確切，那么無可懷疑。
正因為如此，薩頓在他的科學史研究中，很自然地把鍊金術、占星術和自然巫術當作偽科學而不予考慮，他還把蓋倫的生理學理論斥為空想和荒唐，並以此為理由拒絕討論它們。這些作法當然是與薩頓本人所堅持的實證主義觀點相一致的。實際上，在科學史這門學科發展的初期，實證主義的科學史觀占據了統治地位，相應地，在科學史研究中，輝格式的傾向也相當極端，相當普遍。
大約從50年代起，情況逐漸有了改變。在專業科學史學家當中，極端的輝格式研究傾向開始消失。對此，英國科學史家懷耳德（C.B.Wilde）提出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歷史學家已經表明一種研究法的優越性，即從各個方面努力重組以前的思想家面臨的各種問題，而不是以事後認識到的好處作為標準去評判過去；第二，科學的實證主義哲學的衰落，致使那種認為科學知識的現狀在任何絕對的、認識論的意義上，都比早期的知識形式更優越的信仰難以維持下去了；第三，歷史學家已經表明，已比被取代的、在現代科學家看來可能是荒唐可笑的許多觀念，在早期的科學發展中卻發揮了重要作用。
巴特菲爾德對於輝格式歷史研究法的批評，無疑在科學史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外來的影響。大約也是在薩頓的時代，科學史中另一種研究傳統的出現，是科學史界接受反輝格觀點的內在基礎。正如懷耳德在第一條理由中表明的，象法國哲學家和科學家科瓦雷有關笛卡爾、伽利略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就是根據過去時代本身具有的術語去解釋過去的典範。這種研究傳統尤其在美國科學史界影響巨大，而它恰恰正是反輝格式的。 後來，象醫學史家佩格耳（Q.Pagel）1967年在他研究哈維的生物學思想的著作中，則更清楚地指出：
……對於歷史學家，就是要顛倒進行科學選擇的方法，並要在原來的與境（context）中重新敘述其英雄人物的思想。這樣，科學的和非科學的這兩套思想的表現，將不是通過簡單的並列或彼此無關的表述，而是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它們相互支持，相互確證。
此外，60年代初以後，象科學史家耶茨（D.F.Yates）對科學革命和鍊金術關係的研究，以及眾多學者對牛頓的鍊金術手稿的研究等，也都是科學史界反輝格式研究傳統的典型表現。
更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庫恩1968年在為《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撰寫的條目“科學的歷史”中，有這樣一段話，它表明了西方科學史界對這種新的研究傳統的普遍接受：
內部編史學的新準則是什麼呢？在可能的範圍內……科學史家應該撇開他所知道的科學，他的科學要從他所研究的時期的教科書和刊物中學來……他要熟悉當時的這些教科書和刊物及其顯示的固有傳統。
在西方，隨著科學史研究的職業化和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新一代的科學史家更多地接受人文科學的訓練，相應地，新的研究傳統和新的價值標準得以鞏固。正象有人注意到的那樣，這新一代專業工作者在稱呼他們認為過了時的科學史著作時，喜歡用的最粗魯的辭彙之一，就是說那些著作是“輝格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