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
一旦人們做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並讓你不能輕易走出去。
路徑原理(Path Dependence)最初由Paul·A·David於1985年給出證明，W·Brian·Arthur作了進一步的拓展。David的故事是現在的QWERTY型鍵盤，這種鍵盤在技術上並不是最好的，但是，它卻牢牢占據了市場。實際上，Dvorak於1932年申請專利的DSK鍵盤輸入速度最快。David認為：由於某種原因，QWERTY型鍵盤使用人數占了優勢，那么，由於其它類型的鍵盤數量上較少，考慮到硬體、軟體的兼容性，其它使用者會在選擇打字機時（鍵盤是由打字機演化而來）選擇QWERTY。這樣，QWERTY型鍵盤逐漸占據了整個市場。David把這種狀態稱之為“鎖定”。後來的鍵盤雖然在技術上比之先進，但為時已晚。
這不僅使人想到了中國的輸入法中的五筆字型。在有漢字輸入法的初始階段，由於拼音輸入法較慢，且要在輸入時進行選擇，因而，五筆字型一推出就占有了一定的優勢，由於大陸人口多，因而，五筆字型迅速推廣。此後，其它新的輸入法再也無法與其競爭，即使在技術上有優勢，但再也無法與之競爭。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是第一個提出制度的“路徑依賴”理論的學者。他認為，制度變遷的原因有二：制度的收益遞增和網路外部性，經濟和社會中存在著顯著的交易成本。這種觀點是否成立，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道格拉斯·諾思由於用“路徑依賴”理論成功地闡釋了經濟制度的演進規律，從而獲得了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思認為，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某一路徑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及未來可能的選擇。好的路徑會對企業起到正反饋的作用，通過慣性和衝力，產生飛輪效應，企業發展因而進入良性循環；不好的路徑會對企業起到負反饋的作用，就如厄運循環，企業可能會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下而導致停滯。而這些選擇一旦進入鎖定狀態，想要脫身就會變得十分困難。
案例
第一個案例 馬屁股和太空梭的關係?
美國鐵路兩條鐵軌之間的標準距離是四點八五英尺。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標準，究竟從何而來的？
原來這是英國的鐵路標準，因為美國的鐵路最早是由英國人設計建造的。
那么，為什麼英國人用這個標準呢？
原來英國的鐵路是由建電車軌道的人設計的，而這個四點八五英尺正是電車所用的標準。電車軌標準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最先造電車的人以前是造馬車的。而他們是用馬車的輪寬做標準。好了，那么，馬車為什麼要用這個一定的輪距離標準呢？
因為如果那時候的馬車用任何其它輪距的話，馬車的輪子很快會在英國的老路上撞壞的。為什麼？
因為這些路上的轍跡的寬度為四點八五英尺。這些轍跡又是從何而來呢？
答案是古羅馬人定的，四點八五英尺正是羅馬戰車的寬度。如果任何人用不同的輪寬在這些路上行車的話，他的輪子的壽命都不會長。我們再問：羅馬人為什麼用四點八五英尺為戰車的輪距寬度呢？
原因很簡單，這是兩匹拉戰車的馬的屁股的寬度。故事到此應該完結了，但事實上還沒有完。
下次你在電視上看到美國太空梭立在發射台上的雄姿時，你留意看，在它的燃料箱的兩旁有兩個火箭推進器，這些推進器是由設在猶他州的工廠所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話，這家工廠的工程師希望把這些推進器造得再胖一些，這樣容量就會大一些，但是他們不可以，為什麼？
因為這些推進器造好後要用火車從工廠運到發射點，路上要通過一些隧道，而這些隧道的寬度只比火車軌道的寬度寬了一點點
故事是頗有趣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今天世界上最先進的運輸系統的設計，或許是由兩千年前兩匹戰馬的屁股寬度來決定的。歷史慣性的力量是多么的強大，要衝破由慣性形成的規則又是多么的艱難。
好習慣將不只影響您的一生，您的後代子子孫孫，皆會因而受益。
第二個案例 電腦鍵盤布局竟然是為了減低打字速度而設計!
歷史偶然性決定的鍵盤布局
麥古瑞是第一個熟記這種鍵盤並盲打的人。這一事件確立了雷明頓打字機技術上更先進的看法。麥古瑞選擇雷明頓打字機可能是隨意的，但卻為這種標準的確立作出了貢獻。歷史的偶然性就這樣決定了鍵盤的布局。
我們在提到“電腦”這個詞的時候，腦中大都會形成某種概念化的印象：一台顯示器，一部機箱，一架鍵盤，以及拖著一根長線的滑鼠。鍵盤作為計算機文字輸入的標準設備之一，已經伴隨著計算機的發展走過了數十年的歷程。然而我們現在所廣泛使用的這種鍵位排序成“QWERTY”的鍵盤，歷史還要再早幾十年。
早在18世紀早期，人們就開始研製打字機，以期獲得更清晰的文字和更快的書寫速度。目前可以查證到的最早的打字機專利，是1714年的英國人亨利·米爾申請的，當時他的打字機只能打出大寫字母。直到19世紀中後期，打字機才慢慢地流行起來。也就是在那個時期，各種各樣的打字機開始充斥市場。
鍵盤的輸入方式和我們傳統的手工輸入方式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人們在學習使用打字機的時候，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和時間來記熟鍵位布局，從而提高打字速度，這也就是所謂的“學習成本”。對於打字機來說，對某種鍵位布局越熟悉，轉換到其他不同鍵位布局的轉換成本也就越高。對於簡單的鍵盤來說可能並不太明顯，例如現在手機鍵盤和計算機數字小鍵盤的數字排列順序是上下相反的，但是很少有人因為這種排列方式的不同而覺得不適應。但是對於複雜的擁有二十六個字母和接近十種符號的打字機鍵盤來說，這種轉換成本就會變得比較可觀。
這樣看來，為了使打字機的用戶在不同鍵位布局之間的轉換成本儘可能減少，無非是兩條路：使打字機的鍵位排列標準化；或者生產可以任意更改鍵盤排列順序的打字機。相對而言，後者可能會更容易些。
麥古瑞的隨意選擇
1868年，美國排字工克里斯托夫·拉森·肖爾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獲得了打字機模型專利，並取得了經營權。他於幾年後設計出了通用至今的鍵盤布局方案，即“QWERTY”鍵盤。這種鍵盤的基本原理是通過按鍵驅動一根長桿，長桿上帶著一個字錘，字錘隔著色帶敲擊在紙上，從而留下深色的字母印，像是在紙上蓋章一樣。
在剛開始的時候，肖爾斯是把鍵盤字母鍵的順序按照字母表順序安裝的，也就是說，鍵盤左上角的字母順序是“ABCDEF”。但是他很快發現，當打字員打字速度稍快一些的時候，相鄰兩個字母的長桿和字錘可能會卡在一起，從而發生“卡鍵”的故障。據說為了解決這個難題，肖爾斯去請他的妹夫——一名數學家和學校教師幫忙。這位數學家建議他把鍵盤上那些英語字母中最常用的連在一起的字母分開，以此來避免故障的發生。肖爾斯很樂意地採納了他妹夫的解決辦法，將字母雜亂無章地排列，最終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QWERTY”的布局。肖爾斯告訴公眾打字機鍵盤上字母順序這樣排列是最科學的，可以加快打字速度。
但是，現在英國打字機發展史方面的權威人士認為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欺騙活動之一”。英國打字機博物館館長、《打字機世紀》一書的作者威爾弗雷德·A·比徹聲稱，“這種所謂‘科學安排’以減少手指移動距離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對字母的任何一種隨機性的安排，都會比現在這種安排合理。”
1873年，雷明頓公司購得了這項專利，並開始了打字機的商業生產。由於19世紀70年代的經濟不景氣，這種價格為125美元的辦公設備上市的時機並不好。1878年，當雷明頓公司推出這種打字機的改進II型時，企業已經處於破產的邊緣。因此，雖然銷售開始緩慢上升，1881年打字機的年產量上升到1200台，但“QWERTY”布局的打字機在其早期發展遠沒有獲得穩固的市場地位。19世紀80年代的10年間，美國的“QWERTY”布局打字機的總擁有量不超過5000台，其中還包括了一些通過更換字錘而改造成的“QWERTY”布局打字機。克蘭德爾（Lucien Stephen Crandall）在1879年發明的打字機把字錘安放在圓柱套上，從而完全避免了卡鍵問題。後來出現的Blickensderfer打字機在鍵盤的排列上更為用心，他們推出的“Ideal”鍵盤把構成70%英語單詞的字母按照“D0HIATENSOR”順序放在打字機的基準行上（就是三行字母鍵的中間行）。
19世紀80年代，打字機市場開始繁榮起來，出現了很多鍵盤與QWERTY鍵盤競爭。然而，就在“QWERTY”布局的技術原理優勢要被打字機工程學的進步所取代時，美國的打字機產業迅速倒向“QWERTY”布局，使之成為打字機的“通用鍵盤”。在這一過程中，被認為起關鍵作用的事件是1888年7月25日在美國辛辛那提舉行的一場打字比賽。比賽中，一個來自鹽湖城的法庭速記員麥古瑞（Frank McGurrin），使用“QWERTY”布局打字機和盲打方法，以絕對的優勢獲得冠軍和500美元的獎金。 麥古瑞顯然是第一個熟記這種鍵盤並盲打的人。這一事件確立了雷明頓（Remington）打字機技術上更先進的看法。麥古瑞選擇雷明頓打字機可能是隨意的，但卻為這種標準的確立作出了貢獻。
歷史的偶然性就這樣決定了鍵盤的布局。打字機的鍵盤布局被繼承到了計算機鍵盤上，成為了我們今天還在廣泛使用的標準鍵盤布局。
然而，“QWERTY”的布局方式的確是效率不高的。對於英文輸入來說，大多數打字員慣用右手，但使用“QWERTY”布局鍵盤，左手卻負擔了57%的工作。兩小指及左無名指是最沒力氣的指頭，卻頻頻要使用它們。排在中列的字母，其使用率僅占整個打字工作的30%左右，因此，為了打一個單詞，時常要上上下下移動指頭。對於中文來說，這種問題同樣存在。
DSK的優勢
1936年，奧古斯特·德沃拉克為使左右手能交替擊打更多的單詞，又發明了一種新的鍵盤布局，即“德沃拉克簡化鍵盤”，並申請了專利。他聲稱這種鍵位布局可縮短訓練周期並大幅提高打字速度。DSK布局原則有三項：儘量左右手交替擊打，避免單手連擊；越排擊鍵平均移動距離最小；排在導鍵（即雙手食指放置的鍵）位置應是最常用的字母。隨後在二戰期間美國海軍曾做過的一個實驗證實，“對一組打字員進行再培訓的成本將被使用DSK在隨後十天的全職工作中增加的效率來彌補。”儘管存在上述優勢，但直到1975年德沃拉克去世，DSK鍵盤也沒有被市場所接受。雖然不久後，蘋果II型計算機從“QWERTY”布局轉向DSK，並且通過商業廣告勸說人們放棄QWERTY鍵盤，但這種做法顯然沒有產生效果。
對於DSK，同樣也有些質疑的聲音。經濟學家利伯維茨和馬格利斯（S. J. Liebowitz and Stephen E. Margolis）認為，支持DSK更好的論點的證據不僅少，而且主要是猜測。目前來看，支持DSK更優越的關鍵論據有兩個，一是德沃拉克自己的看法，一是海軍部的一次實驗。德沃拉克的看法來自他與幾個合作者進行的一項實驗：他與他的合作者比較了四個不同並且完全獨立的實驗中所得到的打字速度。其中一個實驗檢測DSK的打字速度，三個檢測“QWERTY”布局鍵盤的打字速度。實驗者聲稱這些研究證明學生學習DSK比“QWERTY”布局鍵盤要快。但利伯維茨和馬格利斯認為，這些實驗使用的樣本差異太大（四個實驗中參與者是年齡和能力不同的學生），沒有說明樣本的選擇方法（隨機樣本還是全部學生）。而且，由於實驗的主持者之一就是德沃拉克鍵盤的發明者，因而實驗結果的可信度很低。
這樣一來，戴維所提到的海軍部的實驗對DSK是否更優越的論點就非常關鍵。海軍研究的結論是：用DSK要比用“QWERTY”布局鍵盤培訓打字員要有效得多。然而，利伯維茨與馬格利斯指出，這一實驗的設計存在很多問題。比如，這些結果是針對正常技能的打字員，還是在正常水平以下的打字員才成立？由於衡量標準的不一致，海軍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低估了所增加的QWERTY再培訓的價值？兩個實驗小組得到的培訓相同嗎？等等。他們認為海軍部的實驗研究可能存在偏見，因為實驗的幾乎所有方面都對德沃拉克有利。德沃拉克在二戰期間的身份是海軍分析時間和運動研究的首席專家，1944年海軍實驗和1946年財政部的一些實驗都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的。同時，德沃拉克擁有DSK的專利，並因進行這些研究而從卡耐基教育委員會獲得了13萬美元。
DSK的一些國內的支持者聲稱，不僅僅在輸入英文方面，DSK具有優勢，而且在輸入中文方面，DSK也同樣比“QWERTY”布局鍵盤有優勢。如果讀者想嘗試DSK的話，在Windows作業系統中已經內置了對它的支持。對於Windows XP的使用者，可以打開“控制臺→鍵盤”，進入“輸入法區域設定”選項卡，接著單擊“添加”按鈕，將“輸入法區域設定”設定為“英語（美國）”，並在“鍵盤布局/輸入法”欄內找到“美國英語-DVORAK”。確認後，就可以在兩種不同鍵位布局之間切換了。
除此之外，理連·莫爾特(Lillian Malt)發明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MALT鍵盤，使拇指得到更多使用，而不僅僅用來敲擊“空格”（Space）鍵。這種鍵盤使“後退鍵”（Backspace）及其他原本遠離鍵盤中心的鍵更容易觸到。但這種鍵盤和DSK一樣，沒有得到廣泛套用。
無論是“QWERTY”布局鍵盤也好，DSK也好，都是在鍵位順序上進行了修改，而沒有涉及到其他方面。舉例來說，無論以上提到的哪種鍵盤，在敲擊任何一個字母或數字鍵的時候，所使用的力度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鍵盤大都保持了平板狀，沒有在三維結構上有重大的改進。
然而，隨著計算機的大量普及，人們對於鍵盤使用量開始迅速增加。在這一階段，鍵盤的擊打次數、可靠性和舒適性就逐漸成為了廠商研發的重點。
第三個案例 美國官方語言差點是德語
1794年1月9日，生活在維吉尼亞州的一些德國移民確實曾向美國眾議院提交過一項動議，建議將所有法律檔案均翻譯成德語，以便生活在美國但不懂英語的德國人能儘快熟悉該國的法律。但這一申請最終以42:41票遭到否決。眾議員弗里德里克·米倫貝格投了棄權票，他事後闡述的理由是，此動議妨礙了德國人儘快成為美國人的進程。當然不容忽視的是，他本人同時掌握著德、英兩種語言。很快，這位米倫貝格先生的大名和他的言論就在他的同胞中廣為流傳，以至於另一個有關他的傳說很快出籠：1828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舉行全民公決，議題即是否將德語作為該州的第二種官方語言。這一動議最終依然因一票之差遭到否決，而這張關鍵的否決票竟然又出自當時任該州議會發言人的米倫貝格之手！很搞笑的是這位“弗里德里克·米倫貝格”議員是德裔。
那么您也許會說：“美國選什麼語言對世界和歷史有什麼影響呢？”當然有影響，而且影響非常之大，想想看吧，如果世界上存在一個講德語的美國，從人的語言歸屬上大多數美國人將會同情德國，那么兩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許會發生本質的變化。
第四個案例 中文採用象形文字對歷史的影響
傳說倉頡創造了字，這個“字”應該是象形文字，那么對今後的影響是什麼呢？這裡我無意論述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好壞，他們各有所長。但採用象形文字的民族有個麻煩，就是很難形成一套完整的具備精確表述功能的符號系統。這就決定了我們很難產生自己的數學、物理、化學等等近現代學科體系，表達的困難帶來了交流的不暢，決定了這些學科的發展無法在一個發展所必須的圈子內交流。而到了現代，由於沒有這套符號系統並由此產生的思維，計算機也就不太可能在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中發明了。當然，象中國、日本等等現代象形文字國家在引入西方符號系統後已經基本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但我認為在起跑線上我們輸掉了，而認輸沒什麼可恥的。當然，隨著人類技術發展，技術的理性也許更需要智慧的理性來控制，這時也許象形文字所表達的深厚內涵又可以發揮作用了。
路徑依賴的實驗
有人將5隻猴子放在一隻籠子裡，並在籠子中間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壓水教訓所有的猴子，直到沒有一隻猴子再敢動手。 然後用一隻新猴子替換出籠子裡的一隻猴子，新來的猴子不知這裡的“規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結果觸怒了原來籠子裡的4隻猴子，於是它們代替人執行懲罰任務，把新來的猴子暴打一頓，直到它服從這裡的“規矩”為止。試驗人員如此不斷地將最初經歷過高壓水懲戒的猴子換出來，最後籠子裡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沒有一隻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連”，不允許其他猴子去碰香蕉，這是合理的。但後來人和高壓水都不再介入，而新來的猴子卻固守著“不許拿香蕉”的制度不變，這就是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效應。
[編輯]
路徑依賴的表現方式
路徑依賴有兩種表現方式：自我強化和鎖定。秦池酒業從一個縣級小廠能邁向全國靠的就是廣告，它從廣告中嘗到了甜頭，這種收益刺激了它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時候繼續這一戰略，不計成本地去奪取中央台廣告標王，在一夜暴富以後還想一夜成為貴族；這就是自我強化。至於鎖定，戀愛中的男女最容易被觀察到。女孩愛上了男孩，但男孩有些屢教不改的惡習，朋友們都說放棄吧，多少次經驗證明了要改是不可能的，但女孩一直執著地相信再下一次他一定會改的，就這樣她拖了好多年…… 這不僅是“一葉障目”的問題，還含有路徑鎖定的因素。
[編輯]
為什麼會產生路徑依賴
因為背後都有對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慮。對組織而言，一種制度形成後，會形成某個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現在的制度有強烈的要求，只有鞏固和強化現有制度才能保障他們繼續獲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對全局更有效率。對個人而言，一旦人們做出選擇以後會不斷地投入精力、金錢及各種物資，如果哪天發現自己選擇的道路不合適也不會輕易改變，因為這樣會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變得一文不值，這在經濟學上叫“沉沒成本”。沉沒成本是造成路徑依賴的主要原因。
[編輯]
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
一、技術演進中的軌跡依賴
“路徑依賴”原本是被阿瑟用來描述技術變遷的自我強化、自我積累的性質。阿瑟認為，新技術的採用往往具有報酬遞增的性質。由於某種原因，首先發展起來的技術常常可以憑藉占先的優勢地位，利用巨大規模促成的單位成本降低，利用普遍流行導致的學習效應和許多行為者採取相同技術產生的協調效應，致使它在市場上越來越流行，人們也就相信它會更流行，從而實現自我增強的良性循環。相反，一種具有較之其他技術更為優良的技術卻可能由於遲到一步，沒有獲得足夠的跟隨者，而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鎖定”在某種被動狀態之下，難以自拔。
二、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
諾斯把阿瑟提出的技術變遷機制擴展到制度變遷中，用“路徑依賴”概念來描述過去的績效對現在和未來的強大影響力，證明了制度變遷同樣具有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迅速最佳化；也可能順著原來的錯誤路逕往下滑，結果在痛苦的深淵中越陷越深，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之下。一旦進入了“鎖定”狀態，要想脫身而出就變得十分困難，除非依靠政府或其他強大的外力推動。通俗地講，“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因此，在既定的制度變遷目標下，要正確選擇制度變遷的路徑並不斷調整路徑方向，使之沿著不斷增強和最佳化的軌跡演進，避免陷入制度鎖定狀態。
制度變遷過程中產生“路徑依賴”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正式規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連續的、累積的。一國政治法律制度約束著經濟自由度和個人行為特徵，進而影響經濟效益。第二，非正式規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是持久的、沉澱於歷史過程中的。與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較強的非易性，其變遷也是連續的、緩慢的、漸進的、內生的。在歷史上雖然許多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差異不大，但經濟發展路徑卻相差頗大，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和傳統文化在起作用。第三，與制度相關的特殊利益集團具有保持制度變遷持續下去的推動力。因為這種利益集團與現有制度是共存共榮的，而且在各種利益的博弈中處於主導地位，只會加強現有制度，從而促使制度變遷保持原有的慣性、按原有的方向持續下去。
[編輯]
路徑依賴理論的現實意義
路徑依賴理論對於處於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說顯然具有現實的意義。吳敬琅教授指出，我國正在經歷一個偉大的改革時代。改革，或者說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一個重大的制度變化過程。整個過程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徵。
第一，初始的體制選擇會提供強化現存體制的刺激和慣性，因為沿著原有的體制變化路徑和既定方向往前走，總比另闢路徑要來得方便一些；
第二，一種體制形成以後，會形成在現存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壓力集團。他們力求鞏固現有制度，阻礙進一步的變革，哪怕新的體制較之現有更有效。即使由於某種原因接受了進一步改革，他們也會力求使變革有利於鞏固和擴大他們的既得利益。於是，初始的改革傾向於為後續的改革劃定範圍。改革能否成功就不僅取決於改革者的主觀願望和既定的目標模式，而且依賴於一開始所選擇的路徑。
因此，我們在作出任何一項改革決策時，要慎之又慎，不僅要考慮將要採取的決策的直接效果，還要研究他的長遠影響；要隨時研究改革是否採取了不正確的路徑，如果發現了路徑偏差要儘快採取措施加以糾正，把他拉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以免積重難返的狀況出現。事實上目前已經出現了對無效率制度的路徑依賴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前期改革不規範，改革措施不徹底。
[編輯]
路徑依賴案例分析
[編輯]
案例一：鐵軌間距
在現實生活中，路徑依賴現象無處不在。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現代鐵路兩條鐵軌之間的標準距離是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為什麼採用這個標準呢？原來，早期的鐵路是由建電車的人所設計的，而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正是電車所用的輪距標準。那么，電車的標準又是從哪裡來的呢？最先造電車的人以前是造馬車的，所以電車的標準是沿用馬車的輪距標準。馬車又為什麼要用這個輪距標準呢？因為古羅馬人軍隊戰車的寬度就是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羅馬人為什麼以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為戰車的輪距寬度呢？原因很簡單，這是牽引一輛戰車的兩匹馬屁股的寬度。
有趣的是，美國太空梭燃料箱的兩旁有兩個火箭推進器，因為這些推進器造好之後要用火車運送，路上又要通過一些隧道，而這些隧道的寬度只比火車軌道寬一點，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寬度由鐵軌的寬度所決定。所以，今天世界上最先進的運輸系統的設計，在兩千年前便由兩匹馬的屁股寬度決定了！
[編輯]
案例二：戴爾
人們關於習慣的一切理論都可以用“路徑依賴”來解釋。它告訴我們，要想路徑依賴的負面效應不發生，那么在最開始的時候就要找準一個正確的方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維模式，這種模式很大程度上會決定你以後的人生道路。而這種模式的基礎，其實是早在童年時期就奠定了的。做好了你的第一次選擇，你就設定了自己的人生。
在國際IT行業中，戴爾電腦是一個財富的神話。戴爾計算機公司從1984年成立時的1000美元，發展到2001年銷售額達到310億美元，是一段頗富傳奇色彩的經歷。戴爾公司有兩大法寶：“直接銷售模式”和“市場區隔”方式。而據戴爾的創始人麥可·戴爾透露，他早在少年時就已經奠定了這兩大法寶的基礎。
戴爾12歲那年，進行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意冒險--為了省錢，酷愛集郵的他不想再從拍賣會上賣郵票，而是通過說服自己一個同樣喜歡集郵的鄰居把郵票委託給他，然後在專業刊物上刊登賣郵票的廣告。出乎意料地，他賺到了2000美元，第一次嘗到了拋棄中間人，“直接接觸”的好處。有了第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後來，戴爾的創業一直和這種“直接銷售”模式分不開。
上國中時，戴爾就已經開始做電腦生意了。他自己買來零部件，組裝後再賣掉。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一台售價3000美元的IBM個人電腦，零部件只要六七百美元就能買到。而當時大部分經營電腦的人並不太懂電腦，不能為顧客提供技術支持，更不可能按顧客的需要提供合適的電腦。這就讓戴爾產生了靈感：拋棄中間商，自己改裝電腦，不但有價格上的優勢，還有品質和服務上的優勢，能夠根據顧客的直接要求提供不同功能的電腦。
這樣，後來風靡世界的“直接銷售”和“市場區隔”模式就誕生了。其核心就是：真正按照顧客的要求來設計製造產品，並把它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直接送到顧客手上。
此後，戴爾便憑藉著他發現的這種模式，一路做下去。從1984年戴爾退學開設自己的公司，到2002年排名《財富》雜誌全球500強中的第131位，其間不到20年時間，戴爾公司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司之一。正是初次做生意時的正確路徑選擇，奠定了後來戴爾事業成功的基礎。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在職業生涯中，我們無法擺脫這種路徑依賴，一旦我們選擇了自己的“馬屁股”，我們的人生軌道可能就只有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寬。以後我們可能會對這個寬度不滿意，但是卻已經很難改變它了。我們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開始時慎重選擇“馬屁股”的寬度。
[編輯]
案例三：135相機規格
現在的135相機規格其實還是愛迪生時代制定的。他嫌70毫米膠片電影機不好用，於是便把膠片取下，剪掉一半，再打上兩排齒孔成了35毫米電影膠片，才有了專用電影膠片的小型相機，畫幅24×36毫米。以後多次有人試圖改進，從“半幅”(24×18毫米)到APS(24×32毫米)，都半途而廢，因為全世界135相機保有量實在太大了，人們不可能為了節省4毫米膠片而報廢自己上萬元的相機。直到不用膠捲的數位相機問世，APS規格才成為CCD的標準畫幅，135相機開始被淘汰。
路徑依賴原理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甩掉過去的包袱(不管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重要的是未來，不要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