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走近復旦陳思和 龔向群主編
去年是北京大學的百年校慶，討論北大傳統的文章言論甚多，我當時想，講北大傳統是自由主義也好，愛國主義也好，有一點不容否認的，就是北大的傳統里始終有著京師大學堂的影子。有了這個背景，北大的精神傳統就體現出當時的國家意志，“五四”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自由民主精神正是體現了由皇權專制向民主共和轉型時代的國家意志的兩端。所以，陳獨秀辦《新青年》，放在上海辦，只是一家有著自由化言論的民間刊物，雖有異端的影響卻無以號召全國，後來蔡元培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將《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情況就不一樣了。白話文學的意見也是提出許多年了，但北大一舉義旗，文學革命就發動起來了。這裡原因當然很多，但北大因為有著京師大學堂的背景，才會有這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威力，讓軍閥武人張皇失措。再說清華大學，情況就不一樣了，它的前身是留美預備學校，一開始就有西方現代教育制度的模子。有著西方勢力背景的學校，國家意志不易滲透，所以更具有非官方非主流色彩。人文學者廁身於其中，能夠比較獨立地培養起學術價值規範。這可以用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來概括，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們似乎都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派，後來清華大學的學術領袖們，也都以穩健學風為標記，聞一多拍案是後來的事了。當時陳寅恪先生的這個思想是針對王國維自殺提出來的，那時正是北伐勝利、國民黨建立了統一政權的時候。從理論上說，國民黨政權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愛國主義和自由民主都是適用的，而陳先生提出這個思想，卻是與這個政府劃清了界限，他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是放在政治民主的範疇來談的，這與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也不一樣，他是作為一個學人而有自己的自由思想、獨立品格，他的價值是以知識分子的學術地位為標準的。傳統知識分子只為聖賢立言只對廟堂發言，對照之下，陳先生提出這個原則是對學術負責，只是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上要維護獨立、自由精神。這是針對國民黨政府而言的，清華在那時剛剛改制為“國立”。不過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清華雖有西方的背景，但與一般的教會學校性質不一樣，現在有些學者在關注教會學校的辦學經驗，是應該的，但也要看清教會背景的致命弱點。教會學校本質上是體現反映了西方思想文化和經濟力量對中國的滲透。它是以培養符合西方標準的可用人才為主的，有些技術型的人才，像醫生、土木工程等學科，教育效果比較明顯。至於人文學科的人才培養，就很難說了。
在這個前提下來討論復旦大學的傳統，就不難找到它的特點。復旦大學的前身是復旦公學，是馬相伯先生為支持抗議教會勢力控制震旦學院教育的學生而創立，也就是說，它在成立之初就擁有兩個特徵：一是反對教會對教育的控制，二是堅持民間辦學，走的是通過民間集資、華僑資助、不靠官府權力、也不靠西方勢力的獨立自主的辦學道路。邵夢蘭的《校史沿革》記錄一九四一年復旦大學在重慶被改為國立大學的過程時，含糊說到一點史料：“這次報部，表面上好像先斬後奏，手續上欠缺一點，其實在二十八年三月已有第一次謀改國立的商榷，渝滬兩地函電再三，交換意見，曾因謠言誤會，說本校已由部令改為國立西康大學，雖經吳副校長（吳南軒）正式向李老校長（李登輝）闢謠；可是改為國立後，上海部分有些問題未獲協定，只好擱置，第二次謀改國立……幸留滬李老校長及其他校董共同體察此危機，共同挽救，不再顧到其他枝節問題。”語焉不詳，許多細節值得校史研究者進一步探究，大致所猜測，應該是與“改制國立”即改變了復旦一向堅持的民間辦學傳統有關。復旦的老校長李登輝是近代應該重視的教育家，他的偉大就在於始終靠民間集資的能力創辦了復旦這座人文精神濃厚的大學。過去華僑資助辦學的並不少，但所辦的大多是技術性職業性的學校，為家鄉子弟謀一條求生存的道路；上海這座經濟型的現代城市裡，技術培訓和職業學校是其重要的教育特色，但像復旦那樣使人文傳統在民間薪盡火傳，知識分子能在一個良好的民間工作崗位上承傳學術精神，這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是值得另眼相看的。在這意義上，李登輝之功不在黃炎培、陶行知、陳嘉庚等民間教育大學以下。現在復旦校園裡尚留當年李校長募捐而建造的遺蹟，更感人者，上海淪陷以後，李登輝以老病之身蟄居租界，為失學的復旦學生考慮，竟說服一位著名銀行家負債購房，無償供復旦師生讀書之用，那就是赫德路的復旦大學。那位銀行家與復旦的姻緣是由於他的女兒曾是復旦學生，不幸在一次從復旦圖書館回家路上遭瘋狗咬而不治，李校長在處理這個悲慘事件過程中與那位銀行家有過幾次接觸，竟能發展出如此盛事，其人格魅力可見一斑。梁大鵬在《懷李故校長登輝博士》一文中有一段說得很好的話：“他不像一般主持大學教育行政的人，長於較量，精於盈虧，周鏇酬酢，應付人事，只要學校能夠安定下來，便算功德圓滿；李校長顯然也不像另一派的大學校長，以社會領袖自居，對於校政僅作政策上的決定，平時決不過問細節，遇事涉及基本原則卻很認真，言人之所不言，為人之所不為。我們的李校長似乎是屬於上述兩派之間的人物。”這話頗值得玩味。大凡私立學校的校長，必須有務實精神和經營頭腦，但李登輝校長可貴的是他還具有知識分子崇高的人文關懷和一身凜然的正氣。這就是他不同於蔡元培這樣的領袖人物，也不同於一般學界的行政人員的地方。
因為復旦大學有著私立大學的傳統，所以與廟堂的關係比較疏遠，與民間動盪的革命思潮息息相關。復旦建立於清未，與從事反清鬥爭的地下政治力量有著密切聯繫，革命元老於右任就是復旦的創始人之一。“五四”學生運動興起後，從“五四”到“六三”工人運動爆發的一段時期里，運動中心逐漸南下，復旦大學的學生在其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他們直接在反對黨領袖孫中山的秘密參與和指揮下做了大量工人和商會的工作，終於使“五四”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是民間思潮洶湧推動政治的典型例子。上海當時三座較為著名的大學，南洋公學是公立大學，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聖約翰是教會學校，校風更加保守，而復旦大學是私立學校，革命之風容易盛行，所以成為上海學生運動的的策源地。許多學生由於參加學生運動不得不轉入復旦，如後來曾當校長的章益就是因參加“五四”學生運動被聖約翰大學開除而轉入復旦大學的。三十年代抗日救亡運動中，復旦學生也是風起雲湧，當時于右任民經轉為在朝人物，自然不希望學潮發生，一次學生髮起赴南京請願，於先生趕到車站阻止，說得口乾舌燥，學生還是搶上火車赴京，於先生也隨之上車，到了南京下車後，繼續在車站勸說，仍然無效，學生之所以能如此肆無忌憚，自然背後有許多原因，而李登輝校長和章益等一批骨幹教師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力量。有一篇回憶文章記載：抗戰前一年，警察進復旦校園抓學生，李校長和文學院余楠秋院長出面保護學生，結果挨了警棍，引發了學生與警察的大衝突。李登輝校長當然不會自學去反對政府，但在知識分子和大學校長的雙重身份的制約下，他有廟堂與學堂之間，顯示出現代大學校長中極為難得的崇高本色。這在國立學校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五四”學潮中有良知的蔡先生只能以辭職的方式來支持學生，卻不能像李登輝校長那樣直接支持學生。本校長保護本校學生的精神榜樣曾影響過幾代復旦的校長，章益是李校長言傳身教的學生，在極其險惡的年代裡曾設法保護學生而任勞任怨；陳望道先生也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保持自己的學生，拳拳之心，彌足珍貴。這一點許多回憶文章都已經說到了。
復旦大學在五十年代有過一次飛躍性的發展，那是高校的院系調整以後，一大批著名教授進入復旦，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學術重鎮的格局。教授們來自各個大學，他們將各自的校風學風帶入復旦大學，使原來民間辦學的草根精神獲得根本性的提升。但是當時高校已經納入了國家統一的教育計畫之中，成為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一個主戰場，以往的學風已經很難得以延續。復旦大學原來就不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它的傳統究竟是什麼也許不那么重要，即使曾經有過一些校訓校規，也很少有人去認真實踐。我對校史缺乏研究，有些問題無法深究，比如，在復旦校歌里有這么一句詞：“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無羈絆。”這“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嚮往與陳寅恪學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精神”不知有沒有聯繫，如果沒有直接的聯繫，那就說明民間辦學與知識分子民間立場有著根本上相溝通的精神。這樣的精神在五十年代顯然是不能公開倡導的，但教育的力量不僅僅在於講台掌握在誰的手裡，而是體現在知識分子對學術的獻身態度和對學術傳統的承傳自覺。我剛才說到民間辦學時用了“草根精神”一詞，其實草是最軟弱最賤卑的東西，它看上去微不足道，決不鮮艷奪目，但草之根卻是最堅韌最易於生長的，象徵了頑強的生命力。這種草根精神在學術為顯學的時代里並不受人們重視，但是一旦學術在“政羅教網”中失去了應有的尊嚴與地位時，這種草根精神就變得重要了，有時可以成為被綁的普羅米修斯們的精神支持。
在復旦的教授中，自詡為大師或以大師自居的似乎很少，但在平凡的治學和為人中卻體現出知識分子的本色。章培恆老師在《我跟隨蔣先生讀書》一文中回憶蔣天樞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敬仰時說了兩件事：一件是蔣先生在一九五三年“獨來南海吊殘秋”時就接受了陳先生所囑託的傳播其學術著作的任務，一九七八年以後蔣先生編輯、整理、校堪的《陳寅恪文集》陸續出版，出版社送來千元稿酬，蔣先生沒有接受，理由是學生給老師整理文稿不應拿錢；還有一件是，蔣先生所寫的陳寅恪研究論著，包括《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均是陳述事實，不作發揮，更沒有藉此炫耀自己。我以前讀過章老師另外一篇文章，還講了關於蔣先生的其他一些事，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是在六十年代，蔣先生應約校點《詩會通義》，有意讓章老師合作（當時章老師是蔣先生的助手），書出版後，蔣先生用校點費讓章老師購買了一套學習古籍必備的大型叢書。這些事情看起來都很小，很微不足道，但真要這樣本色地做了，這樣的對待老師和對待學生，在現在的環境下卻是很不容易的。教育的傳統主要體現在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上，對老師是否真誠地出於敬仰和愛戴，全力維護和發揚老師的學術成果；對學生無論其賢愚，是否盡力幫助其走學術的道路，使學術得以弘揚傳播。這是為人師表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上的學術承傳的主要體現。現在常聽做教師的和做學生的抱怨收入菲薄，不安心於教職，仿佛因為沒有優越的生活環境，就沒有心思談學論道了，這種話偶爾談及也沒有什麼，但是談多了就真這么認為了，並原諒自己的倦怠，結果使人變得卑瑣起來，治學上也不會有大出息。章老師所舉蔣先生的幾件事，都涉及到點滴的經濟瑣事，但其意義卻是遠大而且重要。我雖在復旦校園工作多年，卻一直無緣聆聽蔣先生的教誨，但從章老師的文章里，感受到的不僅僅是蔣先生個人的高風亮節，而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師道的教育。
前幾年朱東潤先生百年誕辰之際，我寫過一篇紀念文章，其實朱先生沒有直接教過我，也沒有過個人的交往，當時我在寫這篇文章時身在異國，寫朱先生時更多的摻雜了對復旦的感情。我是這樣開始的：“我進大學那一年，朱東潤先生已經八十二歲，還擔任著中文系的系主任。時間過得真快，記得第一次走到學校大門前，眼睛望著‘復旦大學’四個毛體字，心裡不由得‘格登’跳了一下。像是為了壯膽，我很記住自己邁入學校大門的那一刻心境，從這以後，我的生命旅程就一直走在復旦校園裡，平靜如水地上課、下課……一晃竟十八年過去，朱東潤先生今年是百歲誕辰了。”現在又是幾年過去，我在復旦學習和工作已經超過二十年了，但平時只是教書寫作，對復旦的歷史和傳統也不怎么關心和了解。這次四川人民出版社莊學君女士約我編輯這本《民間的薪傳》，使我有機會接觸了大量的校史材料，便產生如上一些心得。但也只是淺嘗輒止，有望通過這本小冊子，引起復旦校友對母校的精神傳統與學術立場的進一步研究的熱情。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於虹口黑水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