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晚清歷史報告:世紀晚鐘

走向共和·晚清歷史報告:世紀晚鐘

《走向共和·晚清歷史報告:世紀晚鐘(插圖本)》講述的是:在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中國進行了性質完全相同的兩場改革:戊戌變法和立憲改革。戊戌變法是光緒皇帝領導的,康有為是旗手。改革進行到第103天的時候,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扼殺了它,但過了7年,她卻領導了一場比戊戌變法走得更遠的政治變革,而這一次,旗手卻是“戊戌告密”的“叛徒”袁世凱。歷史竟是一個圓么?或者像尼采說的,是“永劫輪迴”?

作者簡介

張建偉,記者,作家,劇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魯迅文學獎獲得者。主要著述有:新聞文集:《第五代》、《命運備忘錄》、《深呼吸》、歷史文學:《大清王朝的最後變革》、《袁世凱傳》、《楊貴妃秘史》、《錦衣衛》、電視劇:《走向共和》(59集)、《朱元璋與沈萬三》(30集)、《努爾哈赤》(40集)、《茶女》(30集)、《戰國》(60集)、話劇:《萬曆十五年》(改編)、《上帝來到中國》、《辛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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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部作品最成功之處就在於,它大膽地突破了五十年來,甚至近百年來歷史學界已經形成的刻板的臉譜化的形象,並大體上使眾多歷史人物更接近於其歷史真實的面目。
——歷史學教授,著名學者 蕭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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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作品最成功之處就在於,它大膽地突破了五十年來,甚至近百年來歷史學界已經形成的刻板的臉譜化的形象,並大體上使眾多歷史人物更接近於其歷史真實的面目。
——歷史學教授,著名學者 蕭功秦

圖書目錄

修訂版總序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桃子熟了
1.政治賭徒來到了北京
2.盼望改革的人們
3.殺機初現
4.隔岸觀火的樞臣
5.政治動物的含義
第二章如日初升
1.到西方去學點改革的招兒
2.警察制度的誕生
3.“偉大的軍事學家”
4.一幅政治家的肖像
5.廢除科舉制
6.“偉大的教育家”
7.新政中心
第三章新官制
1.五大臣回來了
2.一個越俎代庖的計謀
3.政治天際凝集起烏雲
4.官員們像沒頭的蒼蠅一樣亂撞
5.泄密的人
6.反對改革的人們
7.中國的政治裁判員
8.紫禁城裡的改革會議
9.“原來這就是改革!”
10.袁世凱患了流行感冒
第四章屠官北上
1.雙方只打了個平手
2.病虎出山
3.仇恨在心要發芽
4.政治家的危險不是瀆職
5.官場無正義,官員無朋友
第五章寵臣鋒芒
1.自己在明處,敵手在暗處
2.政治之外的政治
3.和皇太后一起聊天意味著什麼?
4.第三次“人對”
5.一枚威震北京的政治信號彈
第六章大參案
1.為御史畫像
2.又一個御史出場
3.金錢和美女都為權力服務
4.在政治地獄裡的感覺
5.亂雲飛渡仍從容
6.釜底抽薪之計
7.丟卒保車也可能是一步臭棋
8.“娘打孩子”
9.一首官場敘事詩
第七章刀出鞘
1.袖底裙邊來的訊息
2.一個政治決戰前的休止符
3.深夜:專列從天津駛向北京
4.決戰的沙盤
5.誰是最有權力的人?
6.殺手借來一把刀
第八章冷血殺手
1.秘密武器
2.苦肉計上吊著一個離間計
3.“一把手”和“二把手”的權力距離
4.怎樣找到一條又忠誠又會咬人的狗
5.等待天明
6.罷相
7.特立獨行的政治家
第九章最後一擊
1.當一個官員沒了信念的時候
2.一張照片要了一個人的命
3.罷官的理由
4.最後的掙扎
5.神仙·老虎·狗
6.長袖善舞難蓋棺
第十章同歸於盡
1.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2.宮廷的陷阱有多深
3.死人抓住活人
4.足疾
5.人心的黑暗
6.桃子爛了
立憲改革大事記
參考引用書目
一部鮮活的現實歷史報告(代後記)

後記

一部鮮活的現實歷史報告(代後記)
——評張建偉《世紀晚鐘》
李炳銀
歷史是過去生活的存在。後人或許永遠也無法還原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歷文學家總是以自己所處時代的眼光去認識評價歷史。因之,在某些歷史學的著作中,歷史生活的客觀性就時日寸地受到影響,歷史的面貌有時也變得撲朔迷離了。在面對歷史的時候。到底誰能夠更加接近歷史的本原,“史德”的高下和“史識”能力的大小就顯得特別重要了。對於不講“史德”的人,對於“史識”短淺的人來說,可能他整日地在史料中打滾兒,但也許他永遠還是個歷史的門外遊客,進不到歷史的廳堂。
張建偉是一位有作為的新聞記者。可是,近幾年間,他卻突然對晚清的歷史生活有了濃厚的興趣。在披閱了大量有關的歷史資料和研究著作之後,他竟然不能自抑地寫出了這部歷史的報告文學——《世紀晚鐘》,以報告文學的形式走向了歷史的領域。克羅齊曾以為,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這種觀點自有其合理性。所謂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恐怕與此觀點也不無相通之處。而報告文學,天生就有著現實性的要求。所以,歷史的報告也往往是現實報告的別一表現。張建偉的著作在報告文學和歷史生活之間實現了對接,其實也是現實思考判斷與歷史的溝通。因之,它既是歷史的,更是現實的。
《世紀晚鐘》把清王朝晚年的那次“立憲”變革作為審視和報告的對象,真實生動而又深刻形象地描述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政治活動及其矛盾鬥爭狀況,藝術地再現了歷史上那翻雲覆雨的一頁。敘述歷史事件和人物行為心理的生動形象性使作品有很強的閱讀快感。而作家在撥理了多種歷史的塵垢與後人蕪雜的誤識之後,對歷史及歷史人物所作出的真實描述和公正準確判斷,更使這部作品以其新穎獨到並不乏深刻的見識引人重視,給人啟發。我以為這是一部對於歷史和文學兩個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的著作。
人們對於歷史的誤識往往來源於對歷史複雜性把握認識的不足,來源於主觀的功利性和學術研究上的惰怠因襲作風。張建偉的成功正在於他擺脫了歷史研究中的某些弊病。所以,他在面對歷史時就顯得敏銳而凌厲。大清王朝晚年,內憂外患,各種重大事件層出不窮,複雜多變。要認清並準確地把握它,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以這次“立憲”變革來說,在光緒皇帝支持下,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為骨幹的戊戊變法運動,因為種種複雜的原因而被慈禧太后殘酷地鎮壓下去之後,剛過了五六年的時間,面對國勢日衰的局面,慈禧自己卻有了變革的念頭。而首先捕捉到慈禧這種心理的恰恰又是袁世凱這位此前變革運動的“告密者”。
瞿鴻禨、岑春煊都是慈禧太后寵愛的重臣,一為軍機大臣,一為封疆大吏,均有君子行為,大儒風範,為政清廉,治國有方。瞿鴻禨甚至還三次冒犯慈禧威嚴舉薦仍在通緝中的康有為出山。然而,正是瞿鴻禨、岑春煊這兩位此前並非親密的人在新的改革運動剛剛展開之時,立即結成聯盟,堅決且不遺餘力地反對。他們以抵制袁世凱為口實,推行扼制改革的活動。這既是一次改革與反改革的鬥爭,也是一場宮廷內的政治搏殺。它勢均力放,激烈而又殘酷無情。序幕是從袁世凱秉承慈禧旨意編制“新官制”的構想開始的。當袁世凱突然上書慈禧力主改革,邀得慈禧重用之後,瞿鴻禨馬上就從袁世凱的鋒銳勁厲情形,意識到了自己權力削減、可能失寵的危險。權力的危機使瞿鴻裰這位向來儒雅的軍機大臣完全變了模樣,陰冷而兇猛。他馳書召岑春煊秘密進京後,二人密謀策劃。很快,一次震驚宮廷內外、朝野上下的“大參案”突然出台。昨天還被慈禧視為心腹重臣的首席軍機大臣慶王奕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一下子就被彈劾得引起了主子的猜疑,嚇得魂飛魄散,龜縮一隅,只圖免於殺頭,求得生存之計。然而,時過不久,袁世凱又窺測到了機會,他聯合奕勖以重金收買了慈禧身邊的大太監李蓮英,巧施手段,突然反參一本,彈劾瞿鴻禨,離間了瞿、岑聯盟,大清王朝宮內又生颶風,風雲再變。操生殺予奪之權的慈禧先是外放了岑春煊,開缺了瞿鴻褸。過不多時,也開缺了岑春煊。瞿鴻禨、岑春煊都從高高的官位上摔了下來。若不是早年有功於慈禧,說不定全都掉了腦袋。這場政治鬥爭與權力爭奪博殺終以袁世凱、奕勖一方獲勝而結束。主張改革的一方勝利了。可是,因為這樣一場上層人物的爭鬥較量,於改革畢竟是一個大損傷。從此,改革因權力的爭奪轉移而變得無足輕重了,沒有了改革的大清王朝也氣數已盡,很快就走向末途。
歷史就是如此的複雜多變,人們若是死死地抓住慈禧當年扼殺戊戌變法的罪惡不放,認定了袁世凱只能是出賣變法者的奸賊,而看不到社會的變化與人的變化,就很難認識和理解這一次以慈禧起念,以袁世凱為積極參與者的“立憲”改革活動。然而,事實就是如此,我們不能因為慈禧、袁世凱過去曾有過的反動行為而抹煞否定他們今天圖新改革的積極意圖和努力。即使是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為了攫取更大的權力而推行有限的改革,相對於幾乎封閉、僵死的過去來說,畢竟也是一種顯示著進步的積極舉措,應當給予歷史的公正評價。張建偉的作品,自然是重在報告大清王朝晚年的一場夭折了的政治變革情形,而不是特意去為慈禧、袁世凱作什麼翻案文章。但是,因為他對這一事件的洞明和對人物準確的認識把握,為人們在認識歷史和人的複雜性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啟示。對於瞿鴻禨、岑春煊,作者也不想為他們做個終身的結論,但對於他們在這場重大變革中因為仇視袁世凱進而聯手反對改革的態度和行為分明地給予了歷史性的否定。對歷史上的具體事,具體人採取的客觀態度和分析方法,使張建偉一下子跳出了大多數人難以擺脫的歷史慣性,變得自由,變得冷靜和聰慧了。因此,他對於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臧否,就顯得準確而有說服力,從而也就更加接近歷史的原本面貌。
作為報告文學來看,這部作品在述事寫人方面,簡約且紋理清晰,深刻而又生動。其實,大清王朝最後推出的這次變革努力,本來也許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次重大轉折。可惜的是,由於政治家的自私,貪慾,在它提出不久,事實上就已變成了瞿鴻禨、岑春煊與慶王奕勖、袁世凱進行的權力角逐搏殺。當雙方都明確地意識到這有關權力利害乃至身家性命的角逐已經展開時,幾乎都是義無返顧,投入了全部的精力,開動了一切可能啟動的政治機器,運用了一切可以奏效的手段,或公開,或隱蔽,或光明正大,或非法無恥。總之,凡是一切可以置政敵於死地的伎倆全都被創造性地運用起來了。在這裡,人們會看到政治較量的冷酷和人在權力誘惑面前可能出現的扭曲變態以至瘋狂的情形。但是,如此激烈的矛盾和血肉般的拚殺,表面上卻聲息甚小。一切兇狠的手段都策劃於私下,一切惡毒的陰謀都形成於暗室。真是,只覺天地震動,卻不聞風雷之聲;這一切在當時屬於隱秘的鬥爭活動,今天被張建偉完全透徹地報告述說出來,讓人們在閱讀時或許會有某些緊張陰冷的感覺,同時卻一定會有煞是好看的興味。
張建偉在這部篇幅不長的作品中,圍繞著一次較大的政治事件寫活了慈禧、瞿鴻禨、岑春煊、奕勖、袁世凱以及李蓮英和兩位被當作工具使用的宮廷御史趙啟霖、惲毓鼎等人的心理與形象。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些真實的歷史人物形象,其個性化程度和呼之欲出的立體感,實在是許多虛構性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所不及的。在這場改革活動中,慈禧自然是唯一可以左右局勢、掌握天平平衡的人物。她雖然生出改革的心思念頭,可在袁此凱積極推行政改方案時,她卻對瞿鴻禨、岑春煊婉轉地提示她袁世凱正在借政改之機駕空她的話上了心。緊接著,御史趙啟霖在瞿鴻禨、岑春煊的策劃支持下,殿前彈劾慶王奕勖,向慶、袁發出重型炮彈。慈禧立即就對奕勖和袁世凱生出了更大的戒備之心。雖說未直接對二人下手,卻毅然罷免了奕勖兒子載振的官,撤銷了袁世凱心腹部屬段芝貴黑龍江巡撫的任命。讓奕勖、袁世凱幾近失魂,直感到末路來臨。可是,在袁世凱再施手段,迅速從載振處撤出妓女楊翠喜,反過來參劾趙啟霖所言不實:加之,瞿鴻禨又透露了太后有撤換軍機大臣奕勖意圖的訊息,令慈禧非常不快,這位手執朝柄的老女人,立時又對瞿鴻禨生出了疑心,很快又揚袁抑翟,置瞿鴻禨於仕途危境。在這種左右逢源、獨掌舵柄、坐山觀虎鬥的過程中,慈禧那種專權、果斷、猜忌、陰冷的心理行為表現得真是入木三分。當然,作者報告和描寫最充分的還是在政治舞台相互絞殺的當事人物袁世凱、奕勖和瞿鴻禨、岑春煊。儘管袁世凱這一次的行為十分占理,有不少成分可以被作為進步的改革行為肯定下來。但是,袁世凱畢竟是個政治舞台上的演藝高手。他的見機行事,聞風而動;他的對人(尤其是對官場上人)的認識和利用;他目光長遠心狠手辣:他玩弄權術的嫻熟(如在瞿鴻禨以載振納妓女楊翠喜為主因彈劫慶王奕勖時,他星夜從京城把此女接回天津,重金賄賂,使楊翠喜作謊的計謀)等,真可以說是一個完全陰謀化了的人物。這樣的人,他的言行,心理情感,乃至舉手投足的細小動作,都完全政治化了。利害左右著他的一切,為了自身的利害,他可以殺人不動心,也可以趨利不惜命(但他若是有了權還是會幹出不少有益社會的政績的。袁世凱在天津就在教育、電訊、警務等方面有許多建樹,為別的地方所無法比擬)。他是一個職業的政治賭徒、又是一個唯權力是從、沒有多少常人生活感情的政壇殺手。在玩弄權術方面,奕勖儘管官居高位,身為皇親,但卻比袁世凱差得很遠。奕勖儘管也處於這場政治權力的格鬥中心,可他不過是袁世凱借用的工具,是袁世凱的影子。大的舉動,陰暗中的活動與各樣的計謀,全為袁世凱所為。最能表現他性格的也許是在趙啟霖殿上彈劾他之後,他被這突來的打擊嚇得幾乎癱倒,從此不敢動作,只作坐以待斃狀的軟弱情形了。而這種情形與袁世凱那種儘管恐懼,卻以退為攻(交出北洋許多兵權,自求免去一些職務),時時窺測風向,以圖再起的詭秘心理和頑強性格就完全不同了。
當然,與袁世凱、奕勖對陣的瞿鴻禨、岑春煊也不是等閒之輩。瞿、岑兩人,儘管其性格言行不像袁世凱那樣外露,咄咄逼人,然而,他們在儒雅的外表背後,卻同樣有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官場歷練的實踐。他們靜若處子,動則風雷。兇狠相堅毅的結合,使他們顯得更加奸猾與陰毒。為了權力的加強,為了置政敵於死地,他們在此前過從甚少的情況下可以迅速結成聯盟,並且一見如故。岑春煊借慈禧召見“入對”之機私售其奸。瞿鴻禨讖一改多少年君子之風,暗召御史,許以官祿,使其為己賣命;他幾句話,一個動作,就挑起吏部、翰林院等部門許多官員對新官制的不滿,從輿論上為自己做好了“倒慶屠袁”的準備。然後又抓住慶王奕勖之子載振納妓、袁世凱親信段芝貴賄官的把柄,突然出擊,一下於給慶、袁沉重打擊,使之幾近絕滅。這些地方,都很能表現瞿鴻禨的老謀深算,外柔內剛,長於權力角逐的性格行為。不管為政一生,在歷史上做了多少為人稱道的業績,留下了多少好的口碑,但在這一次改革與反改革,在一次重大的權力爭奪較量中,瞿鴻禨與岑春煊相互勾結,協同廝殺,確實是表現了他們與時代潮流的背離,表明了他們對自身權力的看重和維護權力時的自私與瘋狂。不多年後,岑春煊又依附到袁世凱的身邊。這些都充分地表現了政治家的貪婪欲望及行為易變的習性。
在這樣小的篇幅中能夠把這么多歷史生活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不失本質地把握並描寫報告得如此有血有肉,活靈活現,富有性格力量和心理深度,真可以說是非同凡俗。因之,《世紀晚鐘》的出現,不只在歷史研究中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見解,同時也為報告文學涉足歷史生活、報告歷史人物提供了極好的例證和經驗。它深化了歷史研究,也提升了報告文學。
還非常值得看重的是,結合著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行為的報高,作者在不少地方所闡發的感受文字,有些確不失為很有穿透力的精闢之見,對於讀者斷史識今,考人論事都會有相應的參考價值。諸如:“人人以為當朝者最有力量,可有誰體會當朝者的軟弱?專制不是人的專制,而是法典的專制;專制的力量並非源於人,而是源於那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有這樣一類活生生的政治天才,他們搞陰謀和搞改革同樣出色,搞破壞和搞建設同樣有才,他們愛國的時候,真乾成不少的好事,而他們賣國的時候,也能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憤怒的人往往憐憫冒犯過他的人;仇恨者則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憐憫。憤怒者想讓對方為其所為而受苦,而仇恨者則要對方不再生存!仇恨在心要發芽,仇恨的心只有蓬勃生長的需要,沒有任何一種理智的藥餌可以把它治療。”類似的文字俯拾皆是,它表露著張建偉的睿智,更會給讀者不少的啟迪和思維的誘發。這種富有理性內蘊的報告文學作品,是報告文學這種文學形式能夠更充分地表現自己性格特徵、發揮社會人生效能的成功實踐。這樣的實踐,在當今的報告文學創作中已屬少見,在張建偉自己的報告文學創作中也是此前少有過的現象。
或許歷史學家會對張建偉這部作品提出這樣那樣肯定和否定的說法,指出它的某些偏失和不足,可誰也難以否認,張建偉畢竟以他的卓識和鮮活的文字樹起了一塊歷史與文學的碑石,讓從事史學和文學的人遇到它時都不會輕易地繞開。因為,這是一種帶有指向姓的存在物,不管你是否要沿著它的指向走,可對它都不該忽視。
[注]本文作者李炳銀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研究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秘書長。
1998年3月

序言

有時,歷史就像人的命運,玩弄突變的技術。它的車輪忽然轉得那樣快,以至於難於辨別一次變化和另一次變化之間的距離,昨天和今天的聯繫。
在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中國進行了性質完全相同的兩場改革:戊戌變法和立憲改革。戊戌變法是光緒皇帝領導的,康有為是旗手。改革進行到第103天的時候,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扼殺了它,但過了7年,她卻領導了一場比戊戌變法走得更遠的政治變革,而這一次,旗手卻是“戊戌告密”的“叛徒”袁世凱。歷史竟是一個圓么?或者像尼采說的,是“永劫輪迴”?
對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人們不願相信。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文學作品的塗抹,歷史人物早已被裝進了“好人”和“壞人”的框框裡。仿佛很自然,歷史判斷被道德判斷所取代。善良的人們,不願看到他們喜歡的好人有污漬,他們厭惡的壞人有優點。或者保守反動,或者改革維新,或者德才兼備,或者無才無德,道德之劍一旦砍下,忠奸立判,涇渭分明。德與才不可分割,破與立不可同列,保守就是保守,改革就是改革,是則是,非則非,狗總是狗,狼總是狼,一點不能含糊。邏輯就這樣遮蔽了歷史。
或許,評價其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可以寬容些,但晚清的歷史似乎已經定型。慈禧太后和袁世凱的改革怎能與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的改革相提並論?前者既然是壞人,其改革肯定可疑,即使真的實行,不過鬼魅伎倆。他們的改革之手肯定是骯髒的,不過套上了一付絲絨手套;他們的改革動機肯定是自私的,不過罩上了一種儀態萬方的外表。把自己油漆得再亮,內里也是一根朽木,孔雀雖然有時開屏,轉過身就露出屁股。道德就這樣塗抹了歷史。
但邏輯和道德都不能代替歷史。
邏輯當然雄辯,但也往往太過主觀,使得一種判斷的理由太過充足。我佩服在戊戌變法中的光緒皇帝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改革精神,更佩服康有為梁啓超們在沒有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堅持秀才造反的勁頭。但勁頭與精神自可以悲壯成戊成六君子的血色黃昏,但卻很難成為他們的改革內容、改革方法和改革策略,一定適宜的證明。邏輯的推論可能是卓越的推論,但卻不能代替歷史的事實。在戊戌變法中,歷史的事實被邏輯的鮮血染紅了,要發見真相,需要把鮮血淘洗掉。這很殘酷。但,凡是真實的東西不都是很殘酷的嗎?
道德當然美好,但卻屬於倫理學範疇,與歷史學往往無緣。我知道慈禧的反改革和搞改革都是自私的,我更知道袁世凱的忽而反動,忽而革命,忽而保守,忽而改革,不過全憑時代的需求,仿佛台上的戲子,搖身一變,就成了天才的優伶。但“成者王侯敗者賊”是歷史的真實和無奈。毫無辦法,歷史的道德只在這無奈的跑道終點閃光。康有為們是思想家,一切思想家企圖把世界置於他們的頭腦之中。袁世凱們是實幹家,一切實幹家則企圖把世界置於他們的手掌之上。他們各自會成功到什麼程度,在倫理史和歷史中的答案各不相同。有人不學有術,如袁世凱,不學有術者搞的改革,未必全不足道。有人學而無術,如康有為,學而無術者搞的改革,未必盡可稱道。這樣相反相成的現象,我們在殘酷的歷史中,看得還嫌少嗎?
就這樣相互映照著,戊戌變法和立憲改革,康有為們和袁世凱們,雙雙走進了我的視境。我用紀實的手法,向讀者報告這樣兩場改革。按照歷史敘述時間,關於頭一場改革的歷史報告,以《溫故戊戌年》命名,已經較早地與讀者見面了,並在1997年獲得了首屆魯迅文學獎。但我還是希望有興趣的讀者閱讀一下這後一篇歷史報告。兩篇報告講了兩場改革,一場是上個世紀末的一錘暮鼓,一場是本世紀初的一聲晨鐘。兩場改革都失敗了。兩場改革都違背了改革的初衷而變成了驚心動魄的最高權力之間的鬥爭。這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宿命嗎?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但願讀者從我的書中,不會得出我在歌頌什麼或者批判什麼的結論。當代人重述過去人的歷史,歌頌什麼與批判什麼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只想弄明白點什麼。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實際上是說:當代人述寫過去的歷史,必須為當代人提供新的對歷史的認知,否則便是多餘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認識是治史的唯一道德。
完成此書時,正值一個新的世紀末。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改革,無論暮鼓還是晨鐘,都已是歷史的回聲了吧。
於是命名為《世紀晚鐘》。
1998年6月於北京西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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