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相關書籍資耀華（1900-1996），湖南省 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陽縣（今 衡陽耒陽市）人 。中國著名金融家、銀行家，中國近代銀行界耆宿、金融學界泰斗。自少年時代走出家鄉耒陽，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三聯合中學（位於衡陽的 湖南省立三中）。東渡扶桑，求學十年，26歲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大經濟學院，回國後便入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直至1950年，在內憂外患的歲月中創業和守業，期間曾兩次赴美，分別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和哈佛大學商學院進修和考察。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上海銀行總經理，為第二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並長期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直至去世。為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第二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曾任天津市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民建中央常委，咨議委員會副主任等，為中國金融學會創始人之一，並長期擔任副會長，顧問。資公投身銀行業長達七十年之久，他是傑出的華資銀行實業家，並“對共和國的建立有襄贊之功”，又在金融理論方面多有建樹。務實、創新是資公終身從事銀行業的信條。儘管他一生榮辱沉浮，數歷坎坷，卻始終懷有一顆愛國敬業之心。他廉潔奉公、嚴於律己的處世態度，淡泊名利、不事張揚的生活作風，使其布衣書生的風貌與“金融家”身份形成鮮明反差。他的思想、他的品質、他的實業、他的處世之道、他的經營之法……資公饋贈給後人的，實在有太多珍貴的東西，足以讓後人景仰，給後人啟示。
其著作有：《貨幣論》，《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英美銀行制度論》，《信託及信託公司論》（專著），《清代外債史資料》（主編）等，幾部專著都出版於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屬於前沿，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有較大的理論建樹和實用價值。主編的三部資料為作者解放以後主要心血結晶，參與人員眾多，規模龐大，資料珍貴而豐富，為金融史領域重要參考資料。
解放初期曾有重大建言，“對共和國的建立有贊襄之功”，後任上海銀行總經理、公私合營銀行總管理處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1959年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主任，直至去世。第一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曾任天津市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民建中央常委、咨議委員會副主任等。為中國金融學會創始人之一，並長期擔任副會長、顧問，是中國金融理論建樹者，金融文化著名學者。專著《貨幣論》、《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英美銀行制度論》、《信託及信託公司論》，出版於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屬於前沿，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有較大的理論建樹和實用價值。主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清政府統治時期)》、《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為金融史領域重要參考資料，受到海內外金融學界和經濟學界的重視。2005年4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其自述《世紀足音――凡人小事八十年》。三個女兒資中筠、資華筠、資民筠均在各自領域卓有建樹，成名成家。
（《湖湘文化名人衡陽辭典》）
生平事跡
綜述
全國政協第一次會周恩來與資耀華(中)資耀華是我國金融界耆宿。他從業金融近70年，實踐經驗豐富，理論造詣高深，在海內外金融界聲望很高，為國家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一代金融巨子陳光甫評價他“才學兼長，服務精勤”，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與之握手稱他：“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銀行，大家一起同心協力做一番事業”
資耀華1900年生於 衡永郴桂道 衡州府耒陽縣，1916年起赴日本留學，10年後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經濟學院，師從日本著名“左派”經濟學家河上肇教授。回國後先入北京中華匯業銀行，因有數篇論文在《銀行月刊》上發表，得到中國第一代銀行家、時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簡稱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的賞識。廣納賢才的陳光甫托人約見資耀華面談：“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銀行，大家一起同心協力做一番事業。”
自1928年加盟上海銀行後，資耀華便為該銀行的發展竭盡心力。他曾為上海銀行的發展走南闖北，在重慶、成都、自貢等地開設了分行，這使抗戰爆發後上海銀行總管理處遷入四川獲益匪淺；他還與中國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新華銀行等金融機構一起，在1930年協力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徵信所——上海中國徵信所；他又為上海銀行創辦“中國旅行社”出謀劃策，開創了中國創辦旅行社的新紀元。陳光甫對他十分重視，兩次派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工商管理學院及哈佛大學商學院從事經濟研究工作。
在資耀華的前半段生命中，陳光甫扮演了慧眼識才、知人善用的伯樂一角，正是在他的器重和提拔下，資耀華得以釋放拳腳、一展身手，真正地開始了自己一生的事業。
中國銀行
1948年初冬，資耀華正在美國哈佛大學進修。而國內陡然劇變的時局，令他歸心似箭。在民族情懷與家國觀念的感召下，資耀華回到了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天津，重掌上海銀行天津分行兼華北管轄行經理之職。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次日，資耀華受邀去參加一個如何恢復天津市金融市場的座談會。會上他坦率地向軍管會提出自己的三項建議：一是馬路上看見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塊牌子已被白紙覆蓋，即將更換名號，建議一定要保住這兩塊牌子為我所用，因為兩行在全國的信譽很高，有利於搞好金融市場工作；二是迅速恢復天津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三是從速恢復天津市進出口貿易，上海銀行可以代理對外收付外匯，並可墊付美元外匯。這三項建議得到軍管會首肯。
全家合影，後排三女兒:資中筠、民筠、華筠1949年4月，劉少奇來到天津，為天津金融外匯業務的恢復起到了積極作用，保存了“中國銀行”這個名號，這也意味著凡是以“中國銀行”名義存入的款項均得以保留，從而為國家保住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筆外匯。只此一舉，資耀華可謂是為新中國建下了襄贊之功。今天中國銀行的職工乃至整個銀行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了。
重工作
1994年10月，我們去北京探望資耀華，他雖已94歲高齡，除聽力稍差外，身體非常健康，他以工作為要事，仍每日按時到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上班。人們稱呼他為“世界上年齡最大的公務員”。
資耀華從1926年起進入銀行界起，70年如一日地提前半小時上班，從未遲到一次，其信條是“一切失敗從遲到開始”。但正是這樣一個執著敬業的資耀華，這樣一個被人們稱為“世界上年齡最大的公務員”的資耀華，在最初受命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的時候，卻曾以不是黨員決意請辭。
1952年，人民銀行總行南漢宸行長指派資耀華、王志莘、米暫沉三人成立一個領導小組，組織公私合營銀行的人員從事蒐集、研究、整理中國近代金融、貨幣史資料的工作。不料王志莘因病逝世，米暫沉也離行調職，3人小組中只剩下了資耀華一人單槍匹馬，獨自挑擔。
6年之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擬新設參事室，由資耀華任參事室主任，全面接手已經搞了幾年的中國近代貨幣金融史料工作。但資耀華以自己不是共產黨員為由，再三向上級領導陳情請辭。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曹菊如說：“這是周恩來點名任命的。會派黨員副主任及黨員秘書幹部來幫助你。”在任命書下達後，資耀華商請黨員副主任多負責掌管全室行政、管理及人事等工作，自己則集中精力抓史料工作。
就這樣，在1953-1959年已經蒐集到近千萬字資料的基礎上，又經過幾年的精選，近80萬字的《清代貨幣史資料》終於編成，於196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好學習
“寧可不要床鋪被褥，也要帶走十幾箱貨幣史書稿資料”
“文革”開始後，資耀華在劫難逃，參事室被宣稱為黑窩，他被叫到銀行，勒令交權，從此“靠邊站”。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政協、銀行四大系統大小批鬥會一次次輪流批鬥，家中一次次被抄，能運走的東西都被運走，包括親戚暫存的箱子，所有古書、外文書及照相簿等，不分青紅皂白地均被付之一炬，說是“破四舊”。
1968年年初，銀行內又有人貼出大字報，批資耀華是“日本、美國雙料特務，裡通外國的民族敗類”，從此停發工資、凍結存款。夫妻兩人加起來每月只給43元生活費，這下確實令他犯愁了，因為老保姆每月工資就要40元，一個月電話費也要15元，於是資耀華主動把電話上交，而老保姆不但申言不要工資，還願照常工作。資耀華有3位功成名就的女兒，長女資中筠，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次女資華筠，中國舞蹈研究所所長，著名舞蹈家；小女資民筠，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副教授。但此時她們必須聽從組織的“忠告”，與父母、家庭“劃清界限”。何況當時她們也自顧不暇，一個下放到江西，一個下放到河南，一個下放到南口，哪能照顧和接濟父母呢!老伴童益君原有心臟病，經此變故，常有發作。
1969年，資耀華被通知到河南信陽馬集鎮進行勞動，因為不配稱作“五七”戰士，他要自帶床鋪，連姑母也要同去。他心想，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北京，別的可以不管，參事室的近千萬字近代貨幣史書稿資料可怎么辦?這是數十位同事十幾年的心血，等於是大家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與妻子商量後，他們決定寧可不帶床鋪用具，也要帶走這十幾箱書稿資料。於是，資耀華帶著十幾個沉甸甸的書箱和抱病的老伴出發了。到了馬集鎮，兩人被分配寄居在“五七”幹校的幼稚園內，住在後院的茅草房裡，因未帶床鋪，兩位老人只好睡在用稻草鋪的泥土地上。資耀華在勞動之餘，將帶來的貨幣史資料進行整理，著重翻譯倫敦中國銀行分行寄來的英文材料。馬集氣候極壞，冬天清冷，夏天悶熱，四季皆潮濕。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姑母心臟病加重，日甚一日。雖有“五七”幹校幼稚園老師來打針送藥，但病情毫無起色，隨時有心力衰竭的危險。資耀華不得已寫報告請求陪老伴回京治病，通過千難萬險和不少好心人的幫助，二老終於在驚恐中回到北京，託運的十幾箱貨幣史書稿資料也安然無恙地帶回了北京。
總理任命
從周恩來到朱鎔基，三任總理為他簽發任命書
到達北京的第二天，資耀華立即趕到人民銀行“五七”幹校留守處，請求派車把十幾箱貨幣史資料取出來，最好分給一間辦公室辦公和暫存資料。留守處聽了他的要求，淡淡地說：“這些事我們這裡不管，你去三里河人民銀行總行找軍代表去吧!”碰了個軟釘子。當時要他去找軍代表，心裡實在膽怯，回家想了半天，難作決定，但覺得問題非解決不可。次日硬著頭皮，到了三里河人民銀行總行大門前，門衛森嚴，而他的工作證早已被沒收，進不去，不得已到了旁邊的傳達室，傳達室的工作人員問：“軍代表很多，你要見哪位軍代表呢?”這一下可問住了，只好怏怏而歸。回家一想，車站存行李是有期限的，過期要罰款，久不去取就有被車站處理報廢的危險，所以只好自己上車站取出來，叫了一輛三輪車，將這十幾箱資料運回家中存放起來。
後來經過幾番商議，才弄到一個鍋爐房隔壁的兩間堆放破桌椅及其他雜物的房子，作為參事室臨時辦公的地方，經過清理整頓，才將十幾箱資料運來安置在這裡。一直到溫都爾汗上空飛機爆炸後，參事室才喬遷到條件稍好的辦公室。直到“四人幫”垮台，一切撥亂反正，資耀華才恢復了工作。這時，本應當大有作為了，可原來一起共事的同志都已老弱病殘，時而有人因病離世，剩下來的也多是染病之身。資耀華不得已向總行領導寫了一個報告，要求增加工作人員，報告得到人民銀行總行尚明副行長親筆批示：“要善始善終，完成任務。”不久即重新派來一位黨員副主任和七八位中老相宜的幹部。此時的參事室形成了空前未有的規模，貨幣史資料整理工作也進展很快。
繼1964年《清代貨幣史資料》出版後，《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分別於1986年和1991年出版發行，兩書總計近200萬字，另有《清代外債史資料》一書，也於1991年面世。四本志書出版後，受到海內外有關各界的重視，這是對這項嚴肅工作的一種肯定。
至此，近代貨幣史資料蒐集、整理、出版工作，可算是歷經磨難，功德圓滿，最終完成了南漢宸、曹菊如兩位老行長三十多年前交辦的任務。在《清代貨幣史資料》編成後，大女兒資中筠曾建議資耀華寫一序言，敘述成稿過程的曲折與艱辛，資耀華說：“那豈不是有自我標榜之嫌?”堅持署名“人民銀行參事室編”。待後來民國部分出版時，為了使其他許多人的貢獻不致埋沒，他才同意在書後按姓氏筆畫印上編者的名單。
資耀華自1959年起受命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並擔任此職直至辭世，數十年間先後收到過周恩來到朱鎔基三位總理簽署的任命書。在老伴童益君故去半年後，資耀華在去會議室的高速電梯內，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96歲。就像他經常說的那樣：“工作需要我，我需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也沒有停止過工作。
銀行家
商務印書館的創始人之一高鳳池曾經說過一段話：“我覺得社會中有三種事業非常重要。一種是銀行，一種是報業，一種是書業。這三種事業與國家社會民族極有關係，力足以移轉國家社會的成敗、興衰或進退。”
在中國，這三種近代事業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發端的，而且幾乎都是在上海。中國人介入現代銀行業務肇始於以上海洞庭席家為代表的外資銀行買辦。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銀行界形成了寧波路和外灘對峙的局面——外灘外資銀行密集，寧波路則匯集了大量的華資銀行。這是中國民營金融業的上升期，陳光甫、李銘、徐新六、張公權這樣的第一代銀行家正是意氣風發，比陳光甫小19歲的資耀華這樣的第二代，也正是這個時候出道的。1928年8月，陳光甫任命28歲的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畢業生資耀華擔任上海銀行調查部主任。
“但他真正成為一個銀行家還是在天津的15年。”資中筠說，“1935年，我5歲的時候，父親被調任天津分行經理。尤其頭兩年，抗戰還沒開始，他算得上意氣風發。”
儘管都有租界文化，但天津和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城市。按照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馮承柏的說法，“想研究天津就不能迴避一個問題——為什麼每當北京發達的時候天津就不發達，每當天津發達的時候北京就不發達？”那個時代的天津處於發達時期，是華北金融中心，解放路金融街還依稀留著當年的風貌。不過，這個城市的氣質、氛圍和上海卻大不一樣。上海是洋場文化，按照天津作家林希先生的說法，天津是碼頭文化，比較市井，沒那么精緻。一個拉洋車的工人，今天要是有個煎餅果子吃，就決不會出工。煎餅果子邊走邊吃，上海排骨年糕坐下來品。
曾任復興銀行行長、中國銀行檢查人的孫曜東曾經回憶那個年代上海銀行家們的生活方式：交往鹽商、講究吃喝，甚至吃出八大菜系，連獅子頭都分剁出來的和切出來的，剁的不如切的好吃；和政界來往密切，1941年甚至發生長達數周的軍統和76號銀行界大血案；和黑道也有交道，銀行的人被抓了，總裁還要指望杜月笙去擺平，因為他和戴笠關係非同一般。
在女兒們的記憶里，資耀華一家的生活完全不是這樣的，生活很簡單：家裡的房子是向“北四行”租的，所以租金便宜，是英租界五大道成都道上的一棟假三層小樓，“也就是魯迅故居那樣的格局”。身為銀行家，但是他從來不理私財，對於家裡的經濟狀況也不聞不問，他去世的時候，既沒有房子也沒有存款。他很少在家吃飯，應酬特別多，但他不是美食家，根本不挑食。他吃飯的時候有一個小碟，辣椒醬加豆豉和大蒜，所有東西都蘸這個吃。他更不是一個政客，結婚的時候妻子曾經約法三章，其中一條就是絕不做官。
雖然不碰政治，但是作為銀行家，要吸納存款、業務往來，必須面對人脈問題。何況，當年的天津是個非常複雜的碼頭——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舊的北洋系不存在了，這時候，它的經濟、教育都快速發展。從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軍閥、前清官僚、八旗子弟、南方移民紛紛在天津設廠辦工業，要么就在英租界、五大道附近買房子。整個天津三教九流，成了北京的後花園，按照馮承柏教授的說法，“這是一個始終籠罩在首都陰影下的城市”。
資耀華的辦法是參加青年會、聯青社這樣的團體——很多成員都是廠長、經理。另外，他還在天津組織仁社分社，這個社團的成員都是留美學生。對於當年的這個交際圈子，資中筠仍然很有印象：“父親的朋友有兩種。一種是只和我父親有業務上的來往，場面上的朋友，另外一種是能夠跟家裡頭也來往的。對這種朋友，我母親有自己的選擇——都是受過良好教育、比較有書卷氣的人家。當時這些家庭，在天津形成了一個小交際圈子，大家平時經常走動，逢年過節一定上門拜訪。”
圈子裡的企業家很多。宋斐卿，東亞毛紡廠廠長，生產的抵羊牌毛線能夠和英國的蜜蜂牌毛線競爭。他的工廠和上海銀行有業務往來，資耀華也有工廠的一些股份，每年年終，資家都會收到很多抵羊牌毛線。朱紀聖，仁力地毯廠廠長，美國留學生，他和資耀華一樣，都是仁社成員。他的女兒比資中筠大兩歲、高一班，是耀華中學同學，跟著同一個老師學鋼琴，特別要好。化學工業大亨范旭東則是資耀華當時最好的朋友，兩家人經常來往，上海銀行也曾為永利鹼廠發放貸款。
事跡
勇諫救行
大不幸中之小幸，勇諫救行
資耀華在匯業銀行工作時就感受到，匯業銀行管理不善，已經病入膏肓，決定離開這個表面光鮮實則漏洞百出的地方。恰巧遇到當時在金融界呼風喚雨的新派銀行家陳光甫，此後他追隨陳光甫，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安家。在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他周鏇於各方各派，在金融潮漲潮落中實現自己的價值。資耀華同時擁有固執堅韌、長袖善舞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但他從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在無數次選擇的十字路口，都很有遠見地選擇了光明大道。
全面抗日戰爭還沒有開始的時候，他就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部主任，他的幾次建議都在局勢模糊的時候使銀行免於危難。1930年，陳光甫派他去東北三省跟四川調查研究，考察是否能在這兩個地方開設分行。東北之行讓他失望透頂。“東北三省已經成了一個大膿包，遲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膿包穿了再看”。四川卻是天府之國，有做不完的生意，在那裡開設分行大有可為。經過考察，資耀華建議在川開設分行，對於東北三省以後再考慮。抗戰爆發後，重慶成了陪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因為有在川的分行，很容易就把上海總管理處遷入四川，形成堅強後方。而東北三省在“九一八”事變後徹底淪陷，變為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總部。真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金融事跡
1935年，剛從美國學習回來的資耀華，就急匆匆的趕赴天津。當時的華北，局勢混亂，日本侵略者虎視眈眈，天津駐屯軍常惹事生非，國民黨政府卻總是委曲求全。資耀華被任命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天津分行總經理、華北管轄行總負責人及中國旅行華北區經理。他到任時天津分行已經千瘡百孔，三百多萬的存款，兩百多萬的呆賬，頭寸吃緊，入不敷出。資耀華立即採取積極措施，動員一切關係，為銀行開源，想盡所有方法盤活呆賬。他一方面參加各種社會團體如聯青社、青年會等舉辦的活動，廣交朋友，尋找客戶。因為參加這些社團的都是青年才俊，各大工廠、公司、企業的經理、廠長，這些都是非拉不可的源頭活水。他還利用老關係如在天津組織仁社分社(留美歸國人員的團體)，助自己一臂之力；另一方面，他從抓兩家大的呆賬戶開始，千方百計的搞活呆賬。其中一家是紗廠，由於棉花價高，紗與棉比價反低，大量貨物滯銷。他就請求上海銀行各分行代為推銷，還全面整頓了紗廠內部。紗廠活了，貸款自然還清。由於這些活動，天津分行大有起色，存款多了，貸款也能如期收回。可就當時經營銀行全局來講，面臨的困難很嚴峻，全體銀根趨緊，源頭活水甚少，國際收支虧損多。尤其是法幣改革以後，曾享有發行權的銀行不能繼續發行鈔票，更使私營行莊步履維艱。
1936年，資耀華被電招回行，中止在日本考察。這次的日本之行，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日本的社會情況變化很大，大街上常能看到全副武裝、高視闊步的軍人，人民顯得很緊張。以前一個大學同學很謹慎地對他說：“您怎么這個時候還來日本，日本軍閥已準備大舉侵略中國，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明天的事。”從上海回到天津，資耀華就拜訪了南開大學兩位經濟學家何廉及方顯廷博士，他們都認為“金融業將來可能被日寇拉攏利用作為其侵略中國的工具。”這句話資耀華一直記在心中，隨後他開始在天津分行內掩人耳目地收縮放款，多做租界內的業務，重點轉做打包放款及出口押匯。分行既收縮了放款業務，利息收益減少，現金庫存增加常有頭寸。所以他又提出對銀號、錢莊拆借，除特別殷實者外，必須要有可靠的抵押品。這種拆息的收入，除了可抵消銀行因壓縮放款帶來的消極影響，也可以增加存款，庫存沒有縮水反而大大豐盈了。
“七七事變”點燃了抗日戰爭的烽火，日軍很快侵占我國華北並在華中、華南地區瘋狂掠奪，日本對中國實行“以戰養戰”的侵華策略。1938年2月，華北成立了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聯銀券，兩位博士的話不幸被言中。中國的命運好似大海中的一葉扁舟，隨時會被風暴吞噬。日本利用偽聯銀券到處吸收法幣套取外匯，一方面打擊上海、天津兩個外匯市場，故意抬高偽聯銀券的幣價，貶低法幣與聯銀券的兌換價格。圖謀取得大量低值法幣，打擊法幣的信譽促進偽聯銀券在市場上的流通。另一方面利用法幣深入內地搶購軍用物資。留守天津的資耀華信守對總行的承諾“堅守崗位，保存資產，利用租界抵抗敵人”，在淪陷區展開了貨幣反擊戰。
他暗中聯絡天津市全體同行，在銀行公會內巧設中午聚餐會，讓大家交換情況互通訊息共同商討對策，也方便其傳達已經南下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兩位行長輾轉傳來的秘密指示(因為他二人與國民政府財政部有聯繫)。由於情勢日見險惡，天津金融業決議立刻將收集到的華北區域現大洋從中、交兩行撤走，轉存到天津英商滙豐銀行，並集中存進英租界英國總領事館地下金庫。當時抗戰氣溫高漲，但也有少數銀錢業乘機大發橫財，利用金融市場的變化選擇收付存款方式。法幣價格高就支付聯銀券，聯銀券價格高就支付法幣，這無疑是給岌岌可危的法幣雪上加霜。看到天津金融市場內外交迫，資耀華心急如焚。他繼續組織座談會，商量應對的辦法，準備與偽聯銀券做殊死搏鬥。在座談會上大家一致同意將存放款種類嚴格分開，存戶存法幣開立法幣戶，今後收支皆用法幣；存戶存聯銀券開立聯銀券戶，今後收支皆用聯銀券。選擇方式自由，銀行決不干涉。同時暗中與英、美、法等外國銀行一致維持法幣信用。法幣可以兌取外匯，而偽聯銀券因為價值是人為的根本不能兌換外匯。天津租界內金融市場上的中、交鈔票每千元比偽聯銀券還高十八元，民眾怕偽聯銀券貶值，紛紛存法幣。各行大多用偽聯銀券放款，致使工商業在市場上搶購商品，囤積貨物。法幣逐漸隱藏，偽聯銀券泛濫成災，敵人被反將一軍，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這次“換物運動”在敵人的心口上狠狠地插了一刀，租界內人民和愛國團體競相捐款捐物，暗中送往戰鬥前線，為抗戰提供了大量的物資。
1941年，喪心病狂的日寇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天津租界不再是避風港。日軍侵入租界，人人自危，人性中最醜陋的一幕，天天都在上演。資耀華不得不與平日素所鄙視的人虛與委蛇。從日寇侵入租界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四年光陰，是他一生中最艱苦的歲月。
1944年，日本帝國主義氣數將盡，勝利的果實日漸成熟，資耀華卻經歷了一件危及生命的事。偽華北政府經濟總署突然給天津金融界的頭面人物發出聘書，要成立偽華北經濟委員會，用來控制華北物力、財力，接濟軍用。資耀華也受到了委任書，他知道這是一個屈辱的職位，寧可犧牲生命也不能接受。他沒有與同行商量，自行把委任書退回去，“心想這下可要大禍臨頭了，於是囑咐家中準備棉衣棉褲，等待憲兵隊捕捉入獄”。可不知是日本人無暇顧及，還是唐卜年代為說辭，總之沒了結果，就這樣躲過一劫。
擁黨信念
抗戰後的選擇，對共產黨的信念
抗戰剛結束，資耀華就作為華北金融界代表被邀請去重慶訪問。當時，國民黨大小官員都沉浸在一片勝利喜悅中，各個頭腦不清，夜夜笙歌。走後門，拉關係，每個官員都想早點出川去北京、上海、天津等敵占區，發接受財，發洋財。看到這片狼藉，資耀華心灰意冷，一刻也不想在陪都多停留，繞道輾轉回津。擁有敏銳金融嗅覺的他意識到戰後法幣將奇缺，如果運用得當，十萬可以當幾十萬，遂冒著風險，從重慶帶回一箱十萬元法幣現鈔。果然，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顧客滿堂，大家都爭相在這裡開戶往來，行里法幣頭寸更加豐裕了。
從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開始，資耀華立場堅定，一直站在反戰的位置上。資中筠說，她的父親自1940年代末就下定決心追隨共產黨，不為別的，就因為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認定共產黨能夠使中國擺脫貧困跟屈辱。他以經濟座談會的名義，召集各方進步人士，還邀請一些進步新聞記者參加，座談會旨在反對國民黨的各種反動政策。他還暗中資助學生運動，幫助被迫害學生秘密逃跑。種種一切讓國民黨咬牙切齒，準備對其採取報復行動。迫於形勢，資耀華以赴美考察為名，暫避風頭。
1948年冬，在報紙上看到國民黨隊伍節節敗退，歸心似箭的他選擇回到祖國，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當時，很多美國金融研究機構重金禮聘他，他說：“我可不配擔此重任，我是中國人，我有做中國人的權利也更應盡中國人的義務。”這一信念始終支持著他。解放初期，他投身於天津經濟恢復，積極建言，保護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兩塊牌子，為天津金融市場戰後重建，做了不少努力。1949年他參加了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他說這是他一生一世中獲得的最大榮譽和最大幸福。1959年，國務院任命資耀華為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他在此任上直到去世。
盛世修志
“盛世修志”，對知識的熱愛
他除了實踐外，一直不放棄學術理論的著述。早期著有《貨幣學》、《英美銀行制度論》、《信託及信託公司論》等著作。1950年，在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支持下籌建成立中國金融學會。從1953年開始，他到各地圖書館、檔案館查訪，大量閱讀各種刊物、舊報紙，還親身走訪曾參加過政府的經濟財政貨幣工作當時尚在的老人，收集了大量金融方面的一手資料，尤其是清代貨幣史的資料。以後幾十年孜孜不倦主持編著《清政府統治時期貨幣史料》、《中華民國貨幣史料第一輯》、《中華民國貨幣史料第二輯》、《清代外債史》。十年動亂期間，資耀華被扣上了資本主義“大老虎”的帽子，下放到河南信陽農村。他沒有帶任何家用品，甚至是一床被褥，可卻帶了幾十箱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們幾十年的心血啊，等於我們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後來他又把資料隨身帶回北京，終於得以在他生前完成出版，為後人留下寶貴的金融史料。
人物評價
前半生致力於硝煙瀰漫的中國銀行業，後半生治學，做文章。九十多歲高齡的他，寫下自傳《凡人小事八十年》，簡潔流利的筆鋒，淡淡的敘述著不平凡的一生。資耀華謹守“規規矩矩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為他愛了一生的金融事業燃盡生命。八十年的“凡人小事”舉不勝舉，平凡中更顯偉大，很值得我們細細體味。例如，資先生剛進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時，親手做了一個“上海市黃頁薄”。他以上海電話簿為基礎，分區、分街道、分弄堂，繪製了一個草圖，為以後銀行發展業務用。他還以顧客的身份，去上海各大銀行包括外國銀行“偷師”，學習他們的服務態度和業務情況。所有這些做法貫穿的精神是把上海銀行的服務對象定位為普通百姓，從一元起就可開戶。最為有趣的是，他曾被兩個大人物接見過，蔣介石誇他“抗戰有功，很好、很好”，毛主席誇他“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
資耀華在內憂外患時的傲骨、在十年動亂時的淡定、在和平發展時的孜孜不倦，留給他自己的是樸實無華，留給我們的卻是心靈升華。
兒談父親
1941年在天津，後排左一資中筠、右一資耀華衡陽耒陽市田心鋪有資家坳，1900年父親就出生在那裡，1916年他從湖南省立三中（位於 衡陽）畢業，一心嚮往外面的世界。違背祖父最遠只許到長沙升學的訓令輾轉到上海，正好趕上考取了到日本的庚款留學。在日本留學整十年，1926年在京都帝國大學（戰後去掉了“帝國”二字，稱京都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回國。 他一生事業的開始是遇到陳光甫。陳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存有他的口述歷史。上世紀20年代他開辦了中國第一家現代化的私營銀行（以別於老式的錢莊），正留意網羅人才。1928年，在一本金融雜誌上看到我父親的文章，談對現代銀行的想法，十分欣賞，就通過熟人約他晤談，一拍即合，立即聘他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先任調查部主任，很快做出成績，陳就派他到美國賓州大學著名的沃頓商學院深造，同時對美、英銀行進行考察。1935年回國後，陳派他到天津任分行經理，以後成為華北管轄行總負責人。可惜兩年後就發生盧溝橋事變，天津淪陷，他奉陳光甫之命留守天津，保住銀行的財產和業務。直到共產黨接管天津的十五年是他最艱苦奮鬥，也是發揮才幹，成就事業的十五年。他對陳光甫大約有一種知遇之恩的感懷，所以按他的本意當然是希望遷往內地，而不在日寇鐵蹄下求生存，但是陳把這個任務交給他，他就忍辱負重，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當時還有一種考慮，就是天津還有英、法等租界，是日本勢力不能進來的，所以他們都認為有可能在租界庇護下做一些事。但是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連租界也占領了。所以1942至1945年抗戰勝利這幾年是處境最惡劣、最危險的時期。天津的日偽當局以及南京的周佛海（他的留日的老同學）都曾要他任偽職，都被他拒絕，即使任何空頭名義也絕不沾邊。其中有一次已準備好被抓去坐牢，後來竟化險為夷。但是這一切，我們姐妹當時並沒有很深的感受。父母好像大樹的華蓋，一切風雨都給擋了。淋不到我們頭上。回想起來，幸虧勝利來得及時，如果再拖下去，不知什麼樣的厄運會降臨到我家。
我感到父親身上有很多書生氣，有時甚至近乎迂闊，其實比較適合做研究工作。他在做銀行時也隨時都注意調研，有不少著述。陳光甫在為他的一本書的序言中稱讚他“理論與實務融合一爐”，不是虛詞。到人民銀行參事室之後幾十年中主要工作是主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一、二輯，這是凝聚了幾十人的勞動的巨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父親作為主要負責人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下放河南信陽時，別的生活用品都不帶，只抱著近千萬字的書稿資料，打定主意要“我在資料在”。
他衷心擁護新政權，這裡有他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性。因為他們一生最痛心疾首的是中國的積弱，特別是留過洋的，更感受到弱國國民的屈辱，做夢都希望中國統一、安定、富強。所以毛主席在政協籌備會議上宣布的那句“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使多少有淚不輕彈的男兒熱淚盈眶，對新政權寄予無限希望。外人和當代青年對那一代老知識分子對1949年以前的種種苦難、委屈、乃至殘酷、荒誕的承受力感到不可思議，要理解他們當從這句話開始。父親1948年正好有業務去美國，讀到了《新民主主義論》，大為興奮，更促使他兼程趕回國。當時很多人慌忙外逃，父親反其道而行之，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轟動。解放初期他真的是熱情滿懷，並積極建言。至於後來，他絕口不提自己的得失榮辱，也從不議論“小道訊息”，我不知道他心中有些什麼想法，對以後的“世風”究竟知道多少。他可能比一般人閉塞，或者在主觀上對一切負面的情況不大願意相信和接受，寧可信其無。但是以他的閱歷和對國事的關心，恐怕也不可能對現實全然無知。我親見他一反常態地大聲提到“阿房宮賦”最後那幾句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說明他雖然平日無言，心中並非沒有想法，而且想得很深。
資中筠：從銀行家父親身上懂得沉默是大愛
衡陽耒陽市一個深山老林的半山腰上，有個名為“資家坳”的小村落。平日裡男人開荒造田，種稻穀、棉麻、蔬菜，女人紡紗織布。油鹽醬醋，得穿過一條羊腸小道到山下平原去買，置辦魚肉雜貨，則要到十幾里外的鹽沙鋪去趕墟。但這山前山後，卻蘊藏著一種無煙煤，無煙無臭，燒完只剩下一點白灰。村民用它取暖做飯，還可以把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個水陸碼頭去賣高價。
“由於交通不便，幾乎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小地方，我國即使是幾千萬分之一的詳細地圖，也沒有它的位置。可我父親後來在日本留學時，竟然在日本圖書館同文書院對中國各省調查記錄中，看到耒陽田心鋪某山上有無煙煤礦的記載！真不知日本用了多少人力，以什麼手段得到的資料。這種調查是否就是處心積慮為以後大舉侵華作準備？這使他一方面對日本人深感欽佩，一方面又感到觸目驚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資中筠在讀到父親資耀華的回憶錄時感慨。
金融家
不置私產
來到資先生的家，我突然想到了凱恩斯曾說：“銀行家在其業務經營中必然要表現出超乎人性的傳統的體面。終身從事這種活動使他們成為最浪漫並且是最不現實的人。”而他的家出乎意料的簡陋。水泥地，除了陳舊的桌、凳、櫥和床，沒有絲毫裝飾。當日拍完照，資先生要留飯，保姆卻為難：事先沒有安排，當日飯菜絕無多餘可待客。資耀華先生當年從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院畢業回國後，由於他具備很強的理財能力和金融理論素養，為著名銀行家陳光甫所賞識，歷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經理、華北管轄行總負責人。以他的能力和職位，要發財，大概不會是難事。可是，他始終淡泊名利，一輩子不置私產。解放前，他家一直租住普通的里弄房子，且家無長物，連字畫都不掛，所以，被女兒資中筠戲稱為“家徒四壁”。名利於資先生如浮雲，所以，他能夠在名利的誘惑前站穩腳跟。1941年左右，他的老同學周佛海竭力動員他參加偽政權，並許之以“財政次長”之職，卻被資先生婉言拒絕：“我資耀華如果想做官，或發財，早有機會，不必等到現在。”
敢於獻諫
歷來商業銀行運營模式是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銀行家，一般指掌控經營實權的管理者。我國老一輩銀行家大都在以勢欺人的外商銀行與複雜脆弱的錢莊雙重夾縫裡經營華資銀行。在“寧波路”（華資銀行）和“外灘”（外資銀行）的抗衡中，孕育了張嘉敖、陳光甫、錢新之、李銘等1920年前後嶄露頭角的最負盛名的第一代銀行家；而1930年代初起，隨著上海銀行格局逐漸形成以華資銀行為主流，在日益輝煌的經營潮流中，湧現出像資耀華那樣的第二代出類拔萃的大家。
我查閱過上海銀行檔案所披露的相關內容，知道資先生剛剛進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就以上海電話簿為基礎，進行分區、分街道、分弄堂，分門別類調查分析，把全上海的商業區、住宅區、高級中級人士分布情況，以上海銀行總行為中心，描繪了一個草圖，作為銀行今後業務發展的參考。通過對上海各大銀行的暗中察訪，他整理了詳細的建議報告。針對付款速度不快，他建議不久遷移新址時，將活期存款依賬號分成不同視窗，以便顧客依賬號走向視窗取款。每個銀行辦事員，平時要用心將本視窗內的幾百戶簽字或印章上的特殊用心熟記，做到心中有數，這樣，一接到支票就可以立即付款。最多不過三分鐘。同時還要熟記每個存款戶的存款餘額，做到心中有數。
同時他還建議在原有一個虹口分行的基礎上，以總行為中心輻射出去，可在大西路、愚園路、霞飛路、界館、提籃橋、八仙橋、愛多亞路、小東門、同孚路九處選址陸續開設分行。
他建議設立的調查部可謂在商業銀行中開風氣之先。調查部司職有二：一是經濟調查；二是信用調查。甚至對巨商榮家、劉家、郭家，不論有無往來都蒐集資料。同時他走南闖北調研，對該行在抗戰前進軍四川，以及沒有匆忙進入東北的決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為該行在抗戰期間總行遷入後方打下了基礎。
他還建議擴充信託部，增加服務種類，做到每個顧客需要辦的一切能辦的業務都可代辦。比如代收、代付房租、水電費，代買、代賣公債、股票等。
據資料顯示：當年陳光甫對於資氏的許多建議甚以為然，而上述建議對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擴展起了很大作用，直接導致存款業務由原來的6500萬元猛增至15280萬元！銀行家尚明對資氏曾有評述：他“經常對銀行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見，都是有什麼說什麼，從不虛張聲勢。”
歷史抉擇
資耀華先生於上世紀20年代投身於銀行業，從沒離開過。他直接處於經營管理的前沿，經歷了無數驚濤駭浪。在各個歷史轉折關頭，作為銀行家的資耀華，不光如陳光甫所稱讚的那樣“才學兼長，服務精到”，而且有堅定的信仰和民族氣節。
日寇侵占天津之時，資耀華先生正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天津分行經理任上。自從日偽聯合準備銀行正式設立起，在天津租界內的金融市場上就出現了老法幣和敵偽聯銀券的生死鬥爭。敵人既要大量收集法幣，以便一方面可以向外國銀行套購外匯，一方面又可以深入中國內地購買軍用物資，因此，他們在平津地區故意抬高偽聯銀券的幣價，貶低法幣與聯銀券的兌換價格，圖謀以此取得大量低值的法幣，並使法幣喪失在社會上的信譽，促進偽聯銀券在市面上的流通。當時確實也有少數銀錢業，利用天津金融市場上行市變化機會，在收付存款時，法幣價格高了就支付聯銀券；聯銀券價格高了，則支付法幣。這既想把損失轉嫁給存戶，也損害了法幣的信用。
資耀華此時暗中聯絡天津全體同業，想辦法，出主意，一致對敵。他們一致主張將存放款種類嚴格分開，存法幣的開立法幣帳戶，今後收付皆用法幣；反之亦然。用什麼幣種完全由存戶選擇，銀行決不勉強。同時暗中同英、法、美等外國銀行一致維持法幣信用。因此，華北偽政權雖強令法幣對聯銀券貶值，而天津租界內金融市場上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鈔票還比偽聯銀券高18元。人民民眾反而怕偽聯銀券貶值，都不願多存偽聯銀券。各銀行則把由存款收進的偽聯銀券儘量用作放款，貸給有來往的工商業，任其在市面上搶購商品，囤積貨物。結果，社會上的法幣隱藏起來，而偽聯銀券則泛濫成災。這種金融市場上大家一致拋棄偽聯銀券的“換物運動”，使敵人痛恨在心，但有苦難言。
抗戰剛剛勝利，資耀華先生去重慶，帶回一箱十萬元法幣現鈔。這又是他作為銀行家對於金融形勢的敏銳估價作出的一個英明決定。他認為如果這批現鈔運用得好，可以發揮幾十萬法幣的效果。因為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都還沒正式營業，其他銀行庫中尚無法幣，市場上法幣奇缺，物以稀為貴。事情果然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天津市面上紛紛傳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從重慶帶來幾十萬法幣現鈔，轟動了三津。許許多多新舊顧客，幾乎一時都集中到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開戶往來。這樣，該行的法幣頭寸更加豐裕了，運用更加靈活。果然是十萬元現鈔起了幾十萬的作用。
1948年冬，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和考察的資耀華，不顧友人的挽留，執意回到已經隱隱聽得見炮聲的天津。天津解放第二天，他就在天津軍管會金融處的座談會上坦率提出：要迅速恢復天津市場，首先要恢復金融市場；要從速恢復天津進出口貿易，上海商業銀行可以代理對外收付外匯，並可以墊付美元外匯。針對馬路上已經將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行名用紙遮蓋，並換了一個銀行名字，他認為這兩個銀行在全國的信譽較高，要保住這兩塊牌子為我所用，搞好金融市場。這些建議，件件都是當時恢復天津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重要方略。
皇皇巨著
資耀華治金融學的原則：“做文章，關鍵是要解決問題”。著述甚豐，有《貨幣學》《英美銀行制度論》《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信託及信託公司論》《銀行問題之研究》等書，論文則難計其數。
資耀華先生在金融學上另一大貢獻，就是對於金融史的研究。他親自領銜對清朝、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廣州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貨幣史料，以及清中晚期的外債史料進行了大規模的蒐集和整理、編輯和研究。已經成書的有《清政府統治時期貨幣史料》（1964年中華書局）、《中華民國貨幣史料第一輯》（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華民國貨幣史料第二輯》（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清代外債史》（1991年中國金融出版社）。這些洋洋數百萬言的歷史巨製，都是在資耀華先生直接主持下完成的。據參與編輯出版工作的洪葭管先生回憶說，身為主編，資先生堅持不署上自己主編的名字，而以“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編”的名義印在書上。
十年浩劫期間，資先生被勒令自帶床鋪，並帶上家屬，疏散到河南信陽農村。自身難保的資先生想到的首先是近千萬字的貨幣史資料，生怕自己離開北京，這些花了十幾年心血蒐集的貨幣史資料被付之一炬。他寧願自己不帶床鋪用具，專帶這十幾箱資料，與抱病的老伴同行。因為沒有帶被褥來，一開始他只好睡在稻草上，直到有人回北京替他帶了被褥來為止。後來他老伴病危，要轉回北京看病，他又將這十幾箱資料隨身帶著回北京，一路上的艱難曲折，簡直就是一部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章回小說！
赤子之心
資耀華女兒資中筠曾經說過，父親自1940年代末下決心追隨共產黨，不為別的，就因為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認定共產黨能夠使中國擺脫貧弱和屈辱。他一生感受最痛切的是國家的衰弱和民族屈辱，共產黨是他唯一也是最後寄託希望的政治力量，所以，主觀上他對一切負面的情況不大願意相信和接受。但是，以他的閱歷和對國事的關心，恐怕也不是對現實完全無知。有一次，他曾表示要給一位經常對他的生活照顧有加的統戰部官員，象徵性地送一件小禮物。女兒華筠提議可定製一件刻一篇古文或詩詞的小型工藝品。他欣然同意，並立刻提出要刻《阿房宮賦》。中筠為之愕然，說最後幾句話是否太刺激了。向來沉默寡言的資先生一反常態，大聲強調說：“我要的就是那幾句話！”那幾句話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資先生在世整整九十六年。在他撒手人寰之前數年，寫下了自傳《凡人小事八十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預對日侵
1936年，資耀華第三次赴日考察，嗅出空氣中瀰漫著緊張氣息。“過去日本老百姓看到軍人士兵，非常愛戴，非常親熱，這次老百姓看到軍人，好似非常畏懼，總是敬而遠之。過去軍人不常上街走動，也不帶武器，這次則是全副武裝、高視闊步。真有點箭上弦、刀出鞘之感。”
尤其是老同學室伏高信看到他大驚，將其拉到一處偏僻的小飯館推心置腹的一番話，讓資公如夢初醒：“您怎么這個時候還來日本？日本軍閥已準備大舉侵略中國，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趕快回中國去，否則就可能當俘虜了。”
回津後，資耀華立刻走訪了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兩位經理，以及南開大學兩位經濟學家何廉及方顯廷博士，將聽到的秘密訊息告知他們。兩位學者一致認為：“金融業將來可能被日寇拉攏利用作為其侵略中國的工具。”
除此四人外，資耀華沒再對任何人透露這個秘密，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他擔心引起不必要的慌亂，也怕傳到日本特務的耳中，不僅會招來性命之憂，也會連累室伏高信。
在天津分行，資耀華開始暗中收縮放貸，並收回租界之外的貸款，重點轉向租界之內的業務。既不能明說，又不能不做，委實頗費躊躇。他當時以為有租界作庇護，可以苟且偷安，事後感慨道：“這種想法，不但是太天真，而且是懦夫意志、一廂情願。”
從此資耀華每天總是過著神經緊張、憂心忡忡的生活，自言如一葉小舟航行在大海大洋中，恐懼地等待十級大風暴的到來。
果如兩位老教授所言，華北淪陷後，天津租界內的金融市場上就出現了老法幣與日偽聯銀券的生死鬥爭。日本對中國經濟、金融的掠奪，正是它“以戰養戰”的重要內容。
而資耀華此時接到的總行電報指示是：“堅守崗位、保存資產、利用租界、抵抗敵人。”而且聯絡團結全體同業共同對敵的“興亡之任”，也落到了資耀華的肩上。
此時的資耀華頗為為難，既不能明說自己有指示，也不能對同業指手畫腳。於是苦思冥想出了一個“銀行家午餐會”。
他找到天津市銀行公會的秘書長鄭誦先，此君多才多藝、長袖善舞，更兼對飲撰烹飪大有研究，頗能做出幾道名菜，還煮得一手好咖啡。午餐會每天座無虛席。資公最大限度地利用茶餘飯後之機，用自己的語言傳達秘密訊息以及指示，大家一起討論出主意，指示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求天津市全體同業，無論遇到敵人如何威脅利誘，決不可與其合作，不能當面直接拒絕，則設法推辭拖延，更要與租界英美法外國銀行聯繫，一致維持法幣信用。
這種在金融市場上銀行界同仁一致拋棄偽聯銀券的“貨幣戰爭”，使社會上的法幣逐漸隱藏起來，而偽聯銀券卻泛濫成災，令日偽痛恨卻有苦難言。
但也因為此，日軍更把租界當作眼中釘，必除之而後快。於是在入侵租界到日本投降這四年，資耀華經歷了人生中最痛苦的歲月。資耀華也收到了委任書。他視作奇恥大辱，當即將委任書原封不動地退了回去。同時囑咐家中準備棉衣棉褲，等待憲兵隊捕捉入獄。最終不知何因，居然躲過一劫。但他憂心成疾，直到抗戰勝利後去美國才得到完全根治。
在天津淪陷的日子裡，資耀華天天躲在被窩裡聽重慶的廣播，對當時的中央政府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勝利訊息傳來，他與大家一樣欣喜若狂，以為自由富強的中國要建立起來了。此後他接到邀請，作為天津金融界代表訪問重慶。但這次是抱著滿腔希望而去，卻被擔架抬著回來。
當時流行一個謎語——用“抗戰勝利”打一古代人名，答案有屈原、蘇武、蔣乾、共工等等，然大家認為最好的一個答案是“白勝”——白白勝利了，老百姓沒得到任何好處。
資公在重慶，目睹的是一幕一幕的“接收”醜劇。特別是他的摯友和同鄉前輩——永利化學公司總經理范旭東被宋子文氣死之事，令他灰心喪氣。當時永利公司遭到極大破壞，打算從美國進口一套新的化學機器，萬事俱備，只待中國銀行擔保。沒想到范旭東與宋子文談來談去，最後得到的暗示竟然是只有將公司歸他主持才可以得到擔保。本已心力交瘁的范旭東心臟病發作撒手歸天。資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絕望，精神上幾乎被摧垮，不幸在歸途中染上了極為兇險的登革熱。
他被抬至家中，沒想到幾位北京協和醫院的主治大夫已經等候多時。他們並非能掐會算，此次不請自來主要是為了打探重慶訊息，陰差陽錯居然在第一時間對資公進行了名醫會診。
襄贊之功
從重慶回來後，資公對國民黨熱情大減，立志不參政。資中筠曾親眼看到父親撕毀聘書。但他將參加了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當作一生中獲得的最高榮譽和最大幸福。
1949年他在一次赴金融界座談會的途中，看見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的行名已經被紙遮蓋，並換了一個銀行名字，到會後立即建議要保住這兩塊牌子為我所用，因為兩行在全國的信譽較高，有利於搞好金融市場工作，同時是國際上認可的，這樣就為國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筆外匯。在他逝世後，訃告上對他的生平介紹中有一句話：“對共和國的建立有襄贊之功。”
評價
作為銀行家，他的才幹、眼光和業績有資格獲得各方一致的高度評價。他的老闆、金融巨子陳光甫說他“才學兼長，服務精勤”，蔣介石說他“抗戰有功”，而共產黨給他的蓋棺定論是“對共和國有襄贊之功”。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這個年齡、能力、聲望都處於巔峰狀態的銀行家卻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向學者的轉型——他潛心研究貨幣史。在如此的生死疲勞、命運跌宕中，委屈和尷尬都是可以被預料的。但是，在他92歲時寫就的回憶錄里，對自己後半生的經歷卻不作思考、匆匆略過，保持著習慣性的沉默。
前半生的意氣風發和後半生的適時沉默同樣意味深長。有人說《人民日報》和回憶錄里的資耀華是兩個人。事實上，在資耀華這一代人的輝煌和沉默背後，到底是平靜還是溝壑？這實在是個謎。
“他算不上什麼世間異人，而是一個被時代推著走的人。在每個時代，他都能夠按照自己做人的原則迅速地找到應對方法，不斷調整自己。他做人就是潔身自好、明哲保身。”2006年9月29日，資耀華長女、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前所長資中筠對《中國企業家》說。
主要著述
《貨幣史》、《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世紀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學家的自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