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納爾·雅林

貢納爾·雅林，1928年，他畢業於隆德大學，並獲得了目耳曼語及斯堪的納維亞諸語言的學士學位。他立即又開始攻讀突厥語，並在瑞典第一代突厥語學者古斯塔夫·拉奎特指導下，以半工半讀的方式，為父親的支持與理解所鼓舞，終於念完了研究生課程，於1933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學習突厥語時，他深深地愛上了這個被一些人看來相當艱難又前途渺茫的專業，並被同學們稱為“突厥人”。他的老師拉奎特是個在中國新疆工作過多年的傳教士，醫生，受老師影響，他選取了《維吾爾語音學研究》這個前人極少涉足的論文題目。
為了準備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他於1928春夏間專門到德國柏林參加了“東方學講習班”，受教於著名東方學家班格教授。講習班的同學，比如葛瑪麗女士等，後來都成了國際知名的東方學家，在學術界活躍了半個世紀之久。為了準備撰寫研究生畢業論文.他於1929年—一1930年，專門不遠萬里，穿過廣袤的俄領中亞，隨馬幫翻越了帕米爾高原，來到新疆南部的首府喀什噶爾。在一年時間裡，他儘量搏節經費，深入到民間的許多不為人知的角落，出色地完成了修學考察。他還準備前往和田，去調查那兒的維吾爾語方言，但是一場幾乎致命的傷寒使他不得不放棄了這一計畫。直到1992年我到他在威肯的別墅去拜訪他時，談起往事，他仍為未能親自收集到和田方言而深感遺憾。
研究生畢業後，雅林留在隆德大學，擔任突厥諸語言的助教。他儘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到蘇聯、印度、阿富汗、中東、土耳其等地，作廣泛的調查研究。
1939年的一個偶然機遇，改變了雅林的生活道路。他在瑞典北部服兵役時，曾結識了一位軍官。那年這位軍官派人到隆德大學找到他，要他臨時擔任一個只會講土耳其語的難民的翻譯。正是由於這一契機，使瑞典外交部對雅林語言才能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雅林離開教育界，轉入外交界，被派往瑞典駐安卡拉的公使館。此後，他成為瑞典外交界的新星:
1941—1945年，擔任駐德黑蘭和巴格達的瑞典外交官。
1946年，他在非洲的衣索比亞建立起第一個瑞典大使館。
1948年，他出任瑞典駐印度的公使，後來又成為駐錫蘭（即今斯里蘭卡）的公使。
1951年，擔任瑞典駐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公使。
1953 ----1956年，調回國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長。似後，他又擔任了瑞典駐聯合國大使，並於1957--1958年間，出任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擔任安理會主席時，又被任命為印度與巴基斯坦關於克什米爾爭端的調解人。
1958-1964年，擔任瑞典駐美國大使。
1964-1973年，他出任瑞典駐蘇聯大使，並自1965年起，還兼任瑞典駐蒙古大使。
1967年10月，他被任命為聯合國秘書長中東地區特別代表，承擔起在阿拉伯人與以色列入之問斡旋的重任。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工作。1971年，他被提命為聯合國秘書長的候選人，在投票時，以3票之差，敗給奧地利外交家瓦爾德海姆。
自1973年起，他從職業外交官的崗位上退休。
從1933年出版博土論文《維吾爾語語音學研究》起，至今已達一個花甲。不論是
在大學還是在繁劇的外交界，他一直在發表有關東方學的論著，並始終不懈地收集、刊布、研究有關維吾爾語言、歷史與文化的資料。自從退休後，他又開始整理導師拉奎特遺留下來的文稿。當然，他也寫了不少有關外交政策、文化事務方面的文章。
作為一個成功的外交家、享有盛譽的摯著的學者，雅林獲得了許多榮譽和獎勵。到1976年時，主要的就有：
烏普薩拉大學(1959)、奧格斯塔納學院(1960)、美國俄亥俄川辛辛那提大學(1963)等院校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獲紐約名人獎(1971)；
獲斯德哥爾摩卡爾·斯諾斯基獎(1973)：
獲倫敦珀西·塞克斯爵士紀念獎(1974)；
由於對查爾斯十二世時代的瑞典——土耳其關係的研究成果，被接納為瑞典皇家文學、歷史、文物科學院的成員(1968)。
他還是瑞典皇家文學協會會員(1965)、皇家自然地理學會會員(1972)、軍事科學院成員(1970)。他被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聘為名譽會員。
雅林是以一個東方學家的身份進入外交界的，自外交官崗位上退下來，他仍然保持著東方學家這一身份。他不但是瑞典最有影響的外交官之一，也是瑞典最知名的東方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治學態度，受到學術界普遍的尊重。
1992年10月，中國瑞典聯合召開的“二十世紀西域考察與研究”國際會議在烏魯木齊正式開幕。這個會議的籌備工作得到過雅林先生的關注，開幕式一完，我與瑞典朋友及美國的包森教授用長途電話同雅林作了交談，他對會議表示了由衷地祝願。會後，我們赴南疆作學術考察。在沿和田河前行的艱難行程中，正值雅林的生日。抵達和田市，瑞典朋友又與我用電話向雅林表達了對他生日的問候，並筒述了觀感與行程。瑞典學者羅森教授告訴我：雅林是瑞典東方學承前啟後的人物。他也是他那一代人（如葛瑪麗等）當中，唯一一位至今仍在從事東方學學術研究，對東方學的發展有難以估量的影響的人物。他對中國、對新疆、對維吾爾族的歷史與文化，始終抱著無法釋懷的摯愛之情。當然，他也是中瑞這兩個遠隔萬里的國家之間理解與關切的橋樑。
與那些著作等身的學者相比，雅林的論著並不以數量取勝。在他的東方學著述當中，較有影響的有：
《維吾爾語語音學研究》（1933年，隆德>；
《阿富汗斯坦的維吾爾人部落的分布及初步分類研究》(1939)；
<維吾爾語——英語方言辭典》(1964，隆德)；
《古斯塔夫·拉奎特與“卡西姆阿洪致卡米爾·阿凡提的信件”研究》（1975年，隆德）；
《新疆南部瑞典傳教士報告中的民族學資料》（1979年，隆德）；
《重返喀什噶爾》（1979年，斯德哥爾摩；1986年，美國杜克大學）；
《喀什噶爾文學文獻》（1980年，隆德）；
《關於維吾爾語“穆納扎拉文學”的札記》（1981年隆德）；
《關於新疆絲綢之路上近年考古新發現的看法》(1983)；
<喀什噶爾手稿》（1987年，隆德）；
《無賊城等維吾爾傳說研究》(1989年，隆德)；
《喀什噶爾的印刷品——瑞典傳教團在新疆的印刷所：歷史與印刷物概述》（1991年，斯德哥爾摩）；
《中亞地區的文化碰撞——新疆穆斯林筆下的漢族戲劇》（1991年，隆德）；
《瑞典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有關中國新疆的材料》（1991年，刊於《中亞季刊》總第35卷）。
從上述並不完備的目錄，就可以看出雅林學術生涯的兩大特點：一，東方學研究貫穿始終。其《維吾爾語——英語方言辭典》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至今仍為學術界所推崇，其書編成出版時，雅林正在端典駐美國大使這一重要的外交職務上，而上述目錄中的絕大部分，撰寫出版於其退休之後。換句話說，不論是身為高級外交官還怡養天年的退休生涯，他始終以東方學家自視，對中國新疆的熱愛與關切從未減退，反而老年愈為濃烈。二，新疆，尤其是南疆首府的喀桿噶爾一直是他研究的中心。初到喀什時，他只是一個22歲的青年，此後，他到過世界上許多地方，獲得了難以計數的榮譽與獎勵，但終身從未沖淡喀什噶爾留下的強烈、深情的印象。1992年我去看望雅林先生時，他對我說：一想到咯什噶爾，他仿佛又年輕了，回到了20歲出頭的美好年華！這時，我為這位已85歲高齡、德高望重的老人所感動，我覺得他是那么真誠，平易近人，那種“西域情結”在我身上，在我楊鐮；貢納爾·雅林及其東方學研究。許多朋友的身上，都確確實實存在著，它並不因地位、地域、年齡、民族等許多不同而因人而異！
作為拉奎特的學生、第二代東方學家的代表人物，雅林從外交官職上退休已20多年，但他仍在威肯寧靜的別墅中從事研究、寫作，他無意、也不可能再從東方學家這個位置上“退休”。每一個關心新疆、研究新疆的人，都應該以有這樣一個前輩學者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