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科隆博
（Loe Colombo，1930—1971）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義大利設計發展中的一個關鍵人物。他能夠迅速地把一些技術發明轉化到自己設計的各種產品與生活系統中，用科技充實設計的功能；他用自己的言論和實踐體現了設計師不僅僅是一些產品的創造者，而且是我們生存環境的塑造者。儘管他英年早逝，但卻憑著他那超前的設計理念，以其全部的作品，大膽地拓展了我們對設計創造的認識。迄今為止，國內對他的專門介紹和研究還不多，本文試圖對其設計作些研究。科隆博1949年畢業於米蘭的布萊拉美術學院（Brera Academy of Fine Art），所學的專業是繪畫。20世紀50年代初，他參加了一個義大利純藝術的前衛運動“核心運動”（Movimento Nucleare）。初來乍到的他給米蘭的一家夜總會畫過天頂，給公司和展覽會設計過陶瓷，業餘時間還到米蘭工藝學校學過建築。1959年，科隆博繼承了父親的電子設備製造公司。1962年，科隆博在米蘭建立了自己的設計工作室，專攻室內設計和家具設計。他認為，室內環境是一個系統，裡面包括了各種各樣的組成部分，而家具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他的興趣集中在兩點上 ：其一是“生活系統”（Living System）的設計觀念；其二是如何把新材料和新形式運用到能夠大批量生產的家具設計中去。在60年代，科隆博優先考慮的問題由個人化的對象轉變成了對人類環境的關注。像許多他那一代的設計師一樣，他受一種願望的驅使為大批量生產而設計，這種願望就是為了讓他的產品能夠以一種合理的價格被廣泛地接受。
20世紀60年代前期，科隆博設計了一系列具有高度革新性和原創性的椅子。包括1962年的“羅爾扶手椅”、1963年的“希拉和埃爾達扶手椅”、1964年的“極樂扶手椅”等。在這期間，他還進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燈光設計。然而，在設計這些單獨產品的同時，科隆博也發展出了一系列多功能的產品。這些作品標誌著一種新的開始，不僅是美學和工程意義上的，而且是哲學和心理學意義上的，它們被認為是超出了家具製造商和消費者可接受的傳統。這個設計相當於一個複雜的高科技獨角戲，科隆博那多功能的不占空間的設備——比如1963年的迷你廚房、多功能的儲藏系統、1963年的貝爾尼尼聯合中心等——都是激進的、革命性的。通過這些實驗性的設計，科隆博在20世紀60年代末發動了一場論爭，後來成為義大利前衛藝術家們的中心話題，並對其它國家突然出現的設計哲學起了主要的影響，特別是法國。
科隆博一直雄心勃勃於在一個單一的設計中結合各種各樣的功能。最後，他相信未來存在於高度壓縮的自足環境中，而不是在獨立互補的對象中。1968年，他設計了《盒子1號》晝夜設備，那是一個臥室儲藏系統，包括一個衣櫥、幾個碗櫃、一個架子、幾個抽屜和一張床。第二年他又製作了一個關於未來居住環境的裝置《幻想69》，它是裝在一個太空艙里的未來的單元住宅，裡面有供人坐、睡的設備，這些設備又可以用來做飯、就餐；中心的生活空間用於休閒，比如聽音樂、看電視、讀書、娛樂; 此外還有地下酒窖、空調、臥室和浴室設備。科隆博給自己的住所設計了兩套多功能系統，它在1969年被索曼尼（Sormani）公司投入生產。這套生活系統被稱作“魯圖生活系統”，是一個日間的組合廚房和起居室設備，包括一個電動的旋轉桌子、一張被電動帳篷覆蓋著的床，其中裝著各種各樣的電子小玩意和存儲設備。這些觀念很明顯與《幻想69》相關，兩者看起來同樣異想天開。最終，在1971年的《完全裝備組合》中，科隆博實現了集大成，這是他在死前給“義大利: 新的家庭景觀”做的模型，在一個連貫的設計中，他把家庭的功能都組合在了一起。
像索特薩斯一樣，科隆博一開始也是個墨守成規的設計師，他樂於在既定的設計與生產的框架中工作。但是到了後來，隨著義大利前衛設計運動的發展，他逐漸轉變成了前衛設計的一員。伴隨著其《幻想 69》設備的是一篇名為《反設計》的宣言，這標誌著科隆博完全站到前衛設計的陣營里去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科隆博用“反”這個詞是在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意義上。在1969年9月《姆貝里亞》（Mobilia）雜誌的科隆博專輯上，科隆博不遺餘力地反對他以前設計的個性化的家具。據科隆博所說，現在需要一種更加“有系統的”思維方式: “我們已經戰勝了虛假文化的家具，那是一種資產階級趣味的產品，其發展只是在追逐時尚，而且這是一種資本主義工業的產物，其惟一的目的是通過精煉其產品以贏得更多的消費者，功能主義和技術是其次要考慮的問題。現在的建築探索必須從對現代人的生態學研究開始，特別是他們所生存的那個巨觀世界。”
義大利著名的設計評論家埃米利奧·阿姆巴茲（Emilio Ambasz）這樣評價科隆博：“儘管科隆博以前設計的作品在義大利國內外都獲得了讚揚，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中卻尤為關注與人類生活習慣相關的問題。他在生態學與人類環境改造學上的探索使得他越來越把個人的習慣當作是一個微觀的世界，通過程式系統的創造使微觀世界與巨觀世界的結構相同，進而使微觀世界成為未來可達到的巨觀世界的一個起點。”這一分析注意到，科隆博之所以和20世紀60年代末其他激進的設計師一樣都對創造“生活習慣”或“家庭景觀”感興趣，是因為他們對社會的看法本質上是樂觀的、理想化的。他們真誠地認為，通過控制人們生存的環境，可以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不像今天那些為了保護環境的生態學運動，科隆博的所作所為是主動而不是反動，他試圖通過個人的勇往直前盡占未來的先機。
20世紀60年代的設計界並不像50年代那樣有著統一的見解和思想，特別是隨著1968年遍及歐美的抗議浪潮的出現，人們更加懷疑以前那些想當然的設計觀念。走強硬路線的前衛運動的出現使得設計界內部的鴻溝變得越來越難以逾越。漸漸地，設計更像是個原則問題而不是美學問題了。科隆博是他那一代設計師里最有遠見的人之一，他讓設計去關注人類的生活習慣與生存狀態，而不是單純地關注產品的造型與功能。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站到了義大利前衛設計的立場上，使自己的設計理念具有了戰鬥的姿態，這種立場的轉變對於一個聲譽日隆的設計師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