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該書是一本解讀中國經濟的簡明讀本,論述中國在“劉易斯拐點”之後經濟減速的成因,分析了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潛在增長率的路徑,提出推動人口紅利向改革紅利轉換,實現新一輪增長的思考,體現出作者的專業素養和深思熟慮。
這本書的目標讀者,既包括學習經濟學的高校學生、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專業人士,也包括希望深刻了解中國經濟走向的投資者和企業家,以及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讀者。感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導刊》執行總編輯(新經濟研究室主任)朱敏博士的熱心協助,他為本書的策劃、編審和出版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品目錄
序章 撥開中國經濟迷霧 | 【第一篇 中國奇蹟】 |
第一章 理解經濟的發展階段 | |
第二章 中國經濟成長到底有多快 | |
第三章 如何認識中國的經濟發展 | |
第四章 走出關於人口-經濟關係的認識誤區 |
【第二篇 發展拐點】 | 【第三篇 跨過陷阱】 |
第五章 大國經濟的劉易斯轉折 | 第九章 中國必須通過的減速關 |
第六章 人口轉變與勞動力供給 | 第十章 如何認識中等收入陷阱 |
第七章 劉易斯轉折點之後的大挑戰 | 第十一章 就業矛盾:從總量到結構 |
第八章 中國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 第十二章 收入分配的庫茲涅茨轉折點 |
【第四篇 再創奇蹟】 | 後記 |
第十三章 中國能再創經濟奇蹟嗎 | |
第十四章 從人口紅利到改革紅利 | |
第十五章 從人口紅利到開放紅利 |
作品思想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1年,長達33年的時間裡,實現了年均9.9%的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當人們習慣於這個高速增長之後,對2012年以來增長減速,容易產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就是產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本書主要從三個方面對此進行了分析。
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總量經濟學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但是,專注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於把觀察到的經濟成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象來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於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表現出過於悲觀的情緒。
然而,把這個方法論套用於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之一。
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現象。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再正常不過。更何況,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處於低收入水平階段(2000年以前)、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2000年—2010年期間)還是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時,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
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曾有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並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捨,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於人們因循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係。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並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如何實現L型中高速增長
當前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速度下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國內外有各種聲音,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幾個:
薩默斯認為,經濟增速不可能長期維持超常,終究要回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大約3%)。他們預測從2013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成長速度平均是5%,從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3%,即回到了均值。他們沒有給出理由,只是說有這樣的統計規律。
巴羅認為如果具備若干條件,後起國家的增長速度會更快一些,最終與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趨同。但是從長期來看,趨同速度不會超過2%這個所謂的“鐵律”。中國過去大大超速了,所以到了減速的時候。因此他對中國經濟的增速預測也是3%左右。這個預測已經被證明是錯的。
艾肯格林等人把所有具備長期數據的國家放在一起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大約中國當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國基本都經歷了減速,減速的幅度可以超過此前增速的一半。他們認為,減速除一般規律之外,不同的國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總的來看,這些研究都依據了某種方法,也發現了一些規律,但都有“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缺陷,講得更多的還是森林,而中國是一棵不同尋常的大樹,所以其結論對我們未必適用。
從供給側認識經濟成長,意味著從生產函式的角度,觀察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是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從而導致工資上漲; 第二是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減少;第三是資本大規模替代勞動,導致資本勞動比過快上升,資本回報率不可避免地下降; 第四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縮小,傳統模式下的城鎮化也即將減速。
經濟體制一些領域的改革進度尚不盡如人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遇到“因為包袱重而等待、困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的推進困難,這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並不是每個人都真信改革能帶來紅利。改革紅利看不見、摸不著,至少不敢說哪一項改革對應著哪部分紅利,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門改革決心不大,延誤時機。第二,改革要靠全社會努力。由於改革成本的分擔和紅利的分享還沒有界定清楚,因此產生了改革的激勵不相容問題。
誠然,根據相關人士的說法,就算不刺激,經濟也跌不到哪兒去,到2050年中國經濟增速才會降到世界平均值;但是,推進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結果。我們的模擬表明,改革越徹底、力度越大,未來就越呈現出L型的潛在增長率。
如何釋放城鎮化新紅利
有很多人認為經濟成長還會回到原來水平,我們當前遭遇的還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們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歷史上其他經濟體在我們這樣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沒有減速,還會保持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為什麼我們在人均收入水平這么低的情況下(相當於美國的20%)速度就要降下來?
用人均GDP來判斷發展階段,忽略了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徵——未富先老。如果按人口轉變來看,中國的發展階段已經大大不同了。
我們用人口扶養比和東亞幾個先行國家做比較,即15歲到59歲生產力強的人口能夠支撐的依賴性人口(15歲之前以及60歲之後)情況。2010年,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這個現象發生在日本是1990年到1995年期間;韓國是2010年到2015年期間;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間。也就是說,我們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了人口紅利。
過去,我們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藉助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這是一個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加上新型城鎮化可能有一些新的經濟成長源泉,我們還可以得到經濟成長的動能。
我們知道,對經濟成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積累,因為資本回報率比較高、儲蓄率比較高,對經濟成長才有這么大貢獻。城鎮化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人口扶養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能夠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與此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因此資本回報率也較高。城鎮化的新移民,由更年輕、更具生產力的人口年齡構成,使城市的整體年齡構成更加合理,因此變得更有利於資本積累和資本回報率。
此外,總體算來,雖然農民工比城市本地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低,但由於農民工大部分是年輕群體,他們和城市那部分年老的勞動者相比,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當他們進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城市職工,城市人力資本也得到了改善。
我們前幾年做了一個模擬,在2011—2020年期間,如果每年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勞動率供給)能增加1個百分點,對應這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會增加0.88個百分點。同樣地,如果全要素生產率的速度提高1個百分點,對應的潛在增長率幾乎也會增加1個百分點。因此,新型城鎮化和戶籍制度改革是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
作品影響
《讀懂中國經濟》被讚譽為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扛鼎之作。蔡昉對如何認識中國經濟奇蹟和發展階段,以及中國經濟進入劉易斯拐點之後,如何將人口紅利轉化為改革紅利都有高屋建瓴的觀點和分析,是理解當下中國經濟的重要作品。
獲獎記錄
2018年4月,入選“2017中國好書”人文社科類圖書。
2018年8月,入選中宣部第八屆優秀通俗理論讀物。
出版信息
書名 | ISBN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讀懂中國經濟 | 9787508674506 | 中信出版社 | 2017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