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弼玄學

從一定意義上說，王弼的玄學，實質上就是我國古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哲學。 王弼的“以無為本”並不是作為建構他的本體論哲學，他雖然把它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但卻是作為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原則，來建構他哲學的認識論、方法論的。 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王弼的玄學，實質上就是我國古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哲學。

從一定意義上說，王弼的玄學，實質上就是我國古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哲學。這是從先秦以來第一次自覺地把認識論和方法論提高到哲學的高度來研究，在對以前的哲學史作全面系統總結的基礎上，建構起我國古代哲學體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哲學的。這是我國古代哲學史上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創舉，標誌著我國的哲學發展到了更高的歷史階段。
今天對王弼玄學的研究，已定論為本體論。認為從兩漢宇宙生成論和構成論發展到魏晉玄學本體論，乃是我國古代哲學史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的標誌，起到了上承兩漢哲學，下啟宋明理學的偉大作用。但又斷定王弼“以無為本”的玄學最高命題是屬於唯心主義的，因此玄學是唯心主義哲學。其貢獻只在於抽象思辨能力提高了，但又認為，若與佛學相比，則又不如佛學哲學了。各家所論似乎是既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也很辯證。然而，只要仔細一推敲，這一結論是不符合魏晉南北朝社會思想史實際的，這種所謂辯證的肯定與否定，是自相矛盾的。這種結論，致使無法說清玄學對這一時期的哲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形成，尤其是文藝理論體系的形成，和佛學“頓悟”心性論的形成等問題的巨大影響和作用。因為要高度肯定玄學作用，就等於肯定唯心主義哲學的偉大歷史作用了。自然，這一時代的哲學正如這個動亂的社會歷史，顯得十分混亂，但作為王弼玄學，既是時代的代表，說明它是處在時代的最高點，自然是時代具有本質特點的哲學。所以要抓時代哲學的本質，也就必須抓住王弼玄學的本質。我認為，我們今天的研究成果，並未能明確地闡述王弼玄學的本質特點是什麼。王弼玄學不僅有本體論，也有宇宙生成論、構成論，既有道家，也有儒家，還有諸子思想。王弼以後的玄學還綜合佛家。就是兩漢哲學，不管是《淮南子》、董仲舒之“儒術”、《白虎通》之讖緯神學和王充等，也都有本體論和宇宙生成論、構成論，先泰之《周易》，老子、孔子、荀子等諸子百家亦如此。因為沒有本體論就無法建構各自的能立足於時代的哲學體系，如沒有宇宙生成論、構成論，本體論也就沒有了基礎。所以，從《周易》到老子、孔子、荀子，到董仲舒的龐大的哲學體系建構，都是兩者密切結合的。我國古代哲學若離開了“究天人之際”的“道”這一根本，也就不可能成為其哲學了。任何套用科學理論，如果離開了這一根本，也同樣無法建構和確立，如《黃帝內經》，其主導思想就是“究天人之際”之“道”的哲學。而天文曆法的進步，如果離開了這一根本思想指導，就更不可思議了。我這裡所說的是就作為我國整個哲學史建構的本體而言。若論各家的哲學體系，《周易》是以陰陽八卦巫術天命觀為本體論，老子是以“道”為本體論，孔子以“仁”為本體論，莊子以“齊物論”虛無觀為本體論，孟子以“性善論”之先驗論為本體論，荀子、韓非以“性惡論”之形兩上學觀為本體論，董仲舒以“五行”、“天人感應論”之“天命論”為本體論等等，從而建構了他們各自不同特點的哲學體系。所謂本體論，就是各自哲學的最高範疇。玄學“以無為本”，“無”是其哲學建構的最高範疇，實際上就是老子的“道”和《周易》“八卦”陰陽觀的發展。就本體論而言，這無疑是一脈相承而發展變化的。而且“以無為本”的哲學範疇明確提出是何晏的功勞。作為哲學體系而論，王弼與《周易》、老子、孔子、荀子、董仲舒相比，乃是無法相提並論的，王弼並沒能跳出前人的思想體系基礎而有什麼新的建樹。如他的《老子注》，就哲學水平的高度而言，並未能超越老子；《周易注》也同樣未能超越原書的哲學基礎，如就易學而論，也不及鄭玄易學體系之完善。因此若就本體論、生成論、構成論而論玄學和古代哲學史，那么王弼玄學就沒有地位了，因為王弼玄學的立足點本不在這裡。王弼的“以無為本”並不是作為建構他的本體論哲學，他雖然把它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但卻是作為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原則，來建構他哲學的認識論、方法論的。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王弼的玄學，實質上就是我國古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哲學。這是從先秦以來第一次自覺地把認識論和方法論提高到哲學的高度來研究，在對以前的哲學史作全面系統總結的基礎上，建構起我國古代哲學體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哲學的。這是我國古代哲學史上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創舉，標誌著我國的哲學發展到了更高的歷史階段。由於推動了理論抽象思維的發展，所以不僅理性哲學的思辨性提高了，也促進了文藝理論、天文學、醫學等等理論的提高和發展。所以王弼玄學的貢獻，主要是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偉大建樹，從這一點而論，他的確可與老子、孔子開創理性哲學的新紀元，與董仲舒建立封建主義思想體系相媲美，其歷史貢獻是非常巨大的。王弼所以選中《老子》、《周易》和《論語》，因為它們不僅是我國古代哲學思想體系的基礎，也是我國古代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在它們兩者是統一的。但在它們那裡雖然已顯示出很高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水平，但多少還帶有經驗論和自發性的傾向，還未能自覺地把認識論和方法論提高到哲學的高度來認識、研究和自覺地運用。這可以說，是兩漢與先秦哲學的基本缺陷，因此不管哪一家，都始終不能擺脫樸素經驗論、實證論的束縛。漢代那種哲學與科學，唯心論與唯物論互相混淆不清的狀況，其原因就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缺陷造成的。如果一個哲學家，一個民族的哲學，不能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突破並自覺地把握，那末，他就無法擺脫經驗論的束縛，而走上理性哲學發展的歷史。因此對王弼玄學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由此觀之，王弼玄學的基本精神都反映在他的《老子指略》、《周易略例》和《論語釋疑》中，這是他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哲學的綱領，也是他注老子《道德經》、《周易》和《論語》的指導思想。所以他在注釋這三部古文獻，並不是立足於去解釋它們的微言大義，而在於挖掘其豐富的科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並通過具體的注釋，充分體現出他如何運用認識論和方法論原理，借這幾部經典，透徹地剖析哲學和社會現實的各類重大問題，從而以顯示認識論與方法論哲學的重要指導意義和作用。
對於王弼玄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不少學者亦有很深的研究，如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卷》關於王弼玄學的論述，可惜所論是立足於“貴無論”本體論哲學來研究的，所以雖然也專論了王弼玄學的方法論，卻犯了王弼所批評的“舍本攻末”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錯誤。相對地說來，“以無為本”，是王弼的世界觀，“崇本息末”、“崇本舉末”、“以本統末”，乃是他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在王弼，世界觀與方法論是有機統一的，時代歷史所賦予他的使命，不是在解決“以無為本”的哲學問題，而是解決“以無為本”的世界觀指導下的“崇本息末”、“崇本舉末”、“以本統末”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這才是時代哲學的真正課題，只有掌握了這把金鑰匙，才能解決哲學中各種問題，才能解決社會生活中的各類問題。王弼的天才，終於完成了歷史所提出來的哲學難題，為我國哲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宋明理學體系的完成和成熟，不能不與王弼玄學的貢獻有所聯繫，我國文藝理論體系能在魏晉南北朝建構起來，也不能不與他的玄學相聯繫。所以王弼的玄學是富有科學精神的，是屬於辯證法範疇，儘管它有局限性和不完善性，卻畢竟奠定了我國古代哲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基礎，在我國，可以說在我們現代未引進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之前，還沒有第二個人能建構起如王弼這樣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哲學體系，而且居然至今還未能明確理解王弼玄學世界觀與認識論、方法論的實質，令人不能不為這位僅活了二十四歲的天才大哲學家作無尚感慨，曲高和寡，豈不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