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學和藝術[弗洛伊德作品]: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 -百科知識中文網

作者簡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生於捷克的弗萊堡。四歲時稱劇維也納，其後的一生大部分在此度過。他畢業於維也納大學醫學院，隨後專門從事神經精神醫學的研究。1939年病逝於倫敦。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被譽為精神分析之父，是影響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創立的精神分析學在現代心理學眾多理論體系中獨樹一幟，其思想淵源既非出自主觀思辨取向的哲學心理學，也非出自客觀驗證取向的科學心理學，而是獨具慧眼，從心靈深處分析探討人性。其精神分析學說，由心理結構說、人格結構說和心理動力說這三大部分組成。這一學說不僅在心理學方面有卓越的貢獻，而且影響到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文學、藝術、宗教、史學等各方面，幾乎遍及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著作流芳百世。

書評：

2009-12-05 20:54:46　來自:李修竹(墜雨已辭雲,流水難歸浦)論文學與藝術的評論

早些年前，我對弗洛伊德的了解僅限於他著名的《夢的解析》、“自我?本我?超我”與“力比多”等等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概念。那時覺得它們太過晦澀，與日常生活也很難有什麼聯繫，於是精神分析似乎顯得離我很遙遠。如今卻遠不是這么一回事了。從弗洛姆開始，我逐漸接觸到一些令我深感震撼的思想，而它們展現出來的、是一條人跡罕至的荊棘小徑。
從二十世紀初期至今，精神分析領域的道路愈拓愈寬，亦湧現出一批富有見識的學者，卻幾乎難再有人能達到當年的高度。儘管許多年間，人們對弗洛伊德的批評常常不外乎“太強調人的生物學特點，否認人性的歷史性，否認社會、文化因素對認個發展的影響”等等，但是在我看來，很客觀地說，在歷史、社會、文化等方面，弗洛伊德的造詣遠比絕大多數評論家（尤其是某些義憤填膺的道德衛士們）要深刻得多、淵博得多。
而這本《論文學與藝術》，大概算不上弗洛伊德的主流作品，僅僅是一部文集，卻有著給我留下極深印象的章節段落。且不論譯筆（部分句子略顯詰屈聱牙），文章的思想性卻是卓絕的。相對於精神分析廣闊的領域，我只從一個見識淺顯者的角度摘錄或是轉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並稍稍加以探討。假如讀者能夠因此悉心閱讀原文，想來該會有比我更獨到的見解。
《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類型》1916
“當醫生以這種方式要求病人暫時放棄一些快樂，作出一點犧牲來接受某種暫時的痛苦，從而取得更好地結果，或者只是要求病人服從人人都遵守的必要法則時，往往會遇到一些病人以特殊原因對此提出反抗。他們說他們已經放棄得夠多，忍受了夠多的痛苦，他們有權不再接受更多的要求，他們不願再屈從任何令人不快的必要法則，因為他們是例外的人，而且，要堅持自己的例外。
有一位病人的這種要求，甚至使他堅信有一位特別的守護神看護著他，使他免於作出任何痛苦的犧牲。而對如此強烈的內心信念，醫生如何勸導都將無濟於事。
毫無疑問，每個人都願意把自己看成‘例外的人’，要求一些別人沒有的特權。但正因為這一點，一個人如果聲稱自己是個例外的人並且行為也的確例外，那就必定有某種特別的原因。這特別的原因也許不止一種；在我所調查的病例中，我成功地發現了在這些病人的早年經歷中所共有的一種特殊性。他們的神經症都與幼年時的痛苦相聯繫，他們認為自己是無辜的，卻被不公正地對待。這種不公正導致了他們對特權的要求，產生了反叛的傾向，從而加劇了內心的衝突而最終導致了神經症的發作。
……出於不難理解的原因，我不能過多地談論這些或其他病史。我也不打算將童年久病的缺陷，與有著苦難歷史的整個民族的行為作出十分明顯的類比。”
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弗洛伊德上述觀點所作的影射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我們不正是常常能聽到類似的話、看到類似的事件頻頻上演么？早年忍受的痛苦、無辜、不公正對待，由此一步步走向特權。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皆有著一致的邏輯前提。在這個方面，一大群人的幻想遠比個人幻想的威力要大得多，以至於被推舉出的某個代表能夠被認可從而得到特權，令人們潛意識裡對傷害受到補償的願望投射到一個具體的人身上。
基於同樣的理由，在戲劇、詩歌等文學作品中，那些遭遇過極大苦難的人物常常能得到巨大的回報（所謂“百二秦關終歸楚、三千越甲可吞吳”一類），甚至通過成為例外而無視常人用以自我約束的規矩。哪怕是因此而將自己所受的迫害轉嫁於人，也往往能得到理解（乃至在內心深處產生隱秘的共鳴）。
“在結束討論‘例外的人’之前，我們還想指出一點，即女人對獲得特權，以及免除生活中諸多強加的要求，是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之上的。正如我們從心理分析工作中得知的那樣，女人認為自己幼年即受到傷害，被不公正地剝奪了某些東西，以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許多女兒對母親的怨恨，歸根到底，都是出於責怪母親把她們帶到這個世界上時，為什麼生出來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
這一段直接地涉及到了弗洛伊德受到最嚴重詬病的論點。正是他指出的女性對男性出於本能的嫉妒心（不甚悅耳的說法是‘陽具崇拜’），引得女權主義者感到極大反感與憎恨。為此，連許多其他精神分析學家也對他頗有微辭。在上文中，更強調的是女性對自身性別角色無法選擇的怨恨所導致的對命運不公的反抗。寫《呼蘭河傳》的蕭紅曾經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而在一千年前，李易安人到暮年、聽到孫家的小女孩說“才藻非女子事也”的時候，想必也有著類似的感觸。就我個人的觀察，弗洛伊德提煉出的觀點確是有著普遍的共性，並不是試圖否認就能消除掉的。唯一的區別可能就在於當事人以什麼樣的方式對抗與生俱來的不公正，或者說，是否能夠把反叛感提供的能量轉化到更具意義的方面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者》1928
“如果我們想要把他擺到一個只有經歷了深重的罪惡才能達到道德的頂峰的道德家的角度上，我們就忽略了其中產生的一個懷疑。一個有道德的人是一個當他在內心中一感覺到誘惑就進行反抗，而絕不屈服於誘惑的人。一個犯了罪，然後又在他的的懺悔中樹立起崇高的道德標準的人容易使自己受到責難，因為他把事情變得太容易了。他沒有得到道德的本質——克制，因為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是一種人的實踐性的功利活動。”
“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強烈的破壞欲，這兩者的共同之處和他們得以表現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缺乏愛，缺乏對（人類）對象的情感上的認同。人們馬上會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現的——他對愛的強烈渴望和他的巨大的愛的能力的矛盾之處。這可以從他誇張的仁慈的表現中看出來，這也是使他在那些有權利去恨和報復的地方去愛和幫助，就好像在他與他的第一個妻子和他的情人之間的關係中所表現的那樣。”
“不管怎樣，與父親的認同最終為自己在自我中占有了一個永久的位置。它被自我所接納，但是它作為分離的力量與自我的內容的其它部分相對立而使自己存在於那裡。這樣我們給予它超我的名字，並把父母影響的繼承因素，這個最重要的功能歸屬於它。如果父親是嚴厲的，粗暴和殘忍的，超我就從他那裡繼承了這些品質，在自我和超我的關係中，那被認為是受到壓抑的被動狀態又重新地建立起來。這個超我就變成了施虐的，而自我變成了受虐的——這就是說，最終是以女性的方式來被動地實現的。一種對懲罰的極大的需求在自我中發展起來，這一需求是其自身的一部分成為命運的犧牲者，一部分在被超我的虐待中找到了滿足（即：在犯罪感中）”
這便是良知的起源。自贖和天主教的苦行主義都是相似的自我懲罰的體現形式，人們令父親（或者其他嚴厲的形象）在內心重新被塑造。想起《一千零一夜》中，許多故事裡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僧侶或者平民在對待自己的過失的時候，常常不顧一切地脫下衣服狠狠鞭笞自己。即便是在沒有人（或神）監督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樣一來，虐待/受虐的對立通過個體內部的承受，於是成功地獲得了心靈的解脫。
“大多數罪犯想受到懲罰是一個事實。他們的超我要求這種懲罰，這樣就省去了超我施加在自我身上的懲罰的必要。
……當他的罪惡感通過他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懲罰而得到滿足的時候，那施加在他的工作上的抑制就不那么嚴重了。”
我們常說的“接受改造洗心革面”，乃至於受酷刑，是因為唯有通過這種途徑，犯罪者（無論是否付諸實踐）才能把自己的心理能量節省下來，藉此度過悲慘和屈辱的歲月。
而我們對罪犯的同情，實質上是因為他們承擔了本應被自己承擔的罪責。思想上的罪惡被他真實地表現出來，這裡已經不僅僅是仁慈的憐憫了，而是基於相似的殺人衝動的認同。也難怪耶和華會責難那扔石頭的人群：“你們誰敢說自己沒有罪孽？”一種對仇敵的感同身受： “以每個人所應該受到的對待來對待他，誰將能免挨鞭笞呢？”《哈姆雷特》
也難怪一些人在失去一切、一無所有之後反而能激發極大的動力，那是因為他們不再有太多掛礙了，可以盡情沉溺於個人的活動空間。
後文還引用了曾經研究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史蒂芬?茨威格所作的《一個女人一生中的24個小時》（選自《情感的迷惑》，1927），故事的梗概是：一位貴婦人在很年輕的時候成了寡婦，是兩個兒子的母親。他們很早就離開了她。在她42歲那一年，偶然間在蒙特卡羅的大賭場被一名賭徒迷住了——他有著一雙令人吃驚的真誠和強烈的手——恰好和她的大兒子一般歲數。看到這年輕人輸光了所有一切，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使得那位母親跟隨著他，想要盡力去挽救他。最終他們在旅店的房間裡上了床，她迫使冷靜下來的年輕人莊嚴發誓再也不去賭博了，並給了他回家的路費。她逐漸開始對他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柔情，準備犧牲她所有的一切來擁有他——後來，她在賭場驚恐地發現那個無信的年輕人又回到了他的賭桌前。她提醒他發過的誓言，卻被他用咒罵狠狠地羞辱、還把她想挽救他的錢扔給了她，叫她滾開。最終她明白：她想要從他的自殺中拯救他的行為失敗了。
“精神分析學者告訴我們，這個故事基本上是基於一個屬於青春期的充滿希望的幻想之上而創造出來的，事實上許多人會有意識地回憶起這個幻想，這個幻想體現了一個男孩的願望：即他母親為了從手淫引起的致命的損害中拯救他而應該主動地親自使他進入性生活。（無數富有創造性的關於救贖的主題都有同樣的起源）”
讀到這裡，我由衷地回憶起王小波的一篇雜文《救世情節與白日夢》。一切關於“拯救”、關於“解放”，無非是“主要想滿足自己的情緒，硬要去解救一些人。這種解放我叫它瞎浪漫。”還說到他13歲的時候對年輕美麗的女老師發的白日夢，想像著人家一會兒掉水裡一會兒掉火里，最後都被自己英勇地及時拯救出來了。這聽上去雖然挺不雅，卻很誠實，極少有人具備足夠的勇氣承認。更多時候都是經過我們意識的加工、合理化，被掩蓋去深層的動機，最終形成一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幻想。再推而廣之，引申到一個集體乃至民族對某個目標的狂熱情緒，歸根結底也不外乎是來自於“青春期充滿希望的幻想的創造”吧。
“……那難以抗拒的誘惑的本性，嚴肅的解決方式是保證再也不幹了，然而又總是不遵守。使其眩暈的快樂和告訴他的他正在毀滅自己（自殺）的不好的習性——所有這些因素都毫不改變的留存在替代的過程中，確實，茨威格的小說是由母親而不是由兒子講述的，它必定讓兒子高興地想到：‘如果我媽媽一旦知道手淫會給我帶來多么大的危險，她當然會允許我在她自己的身上發泄所有的柔情，來把我從危險中挽救出來。’在這個故事中，他把母親等同於妓女，這一等同與同樣的幻想聯繫起來。他使得難以接近的女人變得容易接近了，與幻想相伴隨的不良的習性給小說帶來了一個不幸的結局。注意到作用所賦予小說的特徵如何設法掩蓋其精神分析的意義，也是很有意思。因為這個女人的性生活是否由突然的神秘的衝動所支配，是極其值得懷疑的。相反，精神分析學揭示了對於這個逃離愛情的女人所作出的令人驚奇的行為的充足的動機。對於她死去丈夫的忠貞使她抵禦所有的相似的誘惑：
但是——這裡她兒子的幻想是正確的——作為母親，她不能逃避把愛無意識地轉移到她兒子身上，她被無法抗爭的命運抓住了。”
這裡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忠貞感不能幫助一些女性抵擋那些在執意要在她們那裡索求（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上的）慰籍的男子。一種被移置的自戀——把她們自己等同於曾經缺失的母愛（或者其他強烈感情）形象的角色，把自己放在那樣的位置上，將本人看作一個模型，在這個相似性上選擇新的愛的對象。這樣一來，她們似乎就無可避免地令自己陷入濫情的狀態了。

（補充一下，茨威格是弗洛伊德的朋友。當後者向前者詢問小說的寫作意圖時，弗洛伊德說：“他能使我確信我的這個解釋與他的認識和意圖是格格不入的。”我猜弗洛伊德的這篇論文會讓茨威格感到很尷尬……不過我並不認為該解釋與小說的寫作本意相互矛盾，就像我們敘述自己的夢境或是想像的時候，很容易連自己也受到其表面形態的蒙蔽。作者的構思與敘述是一條清晰的主線，潛意識又是另一條隱藏著的線索，不經一番發掘是難以提煉出來的。當然，這項工作需要豐富的積累與嚴謹的推理作為基礎，否則會很難避免陷入誤區。）
《米開朗琪羅的摩西》1914
“不忠實於《聖經》的內容，已經很嚴重。而比這更有甚的則是米開朗琪羅如同我們想像的那樣，改變了摩西的性格。無論是傳奇，還是傳說，摩西都是脾氣暴躁，感情衝動。他曾一怒之下，殺死了一個虐待以色列人的埃及人，被迫逃到荒野之地。他又在盛怒之下，打碎了上帝親自書寫的十誡法板。傳說原原本本地記述了摩西的性格特點，保存了曾經出現過的偉大人物的形象。
但是，米開朗琪羅卻在教皇的陵墓上，放置了一個不同的摩西，一個超越歷史和傳說的摩西。他修改了打碎十誡這一主題。他沒有讓摩西在盛怒中打碎十誡，而是使他覺察到十誡可能會跌碎，因而抑制住了怒火，或是不顧一切阻止了事情發生。這樣，他就給摩西像注入了新的、更富有人情味的東西。因此，這尊有著巨大體力的巨像只是具體表現了人民能夠達到的最高精神境界——為了他所獻身的事業，戰勝了內心的情感。
……茱莉葉斯二世欣賞米開朗琪羅，因為他們同屬一種類型，但他又常常突然發怒，完全不考慮別人，使得米開朗琪羅非常痛苦。這位藝術家在自己身上也感覺到了同樣暴烈的情緒，但作為一個更易內省的思想家，米開朗琪羅預感到兩人命中注定失敗。於是，他在教皇的陵墓上雕刻了這么一個摩西。這不僅是對死去的教皇的一種責備，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提醒，在自我批評的同時升華了自己的人格。”
弗洛伊德的觀點一直受到評論家們的爭議，有的人認為他的這些揣測僅僅是過分誇大的臆想，雕塑者本人也許並沒有考慮如此之多。出於與茨威格的那篇小說的同樣的理由，我認為弗洛伊德對摩西像的體會確實已經深入到作者的潛意識層面，將他內心的想法展示了出來。欣賞一座偉大的、富有氣勢的雕像時，給我們帶來的那種精神上的震動感的源泉也在於此，儘管塑造它的人可能並不是有意而為之，卻把他的不為人知的願望反映在了作品本身。無論文學、繪畫、還是其他藝術形式，這是普遍的現象。
《李奧納多·達·芬奇和他童年時代的一個記憶》1910
“在他身上看來的確如此，他的感情受到控制，並且隸屬於研究的本能；他既不愛也不恨，卻問自己愛或恨的根源和意義何在。所以，他必定首先表現出對善惡、美醜漠不關心的樣子。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愛和恨拋掉了它們那肯定或否定的標記，二者同樣轉變為理智的興趣。事實上，李奧納多並不缺少熱情；他並不缺少那隱藏在所有人類行為背後的直接或間接的推動力——天才的火花。他只是將自己的熱情轉化為對知識的渴望，然後是自己投身於科學研究當中，帶著從熱情轉化來的執著堅持與洞察力。在智力勞動的高峰，當知識被獲取時，他允許那長期受到約束的感情自由地爆發出來，流溢出來，像引自江河的小溪，當工作完成之後，它就可以流去了。”
這裡的“長期受到約束的感情”，根據弗洛伊德慣常的意思，應該指的是情慾方面的願望。他把本該在性的激發方面消耗的暴風雨般的熱情轉化成了對知識的渴望與探索。這正是本能（或者說是性壓抑）力量的貢獻，就像小孩子不知疲倦的好奇心促使他不斷地提出問題，“只要成人不知道孩子提的所有這些問題只不過是迂迴之辭，它們無休無止只是因為孩子想用它們代替他沒有問的那個問題——那么成人就會困惑不解。”

雖然孩子自己也不太清楚究竟這樣執著的目的是什麼，僅僅感覺到一種朦朦朧朧的願望；隨著他逐漸長大，能夠為自己的好奇心找到為數眾多的理由，就更加不會知曉這種願望的原動力究竟是什麼。如果有人認為弗洛伊德貶低了那些因不斷由好奇引發探索從而作出偉大貢獻的科學家們的人格，只能說他們還不敢正視人類本性中最深刻、最自然的部分。

末句的比喻，很自然地讓我聯想到卡夫卡日記里的一段話：“我知道，小時侯我經常孤獨，但那多半是被迫的，很少是自己等來的快樂。而現在我投入孤獨的懷抱，一如河水流入大海。”與弗洛伊德對達·芬奇的描述有著驚人的共性。我們再考察兩位偉大人物的經歷與性情，會發現這種自然的、從約束中解脫出的情感爆發都指向更深層次的本能渴求。通過藝術與文學，他們升華了自己的里比多，在避免關注任何性主題的前提下釋放了強烈的感情。
“那長期被強有力地掩蓋的東西獲得了一種歪曲的表現。甚至形式上也類似：同樣過於注重細節，以及對數字的同樣的強調。”
重複的、持續的語言，在表達強烈感情的文學中確實屢見不鮮。達?芬奇對自己父親死亡時間的記錄，看上去是一些冷冰凍的數字、無關緊要小細節的重複記錄，實際上存在著掩藏和壓抑。以至於我們回憶起幾乎任何一部熟悉的作品，都能找到相似的例證。
“如果我們將科學的抽象翻譯為具體的個人經驗，我們看到‘古人’和權威只是對應於他的父親，大自然再次成為哺育他的溫柔慈愛的母親。在大多數其他人身上——今天與原始時期一樣——對某類權威支持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致如果這個權威受到威脅，他們的世界就變得岌岌可危。只有李奧納多能夠不需要這種支持；假如他在生命的最初幾年裡沒有學會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生活，那么他現在就做不到這一點。他後來的大膽而獨立的科學研究，有一個先決條件，即他童年的性探索沒有受到父親的壓抑而存在著，這是排除了性成分的探索的延續。

精神分析學使我們熟悉了父親情結和上帝信仰之間的密切關係；它向我們顯示出，一個個人的上帝，從心理學上說，就是一位崇高的父親。它每天都給我們提供著證據，即一旦父親權威垮台，年輕人的虔信便要消失。所以我們認識到宗教需要的根在父親情結當中；全能而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在我們看來是父母親的崇高升華，或者不如說是孩子心目中父母觀念的重現和恢復。

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說，宗教虔信可以追溯到小孩子長期的無助和對幫助的需要。在以後的某一天，當他察覺到在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時他是多么孤獨弱小，他感到自己的境況就像在童年時一樣，並試圖通過恢復保護了他的幼稚期的力量來否認自己的沮喪。”
前一段關於權威、自然和父母親的概念的對比，後來被弗洛姆很好地發展了，不過側重於從“愛”的角度。而後面提到的的信仰問題，則很難令我不去聯想到曾經發生在國內的一些事件。我們在帝王專制的時代（封建社會這個詞只能用在歐洲諸國），已經用君臣父子這樣的倫常綱領赤裸裸地揭示了統治者的宗教哲學。到了迎來“晴朗的天”之後，又要向一個新的對象頂禮膜拜，並不被允許對其抱有任何懷疑。後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有一小批逃到國外的所謂追求自由的人士改信了基督教，覺得自己的靈魂真正地得到了拯救——家母是一名基督徒，上個暑假拿了些內部流通的宣傳光碟給我看，其中就有段是個張姓傳教士繪聲繪色地講自己逃離中俄邊境線時，遭遇大雪而奇蹟般生還的親身經歷，敘述得很是令人乍舌。當時我特別反感這些靈異現象的咋咋呼呼，所以很不客氣地與母親辯論了一整晚，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道是不是顯得有點太過殘忍。畢竟那是一個時代施加在人們靈魂深處的創傷，並非追究一兩個人的責任就能了結一切的。

不過，我總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裡能夠抵制住宗教那種無需思考只要虔信的誘惑。作為不加入任何宗教的人，必須學習獨自面對困惑與挫折、處理情感等一系列問題，並且無疑要付出不小的精神代價——假如懷疑精神與自由主義能算得上一種信仰的話。
“今天的讀者認為所有的病歷史都是令人討厭的，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純粹是徒勞。他們抱怨說對一個偉人的病歷審查永遠不會導致對他的重要性和成就的理解，以此表達出他們的厭惡。他們還認為對偉人做研究是一項毫無用處的粗魯行為。

審查病歷的目的絕不是為了使為人的成就可被理解。反對者的真正動機是不同的，如果我們牢記，傳記作家以極其獨特的方式專注於他們的主人公的某一方面，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些動機。在很多情況下，傳記作家選擇他們的主人公作為研究的主題是因為——他們個人感情生活的原因——從一開始他們就感到對主人公有一種特別的感情。然後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個理想化的任務之中，目的在於將偉人納入他們那些嬰兒模式的一個類別當中——也許是想在他身上再現孩子的父親理想。

為了實現這一願望，他們消除了主人公生理上的的個人特徵，抹掉了主人公一生中與內在和外在阻力鬥爭的痕跡，還不容許在他身上有人類弱點或缺陷的痕跡。這樣一來他們便給予我們一個實際上冷冰凍的、奇怪的、理想化的人物形象，而不是一個我們可能會感到與之有遙遠關係的人。他們這樣做是令人遺憾的，因為他們以幻想犧牲了真理，為了嬰兒幻想而放棄了洞察人類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機會。”
成為優秀的傳記作家的過程也許正是避免以自己的理想化傾向作鬥爭的過程。前一段時間，看到幾部不錯的傳記作品，像笑蜀的《蘇聯遺傳學劫難》、茨威格《異端的權利》、林賢治《漂泊者蕭紅》等等，雖然從選材開始，作者的情感傾向肯定是無法避免的，但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對人物和事件的理想化的塑造，使我們能夠更接近真相。（不過我倒覺得弗洛伊德的描述真非常符合中國小思想道德教育課本上的正面人物典型形象，那些模範們）
“在我們的生命最缺乏自衛能力的時期，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意不能很好地保護我們免受這些影響，我們自然會感到受到了傷害。同時我們都忘記了，實際上與我們生命相關的任何事情均是或然的，從產生我們的精子和卵子的相遇開始——然而，或然性也分擔了自然的規律和必然性，它只是與我們的願望和幻想毫無關涉而已。在我們構造的必然性和我們童年期的或然性之間，二者各自具有多少決定我們生命的因素，這一點詳論起來尚是不確定的；但是一般來說，再也不可能懷疑童年初期的精確的重要性了。我們仍然太不尊重自然，用李奧納多的一句含糊的話說——這句話使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詩行*：‘自然充滿了無數我們永遠體驗不到的原因’”
*（‘天上地下的事情真多，荷拉提奧，遠非你的哲學所能夢到’）
讀書筆記一類的畫蛇添足的行為就到此為止。不過有表達的機會的感覺確實非常好。書讀了一點過後，我時常有這樣的感覺，覺得自己生來即如此渺小。在無數的軌跡中也只能選擇不太平坦的一條來生活，而且在很多事情面前，沒有多少選擇，太多身不由己。我的人生才度過了四分之一不到，就覺得自己已經體會過了那種深深的絕望。一想到漫長歲月就要這樣在困頓和掙扎中匆匆度過，就免不了感到很悲觀（尤其在看著本學期最後一個月課表的時候）。但是後來又突然覺得，自己在過去很多年裡，接觸不到多少新想法、交流圈子也極其有限，按理說真是無聊得要命。不也這么渾渾沌沌活過來了？那時候還寫了不少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東西。假如過上幾年、幾十年，回過頭來再看看現在故作深沉的嘆息，說不定也要嘲笑一通的。既然是這樣，那還不如提前笑掉好了。

最後要補充的一點是，精神分析在我看來並非一門純粹的學科，而是一種思維模式。它為我們提供了看待事物的另一種獨特的角度，是思想的多樣性贈予我們的最珍貴禮物之一。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只有通過不斷的探討與解釋的嘗試，才可儘量避免它落入僵化教條的窠臼。
不管怎么說吧，我所知道的永遠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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