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語鏡子》編輯推薦：《聖經舊約· 創世記》說：耶和華不願世人建造通天之塔，遂去變亂了他們的口音，使他們言語不通。
帕默爾所說：“獲得某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接受某一套概念和價值。”
梅希葉所說：“為了更好推翻事物，人們先推翻語言。”
布萊特說：“語言和社會在共變。”
作者鄭也夫在《語鏡子》中深入語言迷宮，反覆咀嚼，在我們熟知不察乃至感知鈍化的日常語言中，漸發現了一個社會文化的富礦。
作者簡介
鄭也夫，1950年生於北京。1963年考入北京八中。1968年7月離校赴北大荒，務農、造磚、伐木、採石、教書，逾八年。1978年考入北京師範學院讀書。1979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1982年獲哲學碩士。1985至1986年在美國丹福大學社會學系讀書，獲社會學碩士。先後在北京社科院、中國社科院、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供職。曾任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主持人，“實話實說”總策劃。曾作自我素描：懶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卻有潔癖，若遊戲規則不公正寧可不參加。青年時代思想步入異端，終生絕緣於正統。微染自虐症，少時習中長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以爭辯為快事，雖對事不對人，卻常常得理不讓人 。
媒體推薦
老話說人情練達即文章，讓我明白文盲不是文字盲，而是人盲，不懂人的關係的勾連變化，是文化盲。所以很多學者的文章我看下來，感覺是文盲狀態。也夫我看就是人精，所以他對社會語言作社會學的研究，體現出他對社會關係的變化和互動的敏感入微，分析的結果讓我們對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的構成有活潑的認識，意義湧出。——阿城
圖書目錄
序：語言，社會的舞動（阿城）/ V
自序：我乃侏儒，它是富礦 / VII
編一 禮語·咒詞·官腔·黑話 / 1
語言，活著的歷史 / 3
語言，民族特徵的寫照 / 6
方塊字——中國文化的脊樑 / 10
語言的強制力 / 14
語言，中華民族的審美主弦 / 17
語言社會學的視角 / 22
“吃了嗎”——民以食為天 / 23
“好天氣”——可望發揚的遺俗 / 27
“誰？我！”——封閉的社會 / 29
兄弟伯叔——人倫之秩序 / 32
“哥兒們”——關係之網 / 36
“先生”—“同志”—“師傅”——鄙俗化過程 / 40
學術著作中的“先生”——真理面前的不平等 / 44
“老張”與“小張”——老人的統治 / 46
“張老”——勢利的恭維 / 50
“愛人”和“氣管炎”——稱謂變革與婦女解放 / 52
“長”字滿天飛——官本位的社會 / 56
“爺”的變遷 / 60
“棒”——性崇拜之痕跡 / 63
“他媽的”——移情的心態 / 70
“撐的”——餓人的文化 / 74
“新鮮”——保守社會中的咒詞 / 78
“革命”——現狀的守護神 / 82
“紅”與“黑”——意識形態的社會 / 86
“砸爛狗頭”——“文革體”語言 / 90
“勞逸結合”——為尊者諱 / 96
隱語大泛濫 / 103
民 謠 / 111
“沙發”、“幹部”、“胡蘿蔔”——外來文化的印記 / 123
編二 粗口·俗話·聯語·兒歌 / 129
商標與人名 / 131
儀式語言 / 133
溝通與誤解——語言是雙刃劍 / 135
保護方言 / 141
關防暴客來 / 144
“牛逼”不是京罵 / 148
朗誦的用場 / 151
語言產生之猜想 / 154
語言是本能 / 159
“被”字聲中聽驚雷 / 170
“恪”字後面的俗人心理 / 173
諺語——各說其理 / 176
兒歌——玩之天性 / 183
聯語——禮之上品 / 192
參考書目 / 216
文摘
赤橙黃綠青藍紫，缺少了任何一種色調都構不成美妙的彩虹。世界是彩色的，每一種顏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審美價值。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紅色在社會生活和語言中占據了其他色彩和辭彙不可企及的神聖位置。我們從“文革”——“紅色”的巔峰期說起。
“文革”語言中含有大量帶“紅”的辭彙：紅衛兵、紅小兵、紅五類（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出身的人）、紅袖章、紅寶書、紅司令，以至那個鋪天蓋地的“紅色海洋”（指當時把一切建築塗成紅顏色）。與之相對，當時的語言中也一下子增添了很多帶“黑”的辭彙：黑幫、黑幫分子、黑幫子女、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庭出身的人）、黑干將、黑爪牙、黑材料、黑線、黑修養。多彩的世界一下子變成了紅黑兩色。語言中“紅與黑”（象徵著革命與反革命）的泛濫，不過是現實中意識形態走向極端的反映。魯迅的話正是這種時代的寫照：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被當作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
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魯迅，1927）
“紅”的泛濫並不始於“文革”。相反，是“文革”前 20 餘年的準備才把它推上“文革”的鼎盛時期。“文革”前文藝作品中“泛紅”現象已經非常普遍：歌曲《東方紅》；文字作品《紅旗飄飄》、《紅旗譜》、《紅日》；戲劇《紅燈記》、《紅燈照》；社會上流行的口號是“又紅又專”、“紅透專深”；孩提時代的教育就是“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詩人們更在起勁地吶喊：
紅色的歷史一頁一頁用血寫，
陽關大道老一輩一步一步踏出來。
（《接班人之歌》）
這裡永遠有不會退化的紅色種子，
這裡有永遠不會中斷的燦爛前程。
（《雷鋒之歌》）
凡此種種使得中國在世人面前成了“紅色”的同義詞，遂使西方人將中國大陸稱為“紅色中國”。
然而，如果翻翻家底的話會發現：“紅”在中國語言中是個“暴發戶”，這一“族類”在傳統語言中並不發達興旺。不錯，歷史上有過“周尚赤”的說法，杜甫的詩篇中“朱門”成了富貴者的象徵，婚喪在民間被稱為紅白喜事，結婚用紅紙剪下喜字。但也僅此而已。
“紅”在漢語語言中是個小戶人家，在社會生活中也遠不具有突出的象徵意義。甚至比之西方，當時“紅色”在中國或許受到一點怠慢呢。西方天主教中的紅衣主教的紅色教袍已具有了十足的象徵意味，以後的“紅十字”再次將之變成一種象徵。與“紅的歷史”相似，“黑”在傳統中國的語言和社會生活中也不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那么當代漢語中“紅與黑”的象徵意義來自何處呢？最大的可能是來自俄國。陳原認為“黑幫”一詞在現代漢語中最早出現於1938 年左右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譯本。《聯共黨史》中提到，1905 年沙皇統治階級“為了摧毀革命力量，又成立了匪幫式的警察性團體……這些團體中間起重大作用的是反動地主、商人、牧師和跡近盜匪的流氓分子，所以人民稱之為黑幫”。顯然“文革”中人們借用了“黑幫”與“黑幫分子”的辭彙。（陳原，1980）對“紅”的崇尚或許源出同處。當時紅色幾乎成了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特色，紅軍、紅旗更成了俄國革命的象徵。正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將共產主義革命的主張和象徵它的紅色一同送進了中國。中國第一代馬列主義傳人李大釗在1919年寫出《赤色的世界》的小文：“一個訊息，說某國成立了一個共產黨政府。他們的旗子都是‘赤旗’。他們的兵都是‘赤軍’。這種的革命，人們都叫作‘赤革命’。這樣演下去，恐怕世界都要變成赤色。”以後他又說過：“未來之環球，必是赤旗之世界。”無獨有偶，日本共產黨也以《赤旗報》為其機關報定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以後也照搬了“紅軍”的名稱。由此可見，這種特殊意義的“紅”是俄國舶來品。甚至俄國民間文學中“紅罌粟”的傳說都銘記在生活於 20 世紀 50 年代的中國人心中。北島寫於 1978 年的那首感人肺腑的詩歌《走吧》的結尾詞：
路呵路，飄滿紅罌粟。
怕是已難為今天的青年們理解。
像黃金成為天然貨幣一樣，紅色成為了革命的象徵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因為血與火的色彩是最能震撼人心的。
然而社會畢竟是“雜色”的，把革命時代兩大營壘的格局推行到和平時代的社會中，必然顯得滑稽。因為社會中多數人已既不要紅色——革命，也不要黑色——反革命，他們要安居樂業，做普普通通的人。硬把無數人劃分和塗抹成紅黑兩色，像一幅漫畫，像一張臉譜，被塗成黑色的人固然可憐，被塗抹成紅色的卻更為可笑。
“紅與黑”在五六十年代全是以道德判定的面貌出現的。“又紅又專”更集中地體現出道德至上的判定原則。然而什麼是“紅”呢？即使人們可以清晰地定義它，也永遠無法準確地檢驗一個人是否“紅”。如此“道德治國”的結果必然是虛偽盛行。“紅專與白專”的判定不禁使我們想起漢代察舉中的“賢良方正”與“孝廉秀才”。已在歷史篩選中淘汰掉的方式兩千年後又被撿起，怎么可能不以失敗告終呢？
大自然永遠是多彩的，每一種色彩都有其獨特的審美價值。社會是由千百萬個個體組成的，每個人都有他的個性、稜角和閃光的思想。正是這無數個充滿個性色彩的因子，構成了雜色的、斑斕的自然與社會。哪一天這個斑斕的社會一下子變成了兩大色彩：黑與白，或是黑與紅，便將意味著個性的丟失，自由的淪喪，思想的毀滅，人類的危機。
序言
自序：我乃侏儒，它是富礦
本書分兩編。第一編是當年應邀寫作的小書《禮語·咒詞·官腔·黑話》（1990 年完稿，1993 年問世）。第二編是寫於 1992 年至2011 年的二十年間，與語言問題沾邊的文字彙編。只有最後三篇是為充實本書特寫，念頭卻是早有。
我從來不拘泥於學科劃分，我認為劃分僅比不劃分稍好一點。一個當事者大可不必畫地為牢，將自己視為領地中人。無論從理性還是感性上看，我都覺得如此，也願意做自由人，而非什麼社會學家、語言學家。我不覺得被如此稱呼是榮耀，而以為是精緻的鐐銬，但劃分久已成形，同仁們各就各位。於是筆者現實一點的建議是，領地設定或有其道理，個人卻盡可以隨興穿越。所謂領地設定的理由便是視角的不同、主旨的差異、交流的便利。
我是個異類，所謂“跳出三界外”。其實我並沒有完全跳出，只是心態上不隸屬於任何一位領主。我關於語言的寫作始於 1990 年，批量地閱讀生物學著作始於 1997 年。語言學中有個分支：社會語言學。無獨有偶，生物學中也有對應的分支：社會生物學。我說過多次，
我乾的不是社會語言學，不是社會生物學，而是語言社會學，生物社會學。這么說好像不能自圓其說，既然不看好領地劃分，何必這么在乎界標呢？我最不在乎標籤，但必須說，我的主旨是認識社會和人的行為方式。我對語言學和生物學的閱讀，都遠不限於社會語言學和社會生物學，我是儘可能汲取這兩大學科而不是其兩小分支的知識營養，來解釋人的行為方式。一個主旨在此且沒有深厚的生物學和語言學知識的人，不敢說自己在研究生物學或語言學。
生物學和語言學是認識人類的兩大利器。離開了它們，侈談認識人類，實為盲人瞎馬、孤家寡人。舉個例子，怎樣理解直系親屬通婚的禁忌。學者們的爭論儘管熱鬧，但是遠古時代近親通婚的事實究竟如何，似乎是徹底湮沒了，唯生物學家給了我們驚人的發現。2010 年 2 月埃及文物委員會公布了舉世震驚的、對 16 具疑為親屬的木乃伊的 DNA 檢測結果。據結果顯示，圖坦卡蒙的父親是阿肯那頓，其母竟然是自己的姑姑、父親的姐姐。阿肯那頓有兩個妻子，一個生了 6 個女兒，一個生了 1 個女兒。可能因為沒有兒子，他與姐姐交媾，生下了圖坦卡蒙。或許是近親通婚使然，圖坦卡蒙脊柱畸形，跛足，患科勒氏症、瘧原蟲病。不可思議的是，圖坦卡蒙的妻子是同父異母的姐姐。近年來人類學家日益享有一個共識，一個屋檐下成長起來的異性彼此缺乏性吸引力。因此禁忌不是悖逆，而是加強本能，以保護社會關係中的秩序。圖坦卡蒙家世的澄清無疑在挑戰這一判定。或許是權力與財富不外流的企圖，導致了皇族中發生了比常人更多的近親通婚。而這一子文化也導致了皇族在生物學意義上的衰落。這雖然不是大面積的、具有統計學意義的事實，但它足以挑戰我們的成見，讓我們重新思考這一問題。
語言與基因在此點上頗為相似，其中沉澱著過往的事實，很多信息全然不見史冊。我們本以為永遠也無從打撈了，而今方知我們還有一個，不對，有兩個塵封至今的資料庫：一個是基因，另一個是語言。關於語言，為免重複，就不舉例了，拙作的正文再三再四地論證著這一命題。當然，因學力所限，我的論證充其量是證實這一富礦的存在，全面的開採，不是侏儒似我者所能勝任於萬一。
本沒有太多的話要說，但你就是賣點心，也要給買主一個紙袋吧。自製點心既不名貴，紙袋也該從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