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成因
記得在中師讀書時，一次上心理學課，總是笑眯眯的湯老師笑咪咪地提問道：“你們在二樓的這間教室里上課都快兩年了，誰能告訴我從一樓到二樓的樓梯一共有幾級？”教室里一片靜默，誰也沒有舉手。——這樓梯我們不知走過多少回了，可誰也沒有去數過它到底有幾級。我惶惶然低下了頭，生怕湯老師點到我。可他卻偏偏點了我的名。當時尷尬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雖然都已經過去五十來年了。
原來這是湯老師上“注意”這一章的得勝頭回，藉以引起我們對“注意”的注意。是的，不去注意，即使天天在你眼皮底下的事物也有可能無所覺知。由此，我想到在讀寫聽說活動中，對語言文字是否也會僅僅把它當做上樓的樓梯而不去特別留心呢？請看朱光潛先生在《談文學》中的一段回憶：
從前我看文學作品，攝引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說的內容。如果它所寫的思想或情感本身引人入勝，我便覺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語言文字如何。反正語文是過河的橋，過了河，橋的好壞就不用管了。近年來我的習慣幾已完全改過。一篇文學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語文。如果它在這方面有毛病，我對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並非要求美麗的辭藻，存心裝飾的文章令我嫌惡；我所要求的是語文的精彩妥貼，心裡所要的字句安排在最適當的位直。那一句話只有那一個說法，稍加增減更動，便不是那么一回事……這種精確妥帖的語文頗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銳的敏感，極端的謹嚴，和極艱苦的掙扎。一般人只是得過且過，到大致不差時便不再苛求。
我把朱先生後來這種對如何運用語言文字的自覺關注稱之為“語文意識”。從表面上看，朱先生所謂“語文”是指語言文字，其實他指的是語言文字的運用及其結果，質言之，是言語而非語言。以讀為例，當我們面對某一文本時，是飛上樓梯直奔內容呢，還是“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語文”？這是語文教學的第一個岔路口。說寫者做到語文的精確妥帖，聽讀者感悟語文的精確妥帖，是良好的語文素養的標誌。而它所需要的“尖銳的敏感，極端的嚴謹，和極艱苦的掙扎”，無不滲透著人文精神。所有這一切，都源自讀寫聽說活動中對如何運用語言文字的自覺關注，即所謂“語文意識”。沿著語文意識，語文教學就走上了形成和發展語文素養和人文素養的正確軌道；否則，語文教學就會變味甚至變質。
只有讀，你才會讀；只有寫，你才會寫，這當然是顛撲不破的鐵律。但學習讀、寫得法與否，效率就有高低之分。如果我們有自覺的語文意識，多半就有事半功倍之效；倘若只是把語文當作“過河的橋”，語文方面的長進就會大受影響。我有一個親戚問我如何提高他孩子的語文水平，我隨口答道，鼓勵他多讀書吧。誰知親戚大不以為然，說，幾乎所有的武俠小說他都看過了，金庸、古龍、梁羽生的還不止一遍，用於讀書的時間比別的孩子真的多多了，可語文水平還是遠遠不如別人。——其癥結大概就在於他在讀的過程中缺乏自覺的語文意識。
如果缺乏自覺的語文意識，則人們對於文本的內容，即“它所寫的思想或情感本身”往往也難以準確、全面、深入地加以把握，因為言語內容生成於言語形式，言語形式實現言語內容。我們甚至可以說言語形式就是言語內容。沒有自覺的語文意識，讀時所攝取的內容未必準確，更未必全面、深入，往往大打折扣，甚至誤會曲解。如《藥》中的康大叔明明說夏瑜“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花白鬍子就錯聽成是夏瑜說自己被打得可憐，其實康大叔的話上句明明已經說清夏瑜“打不怕”，下句領頭還有一個“還”字，由此可以斷定“可憐可憐”說的是阿義，起碼不是他自己。難怪“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儘管看他不上的原因不是他認為花白鬍子缺乏語文意識。這是誤會曲解的顯例。再看更為常見的大打折扣的現象。《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第一段是：
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以前，我們總自誇著“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誇了，只希望著國聯，也是事實；現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
不少人對最後一句中的那個“卻”字往往視而不見，甚至有的教師也是熟視無睹，“難得胡塗”。其實這個“卻”字蘊蓄著作者極為強烈的憤慨之情；前面兩個事實，儘管不能據此而得出“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的結論，畢竟尚可理解，正如下文所說，信“地”信“物”還是切實的東西：“國聯”雖渺茫，寄予一點希望也還多少有點道理，而“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可就荒謬絕倫，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卻也是事實”。一個看似毫不起眼的“卻”字到了魯迅先生的手裡就是一把鋒利的匕首，一支尖銳的投槍，把握這個“卻”字，就可真切地感受到魯迅先生思想感情的脈搏，可謂一字千金，一字千鈞，把它給落下了，可謂疏陋之至，是對不起作者的。確實，“那一句話只有那一個說法，稍加增減更動，便不是那么一回事”。朱先生說得“不含糊，也不誇張”，非常“精確妥帖”。我們常說語文是學好其他各門功課的基礎，就是由於閱讀其他各門功課的有關書籍也必須具有自覺的語文意識，關注它到底是怎么說的，即如何運用語言文字。只有關注“怎么說”，才能準確把握“說什麼”。只是其他各門功課的教學聚焦於“說什麼”，而我們語文教學則聚焦於“怎么說”，以培養語文意識為自己的天職，並以此為起點形成和發展學生的語文素養和人文素養。
語文意識，雖然並不就是語文素養，卻是語文素養所由生成的必要前提和基礎，也是語文課程進行人文教育的獨特途徑和優勢。因此，我認為語文意識是語文教學的階梯。離開了語文意識，語文教學就會寸步難行，或走入歧途。
我最近看一篇教育碩士的畢業論文，是講教材編寫的，其中引用了雅斯貝爾斯“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積”這一觀點，並接著寫道：“屬於人文學科的語文教育，則更加觸及到人的精神、人格、靈魂。選文要突出以人為本，重在人的全面發展，換言之，是以教養全面和諧、自由發展的人為首選教育目標。所選文章要教人習語，教人學會讀書、作文外，還要教人學會做人，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寫的真人。”它把語文學科的目的任務分成“教人學會讀書、作文”與“教人學會做人”兩頂，而且兩者似乎可以相互游離，這顯然有待商榷。“教人學會做人”，對於語文學科來說，應當滲透於“教人學會讀書、作文”之中，而教人學會讀書、作文，首先應當養成學生自覺的語文意識。我十分佩服兩位語文老師的有關實踐。一位在教《荷花澱》時，講到水生從區上開會回家與妻子的對話這一段，他問學生，水生把參軍的事告訴妻子後水生嫂回答說“你走，我不攔你。可是家裡怎么辦？”這個句子裡句號能不能改成逗號？請讀一讀，比一比，想一想。——問得實在太好了！他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首先關注“語文”。經過一番比較，學生回答說，如果改為逗號，那么水生嫂支持丈夫參軍是假，以“家裡怎么辦”拖他後腿才是真；採用句號情形就大不一樣了，一方面，水生嫂深明大義，由衷支持丈夫參軍；另一方面又需要丈夫的理解，需要丈夫的愛憐。何況他參軍後家裡的事確實會有困難。前者刁滑，後者溫柔而多情。他讓學生從這裡逗號和句號的不同，感受到兩種人格的分野。一位在教《守財奴》時，問學生：葛朗台稱讚女兒為什麼說“你真是我的女兒”，而不說“你真是我的好女兒”？——他早就估計到學生對這類句子往往容易犯粗枝大葉、淺嘗輒止的毛病，似乎懂了，實則尚未入門。經過啟發，引導，學生終於明白了葛朗台並非一般地稱讚女兒“好”，而在賞識女兒像“我”，像“我”一樣為了金錢什麼都可以拿去交易。葛朗台只會說“你真是我的女兒”，而不會說“你真是我的好女兒”。這位老師通過這么一問，讓學生真正深人到了葛朗台的內心世界，窺見了它的醜惡，一石雙鳥，同時收到語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良好效果。我佩服兩位老師清醒敏銳的語文意識，更佩服兩位由此而達到了語文和人文水乳交融的境界。語文教學就是事從一個個標點、一個個詞語、一個個句子開始構建或更新學生的言語世界，與此同時構建或更新學生的人文世界。雅斯貝爾斯說的沒錯，但他說的是一般的教育。具體到語文課程，它正是通過如何運用語言文字這一有別於其他課程的特殊途徑使自身成為““人的靈魂的教育”的。在上個世紀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舍人文而求語文，那當然是緣木求魚，因為語言文字的運用絕不僅僅是個運用語文的知識、技能、技巧的問題，而是和思想、情感、個性等人文因素密不可分的。語文素養和人文素養具有深刻的相關性。但矯枉不能過正，舍語文而求人文，同樣也有語文、人文兩失的危險。語文以人文為靈魂，失去了人文這一靈魂，語文必將成為行屍走肉；人文只能包括而不能取代語文，人文畢竟並不等同語文。和政治、歷史、音樂、美術等其他人文學科不同，它只能寄寓於語文之中，它也因之而具有了自己獨特的優勢。把它從中抽出來，即使強調到首要的位置也難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將語文與人文有機結合起來的樞紐是語文意識。由衷祝願語文教學經由語文意識之梯而更上層樓！
重要意義
“語文意識”：語文教學的階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