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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研究者的糧草就是踏踏實實地讀書，充分熟悉研究對象和相關理論。這樣才能站在理論制高點上深入研究對象。《詩興智慧——錢鍾書作品風格論》一書中自如地從各種錢著中選取例證，說明作者對其研究對象已爛熟於心。該書以錢先生學術著作解讀其文學作品，以錢解錢，觸類旁通，無疑是閱讀錢著的一種絕妙方法。比如錢先生在《管錐編·序》中自稱著作為“竹頭木屑”。世人只以為是自謙語，而《詩》鉤沉出此乃《晉書·陶侃傳》中之典，才暴露出先生自謙背後自信的竊笑。《詩》在論述語言的自甘退隱中建立起了一種語言及研究的平實風格。上世紀初胡適的“話怎么說，詩就怎么寫”，在今天看來非但不是驚人之語，而且似乎已經落伍。但今天，學術研究界真應提倡“話怎么說，論文就怎么寫”。“此語應自天上來”的著作也只應讓天上的神仙去欣賞。大多數讀者，還是希望讀一些用人間話、普通語寫成的文字。錢先生曾說好的譯本應勾起讀者閱讀原著的欲望。《詩》平實的語言不會拒絕喜愛錢鍾書作品的普通讀者，而且可使他們明白其以前不明白的“所以然”，可“言傳”其以前以為“只可意會”的地方。
《詩》對錢鍾書作品五種風格的歸納很好地體現出了先生集東西方文化於一身的風格：“幽默諷刺”和“思辯”風格體現著先生對域外文化的吸收；“運典隸事”是民族文化的繼承；“比喻”和“以俗為雅”則更多表現著先生對東西方文化的雜糅。對於重感悟、重道德教訓的傳統文化來說，思辯與幽默可說是錢鍾書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對我們民族文化的極大貢獻，甚至豐富著我們的民族性格。把衣服穿得少的俗氣女人比成“局部真理”，不必苦思其本沒有的微言大義，但卻充滿幽默與智慧。過於嚴肅甚至沉重的民族多一點輕鬆、純真的幽默，可使民族性格及文化更顯多元、豐厚和靈活。
魯迅曾說，翻譯而去其趣話，只留下艱難的講學語，等於折花單留花朵，沒有了枝葉。那么，一篇論文有了紮實的儲備和厚實的框架只相當於樹有了根和主幹，還需要枝葉來點綴，使其更加蔥蘢。由於《詩》對相關論述理論的熟悉及讀書的淵博，在本書主幹之外，作者還梳理出了人們對“風格”和“幽默”的認識小史、流變小史等一些有趣的問題。這些論述不但有趣，而且作者還用它們去分析了文學史上的公案，比如中國現代文壇上關於幽默的論爭。作者沒有去評判孰是孰非、沒有抬高魯迅、也沒有貶低錢鍾書，而是通過分析指出這沒有結果的論爭不過是論爭各方分屬不同幽默類型，持有不同的幽默觀而已。其實，《詩》全書亦是這樣的風格——幾無評判之語：既無空泛讚譽的高帽子，也無酷評苛責的大棒子，有的只是嚴謹、平實的分析。
庖丁解牛技術再好，再遊刃有餘，不過是解頭死牛。論文即便分析得再好但把研究對象“解”成乾巴巴的條條框框、全無生氣，那可算是最大的失敗。而《詩》以人為起點論述其文，平實的風格中卻努力指向著真實而有生命的人與文，這該是《詩》最寶貴的研究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