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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同志作《詩法舉隅》，既成，問序於永。東海所舉的詩法，既詳且盡，其實已經不是一隅了，即使我想寫一篇序，也實在感到無可補充，因而也就無序可寫。
雖然，有可言者。
古人說；“詩言志。”又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親，遠之事君，名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托興觀群怨之感，尊之則上同於君親，賤之則同於鳥獸草木，實在有些不倫不類。詩人之志，似乎不應如此。
雖然，有說。
段玉裁注《說文》云：“《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蓋古文有志無識，小篆方有識字。……今人分志向一字，識記一字，知識一字，古只有一字一音。”推是以論，詩言志者詩言識也，詩者志之所之也識之所之也。事君事親則有識，鳥獸草木則有識，其尊卑誠有別，其記載則宜無異。荷馬之歌；臘瑪延那瑪哈帕臘達之篇；乃至拉薩爾王子之傳傳；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湮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戴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固無二義。詩之言志，其義固在於此。
言志是第一義，其次是言情。陸機說“詩緣情而綺靡”；是一個最詳盡的解釋，也是詩的進一步的解釋。詩至於言情則宜無可加。尾生抱柱而死，叔先雄自沉而死，乃至《楚辭》作者之投湘而死，廬江小吏之自掛東南枝而死，其情之沉摯痛切，宜可以與天地並而不朽。情之所至即詩之所至，詩而至此，不可與言法，亦不宜於言法。平上去入，陰陽翕合，作者無此一念，即舉者亦無可舉。東海深於詩者，以為何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