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37年:《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 -百科知識中文網

圖書信息

正文語種: 簡體中文

開本: 16

ISBN: 7509708648, 9787509708644

條形碼: 9787509708644

尺寸: 22.6 x 16.6 x 2.2 cm

重量: 458 g

作者簡介

趙煒，中國共產黨黨員。1932年生於遼寧省新民縣，1951年參軍，1954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春機要幹部學校，後轉業到國務院機要處。 1955年起調至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先後任幹事、秘書；1965年任鄧穎超秘書。1983年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是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第八、第九屆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中日友好協會理事、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顧問及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顧問。

內容簡介

《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37年》中沒有“獵奇”和“揭秘”，打動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親切，從容和真實。該書作者趙煒曾在周恩來和鄧穎超身邊工作了37年，書中，她回憶了當年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也以細膩的情感回憶了她和周恩來、鄧穎超在一起度過的美好的日子。看過這本書的人無不為周恩來、鄧穎超的精神所感動，很多讀者看後都感慨：“領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親情友情，普通人的煩惱和心焦，這樣的領袖少了仙氣，卻多了人民的愛戴。”

文摘

第一章

三次偶然的選擇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的最高層領導人物，周恩來的名字在解放之初就已經在中國大地上婦孺皆知。然而，對於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則是塊謎一般的聖地，那裡的綠蔭，那裡的磚房，在高大紅圍牆的掩映和威武警衛的守衛下都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52年前，瀋陽市第七女子中學的一名叫趙煒的普通女學生從未曾想到過，她在求學和從業中一個接一個的偶然選擇，會把自己推進了中南海；而後，又是一個謙讓般的選擇，最終把自己送進了西花廳。在這幢古樸秀麗的大院裡，她一待就是37年，她生平的工作和中國革命史上一對功名卓著的偉人夫婦永遠地連在了一起。

穿上軍裝當兵，對我來說，是第一個偶然。我在瀋陽市第七女子中學讀國中的時候，正趕上抗美援朝徵兵的高潮，那時候，每個學校都有規定的徵兵名額，不管出現什麼情況，都要求必須完成任務。雖然每次徵兵我都報名，但學校從全面考慮沒有讓我走。到了我畢業那年，就是最後一批徵兵了，當時我們學校分配到10個名額。這次徵兵我也報名了，但學校確定的名單依然沒有我。因為此時學校已經把我和另一個同學分配到師範學校繼續讀書，想培養我以後當教師。不過因為我挺想當兵，在放假前也向學校領導表示過：什麼時候需要我就隨時通知。

放了暑假，我收拾好東西準備回家，因為要等在瀋陽第六中學讀書的弟弟，行程就比別人晚了一天。第二天我正準備下午回家，忽然班主任老師通知我先不要走，說是有兩位同學家裡不同意他們去當兵，把人藏起來了。而學校當兵的同學明天就要出發，現在大多數同學都已經離校了，只能讓我和另一位同學去補缺額。我當時在學校算是一名聽話的好學生，再加上家裡困難一直都是靠獎學金讀書，所以聽老師一說讓自己當兵也沒講任何條件，反而心裡還有點說不出的驕傲。中午，我跑到弟弟的學校告訴他我決定去當兵，讓他回家說一聲，第二天就穿上軍裝入伍了。

因為我當兵沒和家裡打招呼，我父母一直都不同意，母親後來還被父親逼著到過部隊駐地勸我回家。我當然不願意回去，領導也讓母親在部隊參觀。看到我在部隊生活得挺好，母親很放心地回家了，倒是我那倔犟的父親氣得不得了，他來信說：“把你供到國中畢業，你自己有主意了，不要家了，那好，咱們脫離父女關係。”說過這話，父親的氣一直不消，有好幾年都不理我，連我寄回的家信他也不看，有時一把火就燒了。但我卻不管這些，每月照樣給家寫信，照樣寄上幾塊錢，也照樣在兵營里過著無憂無慮的集體生活。

雖然是因為抗美援朝當的兵，但遺憾的是，我當兵後卻從來沒去過朝鮮。我所在的部隊是東北防空部隊，在新兵連經過一個月培訓後，不少同志都被分到團里當文書，隨部隊去了朝鮮。分配的人一撥接一撥地走了，只有我一個人留了下來，我心裡挺著急，想不通為什麼要把我留下。後來過了很久才弄明白，解放初期部隊新兵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國中生就算是高學歷了，所以我這個只有國中學歷的小女兵就被留在總部機關當了一名辦事員。

在部隊幹了一年多，到了1953年，朝鮮戰場停戰了，部隊機關中沒有技術專業的女同志都面臨著轉業，我的名字列在第～批轉業名單之中。根據組織當時的安排，我們這批轉業幹部有兩種選擇，一是就地轉業到東北人民政府工作，這樣可以留在瀋陽；二是先到部隊院校學習一段時間再轉業。我當時年齡小，自己沒什麼主意，幹部科的同志都主張我先去學習再轉業，我聽了他們的話，就決定先學習一年再說。要說學習。當時也有兩種選擇，一是到南京，二是去長春，我因為小時候在長春住過，不想再回到那個城市，就選擇了去南京，那裡是古都，對我的誘惑力很大。可後來再一打聽，去南京學習的時間一時難以確定，去長春的可以馬上走。大家又都幫我出主意，說是到南京好是好，可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走，萬一要是最後情況有變化怎么辦7我一想也是，夜長夢多，乾脆就去長春好了。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幾個偶然使我在1953年3月走進了位於長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機要幹部學校。經過一年的學習，我於1954年3月正式脫軍裝轉業。

我從幹部學校畢業的前夕，恰好國務院來學校要人，學校挑選了80人去北京，我也被選上了。於是畢業後，我們就收拾行裝坐上了火車，沒幾天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們這批人的落腳地是位於中南海里的國務院工字樓，在這裡，我們面臨著又一次的分配。這次分配，有的同志去了外地，一部分人留在北京。當時北京有兩個單位都挺讓人心動，一是國務院，二是外交部。我在上軍校時有一個很好的同窗女友，我們倆私下裡商量如果徵求意見時就一起提出去外交部，當時也沒有什麼更多的理由，就是想到外交部以後出國的機會可能多一點，能見見世面。沒想到，領導說：“你們倆不能在一個單位。一個去外交部，一個就留在國務院，兩人再商量商量吧。”再商量的結果是，我的朋友特別想去外交部，而我因為謙讓了一下就自然留在了國務院。

我當時根本沒想到，從參軍到上學到北京這一連串不經意的選擇使我最後成為一名周總理和鄧大姐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使我在西花廳一乾就是37年。

意想不到的調動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的創業者，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實際上是為新中國建設操勞最多的高層領導人，因此，他身邊的秘書和服務人員也一度很多。但實際上，直到1958年以前，總理辦公室的工作範圍不僅是為周恩來總理服務，而且還擔負著為國務院的陳雲、陳毅副總理和習仲勛秘書長服務的任務，因此，在那期間，總理辦公室實際上是國務院一個直屬機構的名稱。1955年，正是中國完成第一個五年計畫的關鍵時刻，這年，周恩來總理對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很是關注，正是在這樣一個國民經濟發生根本變革的特定時期，趙煒被調到總理辦公室的財經組工作。

留在國務院之後，我在機要處做了幾個月的譯電員，又被調到校對科，幹了不長時間，機要處要合併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局去，我調到秘書廳的秘書科。工作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經歷了三次工作變動，我對組織的臨時調動已經習慣了，但一個多月後，當秘書科長找我談話再次調動我的工作時，我還是吃了一驚。記得那天，科長把我找去說：總理辦公室讓我們選調一個工作人員，經過研究我們送過去幾份檔案，他們最後選中了你。

什麼，要調我到總理辦公室去，我這水平和能力行嗎？我有點發楞。說實話，到中南海國務院工作後我們經常從西花廳門口過，望著那扇青灰色的大鐵門，我只知道裡面就是周總理和鄧大姐辦公的地方，至於其他，則是一無所知。雖然，我也曾希望偶然從那門口路過時能見上一次周總理或鄧大姐的面，可我從未想到過自己要去那裡工作呀！

“怎么樣，沒想到吧？”科長問道。

“我到哪兒去乾什麼？”緩過神來，顧不得回答科長的話，我就急火火地問。

“他們只是簡單地說到組裡當幹事，”科長說，“實際上就是組裡的秘書吧。”

“那，我能幹好嗎？”

科長笑了，他說：”你到那兒的工作也就和咱秘書科差不多吧，都是接電話、收發檔案這樣的事兒，我想你能做好。”科長的話給了我一顆定心丸，可我心裡還是有點不踏實。甭管怎么說，在秘書廳這邊工作，不管調到哪兒都是熟人熟臉，這猛不丁調到西花廳去，人生地不熟的且不說，萬一在首長面前有點差錯怎么辦？

“別害怕，心細點，不會就多問嘛。”科長鼓勵我。

“好，組織上的調動我服從，實在不行就退回來吧。”我笑著對科長說。

“去就乾好，可別讓人家退回來啊。”科長倒認真了。

說是說，其實，我對自己還是有點自信的。什麼事都要人去努力乾，只要大膽、認真，不會做的事多請教，我想我還不至於讓人家給退回來吧？那一天，當我向秘書科的同志們告別時，所有的人都鼓勵我，這樣一來，我的信心就更足了。

對於這次調動，我的心裡久久不能平靜。其實，自從到中南海工作後，我就知道周總理和鄧大姐就住在與秘書廳辦公室一牆之隔的西花廳，但西花廳是什麼樣子，我們中卻沒幾個人知道。平時，大家都盼望能在中南海的院裡偶然見到一次周總理和鄧大姐，現在，我算得上是捷足先登，要知道，能有機會在西花廳工作，當然也就有機會見到周總理和鄧大姐啦。

就這樣，在喜悅、興奮和不安中，我度過了一個無眠的夜晚。第二天一早，科里給總理辦公室通了個電話確定我過去的時間，我和同志們招招手，就一個人走向西花廳，走上了我的新崗位。

記得那是1955年1月，我當時2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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