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一、二、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不要輕易否定這本書。書要從頭到尾讀，要逐章逐節讀，並且進行討論。單看《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不看後邊的幾封信，有些問題不易了解。
人民公社的性質
人民公社的性質是什麼？如何過渡？結合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學習，好好議一議這些問題。
一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
史達林說，一種是科學法則，它反映自然中或社會中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另一種是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它是依據人們的意志創製出來的，並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這兩種東西無論如何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毛主席評論說，這一段基本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另一種是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它是依據人們的意志創製出來的，並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這種說法，有兩個缺點：第一，對黨和民眾在認識規律上的主觀能動作用闡明得不夠；第二，沒有說出依據工人階級的意志創造出來的、由政府頒布的法律，要能夠正確，必須如實地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
史達林說，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中，人們即使已經認識了它們的發展法則，也確實無力影響它們。在其他許多場合，人們決不是無能為力的。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這裡說：“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中，人們即使已經認識了它們的發展法則，也確實無力去影響它們。”這個論點不對。他沒有從發展看問題。人類認識自然的能力是無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無限的。現在認識不到的，將來可以認識；現在改造不了的，將來能夠改造。
史達林說，有人引證恩格斯的的公式：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人們將成為社會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這種自由叫作“被認識了的必然性”。這就是說，人們認識了客觀的法則之後，就會完全自覺地運用這些法則來為社會謀福利。
毛主席評論說，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說的是自由與必然的關係問題。客觀規律是獨立於人們的意識之外的，是和人們的主觀認識相對立的。但是，人們通過實踐，認識了客觀規律，就能夠熟練地運用這些規律，駕馭這些規律，達到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
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客觀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會議提出：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一條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一條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觀、客觀條件許可能夠辦到的事，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去辦；主觀、客觀條件不許可的事，就不要勉強去辦。工農業並舉之外，還提出大中小、洋土這樣幾個同時並舉。這些，看來行之有效。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看來還靈。我們提出的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否就是這些？是否還會栽筋斗？都還需要繼續在實踐中得到檢驗。時間要幾年，或要十年，甚至更長。
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的路線是被人懷疑的。解放戰爭時期，中國革命應不應該？奪取全國政權應不應該？我們說應該，史達林是堅決反對的。但革命在全國取得了勝利，三大敵人被打倒了，證明我們民主革命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勝利後搞合作化、公私合營，工農業都增了產，又證明我們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建設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億斤糧食，今年多搞了一點，曉得明年如何？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這四個月，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還要抓一抓農業。抓鋼鐵的同時要抓農業，省、地、縣都要負責，搞不好不行。如果農業無人負責，大家都拖到鋼鐵方面去，這不好。山西說，工業、農業、思想三勝利。這個口號是好的，搞掉一個就是鐵拐李了，缺農業就成為史達林了。搞農業的要死心塌地搞農業，不要把農業丟掉了。第一書記要心掛兩頭、三頭、四頭，學會多面手。
摸工業、摸農業、摸階級鬥爭。思想動態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應該首先抓。這些也是成都會議提的。這一回山西人提出工業、農業、思想三勝利，是他們的一個創造。苦戰三年是河南人提的，搞試驗田是湖北人提的，現在變成了全國的口號。我們這些人的頭腦是一個加工廠，無非是把全國各地的經驗集中起來，作成如成都會議決議、北戴河會議決議那樣一些產品，在全國加以推廣。
我們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國經濟的客觀規律呢？還要檢驗，還要研究，能夠大體符合就可以了。
史達林說，蘇維埃政權消滅了任何剝削；蘇維埃政權當時必得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這個任務無疑是困難而複雜的，是沒有先例的。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說：“蘇維埃政權當時必得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這個任務無疑是困難而複雜的，是沒有先例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已經產生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建立起來的。在創造這種新的經濟形式方面，任務困難和複雜，我們與蘇聯是一樣的。但是我們是有先例的，有蘇聯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可供借鑑。我們應該比他們搞得更好一點，如果搞糟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用處就不多了。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提出計畫經濟是與無政府狀態相對立的。他又說計畫法則與政策是有區別的，這很好。
史達林說，有人說國民經濟有計畫的（按比例的）發展的必然性，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來消滅現存的經濟法則和創造新的經濟法則。這是完全不對的。不能把我們的各個年度計畫和五年計畫跟國民經濟有計畫、按比例發展的客觀經濟法則混為一談。國民經濟有計畫發展的法則，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它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國民經濟有計畫發展的法則，使我們的計畫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畫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法則，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熟練地運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計畫。
毛主席評論說，這一段是第一章的中心。史達林這段話說得很好。他說：“不能把我們的各個年度計畫和五年計畫跟國民經濟有計畫、按比例發展的客觀經濟法則混為一談”；又說：“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法則，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熟練地運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計畫。”
史達林在這裡說“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計畫”，就是說主觀計畫要力求適合客觀原則，但他只提出了問題，沒有展開論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史達林指出：“不能說，我們的各個年度計畫和五年計畫都完全反映出這個經濟法則的要求。”說沒有“完全反映”，在他的心目中，認為蘇聯的計畫是基本上反映了客觀法則的要求的。他們的計畫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如重工業與輕工業的關係、農業問題，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這個虧。為什麼他們不兩條腿走路？為什麼他們的工農業關係、輕重工業關係一直沒有處理好？他們對發展重工業過分強調，對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一向不重視，直到現在，他們的商品供應還很緊張，使人民不能從建設中看到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結合。這是一條腿走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手扶拐杖，比較偏頗。重工業內部的關係，他們說鋼是基礎，機器是心臟，煤是糧食，把這些平列起來，沒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沒有民眾，沒有政治，只講技術，只要專，又是一條腿。
我們的計畫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練地運用了客觀規律的要求呢？我們搞過計畫，也有經驗教訓。當然，成績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點是第二位的。但是缺點也確實不少。大家還記得，我們過去一段時間內，曾經是一個風潮煤多了，一個風潮糖多了，又一個風潮鋼鐵多了，過不了多久又都說少了。上月說多，下月說少，心中煩悶，不知如何是好。看來，還不能說我們過去是完全正確地計畫生產的，不能說我們過去的計畫完全反映了客觀規律的要求，不能說我們的計畫工作過去已經認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練運用了客觀規律。
計畫機關是什麼？是中央委員會，是大區和省、市、自治區，各級都是計畫機關，不只計委、經委是計畫機關。計畫要靠全黨來搞，靠大家來搞。計畫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史達林說的，可能和現實不能混為一談。要把可能變成現實，就必須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必須學會熟練地運用客觀經濟規律，力求制定出能夠正確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計畫。
我們現在的提法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以及其他幾個同時並舉。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我們又提出，工業內部，以鋼為綱；農業內部，以糧為綱；其他按比例發展。這個辯證法，我們也只是最近摸到的。沒有鋼，就沒有機器。有了鋼，就能夠有機器；有了鋼，煤、電、石油、運輸、海陸空，就都好辦了。鋼鐵賠錢，一是學費，一是支援國家建設。史達林只提出了問題，沒有回答問題。他也沒有提出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我們現在的這一套東西，是有一個形成過程和發展過程的。
有成績和缺點的比較，有正確和錯誤的比較，有中國和蘇聯的比較，促使我們在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十大關係、多快好省、“促進委員會”、建設社會主義兩種方法的問題，還搞了一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接著出現了一個躍進。不久發生了反“冒進”。經過整風反右，一九五七年底又開始出現了一個全國規模的大躍進。經過曲折，得到了“馬鞍形”的教訓，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上，大家動腦筋，想辦法，找到了一條路，叫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是大家動腦筋想出來的。實行過程中也有曲折，一時說靈，一時說不靈，歸根到底還是靈，正在逐步實現。
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不是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反映得比較完全，還是反映得不夠好呢？看來，我們現在的這一套是比較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客觀過程的發展是不斷前進的，人們對客觀過程發展的認識也是不斷提高的。客觀過程中的矛盾，不發展到一定時候，沒有充分暴露出來，還不能完全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來，因此人們也就不能很好地認識它，理解它。例如，我們工業搞了八年，不曉得以鋼為綱，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鋼為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個辯證法也是最近才摸到的，過去是不認識、不理解的。大中小並舉以大為綱，中央和地方並舉以中央為綱，大和中央，是這兩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一元論，不是多元論，多種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中又抓住了主要方面，或者說抓住了主導方面，就能夠把一切帶動起來。
史達林指出，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干經濟法則，連價值法則也在內，是在計畫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過的”法則。這也是不對的。法則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改造”法則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法則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餘。可以限制這些或那些經濟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可以防止它們發生的破壞作用（當然，如果有的話），但是不能“改造”或“消滅”法則。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說消滅、創造規律的提法是不對的。之所以不對，是把客觀規律和法律混為一談，把客觀規律和計畫混為一談。他們不懂得有計畫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作為資本主義競爭和無政府狀態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在資本主義那裡無政府，在社會主義這裡有政府。
二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
毛主席說，第二、三章講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你們有什麼意見？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
史達林說，蘇聯某些同志斷定說，黨在我國取得了政權並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後，還保存商品生產，是作得不對的，應當消除商品生產。他們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話來作證明：“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那么商品生產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見《反杜林論》)這些同志大錯特錯。恩格斯的這段話沒有明確指出，究竟是一切還是一部分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論》的另一個地方，恩格斯講到占有“一切生產資料”，講到占有“生產資料的全部總和”。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當然是正確的。
毛主席評論說，這一段分析的對.史達林對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確的。史達林說，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
我們的人民公社，現在是集體所有制，究竟是擴大自然經濟，還是擴大商品經濟？或是兩者都要擴大？現在，在有些人看來，人民公社經濟主要是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人民公社只有自給自足，才是有名譽的，如果進行商品生產，就是不名譽的。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人民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組織，有條件實行以糧為綱，發展多種經營，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業和發展工業同時並舉。人民公社應該按照滿足社會需要的原則，有計畫地從兩方面發展生產，既要大大發展直接滿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產，又要儘可能廣泛地發展為國家、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既可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公社生產上和社員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給性生產，不搞商品生產，不進行商品交換，農民不把糧食等農產品和工人生產的工業品交換，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飯吃，農民怎么能夠有衣穿，怎么能夠得到拖拉機等農業生產資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餘的產品賣給國家，賣給其他公社，怎么能夠得到貨幣收入，哪裡有錢分給社員？京、津、滬郊區農村之所以比較富裕，是因為這些地方商品生產比較發展，商品交換比較發達。社會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社員的需要也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公社的生產不可太單調，不能只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要多搞商品生產，要儘可能多地生產能夠交換的東西，向全省、全國、全世界交換。當然，社會主義的商品交換應當有計畫地進行，要把國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換，納入計畫的軌道，要逐步推廣契約制度。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嚮往共產主義，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想不要商業了。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他們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差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價值、價格和貨幣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的積極作用。這些表明，他們根本不認識無產階級對五億農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一直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我們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幾億農民；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們還要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五億農民。有了人民公社，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有計畫地發展。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發展。如果不實行商品交換，把陝西的核桃拿來吃，一個錢不給，陝西的農民幹嗎？把七里營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行嗎？你如果這樣做，馬上就要打破腦袋。
“生產資料不是商品”，我們是，又不是。生產資料在我們還有一部分是商品。現在，我們的國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想廢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物資調撥。這樣做，就是剝奪農民。史達林分析恩格斯的話是對的。只有國家把一切生產資料都占有了，社會的產品十分豐富了，才有可能廢除商業，商品交換才能過渡到產品交換。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我提倡讀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想用史達林這個死人來壓活人。
史達林說，在十九世紀末葉《反杜林論》出版的時候，只有英國一個國家是這樣的國家，在那裡，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生產集中已達到這樣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把國內的一切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並且消除商品生產。這裡撇開了在英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對外貿易問題。只有研究了這個問題之後，才能最終解決在英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後商品生產的命運問題。
毛主席評論說，這裡所說的“命運”問題，就是廢除不廢除商品生產問題。史達林對英國革命成功後是否廢除商品生產問題，仍有保留，他對這個問題並不武斷，沒有作出結論。
史達林說，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在奪取政權後，立即著手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這是一條荒謬和犯罪的道路，這樣做將會把農民長久地拋到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陣營里去，從而摧毀社會主義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在這裡說，在蘇聯有“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我國現在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於要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有的人雖然沒有像蘇聯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直截了當地說，要剝奪農村中的中小生產者，而是說廢除商業，實行調撥。如果這樣做，實質上就是剝奪農民，就會使台灣高興。我們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徵購將近九百億斤糧食，過頭了一點，主要原因是不知道農民手裡有多少糧，結果鬧得很厲害。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後來我們總結了這個經驗，改正了這個錯誤，一九五五年徵購數字定為八百三十億斤糧食，比上一年減少近七十億斤糧食。第一個反對我們減少購糧數目的是×××。怪得很，資本家這樣“革命”，原來是陰謀，可見資產階級唯恐我們天下不亂。
人民公社的農民有勞動所有權，有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權，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麼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忽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他們在看書本時是馬克思主義，碰到經濟實踐，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亂。如果按照他們的意見去辦，在政策上犯了錯誤，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就要把農民引導到敵人那裡去。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嚴重注意。
史達林說，關於工人階級與農民民眾的關係問題，列寧在關於“糧食稅”、“合作運動計畫”等文章中，給了回答。
列寧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甲）不失時機地奪取政權。
毛主席評論說，我們已在一九四九年奪取了全國政權。
（乙）將工業中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
毛主席評論說，中國資產階級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資產階級，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對前者採取沒收政策，對後者採取贖買政策。
（丙）逐漸將中小個體生產者聯合到生產合作社中，即聯合到大規模的農業企業、集體農莊中。
毛主席評論說，我們的集體化，經過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發展到了人民公社。同他們的集體農莊相比，規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
（丁）發展工業，為集體農莊建立大規模生產的現代技術基礎，不要剝奪集體農莊。
毛主席評論說，發展工業，加強農業，我們正在做。公社辦工業，我們比史達林膽大。
（戊）為實現城鄉、工農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這個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經濟聯繫形式，全力展開蘇維埃貿易，把所有資本家從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
毛主席評論說，列寧的五條都是正確的，我們都作了，而且有所發展。
毛主席說，現在我國有人不要商品生產，不對。在要不要商品生產的問題上，我們還要搬史達林，而史達林是搬列寧的。史達林說，列寧主張全力發展蘇維埃商業。
史達林概括列寧的回答的第五條說：“為了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這個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繫的形式，並且要以全力展開蘇維埃貿易，即國營貿易和合作社—集體農莊貿易，把所有一切資本家從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這個意見，我們過去曾經大吹大擂地宣傳過。史達林說，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看是對的。只能貿易，不能剝奪。一九五四年，我們還是購買，只是購得過頭了一點，農民也反對。
中國革命的問題，始終是農民同盟軍的問題，必須謹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進”的錯誤，根源就是沒有看到農民問題。現在發生的問題，還是在相當多數的幹部中不懂農民問題，農民的沖天幹勁一來，又容易把農民當工人看，甚至以為農民比工人還高明。這是從右到“左”的轉化。
我們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發展工業、農業和商業。我們現在的公社太窮，除了吃飯以外，貨幣收入很少，吃的水平還是很低，還是一窮二白。我認為這是好事。窮，就要乾，要革命，要搞社會主義。有些老根據地，由於過去沒有搞不斷革命，在一部分農民中產生了停頓不前的情緒。他們對高級合作化有牴觸，對人民公社更有牴觸，說什麼：“不想前，不想後，只想高級化前土改後”，認為那是黃金時代；又說什麼：“革命到了頭，革命革不到頭，革命革到自己頭”。這些話出自山西老根據地，那裡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級社，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前後共有十年左右。這給我們一個教訓：一個任務完成以後，要接著提出新的任務，引導農民進行不斷革命。現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區委管理下按照國家的統一計畫，因地制宜大辦工業，到處發展，遍地開花。這樣搞起來，全國的工業大發展，公社的商品生產大發展，錢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國農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來，他們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來。
史達林說，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證明列寧所策劃的這條發展道路是完全正確的。不容置疑，對於一切具有人數相當眾多的中小生產者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條發展道路是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適當的道路。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這裡說的發展道路是對全世界講的，是正確的。
史達林說，有人說商品生產在任何條件下總還是要引導到而且一定會引導到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資本主義生產是在這樣的場合開始的，即生產資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
但是，如果這些使商品生產轉化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已不存在，如果剝削制度早已消滅，可不可以認為商品生產總還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呢？不，不可以這樣認為。
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商品生產比資本主義生產更老些。它在奴隸制度下就存在過，並且替奴隸制度服務過，然而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過，並且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試問，為什麼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個說法對。我國現在的情況是，已經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經把資本家從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現在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國家和人民公社，這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質差別的。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怕商品，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乾什麼？不要怕。因為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工人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有各級黨組織，有成千成萬的黨員，有廣大的貧下中農作為我們的依靠，我們可以發展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中國原來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印度的鐵路和紡織比中國發達。我國一九五七年生產了三千七百億斤糧食，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三十億斤賣給國家，商品糧還不到全年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茶、絲、麻、煙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很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貨幣收入很少，很難有錢分給社員。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部分只能吃飯，一部分要救濟，一部分除吃飯外還能分點錢。能夠給社員分錢的又有幾種，有的分得很少。因此，每個公社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同時，要發展其他能賣錢的東西，要發展商品生產。
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同的工資要保留一個時期。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只是一部分，多數是買賣。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多越好。共產主義要有步驟。范縣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調查一下。
總之，我國商品不發達，進入社會主義，一要破除老爺態度，三風五氣；一要保留工資差別。現在有些人總是想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經濟學家“左”，矇混過關，教抓到了小辮子，四十條草案為證。
史達林這句話說得正確：“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它與什麼經濟相聯繫。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繫，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繫，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為什麼叫商朝呢？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史書說：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這是誇張的說法。孟子不相信這個說法，他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史達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這句話有些勉強。奴隸時代商品生產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這是確實的。但是，在封建社會的末期，情況不同了，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前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在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產生出來，雖然還沒有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母胎中，沒有產生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但是已經孕育了無產階級，作為這個階級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已經產生了，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產生了。
史達林說：“在我國，商品生產沒有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漫無限制和包羅一切地擴展著。”這個話說得對。我們早在一九四九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說過：“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範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對於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容許其存在和發展，但是，我們又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於資本主義採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時間達六年之久，經過加工定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這樣三個步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們實際上空手過來了。史達林所說的“決定性的經濟條件”，在我國也完全有了。史達林說：“試問，為什麼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這句話很重要。利用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服務，史達林講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過去的資本主義的“鬼”已經吃掉了，將來再出現資本主義的“鬼”，就再吃掉它。怕這個“鬼”乾什麼？不要怕。我們發展商品生產，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為了五億農民，為了鞏固工農聯盟，為了引導五億農民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在這方面，商品生產還是一個有利的工具，這點應當肯定，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幹部中好好討論。
史達林說，有人說，在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建立，而僱傭勞動制度和剝削制度已被消滅以後，商品生產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因此就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也是不對的。
毛主席評論說，把書中的“我國”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
史達林說，現今在我國，存在著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種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體農莊的形式。在國家企業中，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全民的財產。在集體農莊的企業中，雖然生產資料（土地、機器）也屬於國家，可是產品卻是各個集體農莊的財產。這種情況就使得國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國家企業的產品，至於集體農莊的產品，只有集體農莊才能作為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然而，集體農莊只願把自己的產品當作商品讓出去，願意以這種商品換得它們所需要的商品。現時，除了經過商品的聯繫，除了通過買賣的交換以外，與城市的其他經濟聯繫，都是集體農莊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布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
毛主席評論說，書裡面的“現今”，指的是一九五二年，就是十月革命後的三十五年。我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才有九年。
書裡面提到兩種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這個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又是一個界限，也必須分清，不能混淆。蘇聯宣布了土地國有，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史達林不賣拖拉機等生產資料給集體農莊，我們賣給人民公社。所以在我們這裡，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都是集體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集體所有的。我們國家能夠調撥的產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公社的集體農民，只願意用他們生產的商品來換取他們需要的商品。所有權還在他們那裡，你不給他東西，不給他貨幣，不用買賣的形式同他們進行交換，他們就不願意把東西讓給你。不要以為中國的農民特別進步，有些地方看起來好像要啥拿啥，實際上痛心得很。現在有人說，農民的共產主義精神很旺盛。他們下一次鄉，認為農民了不起，農民快上天了，農民比工人強了。我們要看到農民確有共產主義精神，但不要只看到這一面，還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他們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還是集體所有。修武縣委書記的考慮是正確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他擔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實行供給制以後，災荒發生時，國家是否發工資；豐收時，國家把糧食調走，也發不起工資。災荒、豐收都有苦悶。他是代表農民考慮這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考慮這個問題。是輕率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我認為還是應該像修武縣委書記那樣，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不要像徐水縣委書記那樣急急忙忙往前闖。我勸吳芝圃同志不要同陳伯達搞在一起，他的“馬克思主義太多了”。
北戴河會議的決議中，曾經構想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實現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還是按勞分配，還是社會主義性質。構想的時間是短了還是長了？有時覺得長了，有時又擔心短了，我擔心短了的時候多。人民公社什麼時候能夠像鞍鋼一樣？什麼時候能夠把農業勞動變成工廠化勞動？產品和積累能夠調撥？要調撥的東西，必須無條件的調撥，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能服從全國的調撥，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如果沒有完成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產品就不能豐富，就不可能直接調撥，也就不能實現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過渡。拿鞍鋼的生產水平來說，平均一個工人一年的勞動產值是一萬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的原材料、折舊外，還有一萬零八百元是國民收入。分為兩部分，工資八百元，其他的都是國家的收入。很顯然，人民公社的生產水平達到這種程度，需要經過很大努力。
聽說徐水已經把人民公社宣布為全民所有制。他們那裡的人力、物力、財力，都還不能像鞍鋼那樣由國家來調撥。儘管他們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最多也只是大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還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決不能把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來，把人民公社同國營工廠混同起來。如果混同起來，就沒有一個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務了，就沒有奮鬥目標了。現在有不少幹部，對這個界限分不清楚，認識模糊。如果有人說徐水還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評是“右傾”。
同志們，我們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種主張是不對的。只有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了，只有當社會產品大為豐富了，而中央組織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經濟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兩種所有制沒有變成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就還不可能廢除，商品交換也還不可能廢除。在兩種所有制存在的時間內，必須經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去引導農民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在條件具備的時候，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這是第一個過渡。還有第二個過渡，就是從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從“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過渡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一九五九年三月，毛主席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有一個過程。把三級所有制基本上變為一級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發展水平大體趨於平衡。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階段，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並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一九六一年九月，根據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基本核算單位和生產單位是生產隊，不是大隊。－編者）
我們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才取得全國的勝利，我們曾經耐心地等待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如何行？沒有耐心不行。對台灣也是如此。爭取台灣一部分中下級和上級分裂，不是沒有可能的。杜勒斯、蔣介石在一起好，還是爭取一部分到我們這邊好？我們謹慎小心，蔣也謹慎小心。對美國佬就是要警告，說明我們是受氣。許多人對我們警告的做法不了解，我看要警告三千六百次，現在只警告了三十多次，美國人不搞了，事實上承認了我們規定的十二海里國界線，可見得還是靈。
只要還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如果你們不同意，你們就來駁史達林吧!
史達林說，在出現了有權支配全國一切消費品的一個無所不包的生產部門，來代替兩種基本生產部門即國營部門和集體農莊部門之後，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就會作為國民經濟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怎樣來建立這種單一的統一的部門呢？是讓國營部門乾脆吞沒集體農莊部門，——而這是很難構想的(因為這會被了解為對集體農莊的剝奪），——還是組織統一的全民的（有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代表參加的）經濟機構，即起初有權統計全國一切消費品，而經過一個時期也有權例如以產品交換方式來分配產品的經濟機構呢？這是一個特別的、需要單獨討論的問題。
毛主席在評論史達林關於商品生產的理論時，特別指出，商品生產消亡的條件，除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外，還有有生產力高度發達，產品極大豐富這一條。毛主席說，這段里關於商品存在的條件，闡述得不完整。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係。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範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集體所有制如何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問題，史達林自己也沒有解決。他很聰明，說要單獨討論，迴避了這個問題。
史達林說，我國的商品生產並不是通常的商品生產，而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基本上是與聯合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的商品有關的。它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個人消費品。顯然，它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說蘇聯的“特種的商品生產”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個人消費品”。這看來很不妥當。它的活動範圍不限於個人消費品，在我國，有些生產資料，例如拖拉機等生產資料是屬於商品的。
史達林說，現在，在我國制度下，說勞動力是商品，說工人“被僱傭”，這真是十分荒謬的，好像占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自己被自己僱傭，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一樣。
毛主席評論說，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把勞動力當作商品買賣的社會條件已經改變了。經過整風反右後，勞動人民的思想覺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大為改變，他們中間很多人從思想上認識到了勞動力不是商品，不是為人民幣服務，而是為人民服務。
三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法則問題
毛主席說，所有的經濟單位（包括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要利用價值規律，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斷地改善經營管理工作，合理地進行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以利於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一些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照史達林的說法，是沒有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史達林在給雅羅申柯的信中說，這些人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等，也就不感到興趣，認為這些都是只能引起煩瑣爭論的次要問題”。蘇聯的一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認為蘇聯的當時已經是共產主義，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還只搞了九年，則差得更遠。
史達林說，是不是說價值法則在我國也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樣有廣闊的發生作用的場所，價值法則在我國是生產的調節者呢？不，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在我國的經濟制度下，價值法則的作用是被嚴格地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的。在城市和農村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國民經濟有計畫的（按比例的）發展的法則，各個年度計畫和五年計畫以及我國一般的整個的經濟政策，這一切就使得價值法則在我國發生作用的範圍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在我國的制度下，價值法則不會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這裡說價值規律在蘇聯“不會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在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據國民經濟有計畫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國民經濟計畫。這說得很對。價值規律對生產不起調節作用，是說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計畫。在我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起作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批轉山西省委一個檔案中說：平調的“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編者)但是，這種商品生產，不是為價值規律所調節、所指揮。例如，糧、棉、油、豬等主要農產品的生產，難道能說不是由計畫來調節而是由價值規律來調節嗎？至於鋼鐵等重工業產品的生產，則是完全由國家計畫來進行安排的，即使一個時候賠錢，也要進行建設。這種賠錢，一方面是因為沒有經驗，要花學費進行學習；另一方面就是為了實現工業化，從長遠利益看，一個時候賠錢也是值得的。
答А·И·諾特京同志
史達林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夠成為商品的只能是消費品，生產資料不能成為商品。史達林說，商品是這樣的一種產品，它可以出售給任何買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後，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對商品的所有權，而買主則變成商品的所有者。生產資料是否適合於這個定義呢？顯然，是不適合的。第一，生產資料並不“出售”給任何買主，甚至不“出售”給集體農莊，而只是由國家分配給自己的企業。第二，生產資料所有者－國家，在把生產資料交給某一個企業時，絲毫不失去對它們的所有權，相反地，是完全保持著所有權的。第三，企業的經理從國家手中取得了生產資料之後，不但不變成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確認為受蘇維埃國家的委託，依照國家所交下的計畫，來使用這些生產資料的。由此可見，無論如何不能把我國制度下的生產資料列入商品範疇中。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根據商品是一種可以轉讓所有權的產品這個理由，說蘇聯的生產資料不能列入商品的範疇，這值得研究。在我們這裡，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範圍內調撥的產品。也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不僅把拖拉機等農業生產資料賣給公社，而且為了公社辦工業，把一部分工業生產資料賣給公社。這些產品，都是商品。國家賣給人民公社以後，它的所有權轉讓了，而且在公社與公社之間，還可以轉讓這些產品的所有權。
史達林說，為了準備在實際上過渡到共產主義，至少必須實現三個基本的先決條件。
第一，全部社會生產的不斷增長，而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要占優先地位。
第二，必須用逐漸過渡的辦法，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並且也用逐漸過渡的辦法使產品交換制來代替商品流通。
第三，必須使社會達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保證社會一切成員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使社會成員都能自由地選擇職業，不終身束縛於某一種職業。
毛主席評論說，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有的同志不贊成，說不能劃一條線，說劃了線就會損傷幹部和民眾的積極性。他們說，線內也有共產主義，也有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條線很難劃。大線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贊成劃這兩條線，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史達林是劃了線的。三個先決條件，基本上不壞，但不具體。
1、必須確實保證“全部社會生產的不斷增長，而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要占優先地位”。這是基本的。我們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以及其他幾個同時並舉，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加社會產品。
2、“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並且也用逐漸過渡的辦法使產品交換制來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權或其他某個社會經濟中心能夠掌握社會生產的全部產品來為社會謀福利。”不願意劃線的人，認為現在時間已到，已經上了天，集體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進入共產主義。誰不贊成，就說誰是右傾。我們現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農村大部分還是集體所有制。即使將來把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國營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也還不能馬上過渡到共產主義。
3、“必須使社會達到這樣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證社會一切成員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為此，需要減少勞動時間，實行綜合技術教育，根本改善居住條件，提高職工的實際工資。說“自由地選擇職業”，我不太懂，搞紡織的又去學開飛機，挖煤的又去學紡織，十八般武藝，學十多樣，我贊成。學幾百樣，怕不容易，會搞得沒有飯吃。
史達林提的三個決定條件是對的，主要是第一條。這幾條的基本點，就是極大地增加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發展社會生產，發展社會生產力。缺點是沒有講一個政治條件，沒有講用一套什麼辦法來實現這三個條件。如果沒有政治掛帥，沒有定期的整風運動，沒有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沒有辦工業、辦農業、辦文化的民眾運動，沒有幾個同時並舉，史達林這三個先決條件是不容易達到的。
如何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史達林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他不提倡共產主義的因素，割裂重工業和輕工業，不重視農業，片面地、過分地強調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不足夠重視消費資料的增長，沒有按照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要求，採取適當的政策來縮小三大差別，反而是擴大了三大差別。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並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
關於Л·Д·雅羅申柯同志的錯誤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說雅羅申柯的經濟學，是沒有經濟問題的政治經濟學。這個批評是對的。但他自己的這本書，根本不談政治，結果成為沒有政治的政治經濟學。他不談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不談上層建築如何適應經濟基礎，不談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是一個重大的缺點。我們則搞整風，下放幹部，兩參一改，幹部參加勞動，破除不適當的規章制度等等。
毛主席評論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認為，生產關係包括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分配形式三個方面。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後，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係，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係的形成和發展。
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民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乾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係和父子關係，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經過去年和今年的整風，我們已經給這種資產階級法權很大的打擊。去年以來，搞試驗田，幹部下放，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說服不用壓服，因而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大有改變。沒有這種改變，大躍進是不可能的。為什麼民眾的積極性那么高？幹勁那么大？就是因為民眾覺得共產黨跟他們是在一起的。湖北紅安縣的幹部，過去是老爺式的，經常挨民眾罵，一九五六年這些幹部改變了作風，以平等態度待人，同農民一起勞動，深受民眾歡迎。
解放後，不說供給制的長處，只說工資制的長處，這個風氣很不好。當然，一九五三年供給制改成工資制，讓一步是必要的。因為原來在解放區實行供給制的人員占少數，工廠職工是工資制，機關、企業新增加的人很多，他們受資產階級影響深，要把他們原來實行的工資制改為供給制，也不那么容易。但是，那次改變有很大缺點，接受了等級制，等級森嚴，等級太多了，評成三十幾級，這樣的讓步，就不對了。供給制改工資制以後，一些人鬧級別、鬧待遇。
現在一些人民公社正在試行供給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否恢復供給制，這些問題都要好好研究。看來，工資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必要的差別，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在今天還是必要的。保留的工資制中，有一部分是贖買性的，如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答А·В·薩寧那和В·Г·溫什爾兩同志
史達林說，商品是這樣的一種產品，它可以出售給任何買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後，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對商品的所有權，生產資料是否適合於這個定義呢？顯然，是不適合的。第一，生產資料並不“出售”給任何買主，甚至不“出售”給集體農莊，而只是由國家分配給自己的企業。
毛主席評論說，史達林最後這封信中關於不把拖拉機賣給農莊的意見，徹底錯誤。他把國家和集體農民對立起來，不信任農民民眾，死死抓住拖拉機不放，理由是說不通的，自己騙了自己。你把農民控制得要死，農民也就把你控制得要死。史達林在書里，反覆說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不可怕；而這裡又強調為了不使商品流通擴大，不能把拖拉機賣給集體農莊。又說，把拖拉機賣給集體農莊，他們負擔不了，只有國家才負擔得了，這個理由也很難站得住。國家就損失得起？
兩個過渡，他都沒有找到方法，找到出路。他沒有找到一條道路，解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書里說，要創造條件使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本質差別消失。說也說得好，但積三十年的經驗，沒有找到出路，從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很苦悶。但是他說不是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商品保存下來。主要調節是計畫而不是價值法則，這很對。
|史達林是第一個寫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本書中講的許多觀點，對我們極為有用，愈讀愈有興趣。但是，他這本書，只談經濟關係，不談政治掛帥，不講民眾運動。報紙上講忘我勞動，其實每小時都沒有忘我。在他的經濟學裡，是冷冷清清，淒悽慘慘，陰陰森森的。不講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不對資產階級法權進行分析，哪些應當破除，如何破除，哪些應當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組織也是資產階級式的。他過去說，技術決定一切，這是見物不見人；後來又說幹部決定一切，這是只見幹部之人，不見民眾之人。他講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好處是提出了問題，缺點是把框子劃死了，想鞏固社會主義秩序，不要不斷革命。母親肚裡有娃娃，社會主義社會裡有共產主義萌芽，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如何過渡到共產主義？史達林看不到這個辯證法。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地富反壞右，一部分幹部，一部分想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人，想退回到資本主義去；多數人想乾共產主義。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鬥爭，要有長期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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