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介紹
究竟什麼是蘇區？從建立、發展到最後放棄，蘇區走過了什麼樣的歷程？
蘇區所指地
蘇區指的是江西贛南蘇區。
中國的蘇區
中國第一個蘇區誕生於1927年11月。南昌起義失敗後，彭湃分別在廣東的陸豐縣、海豐縣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在湖南茶陵建立了縣工農政權。中國蘇維埃政權的建設從此開始。
隨後，中國東南部、中部、西北部等地區相繼成立了蘇維埃政權。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並於4月建成贛南蘇區。同年7月，以龍巖、永定、上杭三縣為中心的閩西蘇區基本形成。
江西興國縣社聯主席胡玉春說，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贛南、閩西兩塊蘇區連成一片，統稱中央蘇區，擁有21座縣城，占地5萬平方公里，人口達250萬，是當時全國最大的蘇區。在彭德懷率領東方軍兩次向福建和贛東北出擊之後，中央蘇區面積繼續擴大，於1933年達到鼎盛時期，目前中央黨史研究室認可的中央蘇區縣多達28個，這是指按今天的行政區劃的縣級數量，如果在當年，中央蘇區多達五六十個縣，因為新設的縣很多。
中國蘇區的誕生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當時，全國已在231個縣、1910萬人中建立了縣以上的蘇維埃式政權，蘇區建設進入了全盛時期。
除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還有鄂豫皖蘇區、湘鄂川黔蘇區、鄂豫陝蘇區、陝甘蘇區等，紅色政權覆及江西、福建、廣東、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貴州、河南、陝西等省。 在中國北方的山東、河北、山西也有小片蘇區，但堅持的時間很短。
蘇區的主要支撐力量是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共產黨是蘇區的執政黨，有一套相對完全的國家機器，這是蘇區和白區最大的區別。蘇區的經濟基礎是自耕農為主的農業經濟，工業落後，這導致蘇區無法長期在國民黨政權的包圍攻擊下生存。
胡玉春說，這種局面不久便被“左”傾路線統治所破壞。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蘇區的面積一天天縮小。1934年4月2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南大門——筠門嶺被國民黨軍攻占。5月，建寧、永安、連城等縣相繼失守。10月初，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根據地，由鼎盛時期的幾十個縣銳減到瑞金、於都、會昌等三、四個縣。
1934年10月，隨著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了“馬背上的共和國”。其後，紅25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六軍團，也陸續從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湘鄂川黔蘇區出發，開始長征。中國蘇區的消失
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9月6日，根據國共兩黨的談判協定，中共中央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至此，蘇區在歷經9年又10個月之後，正式退出了歷史舞台。
蘇區紀事
蘇區戲劇運動
1927年冬至1935年底，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領導的戲劇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了許多革命根據地。1927年冬至1935年底，以江西革命根據地為中心，興起了以現代話劇為主的革命戲劇運動，被稱為“紅色戲劇”，也叫蘇區戲劇。
1927年冬至1929年冬，是“紅色戲劇”的萌發階段。“三灣改編”後組成的紅四軍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首先建立了文藝宣傳隊，運用活報劇的形式，在井岡山地區演出了《打土壕》、《活捉肖家壁》、《毛委員的空山計》等劇目。
1928年元宵節，在江西蘇區雩都縣創作演出了獨幕話劇《收谷》，以真實的生活場面表現了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接著，大型話劇的演出也相繼出現。1928年6月，紅軍文藝宣傳隊為配合慶祝七溪嶺大捷，編演了大型話劇《二羊大敗七溪嶺》，以後又陸續演出了《二七慘案》、《兩個面孔》、《豪紳末路》等劇。其中，紅軍縱隊政委何長工與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袁文才創作的多幕話劇《二七慘案》，對生活的描繪和人物的刻畫較為深入細緻，標誌著話劇創作的提高。
這一時期，廣東省海陸豐革命根據地、海南島工農紅軍、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湘鄂邊工農革命軍都有“紅色戲劇”萌發。許多革命領導人很重視革命戲劇的教育作用，如彭湃在海豐縣親自領導組織了白話劇（即廣東方言話劇）劇團，方誌敏在贛東北主持創作並登台主演了大型話劇《年關鬥爭》。
1932年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工農劇社，每逢節假日都舉行話劇演出，還經常到鄉間巡迴演出。1933年春節，紅軍戰士們演出了集體編劇的四幕話劇《廬山之雪》，劇情大意是：蔣介石坐鎮廬山，指揮剿共。紅軍眾志成城，組織反攻。導演是羅瑞卿，他提議"兵演兵，將演將"，於是，由軍團政委聶榮臻扮演紅軍政委，軍團長林彪扮演紅軍司令，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扮演紅軍政治部主任，而羅瑞卿自己則扮演了蔣介石。演出在一座破廟裡舉行，台上台下，一片歡騰。
紅軍長征後，宣傳工作並未放鬆，在艱難的跋涉中，戰士們將其傳奇經歷，迅速創作為話劇，以藝術的形式鼓舞士氣。如《破草鞋》，反映了紅軍擊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強渡金沙江的英雄壯舉。街頭小劇《北上抗日》、《我當紅軍去》，被紅軍們在行軍途中頻繁演出，受到沿途民眾的歡迎。紅軍抵達陝北後，將"紅色戲劇"的種子灑向了新的革命根據地。以這些話劇演藝傳統的基礎上，1949年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了多個軍隊話劇演出團體。
同時，國民黨的軍隊為了宣傳的目的，也組建了話劇團體進行話劇演出活動。
蘇區反腐紀事
蘇區反腐有法可依
在漫長的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同時，為了適應惡劣的戰爭環境，改善自身建設，從勝利走向勝利，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放鬆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反腐敗鬥爭。在中央蘇區，反腐敗鬥爭深入持久，卓有成效。這充分表明我黨從建立政權之始，便具有懲治腐敗，並與腐敗行為鬥爭到底的決心和能力。
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的反腐敗鬥爭由來已久。早在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就提出了反腐敗，指出必須糾正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克服官僚主義等不良現象，密切黨群關係。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澤東當選為政府主席。在臨時中央政府下面，成立了中央工農檢察部。它猶如一把利劍，在它的監督之下，蘇維埃政府成為“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而各級蘇維埃工作人員，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廉潔奉公的政府官員。工農檢察部的工作，在部長何叔衡的領導下開展起來。工農檢察部的人員有七八十名，下設控告局和突擊隊。突擊隊可以公開突擊去檢查任何蘇維埃機關、國家企業和合作社，以揭露該機關或企業的貪污浪費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現象，也可以扮作普通工農民眾，去機關請求解決某些問題，以測試該機關對工農的態度和工作效率。控告局設有調查員，他們每天到各個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然後根據民眾的控告，調查核實。
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通令，中央蘇區反腐敗鬥爭拉開帷幕。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發了由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簽發的《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我黨頒布的第一個反腐敗法令。訓令規定，凡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工作人員，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這些法律的頒布，使蘇區的反腐敗鬥爭有法可依，健康發展
蘇區對貪污分子的懲處是非常嚴厲的。一個代號為“江西老表”的紅軍幹部，因倒賣兩擔紅軍急需的糧食而被紅色法庭判處死刑。他的屍體被貼上一張醒目的宣判書：“腐敗變質、倒賣軍糧的可恥下場！”這些舉措，為鞏固和建設中央蘇區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後，轟轟烈烈的中央蘇區反腐敗鬥爭逐漸進入高潮。這場鬥爭直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長征後才暫告結束。
在中央蘇區，湧現了一批廉潔奉公的楷模。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在中央蘇區是廉潔自律的模範。他從不搞特殊，就連他的兄長、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前來視察時，他也堅持不用公費招待，有時僅是一杯開水而已。另有一次，方誌敏的胞弟、中共黎川中心縣委書記方誌純，招待省委檢查工作的領導吃了一碗米粉肉，到財務報賬時，毛澤民堅決不同意，並嚴肅指出：“現在是戰爭時期，我們不能亂花一個銅板，領導幹部更要率先艱苦奮鬥，不應該用公款招待。”他對方誌純說：“志純同志，這筆錢要從你自己的一伙食費中報銷！”在毛澤民的嚴格要求下，蘇區國家銀行從未發生過貪污盜竊和行賄受賄案件。
持續了三年之久的中央蘇區的反腐敗鬥爭，雖然至今尚未有全面準確的統計數字，但其鬥爭之堅決、成果之顯著、影響之深遠，單從《紅色中華》報就可見一斑。據該報報導，中央各機關僅在1934年4月至7月，行政費就減少30%，共節省經費8.7896萬元。中央政府還裁減通信和雜務人員35%、機關人員10%，中央政府各部門裁減工作人員20%。人員的減少，經費的縮減，不但沒有影響工作效率，大家反而以更加高昂的鬥志投入工作。在瑞金，至今還流傳著一個真實的故事：為預防赤痢，當時軍委總衛生部規定部隊不準吃酸、辣等刺激性的食品。這一規定讓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叫苦不迭。他是四川人，沒有辣子吃不下飯。有一回，劉伯承實在熬不住了，便偷偷地弄了點辣椒吃，不巧被檢查組發現。劉伯承二話沒說，把剩下的幾隻辣椒如數上交，他還為此受到通報批評。一些曾經在蘇區中央政府工作過的老紅軍，在回憶錄里回憶道，蘇區中央黨政機關精兵高效，作風正、紀律嚴，因此得到民眾的高度信任和熱情支持。
蘇區懲腐第一聲槍
在中央蘇區，隨著反腐敗鬥爭的步步深入，一些大案要案被紛紛“曝光”。在政策和法令的威懾下，一些犯有貪污罪行的人紛紛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在萍鄉、上饒等地區，還出現了父親檢舉兒子、妻子動員丈夫去政府坦白的感人事例。按照臨時中央政府的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其犯罪事實一經查明，一概立案依法處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時根據地內民間流行的歌謠，十分生動地記敘了這樣的情景：“《訓令》如霹靂，震得天地響。蛀蟲再狡猾，休想走過場。”在紅色政權兩年多的反腐鬥爭中，揭露並處理了一批腐敗犯罪分子。例如，僅江西省樂安縣增田、善和兩區、鄉，便查處72人，萬安縣、區各機關共查處60人，石城縣查處49人，永豐縣查處43人。
謝步升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被槍斃的第一個“貪官”。謝步升，瑞金縣九區葉坪鄉人，家境貧窮，12歲起給地主打短工，1929年參加工農武裝暴動，任雲集暴動隊隊長。1930年，謝步升參加中國共產黨，並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這個官職雖然不大，但隨著蘇維埃臨時政府的建立，他的聲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風逐漸變質。他偷蓋蘇維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偽造通行證等證件，私自販運水牛到白區出售，每頭牛獲利大洋3元。他將一位八一南昌起義南下部隊掉隊的紅軍軍醫秘密殺害，占有了其金戒指和毯子。謝步升生活腐化墮落，與一個大地主續弦的老婆勾搭成奸。他嫌自己的妻子楊氏礙手礙腳，便把她賣給鄰村一個老光棍做老婆，明里卻對鄰居說楊氏回娘家了，幾個月後又說她改嫁了。其實，被賣的楊氏並未到老光棍家，而是回娘家躲了起來。1932年2月，謝步升企圖強姦同村的一個婦女，被舉報到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事發後，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謝步升的入黨介紹人——當時在蘇區中央局任職的謝春山，卻認為謝步升並無大錯。於是，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蘇區中央局的領導通知瑞金縣裁判部釋放謝步升，並稱由中央局調查處理謝步升的問題。
蘇區縣
福建省漳平乃中央蘇區縣
附圖2006年12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確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漳平是中央蘇區和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漳平是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屬於中央蘇區範圍的一部分。2006年12月22日，中央黨史研究室正式確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漳平是中央蘇區和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原了漳平歷史的本來面目。
漳平是福建省較早開展革命鬥爭的縣份之一。早在1919年，漳平就有一批愛國知識青年積極投身於“五四”運動，傳播馬列真理。大革命時期，漳平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成立縣農民協會、縣工會、縣婦女部等革命團體，開展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境域內的革命烽火迅速燎原。從1928年誕生第一個地方黨組織起，到1937年三年游擊戰爭結束，轄域內創建了岩南漳、岩連寧兩大游擊區；建立了中共岩南漳縣委以及10多個縣級以下各級黨組織；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岩南漳縣軍政委員會和15個區，100餘個鄉村的蘇維埃政權；組建了縣獨立游擊大隊、漳平紅二團、岩南漳游擊隊等各級革命武裝60餘支，參加正規紅軍、紅軍游擊隊、赤衛隊近6000餘人，並發展了15000多人的農友，有組織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紅四軍、紅十二軍、紅二十一軍、紅八團、紅九團等中央主力紅軍均曾在這塊戰略前沿陣地浴血奮戰。漳平由此承擔著鞏固閩西革命根據地，拱衛中央蘇區東大門的艱巨任務，不愧於“前哨尖兵”的英雄稱號。此後，漳平人民又歷經了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的洗禮，始終前赴後繼，贏得了“紅旗不倒”的美譽。
在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歲月里，朱德、羅榮桓、譚震林、粟裕、鄧子恢、張鼎丞、郭滴人等我黨我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方方、郭化若、魏金水、伍洪祥、王直、李德安、熊兆仁等老將軍和老紅軍都曾在漳平這塊紅土地上戰鬥和生活過，留下了光輝的革命足跡。
建國後，老區部門認定漳平的革命基點村31個，重點老區村48個，革命老區村36個，同時確認老區鄉鎮的比重為100%，老區人口占總人口的90%，屬於全國一類老區縣（市），這是對漳平老革命根據地光榮革命歷史的充分肯定。
廣東饒平被確認為中央蘇區縣
概述
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建黨89周年之際，記者從廣東省饒平縣獲悉，該縣已正式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確認為“中央蘇區縣”。今天，原蘇區老紅軍、烈士後裔和當地幹部、師生及離退休老同志等濟濟一堂，追憶崢嶸歲月，共謀傳承光榮傳統，弘揚蘇區精神，推動當地科學發展。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王新生表示，饒平縣被確認為中央蘇區縣，充分說明了饒平縣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重要歷史地位和饒平人民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作出的巨大貢獻。他希望饒平縣充分利用中央對蘇區縣的扶持政策，積極爭取上級更多的支持，上更多的建設項目，並應以此為契機，堅持科學發展，轉變經濟成長方式，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全面發展，讓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實惠。
往昔崢嶸歲月稠
饒平縣位於廣東省最東端，東鄰福建，南瀕南海。據記載，1926年1月，饒平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組織，是閩粵邊各縣建立黨組織較早的地區之一。1927年7月成立中共饒平縣委。此後閩粵邊的革命力量在饒平境內逐漸聚集壯大，初步形成了以饒平上饒為中心的紅色割據區域。1927年10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2000多人抵達饒平，並支援饒平農軍第二次攻克饒平縣城。朱德在該縣茂芝全德學校召開軍事會議，作出“穿山西進，直奔湘南”的戰略決策，並於1928年4月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的秋收起義軍勝利會師，整編為紅軍第四軍。此後，中共饒平縣委開展了一系列武裝鬥爭，並逐漸與廣東大浦、福建平和、詔安連為一體，共同創建了饒和埔詔蘇區，成為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地革命戰爭期間，15000多饒平兒女為革命獻出生命，其中有名字可考的烈士488人。
據此史實，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依照民政部、財政部1979年6月24日下發的有關檔案所規定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劃分標準，根據相關革命歷史文獻以及老同志的回憶材料和國民黨方面的文獻檔案資料，證明饒平縣的大部分地區曾先後系閩西蘇維埃政府、福建省（閩粵贛省）蘇維埃政府所轄區域的組成部分，遂確認其為“中央蘇區縣”。
今朝改革發展引人注目
80多年來，饒平人民秉承革命先輩遺志，弘揚蘇區革命精神，艱苦創業，拼搏進取，為蘇區的發展、饒平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歷屆縣委、縣政府致力於發展第一要務，綜合實力顯著增強；致力於改變城鄉面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致力於構建和諧社會，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顯著提升；致力於加強黨的建設，執政能力顯著提高。
特別是，饒平堅持狠抓發展第一要務不動搖，充分發揮資源優勢、港口優勢和產業優勢，抓優勢培亮點、抓重點調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發展港口經濟和特色經濟，縣域經濟實力得到發展壯大，形成了陶瓷、水族機電、毛織服裝和食品加工等特色工業支柱產業，並在縣域經濟中發揮強有力的支撐作用。
據統計，過去3年，饒平GDP年均增長13.4%，人均GDP年均增長13.2%，外貿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0.4%，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年均增長25.3%，全縣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6.3%，農村人平純收入年均增長9.8%。
此次被確定為中央蘇區縣，進一步激發了饒平100萬幹部民眾改革發展，開拓進取的信心。縣委書記楊志明表示，必須大力繼承和弘揚“堅守信念、艱苦奮鬥、大公無私、顧全大局”的蘇區精神，與時俱進，樹立敢想敢幹、勇於創新的理念，推動饒平實現跨越式發展，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惠及蘇區廣大人民民眾。
未來四大創新提升產業競爭力
近年來，饒平特色工業發展較為迅猛，形成一定的特色工業集群，但多數企業規模小、管理粗放、技術含量低。為此，饒平啟動了“四個創新”工程，提升特色產業競爭力。
首先，緊緊抓住國家和省鼓勵企業加快自主創新的政策機遇,積極申報實施節能減排降耗項目，重點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促進陶瓷、水族機電、毛織服裝和食品、水產品深加工等特色工業轉型升級，同時引導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建立合作關係，走產學研路子；引導企業抓住機遇，增資擴產，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做大做強。
其次，推進管理創新，大力推進信息化和工業融合。引導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創新管理模式，逐步實現從粗放型生產向集約型生產轉變，加大人才引進和培養力度，充分發揮技術、管理等優秀人才的帶動作用，提升企業的整體層次。
第三，推進品牌創新，積極實施品牌帶動戰略。健全品牌的培育、扶持和保護機制，進一步提高全縣名牌名標的擁有量和行業覆蓋率，力爭企業在創建國家、省級名牌名標和智慧財產權優勢上有新的突破。
最後，推進市場創新，幫助企業大力開拓國內外市場。饒平主導產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定競爭力，為此，必須積極引導企業緊跟國內市場形勢，融入廣貨全國行、“潮貨北上西行”發展戰略，加強行銷網路建設，有組織有計畫地開拓國內市場，提高產品的內銷比重。
在蘇區的屠殺
國民黨在占領蘇區後，立刻開始了報復性屠殺，而這一活動主要由國民黨內仿照義大利黑衫黨與納粹衝鋒隊形式建立的藍衣社來負責。
一、藍衣社別動隊的初步行動（1934年—1937年）
1、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後，對逃跑的和蘇區有聯繫、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後，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後，“標準戰略村”、保甲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2、“無人區”的建立。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徵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後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後，非常嚴厲的“保甲制”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制”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後，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
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2、“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領蘇區後，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面、嚴格的管制。
前別動隊人員劉操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 “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並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
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
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後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後，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根本地根絕了，幾年後，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復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餘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制正規軍3萬餘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裡，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於別動隊甚為恐懼。 國民黨的數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里，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採取相同的辦法”。
二、別動隊在大別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
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只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並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並最終大批餓死。
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准下達的，由於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志“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倖免者。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
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歷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
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裡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建設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
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里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只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只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只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
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裡，她們都是遭強姦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裡，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裡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如果不是因為傳教士透露出來的訊息引起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