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萬曉塘與夫人張露萬曉塘，原名萬星師，字效唐。山東齊河人，1916年出生，是陽信縣第一任黨支部書記。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長清縣委書記、魯西行署公安局局長、中共冀魯豫區委社會部部長。1945年5月被選為晉冀豫邊區政府委員。1948年12月，參與接管天津，歷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天津市副市長。1958年後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警備區第一政委、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天津市政協主席、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八屆中共中央委員。1966年9月19日病逝。
革命經歷
萬曉塘，早年就讀於齊河縣立高等國小，1936年7月考入惠民鄉村師範學校。當時魯北特委趙明新同志派無棣共產黨員劉青林考入惠民鄉師，發展黨的組織，培養黨員。5月份老共產黨員馬滕霄被派到惠民鄉師任教，並取得聯繫，在學生中發展了10餘名黨員，其中包括萬曉堂同志，改名為萬興詩。在魯北特委宣傳委員趙明新同志的批准下，於8月份成立了惠民黨支部，馬滕霄為支部書記，萬興詩等人為委員，其主要負責學生工作。根據需要於9月份同其他7名黨員被派往陽信縣開展工作，到達流坡塢鄉農學校，同2月份加入共產黨的校長李福如接上關係。並於9月份成立了陽信縣第一個黨支部，並擔任黨支部書記。1938年1月任中共長清臨時黨支部書記，馮樂進、袁振為委員。2月發動了馬灣起義，建立長清抗日別動隊。後加入山東西區人民抗敵自衛團，編為第四大隊，任中隊長。1938年5月，創建大峰山抗日根據地。任大峰山獨立營一連副連長。1938年6月，任中共長清縣委首任書記。後任二團政治部主任，中共泰西地委組織部副部長、泰西區四大隊中隊長、大隊副、教導員，中共冀魯豫區委社會部部長兼公安局局長。
肅反鎮反
萬曉塘在解放區長期擔任公安保衛領導工作。由於當時敵我鬥爭十分複雜，加之左傾錯誤路線的干擾，時有肅反擴大化的錯案發生。1939年，萬曉塘的入黨介紹人馬霄鵬在擔任蘇魯豫區黨委宣傳部長時，被誣為托派分子，在“肅托”運動中不幸被處死。血的教訓，使萬曉塘深知公安工作責任重大。他反覆強調：公安工作一定要注重證據，嚴格掌握政策，千萬不能輕易殺人。因此，萬曉塘在公安工作中從不趕寧“左”勿右的風頭。1941年，冀魯豫邊區也發生“肅托”擴大化的錯誤，抓捕了一大批人準備處決。當時萬曉塘剛剛就任魯西區行署公安局局長，在負責甄別工作時，他堅持對抓捕的人重新進行調查，結果證明絕大多數人都是革命同志。1951年鎮反運動中，萬曉塘擔任天津市清理積案委員會主任，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對每個案件的處理都堅持五級審核制，對涉及死刑和無期徒刑的大案要案都要親自審閱處理，工作細緻，量刑準確，確保了鎮反任務的順利完成。黨中央對天津的鎮反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公安部曾將天津的經驗批轉全國參照執行。
反對浮誇
浮誇風1958年4月，萬曉塘擔任了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工作更加繁重。萬曉塘從不滿足於聽匯報來指導工作。為了掌握下情，他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下廠下鄉，進行調查研究。調查研究不僅是他深入了解實際，掌握下情的工作方法，而且是他密切聯繫廣大民眾的重要渠道。當時天津轄有14個縣，一千多萬人。為了儘快熟悉各縣的情況，萬曉塘經常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那時下鄉條件比較艱苦，公路多為石子路、土路，萬曉塘下鄉都輕車簡從，帶上一兩個工作人員，坐上吉普車，一跑就是十幾天。萬曉塘身體不好，患有嚴重的胃病和神經衰弱症，但他不管多累，每到一地，都要先找縣、社的幹部座談，詳細了解當地的情況。1960年3月，萬曉塘曾帶著工作人員騎腳踏車，深入到吳橋縣等地的重災區檢查工作，看到了農村受災的真實情況，調查了瞎指揮、浮誇風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嚴重破壞，然後立刻召集吳橋縣委書記會議，採取措施，糾正錯誤，及時解決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困難。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各地農村都大放“高產衛星”。萬曉塘聽說有的報刊宣傳天津東郊區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稻穀12.4萬斤，便詢問有關負責同志，知道是虛報，立即嚴肅指出：要實事求是，不能隨波逐流，不能搞欺上瞞下的事。並指示報紙、電台不要刊登這類不實的訊息。
反對教條
1962年以後，黨內出現了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的傾向，1964年，萬曉塘對天津針織廠幹部講話時明確說：我看不要提階級鬥爭為綱的問題，都貼階級鬥爭的標籤，並不解決問題。1965年，他在天津電梯廠與幹部談話時，針對當時倡導背誦毛主席語錄的做法，指出：毛主席語錄要學，不過不要強調背，死記硬背是老輩子的讀書方法，是教條主義的方法。學習毛澤東思想，第一是學習立場、觀點、方法，第二是理論聯繫實際，學用結合，光是背誦解決不了問題。
建設天津
1958年2月，天津由直轄市劃為河北省轄市，使天津的經濟發展以及各方面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難。萬曉塘一方面認真落實中央把天津劃歸河北省的決定精神，努力維護好省市之間的協作關係，一方面積極向中央如實反映天津的實際困難和問題，促使中央採取了對天津的工業生產和財政開支單立戶頭，單撥原材料，對天津的投資、物資分配等，仍按直轄市待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天津的困難。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從實際出發，想方設法抓好天津經濟的調整、恢復和發展，千方百計解決天津人民的生活困難。在1963年抗洪鬥爭的日日夜夜裡，他始終戰鬥在抗洪指揮的第一線。1965年，天津市的經濟社會發展開始呈現加快發展的形勢，萬曉塘按照中央的精神，主持制定天津市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畫的發展宏圖。
病逝冤死
萬曉塘(左一)陪同毛澤東參加勞動節慶祝活動1966年春天，萬曉塘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1966年6月，在北京參加華北局工作會議時，由於發低燒、吐血，不得不住院治療了一個多月。當時，萬曉塘的老戰友、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非常關心萬曉塘的身體健康，一面安排萬曉塘住進解放軍總醫院，一面勸說萬曉塘不要再帶病工作，應該好好治病了。但萬曉塘表示責任在身，不能休息。1966年7月，萬曉塘帶病回津後，文化大革命運動愈演愈烈，不僅沒有治病的條件，而且又要頂著華北局負責人的錯誤做法和政治壓力，維持市委的領導工作。1966年9月19日，萬曉塘終因長期勞累過度，心臟病突發，經搶救無效，溘然長逝，年僅50歲。 1966年，從9月20日到22日，十幾萬民眾連續三天擁向設有萬曉塘靈堂的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宮表示哀悼。從凌晨直至深夜，一隊隊工人、農民、幹部、學生、街道居民，首尾相連，絡繹不絕。第一工人文化宮從一樓到四樓，擺滿了廣大幹部民眾送來的花圈、輓聯、悼詞，許多街道上也貼滿了悼念的橫幅。9月22日，天津市各界代表在第一工人文化宮舉行追悼大會，會場內外一片莊嚴肅穆，在海河邊的中心廣場上聚集著上萬的民眾靜聽廣播。然而，當康生、陳伯達等人聞知此事，立刻誣衊天津市委“以死人壓活人”。不久，他們又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顛倒黑白，誣陷萬曉塘，株連無數的幹部民眾，製造了天津最大的“文革”冤案。
平反昭雪
1975年，鄧小平主持全面整頓時，曾向河北省革委會主任劉子厚詢問萬曉塘去世的內情，劉子厚如實匯報了萬曉塘因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的經過，鄧小平同志聽後深感惋惜。當時由於“四人幫”的阻礙，不可能為萬曉塘平反。直到1978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並開始全面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萬曉塘的冤案終於得到昭雪。1979年1月20日，天津市隆重舉行了萬曉塘的骨灰安放儀式，天津市委鄭重宣布“文革”中強加給萬曉塘的種種誣陷應予全部推倒，重申萬曉塘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榮的一生。次日，《天津日報》發表懷念萬曉塘的長篇通訊“海河兩岸凍已解，春來萬花慰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