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得1845年11月11日出生在巴黎市中心塞納河中的一個名叫聖一路易的小島上。這是一個鬧市中幽靜的小角落。他的父親伯努瓦·巴齊爾是一位貧苦的教師。母親名埃萊奧諾·蓋得。蓋得幼年取名馬蒂厄—茹爾·巴齊爾。他長大後為報刊撰稿,署名茹爾·蓋得,後來,他就以這個名字被載入史冊。
蓋得生性樂觀,富於幻想。他由於家境貧寒,從未進過學校,由父親在家中向他傳授知識。當他未滿16歲時參加中學會考,取得及格證書。他刻苦自學,常去國立圖書館閱讀往昔共和派的報刊和喬治·桑、維克多·雨果等人的著作,參加進步青年的集會,他們的共和主義思想,他們對法蘭西第二帝國和拿破崙三世的揭露和抨擊,對蓋得的思想發展有很大影響。蓋得逐漸接受了共和主義思想,響往爭取正義、自由的鬥爭,對專制暴政滿懷義憤。
蓋得剛滿雙十年華便以從事報刊工作踏上人生道路。自1867至1870年,他曾為《形勢報》等四家報紙撰文。1870年6月,《人權報》第一期在蒙彼利埃問世,蓋得為該報編輯部秘書。第一期的社論出自蓋得手筆,他提出了激進資產階級的一般性的綱領,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情緒和要求。蓋得為這些報刊工作加強了他和資產階級共和派中革命分子的聯繫。他們鬥爭的矛頭不僅針對第二帝國,而且還針對資產階級溫和共和派,力爭建立共和國。蓋得與許多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區別在於,他主張通過武裝起義來建立共和國。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蓋得極力反對。他認為,對法國來說,戰爭的勝利“將會鞏固帝位,因之,長久以來埋葬法國人民自由的棺木將會蓋得更嚴。如果戰爭的結局不好,法國的山河將會破碎,並將墮入戰勝者的壓迫之下。”普法戰爭期間,蓋得寫了不少文章,指出戰爭的王朝性質,第二帝國應為挑起戰爭負重大責任,主張推翻它的反動統治。他曾經說過:現在“應當進軍的地方不是邊境,而是愛麗舍宮”。反動當局判處他6個月的徒刑。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爆發時,蓋得在蒙彼利埃,他堅決擁護公社。他在《人權報》上撰寫了抨擊路易-阿道夫·梯也爾政府的檄文。但他當時還遠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並不了解公社的階級性質。6月22日,蓋得因支持公社被缺席叛處5年徒刑和4000法郎罰款。
無政府主義
1871年6月蓋得逃亡到瑞士。9月在日內瓦成立了一個名叫宣傳和革命社會主義行動的組織,蓋得是主要組織者之一。它申請參加第一國際未被接受。該組織主要領導者中有幾人曾是巴枯寧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領導。1871年11月在瑞士召開了汝拉聯合會的代表大會,汝拉聯合會是巴枯寧主義者的核心。蓋得是代表大會兩書記之一,起領導作用。會上發表了汝拉聯合會公報,蓋得為公報編輯。公報反對國際總委員會和馬克思、反對第一國際倫敦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1871年10月,蓋得開始編輯出版一份大型日報《國際覺醒》。蓋得初辦此報時仍和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很接近,提出的宗旨為聯合法國所有共和派。但是綜觀全報和他當時的活動,可以覺察到,自70年代初起,蓋得已開始由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立場向無政府主義立場轉變,踏上了他的思想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1872年4月,蓋得移居義大利,最初居住在羅馬,1873年遷至熱那亞。蓋得一方面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如反對普選權,對工人階級政黨組織持否定態度,認為國家只可能是資產階級的政權機構,不了解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意義。他認為,“工人階級參加選舉永遠是只對它的敵人——資產階級有利”。他在《論國家》一文中寫道:“不論採取什麼形式,不論以什麼藉口保存國家都只對資本家先生有利,這意味著讓垂死的等級的統治永存”。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積極參加義大利工人組織的工作,注意工人的罷工運動,認為罷工運動是無產階級的解放之路。爾後,蓋得又由熱那亞遷至米蘭。在米蘭逗留期間,蓋得與米蘭的國際支部有聯繫。米蘭的社會主義者反對無政府主義。比尼亞米在米蘭附近辦報,他與國際總委員會、恩格斯皆有聯繫,是義大利唯一站在馬克思一邊的人,蓋得與該報合作。由於米蘭的社會主義者和比尼亞米的影響,蓋得在國家和政治鬥爭的問題上,逐漸遠離了原先的無政府主義觀點。他曾反對過普選權,而這時他卻認為,法意兩國工人準備為捍衛自己的選舉權流盡最後一滴鮮血。1874—75年,蓋得積極研究政治經濟學,十分關心工人階級的狀況,仔細了解和研究他們的鬥爭。這一切對蓋得脫離無政府主義起了不小的作用。
社會主義者
1876年9月蓋得返回巴黎後,參加了蘇弗爾咖啡館青年小組的活動。這個小組是從1873年起由許多青年常聚集在蘇弗爾咖啡館研討各種問題而逐漸形成起來的,他們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懷有濃厚的興趣。這個小組對蓋得思想發展有很大影響。蓋得開始研究資本論和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他後來成為這個小組的領導人。蓋得一面鑽研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一面積極參加工人運動。蓋得曾說過,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在工人中宣傳社會主義。在革命鬥爭的實踐過程中,他逐漸認識到獨立的工人組織的意義,但又認為工人運動應由各職業聯盟領導,尚不了解政黨的領導作用。在這時期,蓋得還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著名活動家奧古斯特·倍倍爾、威廉·李卜克內西保有聯繫,為他們的報刊撰文。所有這一切對蓋得向科學社會主義轉變也有影響。此後,蓋得開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三個階段——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階段。
1876年,蓋得回到法國。他轉到科學社會主義的立場之後,在法國工人運動中立下兩大功勞:其一是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把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灌輸到工人中去,其二是在法國建立了第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工人黨。
1877年11月,蓋得創辦了周刊《平等報》,並自任主編。參加者有傑維爾、馬薩爾等人。該報宣布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刊物,其目的為宣傳馬克思的學說和團隊精神,為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而鬥爭。雖然其時蓋得對馬克思主義並不十分精通,但該報的基本方向是正確的,為把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灌輸到工人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是法國第一家馬克思主義的報紙。該刊出版到1883年,其間中斷過數次。馬克思、恩格斯給予它很高評價。蓋得為該刊和其他報紙寫作了大量文章,發表了不少著作,其中重要的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團隊精神和革命》等等。蓋得的宣傳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塞納省、羅亞爾省等地開始建立起工人組織。
1879年由於夏爾·龍格擁護蒲魯東主義和改良主義,蓋得在關於聯邦制等問題上和龍格進行論戰。馬克思致信蓋得,同意他的立場。這樣蓋得便和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聯繫。這種聯繫特別有助於蓋得最終向科學社會主義轉變。同年蓋得和保爾·拉法格建立了直接的聯繫。他們二人通力協作,在鬥爭中培養了深厚的友誼。蓋得是傑出的政論家和鼓動家,他的演說富有感染力,能激發聽眾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平等現象產生不滿和憤恨。拉法格是一個有才華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家,他的著作明晰透澈,從理論上對資本主義進行剖析以教育民眾。他們二人互相補充,為法國工人運動建立了功勳。
1879年10月,在馬賽召開了工人代表大會,蓋得在大會的籌備過程中和會議期間都起著領導作用。大會最重要的決議就是宣布成立了法國第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工人黨。會後,蓋得請求馬克思、恩格斯幫助制定黨的綱領。馬克思答應了這個請求,為工人黨的綱領寫作了理論性的導言。綱領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提出的具體要求由蓋得和拉法格合作寫成。1880年11月,勒阿弗爾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綱領,為工人黨的獨立發展奠定了基礎。會上,在黨綱問題上蓋得曾同工人黨內以馬隆、布魯斯為首的可能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可能派反對黨綱中提出的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主張,認為不必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只要在地方自治機關市政府中取得了多數席位,就可以在全國實行社會改革。由於蓋得等人的堅決鬥爭,可能派失敗了。
1882年在聖太田召開工人代表大會。以馬隆、布魯斯為首的可能派採用不正當的手段,對蓋得派進行誹謗。在出席大會的112名代表中,有86名屬可能派。他們妄圖把蓋得等人開除出黨。蓋得派是大會的少數派。在蓋得帶領下,少數派憤然退出大會,到羅昂召開了自己的代表大會。從此工人黨公開分裂為兩部分。蓋得派的黨保留了原來黨的名稱——工人黨。
19世紀80—90年代,法國社會政治鬥爭激烈,著名的布朗熱事件和德雷福斯案件引起法國社會上各階級的注意。這些事件的實質是保衛共和國,伸張正義,反對法國的沙文主義、教權派和反猶太主義集團。蓋得不善於洞察事件的本質,錯誤地認為這是兩個資產階級派別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沒有必要參加。1898年7月24日蓋得領導的工人黨發表宣言,聲明工人黨是階級的黨,只應進行階級鬥爭,德雷福斯案件不是無產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在其中無事可乾。蓋得還形象地說:“在鼠疫和霍亂之間是無可選擇的”。蓋得採取的宗派主義策略,束縛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活力,使無產階級無法通過參加民主運動來提高政治覺悟。
到90年代,蓋得的健康狀況不佳,經常是貧病交加。但他無視物質上的貧困和監牢的威脅,週遊全國,參加各種民眾集會,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1893年,蓋得被選入眾議院。1894年,他提出了許多方案,如關於擴大選舉權,關於罷工權的草案,建議軍事法庭應有士兵代表參加,給軍人以選舉權,讓軍人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等等。他力爭利用合法鬥爭來擴大法國人民的民主權利。但他不恰當地估計了自己當選的意義。他認為自己的當選是一次革命,將會把社會主義帶進波旁宮,並為整個世界開創一個新紀元。蓋得過高估計了議會鬥爭的意義,他想方設法爭取選票。如為了獲得農民的選票,他甚至不惜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把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個人占有列入工人黨的土地綱領。恩格斯對此曾進行過嚴厲的批評。在眾議院中,工人黨議員同“獨立社會主義者”組成統一的議員團,蓋得為領導人之一。這一行動是蓋得的一個錯誤。蓋得開始迷戀議會活動了。儘管如此,當1899年亞歷山大·米勒蘭沒有事先徵求社會黨人的意見,私自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充當部長時,蓋得對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蓋得對米勒蘭事件所持的態度是正確的。
1901年蓋得領導的工人黨與布朗基派合併,成立了“法蘭西社會黨”。1905年蓋得領導的“法蘭西社會黨”與以讓·饒勒斯為首的“法國的社會黨”合併,組成統一的社會黨,蓋得仍為領袖之一。合併初期,蓋得對饒勒斯的改良主義尚能進行批判,後來漸漸地對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的一些理論採取寬容態度,這主要表現在應該如何對待議會鬥爭這個問題上。後來由於機會主義思想的侵襲,蓋得本人也逐漸放棄革命策略,而把議會鬥爭當作主要的鬥爭方法。約自1907年起,蓋得滿足於對一些重要問題發表空洞的宣言,和工人運動的直接聯繫越來越少了。
蓋得是第二國際的著名領袖。1889年7月第二國際成立時,蓋得和拉法格是大會直接組織者,被選入大會主席團。蓋得積極參加第二國際的活動。1900年在第二國際的巴黎代表大會上,當討論“奪取政權和與資產階級政黨聯盟”的問題時,蓋得提出一個決議草案。他提醒社會黨人要警惕機會主義,在到會的代表中,只有他一人提出必須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列寧曾說:“愛德華·瓦揚和蓋得一樣,在1914年8月背叛社會主義以前是國際社會主義最出色的領袖。”
民族主義者
1914年夏,世界大戰的危險迫在眉睫。蓋得和饒勒斯曾要求召開議會討論戰爭問題。 蓋得始終不是一個真正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教條地、機械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醉心於革命空談。時勢劇變時,他無力洞察事物的本質,不能辨認方向。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蓋得未能認清這次戰爭是各國資本家為了利潤、為了占有世界市場而進行的戰爭。他反而認為,戰爭中保衛祖國,匹夫有責,應該以十八世紀末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黨人和巴黎公社社員為榜樣,捍衛祖國免遭侵犯。他相信了“民族團結”的信條,於1914年8月—1915年10月參加了維維安尼的資產階級政府;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接替維維安尼組閣後,蓋得又參加了白里安的政府,當上了國務部長。但他和大資產階級一起時,又感到很拘謹而不自在,召開部長會議時,他總是坐在一邊,沉默不語。他不理解國家和戰爭的階級實質,致使他走上了他一生中的最後階段,墮落為社會沙文主義者,造成了他政治生命的悲劇。此後,他的威信日益降低,同時又因他年邁古稀,作用也越來越小了。 1922年7月28日,蓋得死於塞納省的聖—芒德。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巴黎拉雪茲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