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弗雷德·霍爾

在伊頓公學，他獲得了湯姆萊因數學獎金，並作為一名獎學金獲得者來到劍橋的聖約翰學院，1873年他以數學學位考試第十四名的成績畢業。他與……福克斯韋爾恰為同代人，當福克斯韋爾還是一名本科生時二人就已相識，但他表現出對經濟學的興趣則是在此之後。他從未為自己的數學成績而感到驕傲，晚年之時，他常常說自己把時間花在數學上真是一件憾事，他希望自己本來學的是古典文學。後來，他轉而學醫，並獲得了外科醫生的資格，但他從未攻讀醫學學位，而是接受邀請參加了艦隊大街的一家家庭銀行。他後來一直把這當作一次正確的抉擇，他說自己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因為他完全沒有“猜想”的能力。
1882年，他成為霍爾銀行的合伙人，自此他保有這一身份直至1925年退休。在英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中，霍爾銀行是唯一倖存下來的私人銀行。在20世紀的倫敦私人銀行界中，艾爾弗雷德·霍爾是仍然享有穩固的地位並受人尊敬的少數幾人之一。貝奇霍特曾在1870年的《隆巴德大街》上撰文頌揚倫敦的私人銀行家，把他的這些頌詞用在霍爾身上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因而我想讀者定會原諒我在這裡引用這一已為人熟知的段落。“他被認為表現著，而他也的確時時表現著，將金錢上的精明和受過教育的良好素養合而為一的特點，這一特點在社會的其他階層中是不多見的。那個時代，商人階層比現在要粗魯得多，而許多私人銀行家卻都知識廣博、旨趣高雅，甚至在現在，這都是極為罕見的。這樣一種身份的確是得天獨厚的。這種行業可以代代延續，銀行的信用業務從父親傳到兒子，兒子在繼承財富之時也繼承了高尚。從事銀行業必須警惕，然而並不勞碌。即使是大宗業務，銀行家也可以確信他的交易是萬無一失的，因而不必勞心過度。他的一部分時間和頭腦可以隨時用來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而且，一位倫敦銀行家只要他本人願意，他就可以步入世界上最是人文薈萃的社交團體。世上恐怕再也沒有比作為一個倫敦私人銀行家更幸福的事了，而且大概永遠也不會再有了。這樣一個階層能否延續下去是令人懷疑的，而且恐怕是大可懷疑的，意識到這一點令人沮喪。”
1673年，這家銀行成為一項家庭產業。自此以後，由父傳子，不間斷地沿著父系傳下去，直到今天的第九代傳人成為該銀行的合伙人。1690年，他們遷移到艦隊大街，此後他們一直在這裡開展經營活動，從未因開設分支機構而引起混亂“也未因合併而縮小規模；既未被任何的世事更迭而攪擾；也未在兩個半世紀以來的歷次金融危機中受到動搖。因為他們既不好高騖遠，也不濫用”猜想，因而避免了許多風險。他們為塞繆爾·佩皮斯、約翰、伊夫林、納西瑟斯·勒特雷爾、羅傑·諾斯、約翰·德榮登；為哈利、哈利法克斯和戈多爾芬提供服務。伊頓學院1714年在這裡開設帳戶。作為國王學院的財務管理人員，我在這裡有一個已經開設了200多年之久的帳戶。這段時期，艾爾弗雷德·霍爾有四分之一的時間都是在這裡工作一天，夜晚也不例外，因為霍爾銀行的合伙人們始終沒有放棄一個古老的習慣，就是要有一人晚上睡在營業所，以便第二天早上親自開張營業。多年之中，艾爾弗雷德每周都要在艦隊大街睡三個晚上。他經常帶人參觀銀行後面石子鋪成的小花園，花園盡頭有個游泳池，早晨他都要在這裡游上片刻。
他要花一些時間處理銀行業務，但還稱不上事務纏身，因而他還完全可以過上一種學者式的生活，並成為朋友們謹慎而熱情的好夥伴。在倫敦郡的第一屆議會上，他作為一名進步黨人成為霍爾伯恩的代表，他還是本屆金融委員會的主席和第二屆議會的參議員。他是慈善機構協會的創建者或起碼是最早的成員之一，對於該組織的活動他十分熱心。在以合理的速度為工人階級提供體面的住房方面，他是個先驅，他是東頭住宅公司和公寓住宅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並且在直至去世的52年中始終擔任後者的主席。不過，他那用之不竭的精力，最終還是主要表現在學者的工作中。一段時間裡，他曾儘可能地放棄一切活動，用節餘的時間致力於編纂一本義大利語-英語詞典，一開始他並沒有義大利語方面的專門知識，但仍然孜孜不倦，他早早起床，凌晨四點就開始在空蕩蕩的銀行里工作，他把字母表中的一半放在銀行，一半放在家裡，8年之中辛勞不輟。像詹森一樣，他在序言中把自己的計畫解釋為分辨那些過時用語、方言以及“拉丁俚語”的衍生詞。他此前從未寫過書，也怯於發表任何作品。但這本詞典在1911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核准通過了，並於1915年出版，很快它就成為一本標準的參考書。緊接著，在1919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簡明義大利語詞典》，分為兩卷（意-英和英-意），都曾多次重印。
他讀過很多書，像埃奇沃思一樣，對經濟學和古典文學的著作幾乎無不涉獵，他尤其喜歡荷馬和但丁的作品。戰爭之後，編完了《詞典》，他就把興趣轉移到經濟學上來。對於那些最新的理論，他總是勤勤懇懇地閱讀，但只要他覺得那些理論與現實關係不大，他就沒有耐心讀下去。他思想開明，不存偏見，同時又生性謹慎，偏愛個人主義的觀點，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決定了他對控制通貨膨脹和國債增加的態度，這是兩個他特別感興趣的題目。他喜歡奇思異想，但又從不踐越雷池；他總是想些旁門左道的事情，但行動起來又十分謹慎。他寫了幾個簡短的小冊子，其中有一本名叫《英國的國民需求》（埃奇沃思曾在《經濟學雜誌》第31卷，第91頁對此書作了評論）。去年，當他87歲的時候，又下力氣研讀了我的《就業通論》，並就此與我多次通信。他最後為《經濟學雜誌》撰寫的稿件就產生於這些通信，此文以“時論”為題收錄在後面的第760頁。我曾承認他的術語雖然有用，但比較拗口，這之後，他就又發明了一套術語，聽起來就更不順耳。去世前一天，他給我寫了一封信，下面就是這封信的一段摘錄：“希望你身體還好，我已經不行了，昨天我又長了1歲，88歲了。雖然還不一定，但也可能你我再也見不到了。請在下周四把這封信讀給我們的朋友聽。我們的學會是統計學會的一個衍生物，但正如哈羅德所說的，我們發展了它的動態方面，因而現在沒有什麼待別的統計學方面的特徵。我希望經濟學會加強對非黨派政治的注意，比如幾個經濟學家通過聯合發表公開信（最近已經出現了幾個這樣的例子），向公眾解釋清楚可能提出的任何計畫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指明了局限性之後，公眾的目光就可能被引向更長遠的未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目光短淺。幸運的是，現在看來世界能夠保持和平的發展，各國可以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下去。英國發展的道路幾乎可以肯定是社會主義的，差別並不在於某項社會改革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而是在於推行它的速度。這些都與關稅、稅收、通貨膨脹等問題相關聯。尤其是通貨膨脹，為保持適度的通貨緊縮，這正是政府管理的應有之義。然而這方面的研究還很不夠。所有這些，就是我的遺言，希望學會的成員們能夠加以考慮。”
下面這段摘錄取自於他在生前最後一個月所寫的另一封信。“未來將會怎樣，沒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在我看來是可能的，那就是，如果信仰得不到更廣泛的發展，歐洲就不會走向繁榮。我這裡所說的信仰並不是特指某種宗教或教會，而是指認識到對上帝、對人類的責任，同時拒斥那種只針對於某一國家的責任，除非是偶然發生的重大的國家責任。”
他於1881年娶了比阿特里斯·波拉德，愛德華·邦德之女為妻，他們有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妻子1930年去世。他的女兒，海倫·霍爾小姐這樣記述他：“他在薩塞克斯置了一小處地產，和妻子一起在那裡建了一所住宅和一個花園，並把孩子們撫養成人。他盡享大家庭的天倫之樂。經常與家人們玩遊戲，尤其是草地網球和高爾夫。他喜歡打獵，對腳踏車的發明也興奮不已。他還熱衷於打橋牌。晚年，他還有另一項愛好，就是整天興沖沖地忙著種樹。儘管他的精力慢慢不濟了，但直到臨終他還能幹點兒什麼。小時候他身體十分虛弱，只是在一個與他們共同生活了70餘年的保姆的精心照料下，他才得以長大成人，不過到後來，他的身體非常之好。鄰居們都知道，無論颳風下雨，他都要到車站做四英里的散步，即便年老之時也依然如此。他的脾氣非常冷靜平和，不知生氣為何物。他心胸寬廣，有一次他曾經說，在他認識的人中只有兩個他不喜歡。他聲稱喜歡自負的人，因為他們總有值得自負的東西！在哲學上，他最喜歡的箴言是：‘無中有萬物’。”
在我早年擔任學會官員的時候，以及在此之後，我都一方面得到了埃奇沃思的支持，一方面得到了艾爾弗雷德·霍爾的支持。隨著他們兩人的逝去，為人們所深愛的古老文明也離我們而去了，我們聽到，野蠻人正在蠢蠢欲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