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治來說，維護封建勢力的普魯士王國，在資本主義日益發展的十九世紀初期，確實無法同新興的資產階級法國相抗衡。一八零六年的法普戰爭，實際上是代表新生進步力量與代表腐朽落後力量兩種政治勢力的搏鬥。因此，法軍的勝利有其深厚的社會政治基礎。
就軍事來說，雙方在戰爭準備、戰略決策、作戰指揮和戰術原則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差異。普魯士的戰爭準備不足，戰備效率不高，是它招致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儘管普軍比法軍早一個多月開始了動員，但是並沒有做多少實際工作，連一個作戰計畫也沒有及時制定出來。領導階層完全沉浸在對於過去勝利的回憶之中，一味自我陶醉，缺乏艱苦紮實的具體準備。直到開戰時，總司令布倫瑞克還抱有和平的幻想。與此相反，法國則在短短的時間內，作了充分的動員和準備。拿破崙迅速集結十幾萬大軍，並且巧妙地把它開上前線，就是法方高速度戰備工作的明證。
普軍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戰略決策頻頻失誤。國王不懂軍事問題，卻要干預指揮決策，並把整個內閣搬到戰場上，以致軍、政之間互相扯皮，指揮掣肘。而且，高級指揮官年大體弱，精力不足，造成關鍵時刻的指揮失靈，布倫瑞克的負傷就是例證。統帥機構龐雜，指揮不能統一，也導致了部署上的缺陷。例如，普軍雖分三路開進，但並沒有統一目標，而是各自相機行事，結果使得左翼暴露，以致後方交通線處於危險境地，並為法軍實施大迂迴提供了條件。在普軍統帥部中，曾經有人提出，普軍的第一步行動應是首先前出到易北河一線組織防禦，待俄國援軍到達之後再轉入進攻。苟能如此，也不是沒有勝利的可能。可惜普魯士國王完全不能接受這種正確的決策。與此相反，拿破崙不僅掌握了高度集中統一的指揮權，而且制定了完全正確的戰略決策。他只以一部兵力在萊茵河方向牽制普軍行動，而把七個軍的兵力集中使用在最有利的地區，選堆了易於打擊的對象，實行了大縱深的戰役迂迴，因而在決定的時機、決定的地點集中兵力打敗了自己的敵手。
作戰指揮的得失，對於這次戰役的成敗有著重大關係。從具體作戰過程來看，法軍在指揮方面是表現了積極主動特點的。就耶拿戰場來說，拿破崙決定連夜搶占蘭格拉芬山這一有利地形，並採取逐次展開兵力的辦法，在一個狹窄的地段上集中了優勢兵力。這確是大膽的指揮藝術，並達到了置普軍於被動地位的目的。在奧爾施泰特戰場上，達烏的指揮也是堅決果斷的。他不僅搶先控制了凱森渡口，而且及時攻占了哈森豪森這個重要村莊，從而得以順利地集中自己的兵力來組織堅強的防禦，並為隨後挫敗敵人發起反擊創造了條件。總之，法軍統帥和將領在指揮上的創造性，為奪得勝利作出了貢獻。普軍的作戰指揮情況，與法軍的大不相同。從事後來看，可以說是連連失當的。例如，在撤退過程中放棄薩勒河上的各個渡口，就是戰場指揮上的重大失誤。不妨構想，當時如能扼守住凱森和多爾恩堡渡口，或者進而利用縱貫整個戰場的薩勒河，那么，普軍進可以保衛後方交通線，不使法軍有實施迂迴的任何可能性，退可以保障道路的暢通，能夠依託河岸組織防禦。從推想來說，普軍如果控制了凱森渡口，達烏的第三軍有可能過不了薩勒河，因而也就不會發生奧爾施泰特的殲滅戰。再說，在奧爾施泰特交戰快結束時，即當達烏已將他的全部兵力投入戰鬥，並受到嚴重損失時，普魯士國王如能將他剩下的大約兩個師的兵力投入戰鬥，組織反擊，那么，最後挽回敗局，可能是大有希望。可惜的是，威廉三世因為失掉信心而甘願失敗，並撤退了，結果弄得一敗塗地。所以，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一書中對此評論說；普軍“沒有利用卡爾克羅伊特將軍率領的一萬八千名預備隊來扭轉局勢。如果當時利用了預備隊，那么這次會戰就不會失敗了。”
至於談到戰術，那么應該說，普軍戰術的呆板，守舊，與法軍戰術的靈活、機動，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總的說來，普軍按照線式戰術原則而採用的斜形戰鬥隊形的密集橫隊，在法軍採用散開隊形從掩體後面實施射擊的情況下，不斷地遭受挫敗。實際情況證明，法軍的散兵戰能充分發揮士兵的積極性。無怪乎有人形容說，他們作戰敏捷，眼光銳利如雪貂，行動活躍似松鼠。一個普軍軍官也就此作過評論說，一到森林地帶，法軍士兵都解散了，沒有什麼行列，他們不按任何操典行動，而是靠著樹林作掩護進行射擊，他們不僅可與我們相等，而且還更優越。我們的人員習慣於在開闊地上作戰，所以很難適應這種似乎是沒有秩序的情況，而易於成為敵人的目標。事實確實如此。普軍在作戰中，嚴格按照操典行動，總是排成整整齊齊的隊伍，連續一、二小時站在開闊地上，毫無遮蔽，極為壯觀，但卻白白挨打，任憑躲在掩蔽物後面的法軍對他們進行射擊，巍然屹立，一動不動，而自己卻找不到還擊的目標。所以，恩格斯後來在評論耶拿會戰時說：“在這次會戰中，動轉不靈、運動遲緩、大部分根本不適於散兵戰的普魯士線式隊形，在法國散兵群的火力下簡直癱瘓了，只能用個別排的火力來還擊。”這一論斷清楚地說明了法普兩軍在戰術上的不同特點。
耶拿—奧爾施泰特戰役還體現了法軍的另一個特色，那就是實施大追擊來擴大戰果。為了不給普軍以喘息和重新組織的機會，全部法軍連續作戰，勇猛追擊，迅速掃蕩了整個普魯士，加快了普魯士軍隊的崩潰。英國軍事作家富勒在其《西洋世界軍事史》中指出：“從戰略和戰術兩方面來看，很少有那個勝利所具有的決定意義，能夠同耶拿和奧爾施泰特的雙重會戰相比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