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書屋主編周實新書]

內容簡介

本書是周實主編《書屋》雜誌六年與部分作者的書信往來實錄。作者如實記錄、深情回憶與張中行、蕭乾、李銳、舒蕪、李慎之、資中筠、流沙河、藍英年等28位老先生的交往始末，並首次公開了這些老先生的書信手跡。讀者既能從這些文字交往中讀到《書屋》雜誌很多重量級稿件發表背後的故事，又能感受到這群老知識分子的“先生之風”。

系列書介紹

內容上兼容並包，旨在展現繽紛世相；

思想上鞭辟入裡，意在構建美好未來。

繼第一輯（蕭功秦的《家書中的百年史》、馮克利的《雖敗猶榮的先知》、虞雲國的《放言有忌》、羽戈的《豈有文章覺天下》，以及婁軍的《在他鄉尋找自己》）閃耀上市後，“主見文叢”第二輯火熱推出葛劍雄的《遠憂近慮》、王彬彬的《大道與歧途》、周實的《老先生》、劉統的《本相尋蹤》和張中行、朱正等的《眾說鍾叔河》。這五本書或針砭時事、評議社會民情，或講述書生與政治的糾葛與離合，或追溯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象和家國情懷，或回味有細節的近代往事和人物，或說人論書、全貌呈現文化出版名人對當代精神生活的影響力與風采。

全書近20萬字，除了記錄全都生於八十年前的28位老先生外，涉及到的人物更是多達上百位。堪稱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展現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和家國情懷，為當代思想文化界影響力最大的一群“老先生”留下了寶貴存照。

目錄

序：嶽麓山下的火把（傅國涌）

張中行先生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如果用心去體會，有靜心、有耐心，心思自然會細膩。

蕭乾先生

儘管身體越來越差了，我卻一直同疾病作鬥爭，始終沒放下手中的筆。我曾把創作比成春蠶吐絲——我決心吐到最後一口。

卞之琳先生

是詩使我忘不了你，是你使我忘不了詩。

胡績偉先生

筆戰報壇五十載，大半心安小半瘋。“少、慢、差、費”養老訣，依然靜觀普世風。

李銳先生

生平為文，不說空話套話，總還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也就是說，我是一個務實的人，好說真話的人，如此而已。

吳江先生

無論你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面對自由這兩個字都存在歷史的共同性。

李普先生

他是一個痛快人，人太痛快了，說話太痛快了。

方成先生

你若隨著他的漫話，一路聽下來，聽他說漫畫，你會覺得你，就像在讀史，在讀漫畫史。

谷林先生

看看他所寫的信，幾乎都與閱讀相關，不是談書就是論文，而且論得格外細緻，喜從字裡行間落筆，發現他人所忽略的。

彭燕郊先生

他是孤獨的，即使身處隊伍之中，即使身處潮流之中，他也是很孤獨的，但他相信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聲音，不孤獨。

潔泯先生

文章寫得辛辣犀利，一絲一毫都不退讓，就像跳出戰壕的戰士，但是，你若讀他的信，又會感到寬厚、平和、淡然處之。

戴文葆先生

天上時常下雨，同時又會顯出太陽，太陽和雨交往的日子，就是我們對人生的理解。

舒蕪先生

他終歸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追求個性解放的人。

李慎之先生

他覺得生活本身還是需要明確區分“選單”與“食譜”這類事情。尤其是語言，事關文化，它的錯用和歪曲，它的準確和純潔，它的變化和流行，就不是什麼小的事情，絕對不可等閒視之。

朱健先生

他是有激情的，老了，還是有激情。他終歸是個詩人。他於諸多瑣碎之中展示出了我們平常所不注意的那些平常。

田原先生

在美術界，他可說是“文武昆亂不擋”，簡直是無所不能，而且無所不精。

公劉先生

枷雖卸，鎖雖開，心靈卻始終被一種大孤獨、大寂寞所籠罩，唯一能切近感知的是窒息，沉重而冷硬的窒息。

黃永厚先生

他是開朗的，豁達的，無論是人還是筆。

楊德豫先生

他是敏銳的，極具見識的。他是精細的，尤其對語言。

江楓先生

他的詩譯得好，不僅由於他愛詩，而且由於他寫詩。他認為譯詩不僅應在內容上忠實於原著，在風格上也應忠實於原著，一言以蔽之，應力求形神皆似。

未央先生

他是謙遜的，更是淡定的。他的這種謙遜淡定，好像就是與生俱來的，你想學也很難學會。

資中筠先生

她不愧是百度百科名片說的“國際政治研究專家”“美國問題研究專家”。

朱正先生

作為一個史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通過他的思想的觀照，在他飽含感情的筆端，歷史交響著，現實奏鳴著。

鍾叔河先生

他是會寫文章的，而且很會寫，不但有思想，而且都好看。

流沙河先生

他那么瘦弱的身軀里竟然有那么一股氣，那么硬的一股氣。

余鳳高先生

他是“厚發”的，也是“厚積”的。他的“厚發”來自“厚積”。

邵燕祥先生

他終歸是個詩人，無論寫隨筆還是寫雜文。

藍英年先生

他就這樣，細細寫來，邊敘邊議，邊議邊敘，一步，一步，從容不迫。他的這種從容不迫是種透過歷史風雲抓住本質的從容不迫。

懷念·欽佩·感謝/307

序言

嶽麓山下的火把

傅國涌

在《方法》之後，1999年的春天，人們驀然發現還有一本湖南的《書屋》可讀。那時中文網際網路尚在初起階段，刊物仍是思想的主要載體，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位置。其實，《書屋》的創刊號是在1995年8月出版的，當《方法》於1997年7月以嶄新的面目出現時，《書屋》也在穩步的成長之中，並已漸露鋒芒。這本由湖南新聞出版局主辦的雜誌，原先叫作《湖南新聞出版》，屬於內刊。它由內部的指導性刊物轉為公開之後，以“屋不在大，有書則靈”為號召，在周實的手裡逐漸磨礪成了一本思想文化刊物，到1998年已開始站在時代的前端。《方法》消失之後，它成為言論史上不可或缺的主力軍。2000年是《書屋》的巔峰年代，最具有標誌性的就是這一年第三期的大手筆，一期只刊出兩篇長文，一為何清漣的《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為林賢治的《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十年之後，許多朋友對於那一期、那兩文仍記憶猶新。在洛陽紙貴的那期《書屋絮語》中，編者只是淡淡地說：

“本期僅發文章兩篇。

“發排之際，已是年關，窗外雪花紛紛揚揚。

“這兩篇雖然長，讀起來卻不覺長，讓人一口氣讀完了，心裡還覺得不過癮。當然，你也可以慢慢讀，細細品，睡前讀幾節，三四天或一星期，忽近忽遠，沉思默想。”

對於這一大手筆，曾多年主編《讀書》的沈昌文欣羨不已，2001年他在《出於無能——憶〈讀書〉》中有這樣的感嘆：

“還有一點，也是我多年感到不足的。1949年，我學過一些新聞學理論，聽先師王季深先生說，在延安時凱豐曾對丁玲說，《解放日報》應當打破慣例，好的小說也可以上頭條。我在隨後幾十年里總想學習這種精神，希望打破陳規舊框，在編排形式上也有一些創新而終未能如願，始終引為一憾事。直到去年，見到一家同行某期只發兩篇大作而成一期，真是大手筆，頗有革命先輩凱豐同志所說的精神。我做編輯恁多年，不只內容，為什麼連形式也不敢創新一下呢？”

那一刻，《書屋》攀到了它的最高處，渾身散發著思想的魅力，幾乎每一期都有讀者翹首期待的好文章，能引發廣泛的共鳴和迴響，這是處於網際網路時代的今天很難想像的。

一

多年以後，周實早已離開《書屋》，在電話里與我聊起辦《書屋》的時光，他表示：“問心無愧，我很高興，不想多說。”

周實是個詩人、小說家，他一生的事業卻是主編《書屋》的那6年。從最初不署名的常務副主編，到1999年正式署名出任主編，他和王平等人一起把《書屋》打造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公共平台，逐漸凝聚和吸引了全國各地具有獨立思想和精神追求的作者、讀者，尤其在《方法》之後幾乎一枝獨秀。

離開《書屋》將近十年，如今已提前退休的周實深知雜誌要潤物細無聲，不能張揚，對於編輯之道他有著許多銘心刻骨的感悟，比如“別著急，慢慢來”，“表軟里硬”，“每期有迷魂陣”，“意到筆不到”，等等。在不算漫長的六年中，尤其在後面的三年，他從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獨特的編輯藝術，比如他說的互相呼應，從第一篇到後面不是孤立的；用心，布局謀篇，不是隨意組合；隱藏，而不是什麼話都說透。就連《書屋》的文章從不轉版，他也有幾分小小的得意。當然，他不僅講究編輯，也講究文字，好文章的標準離不開好文字，也許這是出於一個詩人對文字的敏感。

談起《書屋》當年的選稿標準，周實立馬想到了2001年第4期《書屋絮語》上概括的九個字：有思想、見性情、不生澀。他曾進一步解釋，“有思想是說要獨立思考。見性情是說文章要有個性。不生澀是說文風要明白，要曉暢，不要故作高深狀”。

從《書屋》創刊號《編輯的話》提出“十八般‘文’藝（莫來‘武’藝），只要含得有一個‘真’字，《書屋》求之不得”，到公開提出九字標準，這是一個期刊成熟的標誌，也是它自我塑造完成的標誌。周實對我說，當時因為向繼東問他擇稿標準，他就說了這九個字，這是他對“單純”的具體化。他舉了一個例子，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在湖南瀟水河上乘船，看著水很清，以為很淺。艄公笑著一篙下去，兩人長的竹篙只留下了一個篙尖。周實感嘆說：“單純不等於單薄。單純也可以豐富和深厚……這就是美。”他說，好文章，看上去清水一潭，其實深不可測；壞文章，像小水窪，渾濁，不見底，深卻不過一腳背。

當年有人夸《書屋》“編得好，有思想，有內容，文字尤其好”。據周實說，《書屋》其實沒有挨過“上面”一次書面批評，這大約就與“文字尤其好”有關。這個“尤其好”的後面，應該包括了編輯將文字“處理得好”，並不單單是指作者將文字寫得好。

《書屋》高峰時，每月來稿就有三四千篇，編輯幾乎每篇都看。自2000年從雙月刊改成月刊以後，一個月內幾乎要完成三期雜誌的編、印、發，工作量很大，大多數時候其實只有兩個編輯，就是周實和王平，一度請了幾個兼職的編輯（包括向繼東、王開林、李致中），他們主要是看初稿。周實對我說，2001年夏天他離開《書屋》時，移交給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還有四千多篇可用的稿子。

然而就是那樣大的工作量，《書屋》那時每篇發排的文章校樣都要寄給作者校對。2001年4月初，我曾收到《書屋》寄來的《康有為的神話》一文清樣，三張半清樣用的都是已用過一次的列印紙。一頁的背面有何清漣獲得“長江讀書獎”的清樣稿，上面有何清漣的親筆校正；一頁是程曉農的譯稿《民主的價值》的最後一頁，註解中布滿了他校正的密密麻麻的字跡。也許節約紙張只是小事，也許叫作者親自校正校樣也是小事，但我不知道如今有幾家刊物仍在堅持？

1998年之後，那是周實、王平兩個編輯最忙碌的時候，也是他們最激動的時候。合乎九字標準的好稿子滾滾而來，應接不暇，有限的版面容納不下，稿子排隊，這是《書屋》最好的時光。對於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情，對國人真正關心的許多重要問題，《書屋》幾乎都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做出了回應。

與《東方》強化的知識分子公共意識、《方法》特彆強調的啟蒙意識不同，《書屋》似乎沒有特別標舉什麼，有之也不過是對常識的肯定。2000年第2期的《書屋絮語》最後說：“記得《書屋》創刊不久，曾經發過一篇文章，文章具體如何寫的，三言兩語難以盡意，但那題目卻如烙印深深烙在我的心上——《勝過‘真理’的，是我們的常識》！”那是關於王小波小說《黃金時代》的讀後感，只是一篇千字短文，發表在《書屋》1996年第5期，署名“搏非”。《勝過“真理”的，是我們的常識》的確是一個好題目，它提出了一個觸及我們生活本質的命題，即使在被絕對真理覆蓋的地方，還有我們的常識在。《書屋》一步步攀登的過程，其實就是向常識靠近的過程，從常識出發，單純而不單薄，最終讓我們擁有了一份與時代同行的刊物。

二

最初，《書屋》的作者以文學界或偏重文學的人為主，包括小說家、雜文家、詩人、文學評論家，韓少功、邵燕祥、彭燕郊、何滿子、劉心武、易中天、舒蕪、江楓、朱健、趙玫、陳村、公劉、殘雪、南帆、張遠山、周澤雄等人，內容偏重於書評，趣味也偏向文學性。雖然李銳、李慎之、李冰封、陳家琪、朱學勤、朱正、丁東、邢小群、謝泳、胡文輝、智效民等以思想見長的作者也已露面，或者已發表有鋒芒、有見地的文章，如陳家琪的《“文革”話語管窺》、丁東的《逢場作戲的悲哀》、朱學勤的《引進常識》等，但所占比例不高；或者像李慎之，在《書屋》前期發表的文章，比如《食譜與選單》，但並不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文字。

《書屋》的作者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到1998年以後，思想含量明顯加重。這一年第5期帶頭的兩篇文章，景凱旋的《毫無目的的殘酷》和單世聯的《歷史的記錄與革命的反思》都受到讀者的矚目；同一期發表的江小燕寫給余開偉的信，這位江南義女與翻譯家傅雷素昧平生，卻在傅雷自殺之後的黑暗時代，冒險認領並保存傅雷的骨灰，如果沒有這封信，我們對她的命運遭遇真的一無所知。我把這前後看作是《書屋》的一個新起點，三年之後，《書屋》打開了一個更大的世界，許多名字開始悄悄出現在《書屋》的作者序列，林賢治、潘旭瀾、胡績偉、龍應台、王元化、李南央、雷池月、單正平、何清漣、程曉農、藍英年、肖雪慧、毛喻原、王思睿、王毅、蘇文、秦暉、王康（大遲）、余世存……他們的文章給《書屋》帶來了新的生命。它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的公共讀物，就是因為問題意識的逐漸凸顯，他們討論的問題各不相同，但問題背後都有對當下現實的關懷，都有與這塊土地血肉相連的感覺，漸漸擺脫了那種被個人情趣所籠罩的書齋感，也就是走出書齋，融入書齋外那個急劇變化的社會之中，這是《東方》曾經的追求，也是《方法》接續的路子，《書屋》也走到了這一步。

我們從《書屋》發表的文章可以看到，無論是對歷史的解讀還是對時代的理解都在深入，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對讀者造成的衝擊和引發的反思，也許是作者未曾料想的。2001年第6期發表的一組解讀文章，王若水的《左傾心理病》、李冰封的《並非家務事》、朱正的《是家務事，是大歷史》，深化了對這個話題的討論。

林賢治的《五四之魂》是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最具震撼性的長文，雖然其中觀點不無可議之處，但是在飽滿的激情之中蘊含著作者對那個時代以及整個“五四”傳統的反省和批判精神，毫無疑問能激發起許多新的思想火花。胡績偉的長文《劫後承重任因對主義誠——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不僅將我們帶到80年代的回憶中，更讓我們體認改革的艱難與包袱的沉重，作者沒有迴避相關問題，而是直面真實，真誠地講述自己所親歷的時代。

周實回憶，1999年11月，李慎之的《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五四運動八十年祭》發表之後，“反響很強烈，讀者極喜歡”。2001年，李慎之的《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發表後，“反響也很大”，林賢治先生有不同看法，寄來了一封公開信，要與作者商榷。《書屋》將此信複印，轉寄給李慎之，本來打算請他答覆，將兩封信一同發表。與他早年在《東方》談全球化、全球價值、中國人如何面對全球化時代的文章不同，此時，李慎之老人致力於重提五四啟蒙價值，思考中國民主化的問題。這些文章通過《書屋》公開發表後，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到處被複印傳誦。

2000年第3期《書屋》只發兩篇長文的大手筆注定要載入報刊史、言論史和思想史，何清漣和林賢治分別從經濟學和文學出發，抵達了時代最核心的問題：公正與自由。十年後重讀《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我們仍然會有被子彈擊中的感覺，何清漣所提出的問題仍然是活的、當下的、令人心驚肉跳的。無論是利益集團的多元化趨勢及強勢集團的形成，還是兩極分化和中間階層的不發達狀態，相隔十年，大家都可以看得更為清晰，但在那個時候，何清漣就已寫出來了，而且看清了時代的走向。那是一篇無愧於時代的文字，是一個知識分子出於良知的表達。在林賢治自由的標尺之下，我們看到的是不留情面的褒貶，他的評點因為個性張揚而充滿真性情，他的解讀因為有血性而顯得血肉飽滿，不流於我們常見的那種冷冰凍的文學批評。這是一部他“私人治史”的50年散文史，如他在文中說的，“文學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難史和解放史”。張遠山、周澤雄、周實化名“莊周”連載的《齊物論》，對當代文壇各類人物、各種作品無所顧忌、痛快淋漓地評點，也是自由精神的一次實踐，頗受讀者的喜愛，我曾在報紙上看到有讀者說自己每次“都是急讀之而後快”。

作為一個公共平台，《書屋》並不是只發表一種觀點的文章，各種不同的觀點只要言之成理，哪怕針鋒相對，也都有同等表達的機會。肖雪慧關於納稅人意識的《喻先生，請另出招吧！》在2000年第6期發表，2001年第2期發表喻權域的《反駁肖雪慧，何須用新招？》。毛喻原的《論漢語的險境和詭謬》在2000年第9期發表之後，持不同觀點的江楓的《漢語啊漢語，危機，卻在哪裡？》也於2000年12期上發表。當然更多的是回應與商榷。

三

1995年《書屋》創刊之初只有1500個訂戶，到1996年發展到5000個訂戶，1997年訂閱了15000冊，如果算上各地書商的零售，突破了2萬，之後的發行量達到3萬多冊。《深圳商報》曾有這樣的評論：“長沙根本就不是文化中心，《書屋》也沒有聞名天下的主編，該雜誌甚至是沒有什麼好的歷史淵源，……它緊緊地抓住中國知識界所關注的全球化、市場化、大眾文化、後殖民問題、腐敗問題、民族主義、農民問題、女權主義等問題，一躍而成為了讀書雜誌的自由中堅。……辦刊物最重要的是刊物本身，而不是技術層面的更新、商業層面的包裝或國外流程的引進。只有在文化多元的基礎上，尋找到雜誌的最銳利的訴求點，才能讓一份雜誌站穩，而不是其他別的要素。”

從1997年第2期起，“讀書人的心靈家園，思索者的精神領地”，這句話出現在《書屋》每期的目錄頁上，顯然《書屋》的讀者定位就是讀書人、思索者，他們有不同的年齡、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學歷。周實曾有文章寫到過《書屋》的一個忠實讀者單劍鋒先生，他是一個很好的山水畫家。更多的是普通讀者，2001年第3期的《書屋絮語》，講述的就是讀者的故事。一個冬季的雨天，中南工大土木建築系的一個大二學生，乘公共汽車花了1小時20分鐘，專門趕到編輯部買合訂本，挑選再三，最後只挑了1997年的《書屋》合訂本。因為他的錢不夠多買。那篇絮語寫得很平淡，也很溫暖。

有讀者在報紙上這樣評點《書屋》：“有人說近年《書屋》風頭之勁，幾乎要超過老牌的《讀書》了。作為一本誕生不久的刊物，這是對《書屋》最大的褒獎。”

天南地北甚至海外的中文讀者，今天，他們心中仍保存著《書屋》的記憶一定不少，我身邊的朋友中就有不少是《書屋》的讀者。台州有個老中醫曾是《書屋》的熱心讀者，與編輯部有書信、電話往來。當然，《書屋》與讀者的互動，最重要的大概是每年的推薦好文章，1999年第2期就以頭條的位置刊載了讀者的意見，這也是比較少見的。這位叫作劉暢的讀者最初接觸到《書屋》1998年第5期，從此他的心被抓住，他以屈原《橘頌》中的句子“青黃雜糅，文章爛兮”來形容《書屋》，他在信中說：“憂人也好，憂天也好，憂社會也好；質樸也罷，尖銳也罷，深奧也罷，其背後體現的編輯思想卻是一致的：關心人，關注生命。影響讀者的，不僅是作者的觀點，還有編者的思想；文章中凝結的，不僅是作者春蠶吐絲般的勞動，還有編者蠟燭燃燒般的熱情。”

對於刊物後來的命運變遷，編者也並非毫無察覺。2001年第1期的《書屋絮語》曾以哲學或詩的語言做過這樣的預言：“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界要‘無’，連政治家、哲學家都沒有辦法，我有什麼辦法——譬如，要是《書屋》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書屋》今日還在，只是從2001年第6期出版之後已換了主辦單位，換了編輯。

作者簡介

周實，編審，1954年8月生，湖南長沙人。1970年參加工作。1977年正式從事編輯職業。曾參與創辦長沙人民廣播電台並在該台工作四年，湖南日報文藝部工作五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工作十年（曾任該社第二編輯室即《芙蓉》編輯部副主任、文化藝術室主任、小說室主任、副社長），主持創辦《書屋》雜誌，曾任主編。

編輯推薦

◎周實主編《書屋》雜誌六年的書信過往實錄，深情回憶與張中行、蕭乾、李銳、舒蕪、李慎之、資中筠、流沙河、藍英年等28位老先生的交往始末。

◎首次公開28位老先生的書信手跡，從特殊視角展現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和家國情懷，為當代思想文化界影響力最大的一群“老先生”留下了寶貴存照。

◎通過來往書信折射大時代，觸摸時代社會的發展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