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內容
《習近平改革這三年》指出，習近平上任後首次考察路線，與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的路線基本一致。1992年小平“南巡”是為了肯定一條鮮血開創的改革之路，習近平此行接過了鄧小平的發令槍，在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廣東再次發出全面改革的動員令，強調“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面對當時中國經濟社會和執政黨自身出現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後，採取了堅決有力的系統措施，重塑執政黨的形象，解決中國面臨的困難。
報導寫道，十八大召開後，中央對如何推進改革，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準備。期間習近平去湖北考察，是去廣東考察之後的又一關鍵節點。
在湖北，習近平不僅第一公開提出了改革的五大關係，也第一次公開表露了改革要解決的六大問題。
對於五大關係，習近平明確表示，“這是對湖北的講的，也是對全國講的”。他的湖北之行因此被認為是改革定調，給當時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定調。
報導指出，三中全會之後的很多改革思路，都是對五大關係、六大問題的具體闡釋。新一輪的改革採用“先試點、再推廣”的思路。習近平在五大關係中還重點強調了“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係，並以自己在廈門擔任副市長期間的故事為例，說明了改革要“識水性”的重要。
這篇報導還揭秘了深改組成立的一些細節：在制定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時，有人“舊話重提”，指出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就通過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但通過之後，落實情況並不到位，以致改革並不理想。於是，是否成立一個機構來統領改革，成了起草組要考慮的問題，最終是習近平拍板決定成立了深改組。
報導還指出，三年來，很多改革都是中央最高領導下了決心之後才得以推行的，如在提出要將市場在資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礎性”上升到“決定性”時，最後就是習近平一錘定音。此外，新一輪改革的一個明顯特點是“立法先行”。無論是自貿區試驗，還是計畫生育政策調整，都是全國人大通過後方才實施。以前法律為改革開綠燈的時代不再。
報導還指出，這一輪改革強調了改革的“六位一體”，比之前的“五位一體”，增加了一個“黨建”。在習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藍圖中，“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重要內容，這一點被寫進了三中全會的“決定”。而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也成了改革要解決的六大問題之一。三年來，習近平在治黨上頻頻出招，推出了反腐、八項規定、民眾路線教育實踐等各項舉措 ，贏得了廣泛的黨心民心。他在西柏坡參觀毛澤東舊居時，強調：“要使我們的紅色江山永不褪色”。
對於三年的改革實踐，報導回顧梳理了民營銀行、商事登記、財稅改革、自貿區試驗等方面的有效進展。同時援引專家觀點指出，改革要進一步推進，還存在諸多困難和障礙。雖然經濟體制改革是重點，但是經濟改革目標的實現，主要障礙都不在經濟領域，而在於黨政領域，這是當下改革的一個關鍵問題。
報導觀點
報導認為，作為這場全面改革的掌舵者，習近平深刻認識到改革的困難，並做好了足夠的準備。正如他三年來在多個場合強調的那樣，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報導最後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必須贏！
報導原文
摘要
2012.11.15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記者見面2012年12月，習近平在溫暖的深圳開啟五天的廣東之行，這是他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國內35次考察調研中的第一次，也是時間最長的一次。
“三中全會召開兩年來，一些改革的成效是顯而易見的。”
國企改革的思路剛提出時，學界有不少叫好聲，但很快就有人發現，無論是央企還是地方政府，積極性沒有想像中那么高。而習近平在多個場合說，中國改革已經進入到攻堅期和深入區。
接下來的改革，將不可避免觸及深層次的社會關係和利益調整，遇到的阻力也會越來越大。“面對的暗礁、潛流、漩渦會越來越多，因此現階段推進改革必須識得水性。”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既要快也不能太急，要在合理範圍內掌握它。
“為什麼說北方的粳米好吃，就是時間長啊；土雞好吃，也是物質積累沒有偷工減料。”
張卓元回憶，當時三中全會檔案起草組在討論時，有人感到，一下子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跨越太大，最後是習近平拍板採用了這一提法。
中央八項規定提出不要鋪紅地毯，“有很多鄉鎮也寫一條不鋪紅地毯。它從來就沒鋪過，你現在還給它找出個事來，還想起要鋪紅地毯了！”
與國企改革“讓利”不積極相比，各地在爭試點、要政策、爭享“溢出”效益方面卻一個比一個積極。
三年來，除了反腐，中央領導層還先後推出八項規定、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整頓四風等舉措。在習近平看來，這些都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也要觸動利益關係，也要主動糾錯，這都是改革。”
今年深圳遇到上了少有的“炎”冬。
11月22日是24節氣中的小雪，深圳蓮花山公園內的氣溫高達30度。鄧小平塑像前，圍滿了身著短袖的遊客。塑像後面的一株高山榕樹，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2年考察深圳時栽下的“願望樹”。
那是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之後第一次到地方調研，接著他又去了珠海、佛山、廣州。這是一條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走過的路線，習近平此番重走頗具深意。
習近平在講話中表明了他的用意：“之所以到廣東來，就是要在我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我國改革的歷史進程，宣示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的堅定決心。”
“改革”二字，在鄧小平“南巡”20年後又成了熱詞。此後3年，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改革的路徑、領域、突破口進行了新一輪的設計，全面深化改革在相關領域漸次啟動。
但正如習近平在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所言，中國改革經過三十多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回顧這三年，一些改革在大力推進，一些改革正面臨艱難障礙，另一些改革在等待啟幕。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參與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檔案的起草工作。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改革進入深水區，一些重要的改革涉及比較重大的利益調整，阻力較大，但也要看到，改革的勢頭正明顯加快。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沒準你們今天能見到總書記。”
習近平抵達深圳的日期是2012年12月7日。此前4天，時年72歲的陳開枝接到廣東省委辦公廳的電話，說有位重要領導要到廣東來，希望他不要離開。
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陳開枝作為廣東省委副秘書長，與時任省委書記謝非一起全程陪同。“我已退休多年，一般的事情不會找我，這次是一位省委副秘書長親自給我打電話，”接待經驗豐富的陳開枝意識到，“可能是習近平要來。”
陳開枝是習近平的“老熟人”。早在1978年，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廣東省委主要領導，陳開枝當時是廣東省委辦公廳秘書處處長。習近平去廣東時，兩人開始認識。陳開枝回憶，習近平一家對他有幾種稱呼，習仲勛夫婦稱呼他為“開枝”，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稱他為“叔叔”，習近平則叫他“秘書長”。此次在深圳相遇，習近平仍然稱他為“老秘書長”。
因為父親習仲勛，廣東對習近平而言，還有著另一份特殊的意義。正是習仲勛主政廣東期間的勇於破冰，深圳經濟特區才得以獲批成立。習仲勛晚年的大多數時光，也在深圳度過。
陳開枝比習近平提前一天到達深圳。在五洲賓館，他遇到了另外3位老人。他們是1992年時的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佛山市委書記歐廣源。他們當時也在各自主政的地方，分段陪同鄧小平“南巡”。
20年後，4位老人相聚深圳。他們將陪同習近平向鄧小平塑像敬獻花籃，時間定在12月8日上午。當天是周六，遊客很多，4位老人先到山頂喝茶聊天。快10點時，習近平到達公園，在4位老人陪同下向鄧小平塑像獻過花籃，之後一起向鄧小平塑像三鞠躬。
整個過程大約20分鐘，隨後習近平跟4位老人作了簡短的交流。當年全程陪同鄧小平的陳開枝，介紹了小平“南巡”時的一些情況。他回憶了鄧小平當時對攻擊改革開放的人說的一些話，習近平聽完就笑了。
最後，習近平在鄧小平塑像後面栽下了一棵高山榕樹。20年前，鄧小平在20公里外的留仙湖公園也栽了一棵高山榕樹。
在更早的1984年，鄧小平也曾去過一次深圳，視察了位於深圳河北側、與香港隔河相望的漁民村。這個面積只有0.25平方公里的村莊，在全國第一個實現家家“萬元戶”。習近平此行也到訪了漁民村，漁民村漁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興炎全程陪同。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習近平對鄧小平1984年到漁民村時的故事聽得最認真。
在深圳，習近平給外界留下了親民的印象。他在考察行程中沒用警車開道，也沒有實行交通管制。陳開枝12月8日在蓮花山上等習近平的時候，跟山上遊客聊天說：“沒準你們今天能見到總書記。”果然，習近平到蓮花山頂後，走向歡呼的人群，面帶微笑，跟每個接近的人都握了手。
但習近平的輕鬆讓卻警衛人員感到緊張。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梁偉發當時是省公安廳長，負責警衛。據他回憶，當天公園不封園、不封路、不安檢，習近平到蓮花山公園時，他已頗為焦慮，當習近平與民眾握手時，“我感到壓力非常大，襯衣全都濕透了”。
在2013年廣東省政協會議上，梁偉發還回憶過一個細節，習近平的車輛在市區通行時沒有實行交通管制，有3次被後面的社會車輛超過，“有一次有車躥上來，差兩米就追尾了，總書記說‘讓民眾先過’。”
離開深圳後，習近平沿著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的路線，先後去了珠海、佛山、廣州。
陳開枝最終從廣州市政協主席任上退休，現任中國扶貧開發基金會副會長。他的理解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是為了肯定一條鮮血開創的改革之路，那么習近平此行，就是接過了鄧小平的發令槍，再次發出動員令，在廣東強調“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和當年鄧小平、習仲勛期望廣東“殺出一條血路”類似，習近平離開廣東前，對廣東下一步改革開放，提出了很高的政治期待：廣東要努力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排頭兵、深化改革開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學發展的試驗區，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
回北京20天后，2012年最後一天，新一屆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主題就是改革。習近平提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在走上總書記崗位後，習近平高調宣示改革，也契合了當時整個社會對“改革再出發”的期待。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2001年到2005年的“黃金年代”後，增速放緩。特別是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擴大投資、央行刺激經濟的措施，經濟在反彈的同時，也留下諸多隱患，諸如房地產泡沫、地方債隱憂、影子銀行泛濫等。
在社會領域，“風險也有增無減。”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和地區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且越來越大。從信任風險看，如果給老百姓承諾的醫療、教育、社保、社會服務等承諾再不能兌現，老百姓很難繼續信服黨和政府。習近平也深刻指出，“人心向背決定執政黨的生死存亡。”
在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社會要求再改革的呼聲已經很大。2012年2月，《人民日報》發出了《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評論，引起強烈反響。3月全國兩會期間，改革成了熱詞。南方周末記者當時採訪了十幾位在任的省部級幹部，都表示改革要進一步推進。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葉小文當時表示，“高層已明顯意識到了壓力”。
半年後，中共十八大報告全面回應了公眾的關切。報告提出了“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始終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穿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習近平正是那份報告的起草組組長。此後到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的一年多時間裡，為啟動全面改革的各項準備都在進行。
“鐵達尼克號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
“現階段推進改革，必須識得水性。”
與香港隔河相望的深圳漁民村卷著褲腿、打著傘，在雨中聽取工作人員的介紹，這是習近平在武漢新港考察時的一幕。2013年7月21日到23日，習近平在湖北進行了三天考察，當時中共中央正在起草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檔案。習近平除了調研經濟情況外，還調研了改革的有關情況。
對於中國的改革而言，此行意義重大。在湖北省領導幹部座談會上，習近平首次提出了改革的五大關係，並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習近平說“改革的幾個關係，在湖北講，實際也是對全國講”。
五大關係包括，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係、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係、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係、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
談到“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係時，習近平說，“我們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他打了個比方，“鐵達尼克號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小帆船可以在水裡打轉，繞幾個彎又起來了。”
習近平提出，當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分外艱巨，要一鼓作氣、不可退縮。但接下來的改革，將不可避免觸及深層次的社會關係和利益調整，遇到的阻力也會越來越大。“面對的暗礁、潛流、漩渦會越來越多，因此現階段推進改革必須識得水性。”
他通俗地解釋“識水性”：會游泳不識水性，在水裡頭也未必能夠游得好，甚至出事。他說，在河裡游泳下面有水草、低洼地、暗流漩渦，在海里游泳有漲潮退潮。
習近平舉了自己上世紀80年代在廈門當副市長時的見聞作為例子。當時廈門還算是前線，對面就是金門。有些內地人偷渡，看到金門那么近，搞幾個球膽吹起來就下水。天亮後上岸就被人按倒，偷渡者以為到了金門，其實是漂到了鼓浪嶼。“他們下水的時候是平潮，等到過一會就漲潮，怎么也游不到金門啊，這就是不識水性。”
他還幽默地說起自己的親身經歷，有一次他在鼓浪嶼游泳，趕上退潮，一下去就被推到遠海去了，最後拚命地往回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上了岸，“我說這下我們要漂到金門，這笑話就大了”。
說完這些話，習近平總結道，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都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方法，要把頂層設計搞好、搞慎重，考慮系統化，同時還是要試點進行，有了實踐的成果之後再推開。
“先試點再推廣”的思路在本輪改革中被廣泛運用。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掛牌成立；一年後，國務院於2014年12月21日發出通知，向全國推廣上海自貿區29項試點經驗。現在，天津、廣東、福建三地自貿區又已開始建設。
“自貿區的集聚效應非常大。”廣東自貿區橫琴片區黨委副書記葉真說，橫琴新區2010年到2014年吸引了八千多家高端服務業進駐，但成為自貿區之後，今年一年就吸引了四千多家。
橫琴在借鑑上海自貿區相關經驗同時，針對毗鄰港澳的特點，也在摸索自己的經驗，正在制定港澳人員在橫琴的“輕微經營違法行為豁免清單”制度。如內地要求餐飲企業必須懸掛食品衛生許可證，但港澳就沒有此項規定，以後港澳人員在橫琴的此類行為，可以免予處罰。目前橫琴已經梳理出三十多項可免予處罰的輕微違法行為。
廣東自貿區的建設，在廣東省各項改革中，被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胡春華稱為“最大的改革”。他要求廣東加大推進各項工作，在全國自貿區建設中走在前列。目前廣東省自貿區三個片區（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已經探索出自己的60條經驗。
橫琴片區在最佳化司法環境方面的探索也受人關注——在全國率先推行立案登記制，建立法官終審責任制和員額制，設立智慧財產權巡迴法庭。橫琴的探索正是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
司法體制改革，也遵循了“先試點”的原則。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之後，打破了此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慣例，改由他本人親自分管政法工作。
2014年，中央政法委確定了上海、廣東、貴州、海南等7個省份作為第一批試點省份。2015年，第二批11個試點省市名單也已確定。這些省份又各自確定了一些試點縣市，如廣東就確定了深圳、佛山、汕頭、茂名作為試點市，待條件成熟再擇機推廣。
今年6月5日，習近平主持深改組第十三次會議時，又一次提到了“試點”的重要性，他強調：“試點是改革的重要任務，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試點能否邁開步子、趟出路子，直接關係改革成效。”
拍板“決定性作用”提法，成立“深改組”
“沒有中央最高領導下決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難出來的。”
今天看來，在全面深改的準備中，湖北之行，是繼習近平考察廣東後的又一關鍵節點。
那次，他不僅在湖北省領導幹部座談會上首次提出改革的五大關係，在隨後舉行的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上，又公開提出了改革要研究的六大問題。當時座談會的參加者包括，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時任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上海市市長楊雄等。
“這被認為是給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定調，也給接下來的改革定調。”參加三中全會檔案起草的經濟學家張卓元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不過張卓元解釋，有些媒體認為習近平考察湖北後才形成了“六大問題”，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準確。2013年4月，三中全會起草小組成立，在玉泉山召開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時，組長習近平對整個檔案的目標、要求、指導思想做了說明，當時就已提出改革要解決6個方面的問題。
6個問題中，排在第一的是“進一步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最終三中全會在這個問題上實現了重大理論突破，提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而自1992年十四大以後，提法一直都是“基礎性作用”。
張卓元回憶，當時三中全會檔案起草組在討論這個提法時，有人感到，一下子提出起“決定性作用”跨越太大，最後是習近平拍板採用了這一提法。“當然這也是起草組大多數人的共同意見。”張卓元說，“但沒有中央，特別是最高領導下決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難出來的。”
起草檔案期間，起草組全體會議都由組長習近平親自主持，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也拿到全體會議上討論，最後由習近平拍板。
“中央還明確提出，三中全會只寫改革，純屬發展的舉措不寫。”張卓元說，2013年11月9日，三中全會正式召開，有中央委員在討論檔案草案時提出，為什麼像西部大開發那么重要的發展沒有寫進全會的檔案，原因也就在於那是發展問題。
目標已經明確，接下來就是落實的問題。
這時，又有人“舊話重提”，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就通過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但通過之後，落實情況並不到位，以致改革並不理想。於是，是否成立一個機構來統領改革，又成了起草組要考慮的問題。
在社會上，類似的呼聲也很強烈。從2011年起，就不斷有聲音要求要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十八大後進一步發展到要求成立一個改革領導機構，甚至都想好了名稱，叫“改革委”“體改委”的都有。
在討論2013年新一屆國務院機構改革時，這個問題也討論過。2012年11月，十八大剛閉幕，中央就成立了機構改革的檔案起草組。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是起草組專家之一。
“起草組慎重討論過成立改革委的事情。”王滿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大量參考了網路意見，從40萬條意見中精選，發現排在前十位的意見，與起草組要做的事情幾乎一致，其中就包括“成立改革委”。持此觀點的不乏像吳敬璉、張維迎這樣有影響力的學者。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成立過國家體改委。當時考慮有些人改革意識不強，便設立體改委來牽頭改革。但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後，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已經明確，各部門都積極參與，體改委的任務逐漸不夠飽滿，1998年被降格為體改辦，2003年體改辦也被撤銷。
王滿傳回憶，十八大之後，確定的改革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範疇，還涉及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這些其實是需要從黨中央層面來考慮的。”
但當時起草組主要是討論國務院機構改革，如果設一個國務院機構來管全面的改革，是否能管得起來，也有點拿不準。最終2013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沒有成立體改委。
到了起草三中全會檔案的時候，檔案起草組又有人提出，要成立改革的領導機構。這一提議受到了中央的重視，最終決定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下簡稱“深改組”）。習近平後來向三中全會作說明時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一個或某幾個部門往往力不從心，這就需要建立更高層面的領導機制。
張卓元說，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是在檔案起草期間提出的。當時也有人認為，成立兩個小組會導致權力過於集中。但他認為，“從效果看，還是有利於改革的推進的”。自2014年1月2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深改組成立後已召開過18次會議，共審議通過了92份檔案，其中涉及司法改革的最多，共25件。
敢想敢幹
具體工作中，習近平“打破常規”的舉動也不少見。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成立從拍板“決定性作用”提法到成立深改組、國安委，本輪改革的掌舵者習近平向公眾展示了“敢想敢幹”和“不墨守成規”的印象，這也體現在他上任後一系列亮相中。
過去，領導人的個人和家庭狀況對普通民眾而言都比較神秘。但十八大之後一個月不到，新華社就陸續發表了對7名新常委的“全揭秘”文章，從他們的成長、從政、子女、軼事等方面進行全方位解讀。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以有血有肉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在官媒中尚屬首次。
介紹七名常委的文章、照片在新華社播發後，又由北京的《文明》雜誌結集出版。這看似常規的舉動，實際上也突破以前的慣例——過去並無正式出版物結集介紹中央領導人的個人信息，特別是還將習近平的頭像印成書籤夾在雜誌中。由此也可看出對最高領導人形象傳播的新思維。
過去在地方工作時，習近平對宣傳常採取“推”的辦法。2000年第七期《中華兒女》雜誌曾刊發對習近平的專訪，他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在專訪中說，對他個人的採訪，他拒絕了有100次以上，“有了成長進步，也都是黨和人民培養的結果，個人沒有什麼好宣傳的”。
不過，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之後，中國領導人一改過去因“集體領導”而使個人形象稍顯嚴肅的狀況，通過新媒體在內的新傳播方式，展示、塑造最高領導人更個性化的新形象。
2013年，一組《領導人是怎么煉成的》卡通漫畫在網路上迅速走紅；2014年春節前，習近平去北京慶豐包子鋪就餐；2015年習近平在新年賀詞中使用了幹部也“蠻拼”的、為人民“點讚”這樣的流行語等，都進一步塑造了他的“親民”形象。觀眾第一次通過螢屏知道了最高領導人辦公室的擺設，習近平身後的書架上擺放著他和妻女推著輪椅上的父親的照片，也向公眾顯示了他重視家庭的一面。
三年來，習近平的演講和文章至少已經出版了8本書籍，廣為人知的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今年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習近平用典》，總結了他的習慣用語，他在公開講話中經常引經據典，並列舉自己閱讀過的書單。
在具體工作中，習近平“打破常規”的舉動也不少見。他在就任總書記一周后，於2012年11月23日，為二炮司令員魏鳳和一人舉行了晉升上將的授銜儀式。之後成立“深改組”和“國安委”等一些工作，同樣也少有前例可循。
此外，就任總書記以來，習近平出訪時先後在13個國外媒體發表署名文章，打破了此前國家主席出訪的習慣做法，開創了具有個人特色的外交方式。2015年9月舉行的閱兵式，他也突破了很多此前紀念抗戰勝利的方式。而最近剛宣布的國防和軍隊改革工作方案，其改革力度更屬空前。
在習近平敢作敢為的工作風格影響下，十八大之後的黨內工作中，一些黨內會議的規矩也在變化。
一些過去沒有召開過的會議，如中央黨群工作會議首次召開，而停開多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也再次召開。另一些會議則提高了規格，如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升格為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升格為中央政法工作會議。
2014年，第一次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召開時，習近平親自參加並講話。他將當年政法系統有影響的“負面”事件幾乎都點了一遍。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在他的講話稿定稿前，某政法系統領導曾“央求”講話稿起草者：“我們系統能否少點幾個？”
“要注意彈鋼琴”
“膽子大不是蠻幹，蠻幹一定會導致瞎折騰。”
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為未來的改革指出了目標和方向。在張卓元看來，“三中全會召開兩年來，一些改革的成效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金融方面，兩年成立了5家民營銀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啟動，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已經放開；價格改革上，原來80%的政府定價項目已經下放。
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是經濟體制領域的重大突破。2013年3月，廣東省深圳市率先啟動商事登記制度改革，隨後在廣東全省推廣。這項改革的核心是，由“先證後照”改為“先照後證”，把註冊資本實繳制逐步改為認繳登記制，改善了創業環境，調動了創業的積極性。
全國推廣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之後，從2014年3月到現在，全國平均每天有1萬家企業註冊，這些主要是私營企業、中小企業，促進了就業。
此外，財稅改革總體方案已經中央深改小組通過，繼續推進營改增的改革逐步擴展到第三產業的主要行業，這對服務業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按照財政部的數字，這方面僅2014年就一年減稅3700多億。
從已推進的改革看，經濟體制改革是先導，混合所有制、國企、財稅體制、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金融外匯體制改革，都圍繞經濟體制改革這一重點展開。
這正是習近平所強調的”重點推進”。他在湖北提出的改革五大關係中，有一對關係就是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的關係。
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既不搞單打一，又要注意彈鋼琴，彈鋼琴要注意抓重點，又要唱響主旋律。”最終三中全會的“決定”也體現了這一改革策略——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先導，司法體制、反腐體制等改革也相繼展開。
此外，習近平還認為，只要是對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有利的事，就要大膽試、大膽闖，“當然膽子大不是蠻幹，蠻幹一定會導致瞎折騰。”
他接著提出了“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這對關係，舉了農業生產的例子：“很多事情都是春華秋實，有個物質積累的周期，種莊稼該多少天就多少天，該120天就120天，該180天就180天，而且這種物質積累往往少了成分就不一樣。為什麼說北方的粳米好吃？就是時間長啊，土雞好吃，也是物質積累沒有偷工減料。”
“國外300年的工業化，我們現在30年就基本實現了。然後既要基本實現，又不承擔節約時間可能帶來的副產品和付出的代價，是不可能的事情。”
習近平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既要快也不能太急，要在合理的範圍內掌握它。他特地提到城鎮化問題也要假以時日。“（把）那幾億人都趕到城裡去，用什麼方法趕進去？是自己進去，還是我們人為趕進去？有的趕不進去還跑回來的，會帶來什麼問題，要想夠。不是我們簡單地畫張圖就實現了。”
“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
“凡是試點的，都必須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授權。”
2014年國家憲法日法院工作人員宣誓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法律為改革開綠燈的時代宣告終結。
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後，新一屆國務院並沒有立即按下啟動鍵——直到2013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有關行政審批”之後。而隨後確立的天津、廣東、福建三地自貿區，也都先經過全國人大授權。
這和以往的做法不同。在改革開放之初，一個試點往往是以“突破法律”開始，再以立法的形式對經驗加以總結確認，隨後上升為法律。這個過程被人們稱為“先破後立”。
2014年2月28日的深改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重大改革於法有據”。此後，“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的表述見諸習近平的數次講話中。
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闞珂就此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強調法治，強調先立後破，是這個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我再說得明白一點，凡是試點的，都必須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授權，沒有法律規定和法律授權，不得試點。”他說。
南方周末記者獲悉，2014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後，“依法治國”被確定為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最終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定。
今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修改立法法的決定，“稅收法定”原則被正式確立。這從理論上意味著稅收立法權重歸全國人大——以後政府收什麼稅、向誰收、收多少，都需要由全國人大立法來決定。而在這之前，中國的18個稅種中只有3個是通過人大來立法的。
更為切近的是“二孩”政策的實施步驟。以往，計畫生育政策的公認起點是1980年由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而人口與計畫生育法則到了2001年12月29日才被正式通過。
但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全面放開“二孩”後，中國最高領導機構對計畫生育政策發出的新指令並沒有馬上生效，而是等待人口與計畫生育法及相關法規的修訂。在更早些時候，2013年的“單獨二孩”政策，也是等次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法後才正式生效。
今年11月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全國政協委員葛劍雄相遇，葛請求政府儘快落實“全面二孩”政策，李克強答覆道，“會以積極態度加快推進”，進而他話鋒一轉，“但請你理解，我不能在這裡‘以言代法’”。
黨不能弱了散了垮了
“問題找出來了，你得醫治解決啊。”
北京上林苑飯莊暫停營業在習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藍圖中，“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也是一個重要內容，這一點被寫進了三中全會的“決定”。而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也成了改革要解決的六大問題之一。
“如果我們黨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績又有什麼意義呢？”2014年10月8日，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召開，習近平要求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大局看問題，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
上任後，習近平在從嚴治黨上頻頻出手，中央領導層的強力反腐給國內外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12月6日，十八大後省部級“首虎”李春城落馬，此時距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不足一個月。
黨內腐敗早已引起高層警覺，習近平在就任總書記的第三天，在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就指出：“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
中共十八大召開時，習近平任起草組長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強黨的“純潔性建設”，這樣的表述顯然有現實針對性。
三年來，除了反腐，中央領導層還先後推出八項規定、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整頓四風等舉措。在習近平看來，這些都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也要觸動利益關係，也要主動糾錯，這都是改革。”
2013年7月，習近平考察湖北時，適逢民眾路線教育剛啟動。他提出要“自我畫像、挑毛病”，並要求開門整風，讓民眾提意見。“問題找出來了，你得醫治解決啊。”
習近平要求民眾路線教育實踐和本單位實際結合起來，因為毛病也不是上下一律的。他提到，中央八項規定提出不要鋪紅地毯，“有很多鄉鎮也寫一條不鋪紅地毯。它從來就沒鋪過，你現在還給它找出個事來，還想起要鋪紅地毯了！”
“你各地有各地的表現，你什麼問題突出你就解決什麼問題。”習近平說，脫離那個單位的實際，上下一個樣，可能就是形式主義了。
十八大後，黨員的“出口”被打開。自十八大報告提出黨員隊伍要“自我淨化”後，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要求強化黨員管理，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兩年多來，國內已有多地清退了一批不合格黨員。
打開“出口”的同時，黨員的“入口”管理也在加強。2015年6月29日，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發展黨員工作細則》公布，通過黨內法規的形式確定了“控制總量、最佳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作用”。
實際上，“控制總量”的做法幾年前已在進行。2015年6月29日，中組部對外發布201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全國共發展黨員205.7萬名，較上年減少35.1萬名，降幅為14.6%。對比2013年的黨內統計公報可以看出，發展黨員的增幅已連續兩年低於2%。
作為強化黨的領導作用的一個抓手，十八大後，黨組的作用被強化。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全天召開會議，專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匯報工作。
2015年6月16日，《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發布，這是黨組制度運行70周年後首度立規。根據這一條例，在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和其他組織領導機關中，有黨員領導成員三人以上的，經批准可以設立黨組，在本單位發揮核心領導作用。
習近平在強調黨的領導的同時，也很重視黨的紅色傳統的繼承和延續。例如他認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絕不是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
2013年1月5日，新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貫徹學習十八大精神研討會在中央黨校開班。習近平強調“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201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等7常委參加，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的靈魂。”
武漢東湖的毛澤東故居，是毛澤東在建國後除中南海外，居住得最多的地方，習近平此前參觀過一次。2013年7月21日，他在武漢考察結束時，已經是晚上18時45分，但仍然在夜幕中再次前往。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古田，習近平向毛澤東雕像敬獻了花籃。
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考察紅色老區西柏坡時，也參觀了毛澤東故居、七屆二中全會舊址等。他在召開座談會時，強調全黨同志務必不斷學習領會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務必”思想，“使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使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
“改革稍一放鬆就可能會打折扣”
改革之難，還在於既得利益者不願放手。
13集團軍司令部直屬隊警衛調整連進行教育三年來，從行政體制到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改革在一步步推進。不過，作為總體改革方案的起草組成員之一，經濟學家張卓元意識到，雖然改革已經啟程，但在有些領域，改革仍推進艱難。
例如，國企改革的思路剛提出時，學界有不少叫好聲，但很快就有人發現，無論是央企還是地方政府，積極性沒有想像中那么高。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2013年底到2014年初，各省都出台了本省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在國有資本上繳公共財政比例這一點，多地都打了折扣。之前中央提出，到2020年，上繳比例提高到30%。但各地方案中，僅有北京、廣東、湖南、安徽、寧夏表示提到30%，大多數省份都用了“逐步提高”這樣模糊的表達，其中就包括一些東部地區發達省份。而在有些省份的國企改革方案中，甚至沒有提及“提高國有資本收益比例”這個話題。
與國企改革“讓利”不積極相比，各地在爭試點、要政策、爭享“溢出”效益方面卻一個比一個積極。例如中央提出自貿區試點後，就有17個省份一哄而上爭取試點。在金融改革版圖中，至少有10個省份提出了要建設區域金融中心，其中既有東部發達省份，也有中西部的欠發達省份。
一位三中全會檔案起草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中，“管資本”的提法受到理論界和檔案起草者的一致贊成，但有的部委卻另有看法——擔心會有國有資產流失，“實際是習慣了過去管人、財、物的那套辦法。”
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對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要逐步放開，這一改革的實際進展也很緩慢。去年中石化宣稱拿出油品等銷售板塊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認為是個突破。但張卓元注意到，這實際也是個初步的改革，因為還是由中石化控股。
國企從“管資產”到“管資本”的另一難點是，如何與加強黨的領導銜接。檔案中比較容易規定黨組織和董事會的各自職責，但在實際工作中，如何保證黨組織不超越公司法的規定干涉董事會，並不好把握。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正式發布，對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不設時間表”，似乎是對三中全會提出的“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的一個修正。
改革之難，還在於既得利益者的不願放手。加快房地產稅的立法已經明確，但至今沒有進展。張卓元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開會時，就聽到中心領導說，他們到地方調研，有的地方幹部有兩三套以上房子，因此主張房產稅從第四套起征。而不動產統一登記也比預料慢了不少。
除了個人，部門利益也阻礙了改革的進展。新一屆國務院組成後，提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要“三險合一”，並明確要求在2013年6月底之前完成整合。
但時至今日，除少數地方如山東明確了由人社部門負責“三險”，大多地方，自上而下仍是人社部門和衛計部門“二龍治水”。曾有國家衛計委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原因是人社部門和衛計委誰也不想放棄。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雖然說經濟體制改革是重點，但是經濟改革目標的實現，主要障礙都不在經濟領域，而在於政府、在於執政黨，在政治體制，這是當下改革的關鍵問題。
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反腐領導體制改革，目前已初見成效，包括加強巡視、派駐紀檢組、強調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等，但“制度反腐”尚未完全建立。有觀察者認為，目前的反腐對官員的日常行為已產生一定的約束作用，但缺少對官員的激勵機制，反腐與官員不作為成了需要解決的一對矛盾。
張卓元認為，到2020年，要完成三中全會提出的336項改革舉措和任務，將是困難重重的歷程，需要從上到下堅持不懈，稍一放鬆，改革就可能會打折扣。
得改革開放先機的廣東，今天也最早遇到了發展的瓶頸，區域發展不均衡等短板亟須補上。今年11月25到26日，廣東省委十一屆五次全會在廣州召開，研究制訂十三五規劃。面對習近平對廣東“三個定位、兩個率先”的期待，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要求，廣東要在“十三五”期間“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作為這場全面改革的操刀者，習近平三年來在多個場合強調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但要把這些改革的硬骨頭啃完，仍需要假以時日。
作為最新的改革進展，最硬之一的一塊骨頭——國防和軍隊體制改革，最近已箭在弦上。11月24到26日，北京京西賓館，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為這一改革一錘定音。解放軍長期實行的總部體制、大軍區體制和大陸軍體制將徹底改變，代之以“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新體制，境內外媒體稱之為對軍隊領導體制的“革命性重塑”。
在習近平改革進行到三周年之際，這一改革將觸及當前體制的核心部分，改革推動力度之大、觸及軍隊系統的利益之深，可謂前所未有。同樣不言自明的是，這場改革未來的推進，也未必一帆風順。
回到三年前，習近平在溫暖的南國深圳開啟的五天廣東之行，今天看來，我們會發現其中的不同尋常之處——這是習近平十八大後首次到地方考察，也是他就任總書記以來在國內35次考察調研中時間最長的一次。在這場意義特殊、意味深長的考察之旅中，習近平回顧父輩的改革之路，思考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難與決擇。改革開放的接力棒傳到他率領的這一代領導人手中。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必須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