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的背景
反帝大同盟的全稱叫“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是一個國際保衛和平組織,早在1927年由宋慶齡、高爾基、羅曼·羅蘭等人發起成立,其宗旨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支持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
1929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該組織首先在上海建立上海反帝大同盟。隨即,全國各地也先後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如哈爾濱反帝大同盟、綏遠省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等,愛國華僑還成立了暹羅反帝大同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民眾組織。中國反帝大同盟總部設在上海、北平、河北。
綏遠省反帝大同盟是1932年4月在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並在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領導下開展工作。
同盟的建立
1931年“9·18”事變發生後,綏遠省的青年熱血沸騰,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如中山學院的學生自動停課,到農村及平綏沿線的城鎮進行抗日宣傳。中共地下黨員杜如薪和進步青年蘇謙益等人自費出版了名為《血腥》的油印刊物,進行宣傳抗日救亡、呼喚民眾起來抗日,在綏遠地區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熱潮,為以後建立抗日救亡組織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一年的寒假期間,思想傾向進步的馬映光當了省立第三國小的校長,聘請杜如薪、蘇謙益到該校任教,他們每月自費刊印《血腥》刊物。不久,杜如薪、蘇謙益又向校內老師倡議成立讀書會,以學習知識,團結青年,宣傳和喚起民眾的進步意識。
正在他們醞釀成立讀書會的時候,1932年4月,於伶(老任)、李佩衡(李樹芬)、邸力(邸俊英)等人受中國共產黨的委託,率領北平文化總同盟的一個話劇團到歸綏進行公演。他們來後,首先和杜如薪秘密接了頭,經杜如薪的介紹,蘇謙益與中山學院的馬麟也和劇團負責人見了面,並應邀參加演出活動。劇團在舊城小東街的“大觀園”演出了《無線電急湊》、《瓦刀》、《英雄與美人》等宣傳抗日救亡、抨擊蔣介石奉行不抵抗的戲劇,備受觀眾歡迎。在演出期間,杜如薪等人和劇團的同志們交換意見,討論如何喚起民眾,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劇團負責人於伶認為,綏遠的同志有省立第三國小為依託,這一條件很好,並對於倡議成立讀書會的意見也表示贊成。
4月下旬的一個星期日,劇團結束公演之前,他們在公主府南端荒僻的大仙廟內開了座談會。參加的有於伶、李佩衡、邸力、杜如薪、蘇謙益、馬麟等人。會上於伶首先發言,他介紹了全國抗戰形勢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宣言,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賣國的罪惡活動,指出要抗日就必須反對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提出為了更好地開展有組織的抗日活動,希望儘快建立綏遠反帝大同盟組織。杜如薪分析了綏遠地區的抗日形勢及知識界反帝救亡運動的情況。經過討論,大家認為,綏遠建立反帝大同盟的條件已經成熟,決定建立綏遠省反帝大同盟,杜如薪、蘇謙益、馬麟為負責人,屬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省委領導。聯繫通訊地址為:北平慈惠殿慈惠寺,聯繫人是位女同志。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綏遠省反帝大同盟一成立就被迫處於秘密狀態。
積極宣傳抗日
綏遠省反帝大同盟建立以後,負責人立即進行工作,分頭聯絡一些同學及國小教師,在省立第三國小成立了讀書會,以讀書會為基礎,採取人聯人的辦法,秘密發展盟員,實行單線聯繫,逐步擴大組織,在各學校及部分地區、單位先後成立了基層小組,共發展了盟員50多人。
綏遠省反帝大同盟開展的公開活動,主要有讀書、刊印《血腥》。他們為讀書會購置了高爾基的《母親》,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及魯迅的作品。一些馬、恩、列、斯的政治書籍很難得到,偶爾得之如獲至寶,互相傳抄或傳閱。
《血腥》後改名為《血星》,意寓鮮紅的五星,象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革命鬥爭。刊物上發表的政論、雜感、詩歌等文章,宣傳抗日救亡,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同時也刊登一些反映勞動人民生活景況、國內國際形勢和介紹蘇聯革命紀實性的文章。
此後,為進一步擴大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在綏遠省反帝大同盟的領導下,於1932年夏建立了以各中學學生會為核心的公開民眾組織——抗日救國會。
1933年2月,綏遠中心縣委成立後,綏遠省反帝大同盟的各項工作進一步開展起來。這一時期的小組活動常在野外僻靜處進行,其活動內容有學習交流、討論形勢、布置任務等,學習材料有黨的地下刊物《北方紅旗》、《青年之友》、《戰士之友》等。面對日寇侵略,華北形勢的變化及日貨充斥市場,綏遠省反帝大同盟組織學生投入抵制日貨的鬥爭,盟員們帶領學生銷毀了自己使用的日貨,深入到鄉下村鎮宣傳抗日。
1932年冬,杜如薪、蘇謙益等同志創立了歸綏地區第一個業餘話劇團——綏遠劇社。1933年春節期間,在“大觀園”公開演出了從北平文化總同盟劇團學來的話劇《無線電急奏》等。為了增強演出效果,擴大抗日影響,特邀楊令德先生在演出前致詞,蘇謙益同志作了富有鼓動性政治講演,增強了宣傳抗日救亡、發動民眾奮起抗日的激進作用。
挫折中的鬥爭
1933年4月,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在北平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綏遠省反帝大同盟派韓尚寬(韓燕如)為代表前去參加。會議決定反帝大同盟的工作重點由愛國學生運動轉向發動與組織工農民眾抗日。韓尚寬回來後,為貫徹這次大會精神,他和楊茂盛在歸綏洋車工人中宣傳抗日,幫助建立洋車工人抗日工會。國民黨反動派得知後,在工人中安插了暗探。4月15日,當韓尚寬和楊茂盛再次到城隍廟旁洋車工人住地進行宣傳時,被便衣警察當場抓捕,他們被反動當局以“參加反帝大同盟,犯了危害民國緊急犯罪法”的罪名,判處兩年半的徒刑。隨著馬麟變節後,楊一帆也在包頭被捕。綏遠反帝大同盟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事件發生後,輿論譁然,中山學院、第一中學、第一師範學校的師生及國小教師們,對國民黨的暴行表示強烈憤慨,進步青年宋汀、李柯等和有正義感的進步民眾為被捕者聲援,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在民眾的幫助掩護下,杜如薪及時向盟員發出轉移通知,讓他們轉入鄉間農村,與敵人進行隱蔽鬥爭。
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鎮壓和搜捕下,綏遠省反帝大同盟的盟員們有的被捕,有的隱蔽,但抗日鬥爭的烈火併未止息,繼續以各種方式堅持鬥爭,“七·七事變”後,他們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抗日鬥爭的前線。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綏遠省反帝大同盟在省內外做了許多工作,在抗日鬥爭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參加和受它影響的同志如蘇謙益、楊茂盛、楊國興、任子良、杜如薪、武達平、韓尚寬、吳殿甲、趙維新、宋汀、李柯、袁烙等,在以後的革命鬥爭中,成為堅強的革命戰士。綏遠省反帝大同盟作為當時黨的外圍組織及有力助手,在內蒙古革命鬥爭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