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紅色延安口述·歷史系列:東征·西征》介紹了“延安，一段值得永遠珍藏的中國記憶；延安，一個超越時空歷久彌新的話題”“紅色延安口述·歷史”是一套以口述實錄、訪談錄、回憶錄、老照片以及有關原始檔案為基本內容的黨史史料集成。我們試圖以親歷者、當事人、知情者的講述與回憶來補充黨史中的歷史要點和歷史細節，還原歷史事件，呈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歷程，再現一個本色、真實的延安。
圖書目錄
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紅軍東征（代前言一） 耿仲琳田逢祿唐群
關於紅軍西征（代前言二） 黃明發
東征
東渡黃河進軍山西彭德懷
渡黃河東征楊尚昆
東征戰役程子華
東征聶榮臻
參加東征張震
紅軍東渡黃河口述：葉子龍整理：溫衛東
東渡黃河，突破“天險” 劉雲
綏德溝口東渡戰鬥李萬春
東征楊成武
賀晉年憶紅軍東征賀晉年
具有歷史意義的東征李榮芝
東征中的工兵連王耀南
東征中的宣傳隊潘振武
跟隨毛主席、周副主席東征西渡魏文建
艱難歲月幾多事，但留真情在人間王兆相
閻錫山阻擊紅軍東渡的概況楊耀芳
西征
六月西征彭德懷
西征和紅軍三大主力會師聶榮臻
紅旗浸卷西風肖華
烽火陝甘寧憶昔話西征劉華清夏雲飛
西征戰役程子華
鐵血工兵連浴血西征路王耀南
西征甘寧團結回族民眾李赤然
西征戰役中的政治仗李志民
西征中的軍團教導營王宗槐
憶紅軍的西征孫毅
西征路上戰“三馬” 肖鋒
憶西征中的回民獨立師馬青年
史實與考辨
試論毛澤東關於東征戰略決策的形成郭學旺
毛澤東東征戰役行止考辨於化民
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鄧野
論紅軍西征在寧夏回民聚居區開展民族統戰工作的歷史經驗及其深遠影響
紅軍西征在寧夏地區的民族政策黃會奇自學蜂
序言
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紅軍東征(代前言一)
耿仲琳田逢祿唐群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不久，毛澤東做出了紅一方面軍東征的戰略決策，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紅軍進行的東征戰役，表明我黨我軍決心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聯繫起來，緊急動員全國民眾，猛烈發展革命力量，積極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發展中求鞏固，實現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
一、紅軍東征的緣起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陝甘蘇區，終於找到7一塊落腳點。但是，這塊根據地作為新的革命大本營還太小、太窮，也不夠鞏固，仍然面臨被“圍剿”的嚴峻局面。11月30日，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號召：“從現時起用極大努力爭取與積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敵人新的大舉進攻而徹底粉碎之。開闢我們的蘇區到晉陝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打成一片的任務。”在這個報告中已經蘊含著去山西的思想。當天晚上，在給張聞天的電報里，他明確地提出東討閻錫山的思想。電報說：“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第二天，他同彭德懷致電張聞天、周恩來：“如閻軍渡河西向，我軍開進決迎擊並準備乘勝渡河東向。”
當時，關於戰略攻擊方向的選擇，有三種意見：毛澤東主張向東，張聞天主張向北，彭德懷主張向南。張聞天11月20日及25日給毛澤東寫信說：紅軍主力應迅即向北進攻寧夏，奪取綏遠五原、包頭地區，接近外蒙，打通蘇聯，取得國際援助。毛澤東12月1日復電張聞天：“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目前應立即開始組織蒙民游擊隊。”彭德懷認為，以現有力量進攻寧夏及五原、包頭，是不可能的，有極大的危險性。他建議目前戰略方針應以發展關中游擊戰爭，鞏固南線為中心。他同意紅軍突入山西，目的是調動陝北晉軍回援，在運動中殲滅晉軍，擴大紅軍，求得在黃河一段鞏固發展。林彪也曾提出要到陝南打游擊。
毛澤東堅持選擇山西為紅軍的主要作戰方向，是根據全國急劇變化的政治形勢，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覆比較做出的決斷。在他看來，東征將會帶來很大的戰略利益。
(一)日本帝國主義在1935年製造“華北事變”，加緊對中國侵略的步伐。蔣介石繼續執行賣國政策，閻錫山的親日反共立場十分囂張。在抗日愛國運動不斷高漲的情況下，紅軍東征山西，打擊漢奸親日派閻錫山的氣焰，宣傳我黨我軍關於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聲援北平等地的學生愛國運動，用實際行動號召和動員全國人民起來抗日救國，這是符合歷史潮流的。山西、綏遠地處抗曰前沿，如果紅軍在山西站住腳跟，便於開赴前線直接對日作戰；出山西、綏遠，還可接近外蒙，便於打通蘇聯取得援助。
(二)東征山西，可以在閻錫山統治區域擴大紅軍，補充給養，籌措款糧，徵集物資。這樣，以主力紅軍衝破黃河防線到外線作戰。一方面，可以減輕對陝北蘇區經濟上、兵源上的壓力；另一方面，有可能在山西創建新的根據地。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即“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
(三)紅軍東征有利於對張學良、楊虎城等的統戰工作。紅軍選擇閻錫山為主要打擊對象，可以避開與東北軍、十七路軍的正面衝突，為西北聯合局面創造良好的環境。毛澤東指出：我們“執行‘抗日聯軍’的策略，把敵人營壘中間的矛盾與破裂組織到民族戰線上去，把我們營壘同‘第三營壘’結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民族營壘”。
二、決定東征山西為主攻方向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瓦窯堡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23日．毛澤東代表中央作軍事問題的報告。經過反覆討論，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紅一方面軍東征山西，並在當天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毛澤東的報告分三部分：戰略方針、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和行動計畫。他指出：黨的目前戰略方針，在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總任務之下，必須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實際行動上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把紅一方面軍的行動與蘇區發展主要方向，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會後，毛澤東、周恩來向紅一方面軍下達了關於40天準備東征的行動計畫。
1936年1月17日，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和組織分工問題，毛澤東作關於目前行動方針與計畫的報告。他指出：今年我們的基本任務是鞏固和擴大蘇區及打通蘇聯。我們要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聯繫起來，擴大抗日的力量及主力紅軍。2月至7月，我們的行動在山西。由山西到綏遠的轉機，要看日本對山西、綏遠進攻的程度及我們的力量如何而定。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東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紮政策，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渡黃河來往的自由。在陝北要擴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擔當保衛陝北的任務。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我們要下大決心到山西。政治局隨軍行動，陝北組織中央局。常委會議決定：彭德懷、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林育英、何凱豐隨紅軍主力行動；周恩柬、秦邦憲、鄧發組成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主持後方工作，王稼祥病癒後可參加會議。
三、東征戰役全面展開
1936年2月18日，紅一方面軍下達了東征作戰的命令。2月20日，紅一方面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在毛澤東、彭德懷的指揮下，從南起河13北至溝口100餘里地段同時渡過黃河，開始了東征作戰。渡河成功後，閻錫山急調晉軍防堵，也把入陝的晉軍撤回參加防堵。
2月24日，紅一方面軍為打破晉軍的防堵和建立作戰根據地，決定：除留一部兵力圍攻石樓外，紅軍主力迅速占領柳林、離石、中陽、孝義、颶風、永和這一弧線以內的有利陣地，同時積極開展民眾工作；集中兵力消滅敵軍一路至兩路，取得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完成東征計畫的第二步任務。
面對我軍突然攻勢，閻錫山一面請求蔣介石派軍隊來晉增援，一面把能夠機動的軍隊集中起來，組成四個縱隊向我反擊。我軍主力奮起還擊，將敵兩個縱隊擊潰。我河西紅二十八軍乘入陝晉軍東撤之際，進占了宋家川、吳堡等重鎮，收復了陝北蘇區一部分被占地區。閥軍節節敗退。3月12日，紅一方面軍為進一步發展勝利，擴大戰果，在山西創建抗日根據地，決定分兵南下北上：以紅一軍團全部及紅十五軍團一個師為右路軍，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戰，迅速占領臨汾、洪洞、曲沃等縣，視情況向晉東南行動；以紅十五軍團兩個師為左路軍，在掩護紅一軍團南下後，北上相機占領文水、交城，直逼太原，向晉西北行動；以總部特務團和黃河游擊師組成中路軍，轉戰隰縣、交口、石樓、永和一帶，牽制晉西敵軍，擔任控制渡口、交通等任務。此時，紅二十八軍已進入神府地區，收復神木、葭(佳)縣大部失地後，向黃河沿岸活動，策應東岸紅十五軍團行動。
當此東征開始之際，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分別在晉西大麥郊上賢村、隰縣石口、石樓城西四江村等地召開政治局會議，通稱“晉西會議”。會上，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在山西建立根據地、紅二十八軍向東調的可能性和正確性，指出向華北發展不會動搖陝北的鞏固；有民眾的援助和支持，不但要在山西爭取對日直接作戰，還要準備在河北、山西、綏遠三省中進行運動戰。在27日的會議上，毛澤東還論述了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即：(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義與民族反革命派區別開來，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義的左派和右派區別開來，要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使民族改良主義中的右派同蔣介石進一步分離，使其中的左派同蔣決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三)向蔣介石提出的五個條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對李克農的外交訓令，今天仍然適用。此外，毛澤東還代表中央提出了對張學良的策略。這次會議，是瓦窯堡會議的繼續和重要補充，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報告，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認識，確定了紅軍的行動方針。
3月下旬，閻錫山將已調入山西的5個師編為第五、第六、第七縱隊，將其他調入山西的3個師3個旅集結在同蒲路南段和晉東南地區。蔣介石派陳誠擔任入晉軍隊總指揮，協助閻錫山指揮作戰。敵軍首先奪取我軍控制的黃河渡口，採取堡壘戰，企圖殲滅我黃河東岸的主力紅軍。
紅軍抗日先鋒軍總部鑒於此種情況，於4月3日決定：逐步收攏兵力，準備集中殲敵。經過轉移和激戰，實現了我左右兩路軍集中的計畫。4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在致周恩來、林聶、徐程、葉楊電中指出：在山西，閻錫山、蔣介石軍隊共有51個團，採取堡壘主義向我圍攻；在陝西，蔣介石強令張學良、楊虎城向陝北進攻，企圖封鎖黃河；但陝北神府地區、三邊地區和甘肅環水地區及其以西均空虛。“根據上述情況，方面軍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利條件，而在陝西、甘肅則產生了順利條件，容許我們到那邊活動，以執行擴大蘇區、鍛鍊紅軍、培養幹部等任務；另一方面，則粉碎賣國賊擾亂抗日後方計畫，亦是當前的重要任務。”“我軍決西渡黃河，第一步集結於延長地域。渡河時機、渡河秩序及集結地域之區，分別命令定之。”“向西執行上述任務，仍然是為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務，華北各省仍然是戰略進攻方向的主要方向。”
四、東征戰役的重大戰略意義
5月2日，紅軍抗日先鋒軍總部下達西渡黃河的命令，至5月5日全部渡完。東征戰役是一次戰略性的進攻戰役。在歷時75天的作戰中，共消滅敵人約7個團，俘敵4000餘人，繳獲各種槍4000餘支，炮20餘門，迫使晉綏軍由陝西撤回山西。紅軍取得江河作戰經驗，提高了戰鬥力，擴大新兵8000餘人，籌款30餘萬，徵集大量物資，並在山西20多個縣開展了民眾工作，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我黨我軍的政治影響，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華北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5月初，紅軍西渡黃河後，毛澤東在陝北交口政治局會議上作《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在總結東征戰役時指出：紅軍東征動員了全國，軍事上、政治上打敗了閻錫山，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推動了各派軍閥的反蔣運動。紅軍執行了政治任務，對山西和全國都有動員作用，說明紅軍是抗日先鋒隊，人民的救星，說明紅軍是有力量的。我們的同志中，長征以後覺得自己4、了，山西的勝利，掃除了這種觀念。我們打敗了閻錫山——西北第二個大軍閥．其各部皆受重創與打擊，商震也吃了一點虧，攻開了兩城，消滅了一些民團和封建基礎，擴大了紅軍，爭取了資財，陝北敵人退出，總之是勝利了。他還具體分析了戰役的得失，指出山西行動的主要缺點，即未立即出河北。後來蔣以51個團來時，再到河北去，則危險了。此時已不能挽救。因此，一著之誤，乃失去了在山西創建根據地的可能。隔斷歸路，是無論如何不許可的。保持後路，是戰略上的一個原則。
瓦窯堡會議後，我黨我軍在紅軍東征期間，一面為擴大抗日武裝力量和根據地，準備東出同日軍直接作戰；一面採取實際措施，進一步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這是我們開展新局面的關鍵。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需要統一戰線的力量，需要各階級、各政治派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力量，同時在黨內也要反對關門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中國革命的力量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
但是，如何把抗日和革命力量匯合起來，組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戰線呢?這是我黨我軍在政治上掌握主動權的關鍵。紅一方面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發動東征戰役，既聲援了“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又促進了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在山西20多個縣的民眾中宣傳黨的主張，號召和動員民眾抗日救國。黨的正確主張和東征戰役的進行，動員了山西民眾，也動員了全國民眾起來抗日救國。
在東征戰役進行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主動發出信件，宣傳黨的抗日主張。這個工作對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十七路軍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停止了敵對行動。這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西北首先取得重大的勝利。
“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體現了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和打擊反動勢力、爭取中間勢力、發展革命勢力的策略思想。在新的全國大革命即將來臨的時候，為擴大紅軍力量和鞏固蘇區根據地，準備東出直接對日作戰，毛澤東提出應大膽地採用“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到外線去打擊賣國賊閻錫山，調動他入陝的4個旅兵力，避免新的“圍剿”，是正確的決策。通過東征戰役，可以說達到了打擊閻錫山、逼蔣抗日的目的。
(本文選自《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