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小說講述了兩個紅樓女子與一個嫖客之間的恩怨情仇。故事中有一個浦姓男人,他是秋儀的常客,而秋儀與小萼又是情同手足的朋友。在中國人民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以後,這三個主要人物的命運軌跡徹底地改變了。兩個女人被送往改造所進行改造;而男主人公擁有的祖產又被政府查封。秋儀面對著生活的打擊,絕望地嫁給佝僂猥瑣的馮老五。小萼則經過改造後成為玻璃瓶廠的一名女工,但她不顧姐妹情分,和老浦通過法定程式結合在了一起。但是,因為物質資源的匱乏和不穩定他們兩個也應了中國那句“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古話,他們兩個過得並不如意。為了能夠討得小萼的歡心和滿意,男主人公挪用公家財產被抓後判了死刑。而小萼在失去老蒲這個避風灣時,由於物質生活與心理需要有改嫁去了北方的一個地方。在臨走之前,小萼還是特別想去找到那個毀了自己又養了自己的煙花柳巷,居然特別有一種想要回到過去的想法。在文中,蘇童通過對兩個女人的悲慘人生經歷的描述,其實是想說明一些長期被舊的社會習俗所破壞與感染的東西是無法被彌補和挽救的。
作品目錄
第一章 | 紅粉 | 第二章 | 離婚指南 |
第三章 | 已婚男人 | 第四章 | 平靜如水 |
第五章 | 你好,養蜂人 |
創作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民民眾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消費結構顯著變化。“文化產業”參與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轉型的作用開始凸顯。文化市場也漸次開放。人們越來越多的精神文化需求已無法得到滿足,這為大眾文化消費的興起提供了有利契機。大眾文化消費浪潮對文學也產生了劇烈衝擊。蘇童坦言在小說寫作中所能利用到的有關女人的感性材料,對人物的觀察,作者覺得在18歲以前就完成了。蘇童在他少年時代所居住的那條破舊、充滿霉味、潮濕和陰晦的小街巷裡街坊鄰居家家戶戶幾乎沒有任何隱私可言,“這在夏天表現的尤為明顯,每個人的生活都暴露在別人的眼皮底下。那時候沒有隱私的概念,除了床第之事不讓人看見,”一些有關街坊鄰居間的日常生活、家長里短——尤其是街頭巷尾的談資、熱門話題如男女之間有傷風化一類的見聞瑣記在其隨筆中都有所記述。
人物介紹
秋儀
秋儀堅強潑辣。秋儀在與浦太太鬧翻搬出浦家後原本打算回家,路過家門時看到破爛的油氈屋頂和坐在門口剝蠶豆的瞎子老父,此處便知一定是家中窮苦不得已才淪為妓女。她在被抓去檢查性病時故意放屁、在被送去勞動改造時跳車逃走、從私吞妓女財產的鴇母手中搶回包裹、對浦太太的挖苦諷刺充耳不聞,她的言辭舉止無不說明了她的堅強和潑辣。
秋儀善良坦蕩,重情重義。從進了喜紅樓開始,直到一系列複雜的故事結束,她一直都在照顧甚至忍讓小萼。對老浦,她從始至終深深愛著。作者沒有正面交代在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動到來以前他倆的關係,他們必然不是普通的嫖與妓。在秋儀心中,老浦是她落難後“可以投靠的第一人選”,後來他倆因為浦太太而鬧翻出走“抓過那把鈔票攔腰撕斷,又摔回老浦臉上”,到後來搬進尼姑庵後老浦去找她時他倆的對話和她的尖叫、抱頭和抓狂。“她忘不了這條小巷,十六歲進喜紅樓之前她曾在這裡走來走去,企盼一個又英俊又有錢的男人扳鑄的貞操買走。她拒絕了許多男人,最後等來了老浦。”她愛他,並且把她的貞操給了他,她對他一直心存幻想,以為他可以是她的依靠。剃髮時的決絕與不捨,老浦結婚時她對小萼的辱罵和叮囑,她原來是這樣矛盾的深愛著他,老浦死了,小萼改嫁,只有她願意收養他的兒子。小萼說“翠雲坊的女孩有這份痴心不容易”,與其說痴心,不如說她是坦蕩真性情。
小萼
小萼天性軟弱。她說自己“天生是個賤貨”,也許她只是當時自暴自棄自怨自艾地隨口一說,卻不料一語成讖。她搶走老浦、害死老浦、丟下老浦的兒子改嫁,她做了那么多錯事,仿佛天生是個賤貨,而我卻對她沒有恨和厭惡,只有同情。人們都說性格決定命運,小萼只是生性軟弱、喜歡依賴、吃不了苦。“事實上小萼很快就適應了勞動營內的生活,她是個適應性很強的女孩”,連老浦的死也不能給她改變,但凡有一棵稻草她便會迅速地死死地抓住成為自己救命的依靠,從前是秋儀,後來是老浦,後來是別人。
小萼在勞動改造場裡和女幹部對話時說,“我不會控訴,真的不會”。人說情到濃時只恨自己不善言辭無力表白,讀罷全文我竟清晰記起這一句看似不經意的話。這段對話細細想來還真有趣,一式地留著齊耳短髮的女幹部們將小萼的尋死歸結於“被妓院壓迫了好幾年,苦大仇深又無力反抗,害怕重新落到敵人手裡”,她們想請小萼參加婦女集會控訴鴇母和妓院的欺凌和壓迫,向敵人討回血債,“稍微誇張點沒關係”,她們把小萼當成了階級鬥爭的工具來利用和研究。
老浦
老浦膽小軟弱,愛慕虛榮,因為母親的橫加干涉,他錯過了一個真心愛他的好女人。自從浦家的房產存款不再屬於他之後,他便消沉、一蹶不振了。他是被小萼害死的,但這並不是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他臨死前給力小蕚最後一吻,“等悲夫長大了別讓他在女人堆里混,像我這樣的男人沒有好下場”。老浦的一生悲劇色彩很濃重,像是作者刻意為之。他給兒子取名悲夫,意為老大徒傷悲。只是個人的境遇再悲慘也會被歷史洪流淹沒於無形,悲夫的學名叫馮新華,他從來沒有聽說過自己的身世,也從沒人告訴他那些複雜的陳年舊事。老浦就好像文章的結尾說到的那隻紅綠相間的胭脂盒。那應該就是喜紅樓的鴇母離開後老浦在那門口撿來的小蕚用過的那一隻,包藏往事許多回憶卻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的那一隻。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小說自始至終流露著這種憂傷、衰敗的氣息,通過敘寫女主人公秋儀和小萼不同的人生歷程,展示出了苦苦掙扎在生存底線的邊緣化女性始終面臨著一個永遠無法逃避的“課題”——情感抉擇,即在面對世間難覓的愛情、患難與共的友情以及深沉難捨的親情時,她們必須進行權衡與取捨。抉擇不僅關乎她們的命運,而且在一定意義上還考驗著她們的人性與良知。
小說中女性悲劇根源的突出表現即為人身依附意識。小說中的女子大都有著類似的生存意識,她們富有個性,但永遠擺脫不了男人,追逐依附男人好像是每個女人生活的動力,也是她們爭鬥的目標。在《紅粉》中,在妓院被取締後,昔日的妓女小萼、秋儀拒絕改造,她們依然迷戀曾經的妓女生涯,秋儀曾對老蒲說:“什麼都是假的,你對我好是假的,我討你歡心也是假的,他們封閉了翠雲坊也是假的,我就不相信男人會不喜歡逛窯子,把我們攆散了這世界就乾淨了嗎?”歷來妓院是男性中心文化視女性為玩物的一個標誌性的場所,男人在妓院中花錢,女人則靠出賣肉體來維持生活,即便妓院可以被廢除,但那種妓院文化在人們心中的遺留、沉澱卻無法剷除。小萼、秋儀拒絕改造、迷戀煙柳生涯正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女性依附意識的又一重要心理表征則是自輕自賤。幾千年來,女性一直處在“男尊女卑”的男權文化的籠罩下,被這一社會文化所牢牢地禁錮著,她們內心也從未對這種文化質疑過,理所應當的扮演著這種文化所賦予給她們的角色。《紅粉》中的小萼說:“我沒有辦法,誰讓我天生是個賤貨”,從麻袋工場裡回來後與老浦周旋的種種態度,這一類的敘述都將我們引向對她們感傷姿態下的內心的審視,由於女性長期處於被剝奪話語權的狀態,她們下意識的表現出一種自卑自憐心理,默認了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無法改變。
女性之間的對立依附意識的又一變態反映乃是女性間的對立、乃至自相殘害。無論是扮演什麼角色的女性,妻或者妾、妓女還是情人,她們作為女人從來沒有想過如何擺脫男人,從而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贏得自己的自由和尊嚴。她們總是擅長於通過刺傷自己的同胞來達到爭奪男人的目的。她們相互之間爭寵奪愛,斗得你死我活,哪怕是以犧牲自己那得之不易的親情、友情為代價的,她們樂於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的女人的痛苦上面。《紅粉》中的小萼和秋儀,這對紅塵姐妹之間曾經是相依為命,後來錯綜而悲傷的情感里參雜了愛情和友情,她們之間又無不存在著妒忌與醋。最後終於在異己的力量的驅使下,一切的愛情、友情都被踩在了腳底下。小萼對秋儀無情無義的背叛和秋儀對小萼冷酷犀利的逼視,在昔日的姐妹情意中抹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紅粉》中的秋儀,在她看來,只有有錢的男人才最可靠,男人和金錢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因此,投靠一個有錢的男人則是她的生活目標。而且她們所處的時代已經為女性解放打開了大門,但是秋儀留戀著往日的生活,拒絕勞動改造,小萼則認為一個月的勞動報酬太少,還沒有當妓女掙錢來得多。因此不屑於那點微薄的收入。小說中的女性,大都是因為失去了經濟來源,才對男人造成了強烈的依附。她們將男人當做救命草,將自己的全部人生都託付在男人身上。這各種各樣的女性們都不能認識到生活只有靠自食其力才能永久。有的認識到這一點了,但她不願意革新改變。這一女性自身人性深處的弱點就是蘇童紅粉小說帶給讀者的思考,也是女性悲劇命運的深層內涵之所在。
文化視野的局限此外另一重要因素則是女性知識的匱乏和文化視野的局限。蘇童小說中的女性除了頌蓮受過不完整的大學教育外,其餘基本都沒有讀過什麼書,受過什麼教育。同時她們又生活在一個狹窄的生活圈中。不接觸外在世界,也不接受新活的思想,這必然導致她們的視野局限、目光短淺。《紅粉》中的小萼和秋儀這兩個風塵女子在妓院被取締後,在熱浪滾滾的社會大變革中,依然麻木、無知,絲毫沒有意識到新生活曙光的到來,她們依然回味過去,留戀曾經依附男人的生活。一旦沒有了依附,她們的生活則失去了方向。蘇童的小說所反映出來的女性文化無疑是灰色的,這種女性文化是沒有獨立品格的,是依附於整個男性文化中心的。我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痛苦和恐懼。讀者似乎聽到一個個痛苦的靈魂在哀鳴。這一幕幕的悲劇引領穿透女性生存狀態的表象而探究其深層的文化意義,同時呼喚處於男權文化中心的女性的自省和自強自立。
在物質和欲望面前,有極少數女性自我放逐,沉淪其間。一方面她們淪為了物質和欲望的奴隸,另一方面又由於她們天生的好逸惡勞的惰性而無力支撐她們這種對物質和欲望的追逐。於是她們因心理天平失衡而最終選擇了自甘墮落。既安於享樂又怕苦怕累的她們就把一切交給了感官、交給了物質,交給了男人,讓生命膺服於欲望。
意識領域的東西具有極其頑強的惰性,並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要解決妓女問題,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解決人們的思想問題。意識形態的作用不可忽視,社會主義社會男女不平等,更多的反映在社會觀念上,婦女解放必須伴隨整個社會思想觀念的解放。在中國,婦女雖翻身獲得解放已經幾十年了,並且還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卻並沒有伴生一場全面深刻的思想洗禮。婦女解放還沒有從根本上觸及女性靈魂的深處,也未能從根本上改寫中國社會幾千年積澱下來的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男主女從等集體無意識。
藝術手法
《紅粉》採取了80年代中後期的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反寫”歷史的策略,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下的“十七年”文學敘事予以了深度的解構。同時,也讓那些被一直受到塵封的邊緣女性的故事得以浮出地表。
敘述方式與敘事策略
在敘述方式上,蘇童採取了消隱作者主觀情緒的冷靜客觀敘述,不動聲色,平實疏淡的客觀情態描寫,即所謂的“敘述的客觀”和“情感的零度寫作”。這種客觀並非放棄作者對敘述的控制權而任由事件引導敘述的行進,反而是最大程度地突出了敘述者的存在,在《紅粉》中作者與敘述者是合而為一的。所有的事件都經由敘述者表述,所有的人物對話也經由敘述者轉述。作者反而強調了敘述者在敘述中的作用。這種敘述方式被柏拉圖稱為“純粹的敘述”,而“間接法與濃縮法是‘純粹敘述’的兩個不同特徵”。在對事件的敘述上,刪掉無功能的細節、冗贅卻生動的描寫性語句,最大程度地濃縮敘述的語句,只“提供情報”和功能性的情節,排斥摹仿。體現在對人物對話的敘述上,則是“直接對話的場景於是變成了以敘述者為中介的敘事文,人物之間的’台詞‘被溶化和濃縮成了間接引語”,間接引語的特徵是對話的內容被保留下來,但在語法形式上卻變成了小說敘述者的講述。此外,變化還常常表現為語法以外的現象:精簡原話,捨棄帶感情色彩的評論。”間接引語也是與摹仿相對立的,因為摹仿性最強的形式就是直接引語,“即敘述者假裝讓人物說話”的帶引號的對話形式。通過對事件的敘述和對人物對話的敘述,蘇童排斥了摹仿而建立了“純粹敘述”的敘事策略。這種敘事策略與冷靜客觀的敘述態度一樣,體現了敘事的距離。“敘事文可以通過直接的或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向讀者提供或多或少的細節,從而與講述的事保持或遠或近的距離。”
《紅粉》的敘事採用了線性的因果順序,按照開端、中間和結局的發生順序講述了一個故事。“五月的一個早晨”,一群即將接受“改造”的妓女被押解上車,準備“體檢”後送往“勞動營”,“最後出來的是喜紅樓的秋儀和小萼”,故事從這裡開始。秋儀途中跳車逃走,與小萼各在一方艱難地延續著自己的生存命運,這是敘事的中間階段。故事的結局是“小萼跟著又一個男人去了北方”,秋儀帶著小萼的兒子維持著淡淡的生活。非常明顯,時間的線性發展是故事敘述的主線,用時間順序實施由頭到尾的縱向敘述,以此來推進敘事進程,採取的正如趙樹理所說“從頭說起,接上說”的傳統敘述範式。
敘事視角中的人物關注。《紅粉》採用了純客觀的敘事視角,即“外焦點敘事”,敘述秋儀、小萼等人物的所見所聞,沒有心理描寫,不夾雜敘述者的主觀評價。從閱讀的感受來看,《紅粉》的“外焦點敘事”並沒有對其敘事的故事性形成破壞。更耐人尋味的是,為了在敘事中關注“人物”,突顯人物的性格,稍稍修復人物描寫在純客觀敘事視角中形成的“冷漠”感,《紅粉》也局部地採用了“限制敘事”,即“內焦點敘事”,在敘事角度中形成了更多的人物敘述。秋儀剛到老浦家,浦太太對老浦說:“我一眼就看得出她是什麼貨色,你把這種女人帶回家,就不怕別人笑。”《紅粉》敘事模式故事話語摘要:蘇童的小說《紅粉》在敘事時間、敘事角度和敘事結構上突出了“故事”建構,敘述者以傳統的敘述方式向讀者告知一個“故事”;在敘事的“話語”講述層面上,敘事模式也呈現了其獨特的“故事”組織形態,使文本的意義偏離“故事”建構的向度。“故事”和“話語”的衝突形成了小說敘事的內在張力,敘事模式實施了對自我建構的突圍並選擇了“創造性”的價值多維指向。“秋儀知道這是有意說給她聽的。她不在乎,她從小就是這樣,不在乎別人怎么說她,說了也白說。”這顯然屬於限制的敘事視角,敘述者與人物的知情範圍一樣。在整體的純客觀敘事視角中“內焦點敘事”的偶然出現,無疑幫助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性的增強。
敘事的故事建構
敘事結構的情節因素。小說的敘事結構一般分為性格結構、情節結構和背景結構,中國的傳統小說基本上是以情節安排作為敘事結構。《紅粉》在敘事結構中顯然突出了情節因素。秋儀、小萼的人生命運組成了非常完整的故事情節,大有古典小說中風塵女子的傳奇印痕,秋儀火燒喜紅樓,小萼引發的訓練營騷亂,小萼婚宴上秋儀的出現等情節都引人入勝,淒清哀婉,在曲折中把故事引向高潮。
從上述三個層次的分析來看,《紅粉》選擇了一個“講故事”的敘事模式,把故事建構作為文本重要的敘事目的,那就是敘述者要向讀者告知一篇好故事,而這一點與當時的“先鋒”小說不同。一般的先鋒小說往往以消解的方式來打破“講故事”敘事預設中的對應關係,使“講故事”的敘事追求走向破碎;而《紅粉》敘事模式則展開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文本,並以自己的敘事方式走進了一般讀者和批評者的視線。
敘事的話語講述
《紅粉》寫紅塵女子、紅顏薄命,故事建構得曲折流暢,富有韻味,似乎淡出了“先鋒”創新的追求指向。《紅粉》在敘事中告知了讀者一個“故事”,那么這個“故事”如何被告知的,則是敘事學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層面,即敘事學理論中“話語”講述層面。敘事的“話語”講述指向故事被敘述的方式,關注故事講述的組織形態。在這種敘事暗示的作用下,讀者對故事中的兩個主要人物———秋儀和小萼的理解也會發生多重的變化,很容易想到後結構主義文本中“人物”與“符號”的關聯。“文本暗示,讀者對人物的了解是由書寫決定的,由書寫字型的特點決定的。
(作品中的)人物即表示文字或符號,一種書寫的標誌,也表示人物的根本的屬性。在純客觀敘事和限制敘事交錯講述的“故事”中,秋儀和小萼儘管仍在故事中呈現“鮮明”的性格,但已遠遠不是栩栩如生的逼真形象,而是指向了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特殊群體的標識符號。兩個人物的命運安排也很有意味,頗有後現代文本中一個人物自我分裂後的兩個符號象徵,相互指涉,互相糾結。在此意義上,故事建構所形成的穩定意義走向裂變,走向“不確定”,讀者也在這種敘事的陌生效果中思考和感知文本創新的可能。《紅粉》的敘事沒有停留在這個層面,使讀者的注意力從事件本身游移開來,對故事中的“客觀”信息、判斷、認知產生了一種“不可靠”的質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故事中的某種歷史和價值,從而使小說文本具有了對抗和衝突的張力。在敘述秋儀和小萼個體命運的過程中,“故事”敘事層面上的歷史真實、世俗價值等穩定的意義受到讀者的審視,此時敘述者的聲音顯然不僅僅是敘述故事情節的聲調,使得文本的敘事具有了一種反諷的力量。
敘事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後現代文學思潮中的敘事方式。美國文藝美學家伊哈布·哈桑透視了後現代主義的審美特徵,把後現代主義的本質特徵歸納為“不確定性的內在性”。儘管《紅粉》不能說成是嚴格意義上的後現代小說,但在敘事中充滿了後現代意義上的“不確定性”。讀者來關注小說的題目和兩個人物———秋儀和小萼。“紅粉”一詞顯然有著多義性和模糊性,具有多種闡釋的可能,作為小說的題目命名顯然意欲凸顯這種“不確定性”。再從人物來說,如果在敘事中把秋儀和小萼整合成一個敘事符號,把兩個人的生活都放在這個符號下演示,讓一個人同時擁有兩種生存可能,從而來揭示現代生存境況中的矛盾和分裂,那么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先鋒派寫法。蘇童沒有這樣做,然而重要的是,在閱讀中讀者卻被導向這種“先鋒”敘事的構想,感知了兩種敘事張力下所切分的生存狀態,使整個小說的敘事視角和敘事結構向先鋒小說的敘事方向游移。
敘事的顛覆性
先鋒派寫作的文化邏輯是從反思和背叛開始的,以審視的思維實施對傳統中心體制的顛覆,是一個充滿反抗性的文學思潮。處在這個文化思潮中的中國先鋒小說也彰顯了顛覆的姿態,對傳統的“合法化”做了瓦解的努力。《紅粉》敘事的顛覆性集中表現在對歷史和歷史意義的顛覆。小說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下展開敘述,從一個敘事視角打開了考察歷史的角度,敘寫了那個時代的特殊群體。秋儀、小萼的生命狀態在敘事結構中不斷被延伸,然而這種敘述又不斷與時下的歷史進行對話,造成讀者感到小說的敘事線索不斷地停頓,從而對傳統意義上那個時代的經驗產生質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紅粉》的先鋒敘事試圖撕開歷史的面紗,以消解價值的思維去觸摸歷史真實的核心。
敘事語言的先鋒性探索
與其他優秀先鋒小說一樣,《紅粉》對其敘事語言也進行了先鋒性的探索和運用。在敘事的順延過程中,《紅粉》的敘事語言不時形成頓挫,使讀者在這種停頓中產生了密集的閱讀想像,如人的真實和虛假、人與環境對峙的無奈和擠壓等,從而產生了一種消解意義的衝動。這樣一來,便形成了潛在文本的言說,潛在文本造成了小說文本的分裂,兩種文本的互文效果也就形成了小說獨特的藝術創新。《紅粉》的這種語言在敘述中實現了能指和所指的分離,使讀者對故事之外的時空進行思考,對潛在文本做深刻的理解。
作品評價
蘇童的小說《紅粉》因獨特的審美而顯示出很高的藝術水準,同時,又特別關注人物的道德,取得了很好的社會價值。探究其審美價值和道德價值,顯示了作品非凡的意義。而一直以來,大家更關注其作品的敘述視角、色彩、女性的悲劇性、作品蘊涵的文化等,而忽視了對作品審美特性和道德特點的研究,而這些被忽略的特性,卻是《紅粉》給我們帶來的震撼。——西南科技大學現當代文學家劉毓恆
在“紅粉系列”小說,蘇童以一個男性作家的視角,準確成功的把握了女性的思維和細膩情感,在對人性的剖析中深切反思歷史和人性。“紅粉系列”小說蘇童以荒涼的象徵意象和荒涼的人物情感,構建了一個荒涼的小說主題世界:荒涼的人性和女性艱難的生存境遇。——南京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家黃訓華
作者簡介
蘇童,原名童忠貴,1963年生,江南蘇州人氏。中國當代著名作家。1980年考入北京師範
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駐會專業作家、江蘇省作協副主席。代表作包括《園藝》、《紅粉》、《妻妾成群》、《河岸》和《碧奴》等。中篇小說《妻妾成群》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並且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獲提名第6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蜚聲海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