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家宏 在中國學術史的進程中，清朝中期是一個不同凡響的時代，學術文化的“會歸”和“穴結”伴隨“盛世”悄然而現，而最能展現其“會歸”和“穴結”特色的當是《四庫全書》的纂修。在這場氣象宏大的學術文化總結中，身為總纂官的紀昀是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學術巨人。
紀昀（1724—1805年），直隸獻縣（今河北獻縣）人。在深厚家學淵源的薰陶下，紀昀從四歲起開始讀書問學，以過目不忘、才思敏捷被稱為“神童”。24歲那年，他在順天鄉試中一舉奪魁。6年之後，在“最號得人”的京城會試中，高中甲戌科進士，從此步入鴻才碩學薈萃的翰林院。起初，他的仕宦生涯可謂春風得意，由鄉試主考官、同考官到侍讀、侍讀學士，為當朝文學重臣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向姻親走漏朝廷訊息，紀昀被流放烏魯木齊“效力贖罪”。4年之後，他獲赦回京，重入翰林院。恰在此時，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即《四庫全書》的纂修正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緊鑼密鼓地展開，歷史的機緣把紀昀推向實現其人生價值的頂峰。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囊括了清朝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文史百科典籍。纂修如此巨製鴻篇，組織和人選是關鍵。為了如期如願完成大業，清廷特設四庫館，任命總裁主管館事，總裁之下又設總纂官，總攬編纂事宜；又設總閱官、總校官總管各書的審定工作。總纂官下設纂修官，分管具體書籍的編纂、審定以及輯佚、編寫提要、查勘違礙書籍等。此外，還設有督催官，分管督促編書、抄書工作。參與四庫館修書者人數眾多，且多為乾隆時期第一流的學者。然而沒有一個能博古通今、眾望所歸的大學者總攬全局，也難成大業。因此，四庫館開設之始，大學士劉統勛就大力舉薦紀昀擔此重任。紀昀以總纂官的角色，總攬纂修全局事宜，於“繁簡不一，條理紛繁”之中，“撮舉大綱”，“斟酌綜核”，為《四庫全書》纂修工程中出力最巨者。陸錫熊和孫士毅也曾任總纂官，但孫士毅任職短暫，陸錫熊入館較晚而又早逝，“始終其事而總其成者”唯有紀昀。
在總纂《四庫全書》期間，紀昀夙興夜寐，殫十年之力於修書偉業，常常是“鯨鍾方警，啟蓬館以晨登；鶴籥嚴關，焚蘭膏以夜繼”。按照《四庫全書》的纂修步驟，各纂修官先對分管書籍予以初步清理、甄別和考校，在此基礎上為每種書籍撰寫提要初稿（分纂稿），敘述書籍作者的生平事跡、內容要旨以及在學術上的是非得失，並註明該書應刻、應抄或應存等處理意見，集中送到總纂官紀昀和陸錫熊審閱。紀昀和陸錫熊根據纂修官提出的“應刊刻”、“應抄錄”、“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見，檢稽原書，決定各書的取捨錄存與否。經過乾隆帝過目欽定之後，應收錄的書籍送至武英殿繕書處逐一進行抄錄。然後對纂修官撰寫的各書提要分纂稿進行認真細緻的考訂，從作者的年代、爵里、生平事跡到著作的內容要旨、長短得失，乃至別本異文、典籍源流，都在分纂稿的基礎上，或增或刪，或分或合，反覆予以修訂。就連各分纂稿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潤飾。經過紀昀“筆削考校，一手刪定”，原來行文風格不盡相同、評說有失偏頗的分纂稿“無不燦然可觀”。最後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例，通盤籌劃，排比編次，纂成獨具特色的《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
《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毫無疑問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紀昀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絲毫不可忽視。以《總目》而言，全書行文風格一致，思想主旨貫通，都昭示了紀昀“筆削一貫”的重要作用。四庫館總閱官朱珪在紀昀墓志銘中寫道：“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張維屏《聽松廬文鈔》云：“或言紀文達公（昀）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一手裁定”、“一手刪定”、“一手編注”《總目》或者說紀昀“一生精力，萃於《提要》一書”，都說明紀昀對《總目》所傾注的心血得到時人和後人的公認。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紀昀的學術文化思想就不是什麼無本之木了。正如黃雲眉所言：“就形式觀之，《提要》似為多人心血之結晶品，其實此書經紀氏之增竄刪改、整齊畫一而後，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見，所可見者，紀氏一人之主張而已。”
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和一手刪定的《總目》問世以來，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讚譽。阮元說：“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紀昀）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求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學術價值還使得這部大著的文化影響歷久不絕。晚清張之洞對讀書士人談到：“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對該書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錫說：“《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他還談到清朝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將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對《總目》的缺點多有指摘，但也承認自己“略知學術門徑，實受《總目》之賜”。
紀昀在四庫館修書十年，“自始至終，無一息之間”，其辛勞不言而喻，卻也是人生收穫頗豐的十年。他既為恰逢“王事適我”的歷史機遇而欣慰，又為“期於世事有補”願望的實現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題校勘四庫書硯》詩中所云：“檢校牙籤十餘萬，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曾讀人間未見書”只是一個表象，紀昀和他的同仁們為中國學術文化樹立的一座豐碑才是看不見的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