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下旬，敵人部署完畢。第19路軍由蔡廷鍇代總指揮，轄第60師（蔡廷鍇兼）、戴戟第61師及第12師馬昆第34旅，由興國向龍岡頭、寧都進攻；第5路軍由王金鈺任總指揮，轄上官雲相第47師、公秉藩第28師、郭華宗第43師、郝夢齡第54師、羅霖第77師，由吉安、泰和、吉水、永豐向東固、藤田方面進攻；第26路軍由孫連仲任總指揮，轄第25師（孫連仲兼）、高樹勛第27師、關樹人騎1師，由樂安、宜黃向東韶、小布進攻；第6路軍由朱紹良任總指揮，轄胡祖玉第5師、毛炳文第8師、許克祥第24師、路孝忱新編第13師，由南豐、八都向廣昌、黃陂進攻。此外，韓德勤第52師擔任維護贛江交通和當地“清剿”，三個航空隊執行偵察和轟炸任務，劉和鼎第56師（歸第6路軍指揮）出安遠（屬寧化縣）、周志群新編第14旅出寧化、盧興邦獨立第32旅出連城和長汀、張貞第49師出上杭和武平、香翰屏第62師出蕉嶺，防堵紅軍向東南轉移。
這時，紅1方面軍仍是第1、第3兩個軍團，人數略有減少，約三萬餘人，經過第一次反“圍剿”的鍛鍊和勝利後的養精蓄銳，鬥志旺盛。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已為廣大軍民所認識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從各方面進行了反“圍剿”的準備。按照紅1方面軍總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隊由根據地北部邊緣的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轉移到廣昌、石城、寧都、瑞金等地，進行整頓、訓練、籌款和做民眾工作。在紅軍和人民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召開了地方武裝和赤衛軍、少先隊的工作會議，對這些武裝的任務、編制、訓練、戰術等問題，都作了明確的規定，要求各游擊區以地方武裝為骨幹，領導赤衛軍、少先隊，運用游擊戰術，積極執行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盲敵等十項任務，配合主力紅軍殲滅敵人。這些就為取得反“圍剿”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此期間，六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派項英到中央根據地，於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蘇區中央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項英任中央局書記和軍委主席，朱德任軍委副主席和紅1方面軍總司令，毛澤東任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和紅1方面軍政治委員。四月，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黨中央派出代表團，到達中央蘇區並參加中央局的領導工作。這種情況，就在中央蘇區領導層產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受到干擾。對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問題，黨中央曾指示：“當著敵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優勢兵力，去擊潰敵人的主力”。“紅軍總司令部在組織決戰中，採取誘敵深入蘇區的策略，在當時的階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確的。
如果力量對比上利於我們時，我們應該擴展向白區的堅決進攻，打碎敵人的生力軍”。同時還提出：“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敵的方針，對反攻先打哪路敵人問題，有的主張先打強敵蔡廷鍇部，也有的主張打朱紹良部。經過反覆討論，才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仍然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鑒於第19路軍、第26路軍和第6路軍，均為最強或較強之敵，而第5路軍的第43、第47、第54師從北方新到，第28、第77師在第一次“圍剿”中被紅軍打過，對紅軍有畏懼心理，戰鬥力較弱，先打該敵容易取勝。同時，我軍如由東向西打，則受贛江限制，而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可在閩贛交界的建寧、黎川、泰寧地區擴大根據地，徵集資財，便於打破敵人的下一次“圍剿”。因此，決定採取由西向東橫掃，先打弱敵，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
四月一日，敵人分四路開始向中央根據地大舉進攻，至四月二十三日，先後進至江背洞、龍岡頭、富田、水南、嚴坊、招攜、廣昌等地。與此同時，紅軍主力秘密轉移到退卻終點龍岡、上固、東固地區，在東固地區，為待機殲敵，迫敵而居達二十五天。五月十三日，敵王金鈺所部第28師和第47師一個旅。開始向富田向東固前進。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軍在中洞、九寸嶺地區，包圍殲滅敵第28師和第47師一個旅的大部。
接著，向東橫掃，於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殲敵第43師大部和第47師一個旅的殘部，余敵逃向永豐。五月二十二日，在中村殲滅前來西援的敵第27師近一個旅。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廣昌，殲敵第5師一部，師長鬍祖玉受重傷斃命。五月三十一日，突襲建寧，殲敵第56師三個多團。從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紅1方面橫掃七百餘里，連打五個勝仗，殲敵三萬餘人，繳槍二萬餘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紅軍粉碎敵人“圍剿”後，乘勝轉入進攻，分兵發動民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籌款，解放了贛東，閩西的黎川、南豐、建寧、泰寧、寧化、長汀等廣大地區，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中央根據地。
第二次反“圍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