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該書首先描述和分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古典社會民主主義失敗的原因，特別是福利制度中的不足、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以及它給社會帶來的問題，使得新自由主義也不能都解決。兩種主義都有一定的正確但是又都有自己的不足，導致兩種派別無休止的爭論。吉登斯認為“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上，變化永遠存在。”無論採用哪種制度去解決問題，都又會因為採取行動而改變社會，從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所以他把解決問題的著眼點放在了問題的本身而不是制度。作者論述了在新自由主義給社會帶來了現代化，但是同時也給社會帶了現代化的困境。例如：全球化、生態問題以及個人、政治中的價值觀念變化等等。面對嶄新的局面和問題，作者提出了“第三條道路” 的思想，希望超越“左與右”的制度，而去尋找能夠解決新問題的新制度。他在對自己的福利思想的描述中，提到了“國家和公民社會應當開展合作”，第三部門的介入、社區的自助發展以及“民主家庭”的概念。他認為一個平等的社會應該具備“平等、有限的精英統治、公共空間的復興、超越勞動的社會、積極的福利政策、社會投資型國家。”
作品目錄
| 第一章 社會主義之後 | 第三章 國家與公民社會 | 第五章 邁向全球化的時代 |
| 第二章 五種兩難困境 | 第四章 社會投資型國家 | 結語 |
創作背景
“第三條道路”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變革過程中的新的社會思潮。它作為一種更新和重建的民主思潮和發展模式，是二戰後歐美已開發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變化的產物，是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一次新的重大調整和變革嘗試，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第三條道路”是在對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傳統左右派理論綜合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進行的一次調整。安東尼·吉登斯是研究“第三條道路”的代表學者之一。他在《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就表達了關於“第三條道路”的思想觀點。
作品思想
吉登斯指出，當今的政治思想似乎喪失了給人以啟迪的能力，政治領導人也似乎喪失了領導能力。人們公開辯論的主要話題是對道德價值觀的淪喪、貧富差距的拉大和福利國家窘境的擔憂。政治思維要重新獲得其啟發人的性質，就不能消極地應付問題，也不可局限於日常瑣事和宗教活動範圍內。沒有理想，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全部內容。但是，理想如果與實際的可能性無關，便是空洞無物的。人們必須弄清楚自己想要締造什麼樣的社會，以及邁向這種社會的具體途徑。他在該書中試圖闡明，這些目標怎樣才能實現，以及政治理想主義如何才能復興。
吉登斯指出，在馬克思看來，隨著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國家將會消亡；在這種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將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在實踐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極端重視國家在形成團結和平等兩方面的作用。團隊精神成了區別社會民主主義和保守主義的顯著特徵之一。保守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對“個人”的重視要強烈得多。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發生了逆轉。社會民主主義者們不得不對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作出反應。但更重要的是促使柴契爾主義獲得意識形態上的借鑑性的種種變革。
吉登斯認為，新個人主義同傳統和習俗退出我們的生活有關。這種退出是通過全球化和福利國家實現的。福利機構幫助個人從過去的一些固定模式中解放出來。因此，合理的看法是把人們的時代視為一個道德轉軌的時代，而不要將其視為道德淪喪的時代。
社會的團結不能靠國家自上而下的行動或求助於傳統來保障。人們的謀生方式必須比前幾代人積極，要更加積極地為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承擔責任。
吉登斯認為，左派和右派這種原先的劃分不能勝任解決現代問題的任務。這些問題包括經濟的全球化、生態問題，家庭和工作性質的改變以及個人與文化特徵等問題。諸如：人們對全球變暖應當如何作出反應？人們是否應該接受核能源？工作應當在多大程度上依舊是一種核心的生活價值？人們是否應當贊成退化？歐洲聯盟的前途應當如何？這些問題都不是一個明確的左派和右派之間爭論的問題，這表明中間立場，亦即“第三條道路”，持有解決問題的鑰匙。
他指出，最近“積極的中央”或“斷然的中間立場”這一思想在社會民主主義者中進行了相當廣泛的討論，應當認真地加以對待。從左右兩派的觀點看問題，中間只能意味著折中。但是，如果左右兩派所涵蓋的範圍不如從前大，則這就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在他看來，第三條道路是一種超越於老右派的新自由主義和老左派的社會民主主義之上的政治理論，而不是夾在兩派之間的中間道路。“中間偏左”不一定就是“溫和左派”。
他認為，上述問題幾乎全都需要採取斷然的解決辦法，或者令人考慮到斷然的政策。所有這些問題都有造成分裂的可能性。
但是，解決他們所必需的條件和聯盟並不一定以經濟利益的分野為依據。例如，解決生態問題往往要求採取斷然的觀點。但是這種斷然性從原則上講，能夠形成廣泛的共識。這一道理同樣適用於從全球化對策到家庭政策的各種情況。因此，“中問偏左”並不是一個有害的標籤。社會民主主義要想復興，就必須是中間偏左的，因為社會公正和解放性政策仍舊處於它的核心。但是，這個“中心”不應被看作空洞無物。相反，人們談論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利用生活方式多樣性之線所能夠編織的聯盟。
接著，吉登斯詳盡闡述了第三條道路的政治目標。他指出，第三條道路的政治總目標應當是幫助公民安然度過我們時代的主要革命：全球化、個人生活的種種巨變以及我們同自然的關係。第三條道路應當保持的關注焦點是社會公正，同時應當承認，左右兩派之間的分野所未能涵蓋的問題的範圍比從前大。在社會民主主義者看來，自由應當意味著行動的自主權，而這又要求社會的廣泛參與。
吉登斯指出，第三條道路政治理論在拋棄團隊精神之後，尋求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一種新關係，並試圖重新界定權利與義務。這一理論的主要座右銘是：“不承擔責任就沒有權利。”政府承擔著對其公民和其他人的種種責任，包括對弱者的保護。
他不滿意舊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於把權利當作必須無條件地接受的要求，認為伴隨著個人主義擴張的應該是個人義務的延伸。例如，失業救濟所應當附帶的是積極尋找工作的義務。要確保福利制度不妨礙積極的尋找，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不承擔責任就不享有權利”作為一項倫理原則，不僅適用於福利的獲得者，而且適用於每一個人。否則，這一格言就可能被認為只適用於窮人或者需要幫助的人。
談到了排斥問題，吉登斯認為，排斥所涉及的並不是不平等的程度，而是使人脫離社會主流的機制。限制特權階層自願的脫離，這對創造一個包括更多人的下層社會起著核心作用。許多人都認為，最高層特權的積累是無法遏止的。收入差距看來正在普遍拉大。例如在美國，1980年至1990年期問，收入增加部分的60%被占人口1%的最富有階層獲得。而占人口25%的最貧窮階層的實際收入30年來一直未變。英國也顯示了類似的趨勢，儘管沒有像美國這樣呈極端之勢。工人中最高與最低工資之間的差距是50年來最大的。雖然按照實際數字來說，大多數職工的境況比20年前要好，但占人口10%的最貧窮者的實際收入卻減少了。
他主張增強社會的吸納性，認為吸收的範圍必須遠遠超出工作，這不僅因為任何時候都有許多人未能躋身於勞動大軍之中，而且因為社會如果過分地被勤勞倫理所主宰，那它就是一個完全沒有吸引力的生活場所。一個吸納性強的社會必須滿足無勞動能力者的基本需要，必須認識到生活目標的廣泛多樣性。
進而，吉登斯闡述了如何建立積極的福利。他指出，福利國家的改革不應使之淪為一個安全網。一項福利制度只有使大多數人受益，才能創造公民的共同道德。“福利”若只具有消極涵義，而且主要以窮人為對象，就像在美國常常出現的那種情況，其結果就會具有很嚴重的分裂性。
他認為，福利國家沒有做好準備應付新式風險，比如技術變革、社會排斥和單親家庭的激增。這種不對稱分為兩種：所包括的風險與需要不相適應；保護的集團不對頭。
他強調，在福利改革中應該認識到，有效的風險管理並不僅僅意味著把風險降低到最低限度，或者對風險進行防範，而且意味著駕御風險積極或活躍的方面和為冒險提供財力。積極的冒險被認為是創業活動的內在特色。這個道理也適用於勞動大軍。決定就業並放棄失業救濟，或者接受某個特定產業中的一份工作，這些都是充滿風險的活動。但是，這種冒險對個人和社會往往都是有益的。
他得出結論說，合理的做法是儘可能在人力資本方面投資，而不是直接提供經濟支持。人們應當用社會投資國家來取代福利國家，以積極的福利社會為參考。
作品影響
該書一面世，立即引起反響，英國《觀察家報》等報刊紛紛對此進行了摘登和評論。 該書也受到了學術界廣泛的關注，“第三條道路”思想給處於發展困境中的國家一種新的發展方向，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作者簡介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年出生於英國，是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家。曾任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社會學教、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院長。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他撰寫或主編了《社會的構成》《現代性的後果》《民族-國家與暴力》等三十多部著作，這些著作對當代社會學以及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等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並引發了許多具有建設意義的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