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這是一部有關“童年”的歷史，闡述了“童年”的產生、發展以及日益走向消逝的過程。這一過程是伴隨著人類傳播方式的變遷而完成的，信息與媒介與“童年”的起止相伴始終，文字、印刷、電視等都在“童年”的變遷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編輯推薦
本書的主要貢獻不在於斷言童年正在消逝，而在於提供了一個解釋這種現象何以發生的理論。因此，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表述“童年”這個概念的起源；具體地說，就是童年起初不需要存在，而後卻發展成不可避免的存在，它們各自的傳播條件是什麼。第二部分將我們置身於現代時空，企圖揭示從谷登堡（Gutenberg）的印刷世界轉換到塞繆爾·莫爾斯（Samuel Morse）的電報密碼世界，這個過程使童年作為一個社會結構已經難以為繼，並且實際上已經沒有意義。
那么，我們能為童年的消逝做些什麼？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本書將不對此進行探討。理由是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我這么說，心裡既輕鬆又沮喪。輕鬆是因為我不必背負教別人如何生活的包袱。在我以前寫的書里，我都冒昧地指出較有效地解決各種問題的方法。我相信這是職業教育家應該做的事。事實上，承認人類解決問題的能力跟他們發現和理解問題的能力不相上下，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內容簡介
喬治奧威爾曾在《一九八四》中預言人們將會遭受外來壓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則在《美麗新世界》中表達了另外一種憂慮，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作為新聞與傳播學被廣泛參閱和引用的經典，《娛樂至死》與《童年的消逝》想告訴大家的是，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毀掉我們的，不是我們所憎恨的東西，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作者簡介
尼爾·波茲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生前一直在紐約大學任教，他在紐約大學首創了媒體生態學專業，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傳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茲曼去世後，美國各大媒體發表多篇評論，高度評價了波茲曼對後現代工業社會的深刻預見和尖銳的批評。 波茲曼出版過的20餘部著作，他的主要著擬所括《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技術壟斷》、《教學：一種顛復性的活動》、《誠心誠意的反對》、《瘋狂的談話，一種保存的活動》、《如何看電視》等，其中 《娛樂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已譯成多種文字在許多國家出版。 譯者簡介： 吳燕莛，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碩士。如今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任教。
目錄
維塔奇書局版序言
引言
第一篇 童年的發明
第一章 一個沒有兒童的時代
第二章 印刷術和新成人
第三章 童年的搖籃期
第四章 童年的旅程
第二篇 童年的消逝
第五章 結束的開端
第六章 一覽無餘的媒介
第七章 成人化的兒童
第八章 正在消失的兒童
第九章 六個問題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書摘
在印刷激發起作家日益強烈且無須掩飾的自我意識的同時，它也在讀者中創造出類似的態度。因為在印刷術發明之前，一切人際交流都發生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甚至連閱讀所採用的也是口語模式，一個讀者大聲朗讀，其他人隨後跟上。但自從有了印刷的書籍之後，另一種傳統便開始了：孤立的讀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無須再發聲音，讀者及其反應跟社會環境脫離開來，讀者退回到自己的心靈世界。從“世紀至今，大多數讀者對別人只有一個要求：希望他們不在旁邊；若不行，則請他們保持安靜。整個閱讀的過程，作者和讀者仿佛達成共謀，對抗社會參與和社會意識。簡而言之，閱讀成為反社會的行為。
因此，在這個過程的兩端，即生產和消費，印刷創造出一種心理環境。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對個性的要求變得不可抗拒。這倒不是說印刷術創造了個人主義，而是個人主義成為一種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條件。列奧·洛溫塔爾(Leo Lowenthal)說道：“自從文藝復興以來，關於人類本性的普遍哲學是建立在這樣的構想之上的：每個個人都是離經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個人的存在就在於堅持個性，反對社會的限制和規範要求。”
如果說英尼斯已經洞察到一種新的傳播技術改變了我們的興趣結構，那么我們可以說，印刷給予我們自我，使我們以獨特的個體來思索和談話。而這種強化了的自我意識便是最終導致童年開花結果的種子。當然，童年並不是一夜之間產生的。它經歷了將近200年的時間，才成為西方文明中看上去不可逆轉的特徵。假如沒有每個個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類的心靈和生命從根本上超越公眾這一觀念，這一切是不可能發生的。由於個性觀念的發展，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它也會套用在兒童身上，因此，比方說，到了18世紀，人們普遍接受兒童夭折的必然性(阿里耶斯將之稱為“必要的損耗”)的情況已經大部分消失。實際上，大約在16世紀末，兒童的死亡開始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父母的墳墓上。也許這是個可怕的事實，但正好說明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
然而，單有個人主義並不能產生童年。童年要求社會必須有一個將人劃分為不同階層的基礎。因此，還需要另一個動因的出現。這個動因也的確出現了。由於沒有更好的措辭，我暫且稱它為“知識差距”(knowledge gap)。印刷機發明後的50年裡，歐洲文明的傳播環境明顯地在逐漸瓦解，並連同其他行業一起在進行調整。在有讀書能力的人和沒有讀書能力的人之間產生了明確的界線。後者局限於中世紀的感知力和興趣水平，而前者則被推進一個充滿新事實和新感受的世界。印刷術發明以後，可供談論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這些內容都在書里，或至少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現。路易斯，芒福德是這樣描述這種狀態的：“印刷的書，比其他任何設備都更能把人從此時此地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印刷品使事件變得比它本身更有影響……印刷形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餘的世界往往變得更虛無縹緲。學習變成了從書本中學習……”
書中究竟包含了什麼樣的信息呢?人們可以學到些什麼呢?首先，有“入門工具書”(“how to do it”)：有關冶金學、植物學、語言學、禮儀規範，終於還有了兒科醫學方面的書。托馬斯·費爾(Thomas Phaire)在1544年出版的《兒童之書》(The Book of Children)一般被認為是英國人寫的第一部有關兒科學的書，[義大利人保羅·巴傑拉爾多(Paolo Bagellardo)出版的一本比他更早，在1498年。]費爾在書中建議使用出牙嚼環，並面面俱到地提出了一系列兒童可能患的“嚴重和危險的疾病”，包括“apostume of the brayne”，(很可能是腦膜炎)、噩夢、瘙癢、眼充血、腹絞痛和肚子脹氣。兒科學和禮儀書籍的出版強烈顯示，在印刷機發明後不到100年的時間裡，童年這個概念已經開始形成。但核心問題在於，印刷導致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爆炸”。要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成人，人們需要超越習俗和原有的記憶，去探索過去不知道也不曾考慮過的世界。因為除了一般信息，如在“入門”類書和其他五花八門的指導和手冊里可以找到的，在商業世界裡，還有印在紙張上的、日多一日的契約、契約、期票以及地圖。(毫不奇怪，在信息變得越來越標準化和可以重複時，地圖繪製員開始將“天堂”從他們的圖表上刪除，理由是它的地點太不確定了。
事實上，如此多的信息、如此五花八門的種類不斷被生產出來，書商已不再可能用抄寫的手稿來作為書的模型，到了16世紀中葉，印刷商開始實驗新的出版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創新就是用阿拉伯數字來編頁碼。第一個為人所知的這樣編頁碼的實例，是約翰·弗羅本所出的第一版伊拉斯謨的《新約全書》(New Testament)，印刷於1516年。編排頁碼必然導致更精確的索引、注釋和相互參照。這又反過來或導致、或同時伴隨著其他創新，如標點符號、段落標題、分段、書名頁和頁首標題。到了16世紀末，機器製作的書已經有了一種排印格式，從外表上看，其實在功能上，都可以和今天的書媲美。在16世紀早期，書商們關心的是書籍格式的美觀和效率。義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的《頭十年》(First Decennale)當時非常成功。該書的印刷商憤憤不平地抱怨這本書的一個盜版。他把那盜印的版本描繪成
“蹩腳的廉價貨……破爛的裝訂，沒有頁邊，很小的書名頁，前後都沒有扉頁，歪歪扭扭的字形，有許多印刷上的錯誤”。
在此很值得回想一下哈羅德，英尼斯提出的原則：新的傳播技術不僅給予我們新的考慮內容，而且給予我們新的思維方式。書籍的印刷形式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組織內容的方式，從而推動了一種新的組織思想的方式。印刷書籍所具有的一成不變的線性特點——一句一句排列的序列性，它的分段，按字母順序的索引，標準化的拼寫和語法——導致一種詹姆斯·喬伊斯戲稱為“ABC式”的思維習慣，即一種跟排版結構非常相似的意識結構。對於印刷術的這個結果，哈羅德·英尼斯和馬歇爾，克盧漢都用了很大的篇幅進行論述。即便像伊莉莎白·愛森斯坦這樣小心翼翼的學者也相信，新興的書籍的版式，它特有的編纂信息的方式，“有助於重新整理所有讀者的思想，而不論他們從事什麼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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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評
這是一本有趣的書，也是一本憂患之書，對我們這些往往把童年看作天經地義，最多模糊地感覺到當代許多兒童在日趨早熟的讀者，尤其能帶來啟發，引起一些有益的思索。
作者認為：童年的概念，並不是簡單地對生理事實的描述，而是社會的產物，是兒童與成人世界分離的結果；它的歷史不到400年；它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發明，“也許是最具人性的發明之一”。
在歐洲中世紀，識字是少數人（“抄寫一族”）的特權。社會交往則主要靠口頭文化，而不是識字能力。那時候，孩子到七歲就算進入了成人世界。至於成人，則非常孩子氣：他們與兒童做同樣的遊戲，玩同樣的玩具，聽同樣的童話故事，不存在需要向兒童隱瞞些什麼的羞恥心，沒有要教給未成年人的特別的禮儀。總之，他們的世界是混同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那么高，也使得父輩不能對小輩投入太多的感情。
印刷術改變了這一切。隨印刷術興起的，是書面文化的流傳。識字的成人由此獲得大量知識和信息，但同時造成了兒童與成人世界的分離。識字能力越受重視，這種分離就越明顯，越徹底。因為識字需要學習。兒童必須入學，才能吸收知識，掌握由印刷術所開啟、文藝復興所創造出來的活躍的個性意識，有邏輯、有次序以至高度抽象的思考能力。成人們開始對兒童“另眼相看”，這種分離表現在服裝、語言以至獨立的兒科醫學上，分班、分級的教育則發展出相應的關於兒童心理與成長的科學。長期的正規教育把兒童進入社會的年齡推遲了，家長越來越擔負起監護人、教育者以至神學家的角色，現代的家庭模式於是成形。雖然後來蒸蒸日上的工業資本主義拿窮人的孩子充當機器的燃料，整個社會殘酷地對待這些過早進入社會的兒童，但童年觀念還是在英國中上層階級那裡保存下來。
兒童好動而精力充沛，學習（學校教育）所要求的卻是精神的高度集中和鎮定，對各種身體機能的嚴格控制（這種控制同時培養出理解、反省、分析能力，還有耐心和自信心）。於是兒童的本性，尤其在清教徒眼裡，變成“邪惡”的了，亟需通過嚴格的教育把它“變好”，或者，如洛克所想的那樣，變成公民或商人。“自我控制”迫使腦和身體相分離，使身體處於不利地位；它還發展出新的道德規範和相應的羞恥心。越來越多的知識和範疇——有關金錢、暴力、疾病、死亡、社會關係和性——被列為秘密，留在成人的世界裡，不復為兒童所知。
如果說清教徒把體現在兒童身上的人類天性當成零，甚至負數，那么，盧梭之類的浪漫主義者則為這個最接近“自然狀態”的人生階段打上滿分：它是天真、純潔、自發、好奇、快樂、坦率，等等；畸形和邪惡的文明只會壓抑它，敗壞它，減損它。關於兒童的心理與教育的紛紜意見最後集中在一點上：如何平衡文明的要求和尊重兒童天性的要求？不言自明的是：我們對孩子如何成長的願望，是紮根在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和願望之上的。可是，當童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成為超越社會和經濟階級的理想的時候——作者把這個頂點定在1950年：兒童走出工廠，進入學校，受到保護並擁有自己的小世界——它的瓦解也同時開始。或者說，兒童與成年正在趨同。從現象上看，今天，兒童越來越多地參與了酗酒、吸毒、性活動、犯罪等等；兒童歌曲已經絕種；兒童遊戲在消失，代之以不斷膨脹的、商業化和職業化的“少年棒球聯合會”之類需要裁判和觀眾評判、緊張激烈而不能胡鬧的運動；過去被認為只適合沒有分辨能力的年輕人享用的垃圾食品，比如麥當勞食品，現在成人也消費得一樣多了；在娛樂節目和音樂方面，成人與兒童的欣賞趣味在接近；年輕人自如地使用成人們的髒話，成人則吸取了年輕人的習慣用語；作為社會對兒童的普遍態度的反映，在情節劇、肥皂劇或其他流行電視節目裡，兒童像微型成人那樣出現，在各自的興趣、語言、服裝或性慾上的表現跟成人已經越來越沒有什麼區別；廣告大量地以十一二歲的女孩作為性對象；從1950年到1979年，美國的成人犯罪率上升了3倍，兒童犯罪率則上升了11倍，其頻率、殘忍程度以及立法機構的反應都在極大地升級，與此相應的則是成人侵犯和虐待兒童的事件不斷增多——因為成人越來越不把兒童當作兒童——以及大批兒童離家出走。
這不能不說是令人困惑和傷感的一幕。
以作者的觀點，造成這一變化的原因是電子技術的發明，它把人類帶到了一個速度和影像的時代。畫面的快速變動支持被動的接受，而排斥思考、分析和延遲的滿足感。它展示各種實物圖片，知識，信息，但不要求人們思考，掌握概念、邏輯以至語言。在這樣的世界裡，表象遠比實質重要，候選人的“形象”較其政綱重要，產品外形比實際用途重要。成人與兒童的智力差異消失了。兒童長到36個月就能有系統地注意觀看電視節目，而無需任何技能和學習。了解世俗知識中的秘密和進入成人世界變得容易。成人對兒童的“知識壟斷”不復存在，“信息等級制度”崩潰了。結果是：兒童成人化，成人兒童化。
24小時播映的電視要求不斷用新鮮有趣的信息來吸引觀眾，於是不斷地挖掘和利用文化禁忌，卻無力也無意願深入探討任何主題。電視上播出的事件完全支離破碎，缺乏歷史及相關背景知識，大部分新聞只報導孤立、分離、片面的事件，沒有因果，也無後續報導。在預期的興奮之後，是遺忘，接著又是引誘。電視節目充斥著性和暴力，兒童們從中看到的只是一個殘暴灰暗而無能的成人世界，更糟的是，它是真實的而非虛構。於是，兒童很快像成人那樣，先是憤世嫉俗，繼而漠不關心。不過，本書也有缺點，茲舉兩例：
它所探討的是一個具廣泛意義的主題，卻局限於歐洲的歷史與美國的現狀，完全不考慮或參照其他國家、地區、民族的“童年史”，並且帶有歐洲（＋美國）中心主義的痕跡；
太過濃厚的技術決定論色彩。比如，印刷術對文藝復興的推動作用固然意義重大，但作為文藝復興之重要特徵的個人主義或個性的張揚，卻不能不訴諸近代資產階級的興起，而不是如作者所斷想的那樣，僅僅是印刷術發明的結果（我們知道，印刷術和紙張在中國的存在要更早，但是中國的封建時代並沒有普遍的文藝復興式的個人主義思潮）。雖然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常常極大地改變社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甚至不可控制的後果，但它們的套用方式和範圍卻是和社會制度本身互動作用的。以電視為例，假如不是因為媒體及商界利益的引導，那么，電視的內容和演播方式就可能大大不同——鋪天蓋地的廣告並不是電視節目本身的應有之義。正因為當代文明和制度造成社會性質和勞動性質的敗壞、人類的彼此疏離和原子化、精神的普遍貧乏，對電視的依賴才如此嚴重。在本書末章，作者提到：“美國是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個完全生活在被20世紀的技術控制下的文化中的國家”，並提出關於“第三次偉大實驗”的問題：“一個文化如果允許現代科技全面主宰它的命運，那么它能保留原有的人道價值，同時創造新的價值嗎？”作者的答案是“否”。事實上，他宣稱要使父母能夠養育孩子，就必須反叛美國文化。儘管作者的這一觀點仍可商榷，但至少已經表明技術不應該是，也不是脫離社會的軌道獨立發生作用的。
媒體評論
中國當今的現實是，不但電視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導致了童年的消逝，因而消逝得更為徹底。
——周國平
波茲曼提出了語言在電視文化來臨之前在人們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
——陶東風
也許，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於人類不斷的自我反省之中，在於認真聆聽波茲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劉擎
波茲曼的思想雖然承伊尼斯和麥克盧漢而來，但文風與兩位前輩不同，波茲曼的著述清晰暢達，娓娓道來，他是寫給年輕的學生們看的。
——蔣原倫
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
——尼爾·波茲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