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章錫琛(1889年—1969年),別名雪村,浙江省紹興馬山鎮人;近代出版家;出身小商人家庭,幼時入塾讀書,求學於東湖通藝學堂。1909年從紹興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畢業後,任國小及師範學堂教員。
1912年1月至1925年12月,任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編輯、《婦女雜誌》主編、國文部編輯,並編輯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現代婦女》和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刊》。1925年冬,在鄭振鐸、胡愈之、吳覺農等支持下創辦《新女性》雜誌社,任主編,積極聲援五卅運動。1926年8月,創辦開明書店。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與胡愈之等聯名登報向國民黨提出抗議。1928年冬,組織專為開明書店承印書籍的美成印刷所,任副所長。同年開明書店改為股份有限公司,先後被推為協理、經理、常務董事。上海淪陷後,不為日偽利誘所動。
抗戰勝利後,應范壽康之邀,去台灣幫助接收日本在台灣總管印教科書的印刷廠,並在台灣籌設開明書店分店。不久,離台回滬。
在商務印書館及開明書店工作30餘年,先後編輯並主持出版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巴金、夏丏尊等現代文學巨匠的作品在內的大批著作及翻譯作品。還冒著生命危險,公開出版瞿秋白的遺著《海上述林》,受到周恩來、魯迅等人的稱頌。
1949年12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專員、處長,擬定新中國第一個著作權暫行法,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調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參加《資治通鑑》的校註標點工作。
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含冤去世,1988年恢復名譽。
著譯有《文學概論》(日譯本)、《文史通義選注》、《馬氏文通校注》、《助字辨略校注》等。
人物軼事
章錫琛(1889年~1969年),字雪村,又字君實,浙江紹興人。
在創辦開明書店之前,章錫琛曾在商務印書館做了近15年的編輯。起先是協助杜亞泉編輯《東方雜誌》。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之後,商務追趕潮流,革新雜誌,更換主編,章錫琛被推薦主編《婦女雜誌》,時為1919年。接手主編後的章錫琛在周建人的協助下,對《婦女雜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策劃出版婦女問題專號,發動讀者參加討論,雜誌面目煥然一新,發行數量從原來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萬多份。《婦女雜誌》的不俗成績,自然擴大了主編本人在社會上的影響。
1922年,章錫琛被《時事新報》邀請編輯《現代婦女》旬刊、為《民國日報》編輯《婦女周報》副刊,都可看成這種影響的折射。
1925年,《婦女雜誌》刊出“新性道德號”後遭人攻擊,商務當局插手審查雜誌清樣,章錫琛被迫提交辭呈,改任一般編輯。
鄭振鐸、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幫朋友慫恿他另創《新女性》雜誌,一方面固然是出於激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鑒於章主編《婦女雜誌》已有的影響力,認為有現實可行的號召基礎。
從《新女性》雜誌而來的開明書店,當初圖書的出版路數,多圍繞著婦女問題做選題。這是章錫琛個人知識背景和影響力的自然延伸。然而,當婦女問題作為社會熱點逐漸退出時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錫琛一定感受明顯而又深刻。
1929年12月開明書店將《新女性》主動停刊,廢刊詞說得十分清楚:“廢刊的原因很是單純,就是時代已經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則是1930年1月創刊的《中學生》。這種出版線路的及時調整,是章錫琛對出版與時代關係正確理解的結果,也是他務實心態的反映。
既以出版謀生計,務實也許只能是必然的選擇。章錫琛從不忌諱說自己是商人,謀劃合理的出版利潤,是章錫琛經營開明時一以貫之的追求目標。與章共過事同時又有相當交誼的曹聚仁,在談起開明書店的成功時,特別提起章的精明,可謂知人之論。章錫琛的精明,表現在多個方面——既有對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轉變方向出版中學生讀物,步隨大書局出版教科書,緊追古籍熱潮出版《二十五史》等,這些開明書店史上的大動作,都是基於對當時出版現實和時代潮流走向的正確判斷,因而獲得了很好的經濟回報;又有對出版細節的追求,如:力求編校質量的無差錯;重視裝幀設計的視覺美;改進標點符號的排版法等,這些看似細小卻很重要的出版環節,給人開明出版物質量過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覺。還有對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幹出版隊伍使最少的人發揮最大的效率;壓縮非生產性開支把資金用於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不廣開外地分店而多選擇書業同業代銷等,這些精打細算的管理措施,穩固雄厚了開明的經濟基礎,使之一步步邁進了大書局的行列。
商人做得精明的章錫琛,卻有許多文人學士的朋友。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學者的家底,同氣相求的結果;更為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他在朋友們的眼中,不是那種純粹勢利之交的市儈商人。後一點,尤令章錫琛感到自豪,每每願意向人說起。當文人學士們選擇把書稿交給開明出版時,事實上就開始了彼此間的文稿買賣關係。一來一往中,作者們發現,章錫琛和他的開明書店,是一個值得信賴、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夥伴。所謂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簡單,一是善待書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誤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觀點,多善意糾正錯字舛句,這都是善待書稿的具體表現,也是對作者勞動成果的尊重。開明書店在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業界口碑流傳,世人素來公認。在對作者的稿酬方面,開明書店向來不拖欠,不隱瞞,按時寄送,如實結算,甚至有時還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維護。開明早期工作人員汪曼之曾這樣回憶:“先生本性仁慈,樂於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為等急用寧肯出賣著作權一次性取款時,先生總勸他:賣掉可惜,這部書估計銷路好的,便宜了我店裡,你要多少錢,我借你……”著眼於他利的基礎上自利,贏得人緣與名聲的同時,也牢固了做大做強的發展根基。這樣的精明,長遠而大氣。
作為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被朋友們戲呼為“老闆”。從膽識上說,這個老闆堪稱能擔當,有氣魄。舉兩個例子。當初,林語堂打算編寫英文教科書,開出每月300元預支版稅的高額條件,托人四處物色出版者。先聯繫的是北新書局,北新認為風險過大,不獲售,再聯繫開明,章錫琛一口答應了下來。要知道,當時開明的資金一共才四五千元,營業額也不大,書編成後是否銷得出去,還是一個未知數。但章錫琛覺得林語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嘗試。這個決斷,事實證明十分英明。據說,林語堂編寫的這套《開明英文讀本》,獲得的個人版稅收入即達到30萬元之巨。可以想見其銷量之大,開明獲利之多。另一個例子是大部頭工具書《辭通》的出版。該書300萬字,作者朱起鳳以30年心血寫成,書稿的價值,得到了胡適、錢玄同等眾多學術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華書局、文明書局、群學社等多家書局的一致認同,然而,由於書稿篇幅極大,內容專門,偏字較多,排印困難等各種原因,書局往往認為銷路有限,唯恐虧本。書稿在多家書局數進數出達10餘年,不能出版,而到1930年,書稿輾轉到開明書店時,章錫琛痛快地答應了下來,並付給作者6000元的稿費。當時,6000元不是一個小數目。章曾對宋雲彬說:“朱丹九(起鳳)先生竭盡畢生精力,寫成這樣一部大著作,不但應該給他出版,也應該多送點稿費,讓先生晚年過得舒服些。”這是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令人欣慰的是,這部書稿經過開明書店編輯宋雲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時,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預約1萬部,兩個月內售罄,於是又加印數萬冊,仍然供不應求。章老闆的這兩次大膽舉動,被傳為開明出版史上的佳話。
儘管章錫琛是開明書店事實上的創辦人,對於別人喊他老闆,他也不峻拒,但在開明27年的歷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經理的時間並不長。1928年開明改組股份有限公司後,章錫琛推薦杜海生出任經理,自己則擔任總務處長,專任出版事務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體弱辭職,章錫琛才被董事會推選為經理。
1937年抗戰爆發後,開明書店即內遷,章錫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後方的開明書店由范洗人長期主持,復員上海後,章錫琛向董事會竭力推薦范洗人為總經理,自己則居常務董事的位置。無論是在文章中還是在其他正式場合,章錫琛總是強調,他當初並不是有意要開辦書店,而是由朋友們促成的;開明作為一種事業,它的成功,是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結果。
一心做事業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會在乎職務之高低。他所關注的,是如何為開明引攬更多的人才,讓他們各盡其能。開明書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種,高度的凝聚力和團結的領導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錫琛功成不居的氣度,應該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