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河歷史
稻河是條流淌著泰州歷史文化的河,它的誕生、發展、繁華、衰落和再興,許多人文故事幫助人們穿越歷史,感知泰州。
有關稻河的記述
《道光泰州志·河渠》中記泰州之水“總名有四,曰上河、曰濟川河、曰下河、曰城內市河”,稻河在城北,歸為下河,屬淮河水系。與東西兩側的鹵汀河、草河相比,稻河在史籍中見諸最晚。鹵汀河舊稱“浦汀河”,在《崇禎泰州志》有注曰“在州治北自漁行壩直抵興化高郵寶應,即海陵溪也”,草河出現在《續纂泰州志》中,言其“在北門東壩下,為草船業聚之地”,且附註道“旁有嘉慶年草河石碑”,一早於明崇禎,一不遲於清嘉慶,姍姍來遲的稻河記載直到民國二十年才在志書中第一次出現,《民國泰縣誌稿》有記曰:
“中間河,即稻河,亦稱市河。由西壩北犁山嘴北流起,經通倉橋、演化橋、韓家橋至羅浮山匯老西河,過漁行鎮西壩直通下河,由羅浮山折北而東過趙公橋匯東草河北行,亦通下河。”
從河道的流向看並不陌生,《道光泰州志》講“水利”時言“下河水道其道有三,一自小溪東至浦汀河南經港口漁行入韓家橋至板橋”,明末顧炎武《泰州河渠考》談及“淮水”時亦有“自興化凌亭閣南流,接州境新城殿河東,沿施家灣西至犁山嘴板橋口”之述,雖都無“稻河”兩字,然一水南來犁山嘴,與民國志書中所述如出一轍。顧文中的“施家灣”亦出現在同時期的《崇禎泰州志》中,注曰“在州治北三里,魚鹽蟹稻往來舟楫駢集之所”,對照《道光泰州志》注“施家灣”言“新城殿河東”,聯繫顧文,或許可以推測“稻河”早時即稱“新城殿河”。
泰州新城初為南宋端平二年(1235)知州許堪在州城北五里湖盪中所築城堡,元末張士誠曾於此設揚州義兵元帥府和泰州州治,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被朱元璋軍隊攻占並夷平城池,萬曆年間邑人陳應芳著《敬止集》在《泰州下河圖》標此地為“新城大水”,《崇禎泰州志·輿圖》沿用陳圖,《道光泰州志·輿圖》其處則標為“新城殿”,“河渠”中亦有“新城殿河”,言“趙公橋北附郭一帶”,另有“自新城殿折而東北者為通場道鹽河”、“自新城殿折而直北者為興泰往來官河”等述,“新城殿”此時不似河名而如一湖名了。由“新城殿”向南,《道光泰州志·輿圖》標為“運河”,該志注“運河”時講“有西南北三河”,具體講“北運河”時注“在州治北,通東台及各鹽場”,由此可見,“運河”亦是“稻河”舊名。
這亦不是孤證,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注“泰州北堰”道:“紹興年,於清化橋南荊開運河支流,直達城北”,可見清化橋下確為運河之水。南宋初年的這次開河,溝通上下河通舟楫之便,《泰州河渠考》卻記曰“海陵雖號為澤國乎,然河腹甚淺,易盈易涸”,水患也隨之頻發,直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築東西兩壩規定永不許開,往來船隻必須在此過壩。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判官簡輔開拓東西壩,北門一帶街市漸成,商賈雲集人煙稠密。
值得一述的是,由於“泰形前高后低”,人們習慣認為“江水高淮水低”,東西二壩只為防江水灌涌下河,其時這是個誤區。由於泰州城南隔有濟川壩,與長江並不直接相通,《退庵筆記》中雲“泰之水自運鹽河東來,注由白塔芒稻二河”,江水經由西運河蜿蜒流入城壕早已沒有浩蕩氣勢,相反由北運河而來的淮水卻是泰城之大患。每逢淮水暴漲,因無歸海正路,多經京杭大運河入江宣洩,運河不堪容納,堤身常有潰決危險,只有放壩以減輕壓力,泰州等下河各地隨之陸沉堪虞,此即所謂“西水之患”,昔人李嘯東《民國二十年大水》有文記曰:“……西堤潰決有數十處之多,直瀉里下河。一夜之間,到十二日早晨,泰城河下水勢陡升二三尺,城北籃子行大街、徐家橋大巷口水深沒膝,孫家橋直抵趙公橋,大街全沒於水……”
稻河上的橋
孫家橋、趙公橋都是稻河上的古橋。趙公橋在最北,由之向南,依次為清乾隆七年所建豐樂橋、明景泰三年所建演化橋、清乾隆年間所建孫家橋、明永樂三年所建清化橋、明正統年間所建通倉橋、清乾隆年間所建板橋。
趙公橋古稱鳳尾橋,位於城北老漁行南。泰州舊稱鳳凰城,有“高橋似鳳首,趙公橋似鳳尾,東西鳳凰墩似鳳之二翅”之記。高橋為鳳首因其高,趙公橋為鳳尾自因其長,舊日此橋為泰州境內最長之磚孔橋,跨度逾五十米,橋下有橋墩十八個,橋上建了五座土地廟,“一橋五廟”足可見橋身之長。橋西舊有羅浮山漂於水上,山中舊有供奉葛洪之茅庵,“蕩舟鳳尾橋,羅浮指山麓”,州中名士常唱和於此,沉醉於煙波浩渺,斯文故事亦是一時之勝,“長橋煙景”日漸聞名。
通倉橋、板橋舊時為鹽業重地,其名也源於此。舊時,泰州是淮鹽的主產地,南唐初年海陵縣即因“鹹鹺贍溢、職賦殷繁”升建為泰州,南宋在此設淮南東路提舉鹽事司,明初兩淮都轉鹽運使司也設在泰州。洪武二十五年東西壩築成後,泰屬十一鹽場的鹽船由北運河行至稻河頭停下,即停泊在自通倉橋至板橋之間,有“千帆壓雲”之景象,稻河水亦因之見漲,所謂“來往行船唱棹歌,淮南鹽舶北門多。不知清化橋頭水,近日平添幾尺波”。
清化橋在通倉橋北,與演化橋同為稻河上最富傳奇色彩的兩座橋。周志陶老先生有《一寺兩座橋》詩,曰“王屋禪師佛法高,三徒頓悟放屠刀。開清演化傳衣缽,一座叢林兩座橋”,詩前有跋說,“北山寺唐寶曆元年建。相傳一日王屋禪師設道場,有三巨盜路經於此,聽王屋禪師講經,頓然悔悟,解刀擲地,叩求皈依佛門。禪師曰‘善哉,善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遂收三人為徒,分別賜法名曰開化、清化、演化。三徒發願向善各自遊方募化。數年後,開化重修寺宇,名曰‘北山開化禪寺’,清化、演化各建石橋一座,橫跨稻河之上,各以其名命之。”夏耐庵的《吳陵野記》中也有關於“三化”的類似記載。
豐樂橋又名韓家橋,即今韓橋,其名不見經傳,亦幾經修建,早失原貌。作為稻河上唯一保存下來的古橋,孫家橋至今仍為稻河兩岸人往來之要道。此橋又名利涉橋或五泉橋,原為東西走向,建國初改建為方孔踏步橋,拆除石拱部分,保留原來橋基。百年滄桑,如今那由長方形厚麻條石砌成的橋身早已磨平,橋欄立柱上原有的幾隻石獅也殘存無幾。
稻河的“稻”
稻河之“稻”更是明清時泰州經濟的主要命脈之一。
《說文》釋“稻”作“稌也”,“禾”與“余”會意為“不在日常食譜中的穀類”。舊時百姓日常食用多為小米,即“粟”,稻及大米仍屬貴稀。泰州其時為紅粟產區,漢初劉濞於此建海陵倉,左思《吳都賦》雲“酈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駱賓王一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更是氣勢如虹。隋唐以後,植稻面積漸多,《隋書》中有“海陵盛產桃花米”之句,不知是稻是粟,及至與泰州有些淵源的陸遊戲作“香粳炊熟泰州紅”時,則是稻無疑了。“粳”是稻屬,“泰州紅”則是以“泰州”命名的水稻品種了,南宋寧宗時期《嘉泰會稽志》所列當地水稻品種中即有泰州紅,《乾隆烏青鎮志》亦載“泰州秈,種自泰州來,其色赤,俗名赤秈”。由粟及稻,紅赤不易,聲名依舊,《道光泰州志》列“物產·穀類”時,“泰州紅”仍排粇稻(即粳稻)第一。當然其時稻種已豐,尾其後有“馬尾赤、鶴腳烏、雀不知、隨犁歸、救公飢、六十日白、觀音秈、駝兒白、小香、早香、黑早……”其名近百種。
泰州稻田,多在里下河一帶,《退庵筆記》中有雲“下鄉居什七八,俗呼為小湖廣,甚言產稻之多也”。船載稻花香,相隨鹽船,北運河上的糧船亦是“水行滿河”。與食鹽官營不同,糧食可以流通買賣。洪武年東西二壩築成後,下鄉糧船亦阻在稻河頭,以經營糧食為主的陸陳行在稻河兩岸日漸增多,至清中後期達到極盛。所謂陸陳行即糧行,“陸陳”指大米、大麥、小麥、大豆、小豆、芝麻六種糧食,可見稻河的“稻”應是“糧食”之泛稱了。
從壩口向北過板橋到通倉橋,稻河兩岸都是鹽棧和數十家過載行,再向北就是一家挨著一家的糧行了。清人趙瑜記曰“清化橋東為孫家橋,西為通倉橋,皆沿河米市也,其米由下河七邑裝載而來”,七邑之糧一水買賣,《吳陵野記》述其時“兩岸終日量升斛斗生涯極盛,勞工邪許聲不絕於耳,露天之粟一望如雲”。及至民國後期,稻河兩岸糧行達六百多家,占泰城商號四分之一,《泰州商業志》中雲其時糧食最高到貨量日達萬擔以上,江南江北糧食行情,均以泰州糧價為準,視其漲落而漲落。
位於孫家橋西的廣勝居是稻河邊的“糧食交易所”,每天早晨人們多集中於此品茗議價,談買談賣講的都是“暗舌子”,一到十在他們口中變成“州關市鎮鄉街橋井殿州”,外人乍聽莫名其妙。光緒三十四年(1908),稻河邊的糧行成立了陸陳公所。過去泰州迎會,以糧食業的樂隊首屈一指,理髮業次之。演奏的皆為崑曲牌子,抗日戰爭期間紅豆館主溥侗曾特來泰州向他們採錄崑曲曲牌樂譜,可見其音樂水平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