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程文炳宅院對外開放程文炳（1833-1910），字從周，諡號壯勤，清末阜陽縣（今潁東區棗莊鎮）人。少有大志，愛研兵法，常以無錢讀書為憾。11歲時因家無隔夜糧而輟學。14歲時經人介紹進潁州城為人幫工。17時應募入潁州府衙鄉團當兵，知府才宇和見他身材魁偉，足智多謀，並給守兵200名讓他帶領；後被駐守潁州的袁甲三看中；收為馬隊選鋒，後升為守備。因剿捻有功，同治二年（1863年）補為潛山游擊，帶2000人駐守蒙城；同治四年擢為貴州清江協副將，統15000人，仍駐守皖北；同治十二年被皇帝加封為九江總兵；光緒九年（1883年）遷湖北提督。中日戰爭起，奉詔駐守張家灣，遷福建提督。光緒二十六年，節度浙江、江西、江蘇、安徽勤王師，次年升長江水師提督。宣統二年（1910年）病死於水師提督住所，卒年77歲。 程文炳飛黃騰達後，就想到光宗耀祖。做了湖北提督，他就在城東南鄉中流村（即今袁寨村）擇風水寶地，修建了莊園；做了福建提督，就在潁州府鼓樓東側（今地區建設銀行）耀眼處大建宗祠。（阜陽縣誌470面記載）
程墓尋訪記
分類：程文炳研究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清末大吏程文炳”就進入了我的研究視野。也許是天意使然，也許是機緣巧合，2002年我被派到程文炳原籍、出生所在地的潁東區工作，開始有了“近距離”的接觸，特別是在支持幫助文化部門申報“程文炳大院”為“省文物保護單位”所進行的實地考察和史料搜尋的過程中，又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對於他作為一代歷史名人、愛國將領的形象，亦有了較為明晰的認識。
程文炳，字從周（1834-1910）清末安徽潁州東柳溝邨（今安徽省阜陽市潁東區棗莊鎮童莊行政村後海子自然村）人。行伍出身，戰功卓著，累官至九江鎮總兵、湖北提督、福建陸路提督、長江水師提督，援資政大夫，建威將軍。程文炳治軍嚴明，卻不濫殺無辜。曾公然拒絕曾國藩“殺俘”命令，反為其所贊有“古仁將之風”。在光緒十年（1884）和光緒二十年（1894），中法、中日戰事之期，嚴防內海與護衛京畿，皆為中流砥柱；特別是中日甲午之戰中，他力主抗戰，並提出“持久”作戰思想，堅決反對議和。在上奏朝廷的《請重訂和議折》中，表示“粉身碎骨、一死以報國家”。曾先後派3個兒子赴日偵探考查，“盡悉倭國國情”，臨終有“遺折”專奏，論陸海軍應行事宜，提出嚴拒“賠款”，重建教育與軍事，以經濟與市場之力抑制外敵的主張，堪稱老成謀國，遠覽卓見。為朝野欽敬，從而留名青史。後於清宣統二年（1910），因病殉職於安徽太平府（今當塗縣）水師提督任所。
由於程文炳去世次年，爆發辛亥革命，清滅民興，爾後又軍閥連年混戰，國家長期動盪不安，遂使有關他的一些遺物、遺蹟、史料、文獻，幾為淹滅；使我們在近百年之後的研究工作陷入十分艱難困境，往往事倍功半。其中，關於他真實墓地的尋訪，便是幾經波折，倍嘗艱辛。
程文炳一生征戰，四海為家；客死他鄉，盡萃職守，自當落葉歸根，歸返故里，陪伴父母，安葬潁東。然而，這些年來我同潁東區文化局局長趙海斌及副局長王亞軍等同志，翻遍阜陽現存所有志鑒史錄，走訪數百位程家後代傳人，都說不出程文炳墓地何在，墓冢何處！
可是，我們從查錄所得的1910年11月24日上海《申報》刊登的蕪湖訊息中，明明寫的是：“已故長江水師提督程從周軍門靈柩，定於冬月初四，由太平下河，取道清江浦，進淮河，運回阜陽原籍。”此乃字句分明，言之鑿鑿。明明訃告發布“運回阜陽原籍”，為什麼潁東原籍上了無墓冢蹤跡呢？抑或中途改道？還是另有隱情？
正在我們上窮碧落下黃泉，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2004年從程文炳裔孫處得到一套《潁東程氏支譜》四卷。此譜是承續程文炳生前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親自修訂的《潁東程氏支譜》之後，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由其第八代裔孫程傳銘主持續修的。在此譜“卷二”上有如下記載：
“（公）妻呂氏，清封一品夫人，合墓在壽州白鶴山。宋氏，清封淑人，墓在壽州白鶴山。呂氏，清封宜人，墓葬不詳。”
依此可見，程文炳一妻兩妾之中，其一妻一妾與之同一墓地為葬。“妻呂氏”夫人，“合墓”云云，顯然是同其夫程文炳合墓無疑。妾宋淑人死後也葬在程文炳身邊，完全符合封建禮葬規制。
此一信息的出現，馬上便產生兩個問題：一曰程文炳的墓冢何以不回潁東原籍？二曰白鶴山在何處？鑒於續譜主持人程傳銘已經去世，這兩個問題只好由研究者去親訪親查了。
先說第一個問題。
據阜陽文史學者張芳弢走訪程氏後人所述，程文炳小的時候家境並不貧寒，為柳溝邨一帶富戶。鬧捻子時，富有人家幾乎都成為捻子“勒贖”的對象，有一年，程文炳母親也被綁票，花了一大筆銀子才把人贖回來。後來，程家又遭捻子幾次勒索，家財幾盡贖光，老宅也被焚燒，家道從此衰落，他也失去讀書的機會。再後來，程文炳應募參加了潁州兵勇，曾帶人到利辛永興一帶尋找當年綁票的仇人報復。從此與捻子結下不解仇怨。
再則，程文炳從軍剿捻，常年攻伐征戰之中，儘管他嚴禁濫殺，從而確也保護了不少皖北鄉人，也曾在潁州、亳州、壽州、六安、宿州等地賑濟災民，但殘酷的戰爭，致使雙方塗炭百姓生靈在所難免，以至到了晚年在他內心產生不斷的反省與悠遠的顧慮，也可能是他死後不回原籍安葬的一個“隱情”。也才會有明回原籍，暗葬“壽州白鶴山”之苦心經營。
再說“白鶴山”在何處的問題。
自2005年以來，海斌、亞軍兩位，就鍥而不捨地苦苦尋覓“白鶴山”的下落。
據查，壽州在春秋時屬六國地。後漢為揚州刺史治所。隋置州，治所在壽春縣（即安徽壽縣），北宋治所遷安徽風台縣。南宋入於金。元、明時仍為壽州。清同治三年（1864）又析壽縣置風台縣。辛亥革命後，風台屬阜陽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解放後屬皖北、阜陽地區，再於1976年劃風台歸淮南市所轄。從以上簡略介紹可見，壽州與風台、鳳台與阜陽，區劃反覆交叉，治所亦不斷更遷，“白鶴山”古屬、今屬脈絡不清，地理位置迷離。壽、鳳二縣的文化部門也莫衷一是。
不過，在這期間倒訪得關於程文炳的一個悲壯的傳說：一如上文所記，由於程文炳不僅在中日甲午戰爭力主抗日，堅決反對議和，而且以“節制三江兩省”、“五路聯軍司令”身份調防張家灣，陳兵一線拱衛京師。成為日本侵略者的一顆眼中釘。
如此繁複交叉的區劃狀況，如此驚心動魄的民間傳說，且不說能不能找到白鶴其山，即使找到恐怕那墓地也不一定還能存在……
2008年8月23日，我在《潁州晚報》上讀到記者張殿兵一篇題為《潁東區棗莊發現程文炳祖父母墓碑》的報導，引起我極大興趣，即於5日後同海濱一起赴實地查看，上刻著“皇清誥封建威將軍程三公諱廷序字亮采大人，一品夫人季太夫人之墓——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經核對其序文及刻碑時間，同程文炳光緒二十九年（1903）親修《潁東程氏支譜》記載完全相符。
這一塊墓碑的發現，使人們自然又議論起程文炳自己墓地的尋訪事宜，大家都懷有一種迫切的情緒。特別是海斌與亞軍，更加緊了同壽州、鳳台方面的頻繁聯繫。
忽然，好似冥冥之中有一種心靈感應一樣，在10月13日下午，鳳台方面居然傳來找到“白鶴山”的電話。
原來，海斌、亞軍他們，幾年來不僅通過壽州、鳳台文化局、文物局、地方志、政協文史委等“官方”部門；還發動親戚朋友們來配合幫忙，打聽白鶴山下落。其中有一位名叫童敬海的朋友，亞東阜師院87級美術系的同學，畫家，現任安徽省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受亞東委託，也幫忙找了好幾年，這次的電話就是他打過來的。
2008年10月14日上午一打早，我應海斌、亞軍之邀，與原阜陽市政協資深常委、老文史委員陸志成先生一起，懷著十分興奮的心情，驅車直奔鳳台而去。在鳳台城裡見到童敬海同志，此君待人熱情，談吐文雅。站在路旁，由亞東為雙方略作介紹，便在他的帶領下，來到鳳台縣李沖回族鄉鄉政府。鄉政府建在半山坡上，放眼望去，“環沖皆山也”。我們喜悅地指指點點，似乎“白鶴山”就在眼前或足下。
在鄉政府的會議室里，亞軍同志拿出一張簡略的地圖，上面畫的是一條淮河，在其南岸東邊是一條長形的“白龍山”，東邊是一座高高的白鄂山，山上標明有一座白塔和寺院。當時，大家猜測“鄂”可能與“鶴”土音不分，也可能有人故意改“鶴”為“鄂”，以暗示程文炳當年在湖北提督任上，“教訓”法國駐鄂領事館“洋兵”尋釁故事……當時有人說“白塔及寺”就在“八公山公園”之內，東行路上遠遠可見。都覺得只要“按圖索驥”，即可馬到功成。於是大家就心切地催請敬海同志帶領前往。
在“八公山森林公園”門前，朝左一看，果然見到“白塔、寺”聳立在林木茂密的山頂，但門衛的幾位同志告曰：塔與寺均是新建，而山既不叫“白鄂”，也不叫“白鶴”，而且在封山育林時作過細緻勘察，也沒有什麼名人墓地。
公園的同志提出到淮南市地質公園看一看。及至趕到那裡，也只見到“劉安墓”，打聽半天也無人知曉程文炳其人其墓，甚至沒聽說過“白鶴山”的名子。
正在大夥不得要領的時候，敬海的電話又響了起來。
原來敬海同志是拜託鄉長閃電廠在此之前幫助找白鶴山線索的，剛才由於閃鄉長在外面開會一時未回，再加之一時心急沒等見到他就擅自奔往“白塔寺”。閃鄉長來電話說：他已回到鄉政府，而且，也已經把那位曾經親自到過白鶴山，又親眼看到過程文炳墓和碑的“知情人”請到了鄉政府。聽到這些，大家登時來了精神，便勒馬而回鄉政府。
在鄉政府閃電廠同志向我們介紹了一位身材魁梧，體魄健朗的老人。他名叫王新民，已年75歲，是1948年的老黨員，是李沖鄉新中國第一任鄉長。又曾經是全國勞動模範，在北京受到過毛主席的接見。由於解放後到1976年鳳台屬阜陽地區行政公署管轄，所以常到阜陽開會、作報告、參觀等等。說及程文炳和白鶴山，老人如數家珍，清楚地回憶道：
有白鶴山這個地方，也有程文炳的墓。小時候聽我父親講過，這個姓程的是前清的一個水師提督，老家是阜陽的。他帶我去過，後來我自己砍山柴、打豬草也常去那裡玩。當年的墓地很大，民眾都叫“大老墳”，墓周圍是塊石壘砌，米漿灌縫，十分堅固，墓前還有像天安門廣場上那樣的“華表”。
說到鳳台、壽州往事，老人講古年“壽”、“鳳”不分，我們這一帶48個山頭，有的屬鳳台，有的屬壽州，同一座山，水朝哪裡方向淌，這面山就屬哪縣。當年的白鶴山可能不屬鳳台縣了。雖然，我已經有40年沒到白鶴山去過了，可是，方位還是能記得的……
這一席令人激動和喜悅的話語，是在閃電廠鄉長熱情接待的午餐桌上談到的；老鄉長十分理解我們的心情，飯碗一放說：“中午不休息了，我現在就帶你們去白鶴山！”
與我們午前所走的路線相比，基本上是原路而返；不過到達紫金山旁時（也即八公山森林公園），下了“風合省道”，左向層巒疊嶂中插了進去。過了一處關隘狀的城樓和一座石橋，前路幾乎是靠在山邊行進了。這是一條只能行駛腳踏車的山間簡易公路，曲折蜿蜒，兩旁壁立，岩石裸露。一路上只聽車輪下碎石的沙沙聲，沒人說話，只有老鄉長在沉靜的思索、尋視著童年的路記。
“到了！”車子嘎然一聲，停在山岩之下。
“這就是白鶴山了！”老鄉長很為自己40年不失記憶之準確，充滿一股自豪之情。
抬頭望去，半山坡上一座“妙香國小”的石大門，正對著車頭方向，學校右側，有一條向上蜿蜒的窄窄的山徑。
此時車旁圍上幾位村民，告知此處現屬淮南市八公山區妙凹林場。當地原稱山王鎮妙凹村。問及白鶴山、程文炳墓，都異口同聲地告訴我們：“這山就叫白鶴山，程文炳的墓，還有他大老婆、小老婆的墓就在這個山上”。
在老鄉長的帶領下，我們穿行在雜草、灌木叢中，在布滿碎石的山徑間探路攀登。行至半程之地，在一座被開挖的十分斑駁的石坑前，遇到當地石匠張國春。他47歲，身材略顯瘦弱，在老鄉長的動員之下，表示願意領我們上山找“大老墳”。
攀行在程文炳墓前所在的山坡之上，我們一邊揮灑汗水，一邊聽老鄉長介紹這裡的山山水水。他指著腳下又指向遠方說，這個白鶴山，又叫五頂山，俗稱五椏巴子山，像人的手掌伸開五指，向下向遠處伸延出五條山脈，程文炳墓在此山上部半坡，頭枕的白鶴山，是全淮南八公山系最高的一座，腳登東、西老虎山，民諺說：“長龍，長虎，長壽星”。也有的叫右邊為白龍山，右邊的叫鳳凰山（據說鳳凰曾落此山，也就是鳳台地名的來歷了）。他讓我們同他一同站起身來，放眼望去，北依淮水，南眺壽州城，一條溪水（當地叫東溝）環山而繞，山勢雄偉，視野開闊，分明是一外風水寶地。邊聽老鄉長“談古”，一面不停地披荊攀爬，歷時一個多小時，前後約行五、六里路途，汗透了幾層衣衫，終於來到程文炳墓前。一觀之下，卻被眼前的景狀驚呆了。
只見在山的上半部斜坡之上，墓冢高聳，墳上及周邊，長滿碗口粗細的雜林，墓頂前後兩個深坑，坑底和周邊一千多平方米的叢林之中，散落著數以百計的塊石和棺木殘片，一片狼籍。其中兩片棺蓋大體保持完整，上面黑漆和斑駁的暗紅色字跡，依稀可見，但已漫患不清。石匠張國春告訴我們：這些石塊，名叫火石，如果用鋼鋸鋸，即使是白天也可以看見火星四射。還有幾段像老鄉長講的“華表”狀的圓頂柱石，散落在山林深處，一時難以找到。但可以肯定它們還在雜草灌木叢中。塊石之上，經石工藝鑿加工過的一條條青白相間的槽紋依然清晰在目，上面用以灌縫的米灰漿塊，至今仍然粘附的十分牢固。
又有村民王慶施（76歲）、張慶海（67歲）、賈慶利（56歲），告訴我們：程提督石墓本來是很堅固的，十年之前被人盜挖時，先是用鐵錛不能撼動，繼而用木碳猛燒幾晝夜，破毀外殼後，在墓頂上方前後大開膛，挖掘出三口壽材，分別為程文炳和他的兩位夫人的合葬棺，衣物等陪葬品被焚燒殆盡，一些佛珠、玉器和金銀手飾之類，有的被盜走，有的被砸碎；有的可能還散藏在一些村民家中。
村民王慶施還說：由於我們這裡地處偏僻，程提督墓“文革”期間躲過一劫，保存基本完好。然而到了2000年左右，由於社會上文物買賣風興起，盜墓風盛行一時，幾乎是大墓小墓都被洗劫一空，程家“大老墳”自也不得倖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程提督不是當地人，客葬在此，沒有後代家族親友呵護，自解放幾十年不見後人前來祭奠，早已為持“陰陽鏟”之業的歹徒覬覦在心，所以一旦有機可乘，自然聞風而動。加上當地民眾文物保護意識薄弱，也助使這些人盜墓得逞。
王慶施還說：聽老輩人相傳，當年程提督靈柩運來，由淮入淝，自上岸到山上，由於壽材巨大沉重，沿途開路修橋，他潁州老家來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銀子。解放後還有人見過東溝專修的石橋和石碑，後來橋被拆毀燒窯了，碑也被當成石料碎了。
至此，程文炳墓地尋訪工作告一段落。我們在現場拍攝了大量的遺址照片，提取了棺木壽材樣品。雖然未見到墓碑銘文，但考之於“三口壽棺同時出土”，和這裡民眾近百年來的口口傳承，特別是老鄉長同村民親見過的墓冢的事實，均與1936年修訂的《潁東程氏支譜》卷二所記“合墓於壽州白鶴山”完全一致。所以通過此次考察，可以認定程文炳（及其妻呂氏、妾宋氏）墓葬地就在今日淮南市八公山區妙凹林場白鶴山。
兩點充滿希望的“存疑”：
關於墓碑。此次訪查的整個過程中，尚未有人提及墓前石碑的去向問題。抗日時期，由於淮南有大通煤礦，日軍為掠奪煤炭資源，最早進入淮南，致使此處淪陷八年。他們極有可能毀損抗日將領程文炳的墓碑，或許散落山野之間。又有老鄉長王新民“華表、柱石”之說，都包含著在進一步清理時，可能找到“銘文”碑石、柱石的可能。
二、現今所見墓冢墳頭，仍然很為高大；未知掩埋深處，未必不會遺留盜墓者不感興趣的殘石殘片，即使墓內棺廓周壁之上，也完全有可能發現文字以及具有程文炳信息的遺物。
所以，說希望在於進一步認真細緻的清理之中。恰巧，我們寫完這篇訪記之末，在2008年10月23日《新安晚報》上，驀然看到《身後漂流112年，劉銘傳終將在家鄉入土》的訊息，馬上聯想到程文炳客葬白鶴山也近百年，也希望他的子孫傳人在省及淮南、阜陽兩市有關方面的支持幫助下，能使其也仿效他的淮軍“戰友”劉銘傳那樣魂歸故里，在“家鄉入土”。倘能如此，豈不是一樁功德無量之事？！
程氏父子史實記事匡正(2008-12-05 16:32:57)
標籤：諡號 長江水師 提督 捻子 程文炳 阜陽 文化 分類：程文炳研究
程氏父子是指阜陽程文炳及其子程恩普等。
程恩普，名錫章，字稚周，程文炳四子。自幼好百家言，尤酷愛兵書，頗具乃父遺風。20歲入安徽武備陸軍學堂，後赴日留學，進東京同文書院。留學期間，結識孫中山，參加同盟會。清宣統二年（1910），孫中山親授圖記，囑回國後組織革命團體，準備起義。恩普返回潁州，組建安仁會，並利用其父程任長江水師提督之便，在水師中開展革命宣傳活動。辛亥革命爆發後，潁州在恩普領導下，舉行起義，宣布獨立。同年，他就任淮北國民軍司令，駐防阜陽。民國二年（1913），湖口戰起，國民軍討袁受挫,恩普保護了一大批皖籍革命黨人。民國五年（1916），袁世凱稱帝，恩普憤甚，賣地5萬元，在上海成立淮北討袁辦事處，為此家產盪盡。國民黨中央欲行資助，恩普婉言謝絕。日軍侵占東北三省，恩普堅主抗日,收復失地，因憂憤患病，民國32年（1943）逝世於上海。
程氏父子二人，一是名震疆場，久歷戎旃的清末大吏；一是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員元老、安徽辛亥革命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在近代中國及安徽的歷史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對阜陽程氏家族及程氏父子的研究，解放以來國內幾成空白。即便在阜陽文史界，多年以來對這位鄉賢及其後人經歷的關注也僅限於簡單記事，而且語焉多有不詳，訛誤之處頗多，記事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
關於程文炳的生卒年月、諡號及出生殯葬之地諸問題。
據1978年新編《阜陽縣誌·歷史人物·程文炳》記載：“程文炳（1833--1910），字從周，諡號壯勤今，清末阜陽縣人”。又據1999年3月阜陽市政協文史委編寫的阜陽文史資料第一輯《阜陽古今名人·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描述：“程文炳（1883--1910年），字從周，諡號壯勤今，清末阜陽縣（今潁東區棗莊鎮）人。”翻閱2008年新版《安徽文史資料全書·阜陽卷·歷史人物·程文炳》“程文炳（1883--1910），字從周，諡號壯勤今，清末阜陽縣（今潁東區棗莊鎮）人”。
很明顯，三處記載程文炳的生卒年月均相同；出生地點都說是清末阜陽人或今潁東區棗莊鎮人,死後殯葬何處隻字未提；諡號“壯勤今”的“今”字明顯系“公”字之誤。
關於程文炳的生卒年月。據《清史稿·程文炳傳》記載：公“宣統二年卒，年七十有七”。宣統二年即公元1910年，由此上溯77年，程文炳當生於公元1833年即清朝道光十三年。上述資料也都一致記載程文炳出生於1833年。然由其五個兒子程恩培、程鑫章、程森章、程垚章、程恩普並長孫程傳鑣“泣血稽類謹述”編撰的《程文炳事略》中卻有明確記載：“公生於道光甲午年四月十三日己時，卒於宣統二年十月初六日亥時，享壽七十有七。”查中華書局1978年11月第1版《中國歷史紀年表》第59頁，清道光甲午年（即清道光十四年）為公元1834年，四月十三日己時換算成陽曆為5月21日6時。宣統二年十月初六日亥時，即公元1910年11月7日12時，如果按周歲計算，程文炳享年76周歲。但封建社會老人去世，生卒年份顧及首尾，均以虛歲計齡，故《程文炳事略》記載“（公）享壽七十有七”。即便是在今天，虛實之分依然是城鄉社會認定年齡大小的一個共識。因此，程文炳生於公元1834年5月21日6時，卒於公元1910年11月7日12時，享年77歲，當以《事略》為準。
關於程文炳的諡號。何謂諡號？按《辭海》解釋：諡號，就是封建時代在人死後按其生前事跡評定褒貶給予的稱號。《周禮·春官·大史》：“小喪賜謚”。帝王之謚，由禮官議上，臣下之謚，由朝廷賜予。《周逸書·諡法解》：“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程文炳的諡號，按《清史稿·程文炳傳》：“謚壯勤”。而非“壯勤公”。《程文炳事略》中，他的兒孫只所以在行文中稱他為“先大父壯勤公”，是出於晚輩對先人的尊重，為尊稱。猶如後人稱歐陽修為歐陽文忠公一樣，歐陽修死後諡號為“文忠”。廷議時，朝臣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賜歐陽修諡號“文忠”。稱歐陽文忠公，是後人對他的尊稱。
同樣，程文炳的諡號，也是在他死後朝廷依照其生前事跡給他評定的一個稱號。程文炳身軀高大，偉岸強壯，一生從戎，“壯歲旌旗擁萬夫”，（辛棄疾《鷓鴣天》）按諡法：“客體盛大曰壯”；（孔穎達語）加之他勤王出力，護駕京師，為朝廷立了大功，按諡法：“不惜出力曰勤”。因此，朝廷賜予他“壯勤”之諡號，形象而準確地概括、評價了他的一生。之所以出現程文炳“諡號壯勤公、壯勤今”之類的低級錯誤，一是歷史知識不夠普及，研究不夠深入所至；同時也可能是編寫者一時粗心大意，校對者誤“今”為“公”。希望當地的文史愛好者今後做學問更謹慎、更紮實一些。
關於程文炳的出生及殯葬之地。
在能看到的資料中，都說程文炳是“安徽阜陽人”。（《清史稿·程文炳傳》）“清末阜陽縣人”。（《阜陽縣誌·歷史人物·程文炳》）“清末阜陽縣（今潁東區棗莊鎮）人”。（《阜陽古今名人·程文炳》）甚至，阜陽民間還流傳說程文炳是潁東區袁寨人，根據是程文炳宅院就坐落在袁寨集東南，已列入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據筆者手頭（目前阜陽所僅有的）2004年出自北京國家圖書館影印件《程文炳事略》記載：程文炳十七、十八世先祖“自蒿縣遷居潁之東柳溝村”，而程文炳“弱冠已被舉為程家海子之圩長”。就是說程文炳老家為潁東柳溝村程家海子。這是迄今為止能看到的關於程文炳出生地點的最具體、最明確、最權威的記載。
2008年8月22日，阜陽潁州晚報社記者張殿兵經過實地調查和現場隨訪，采寫了一篇題為《潁東區棗莊發現程文炳祖父母墓碑》的訊息，刊登在潁州晚報2008年8月23日頭版，引起我極大興趣。五天后，即8月26日，在潁東區文化局局長趙海濱陪同下，筆者親到棗莊後海實地查看了這塊刻著“皇清誥封建威將軍程三公諱廷序字亮采大人，一品夫人季太夫人之墓”碑文的墓碑，只見墓碑右上側寫著“壬山丙向”，為葬墓的方位朝向，左下側刻有“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顯然，這是立碑的時間。碑文所有文字，與程文炳光緒二十九年（1903）親自修訂的《潁東程氏支譜》記載完全相符。
據此，筆者可以得出結論：程文炳，清朝末年人，祖籍安徽阜陽，出生地為潁之東柳溝村程家海子，即今阜陽市潁東區棗莊鎮童莊行政村後海子自然村。
那么，柳溝村又是怎樣演變成棗莊集棗莊鎮的呢？據黑龍江省漠河縣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張方韜（棗莊人）的調查和研究，棗莊集在明代就稱柳溝村，是一個古地名。清朝光緒年間。因新河的開挖，雖方便了交通和水利，卻隔阻了區域和地理，為了方便人流物流和集市貿易，便把棗莊集遷移至柳溝村。一百多年後，時過境遷，柳溝村不復存在，而棗莊集市興旺，遂成重鎮，延續至今，成為中共潁東區棗莊鎮黨委、政府所在地。程家海子解放後由於人口增多，村莊擴大，遂分為前海子、後海子。2006年行政村區劃調整，合村後前後海子歸屬現棗莊鎮童莊行政村管轄。
皖北有句俗語：兔子不吃窩邊草。何況程文炳從軍剿捻，發跡於殘酷的軍事攻伐之中，儘管在處理捻軍殘部時，他敢於諫言，堅持不濫殺無辜，保護了不少鄉人；又於光緒四年（1878）在潁州、亳州、壽州、六安、宿州及潁上、渦陽、蒙城等地賑濟災民，但他內心對戰爭的反省一直十分強烈。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這也可能是他死後不回阜陽原籍安葬的一個重要內因。
關於程文炳的墓葬，筆者在《潁東程氏支譜》卷2中，見有如下記載：“（公）妻呂氏，清封一品夫人，合墓在壽州白鶴山。宋氏，清封淑人，墓在壽州白鶴山。呂氏，清封宜人，墓葬不詳。”由此可見，程文炳一生一妻兩妾，原配呂氏“合墓”在壽州白鶴山，與誰“合墓”，顯然是與其夫程文炳合墓，連妾宋淑人死後也葬在程文炳身邊，這符合封建禮葬制度。至於小妾呂宜人，由於年齡尚輕，程文炳死後何去何從？不涉主旨。
考壽州白鶴山。壽州即今安徽壽縣，白鶴山在哪？從2005年開始，潁東文化局趙海濱、王亞軍兩位同志就苦苦尋找，曾多次電話詢問壽縣和鳳台縣文化局亦無下落。因解放以後壽縣和鳳台有過幾次區劃調整，歷史上的壽州是一個大的行政區劃概念，白鶴山坐落在什麼境內，叫什麼名字……看來，只能通過正在進行的全國第三次文物大普查來漸次查清。
不過，筆者還採錄過一個悲壯的傳說：程文炳一生共有六個兒子，其中三個兒子赴日本留學，對日本可謂了解很深。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作為軍人，程文炳力主抗戰，而且與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共同提出對日“持久”作戰思想，堅決反對議和。由於戰事日緊，“召趣赴京”，朝廷為防不測，將程文炳重兵調防張家灣，拱衛京師，成為日本人的一顆眼中釘。《馬關條約》簽訂後，程文炳上《請重訂和議折》，表示寧“粉身碎骨，一死以報國家”。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南京淪陷後，日軍偵得程文炳墓葬壽州白鶴山，便派飛機轟炸，以至於墓葬炸飛，墓園被毀，守墓人從此不知去向。
關於程恩普的卒年及在程氏兄弟姊妹中的排行諸問題。
1978年新編《阜陽縣誌·人物·程恩普》記載：“程恩普（1882--1943年），字雅周，清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第六子。……於民國33年（1944年）7月25日嘔血逝世，時年61歲。”1999年阜陽市政協文史委編《阜陽古今名人·程雅周傳》：“程恩普（1882--1943年），字雅周，清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第六子。……‘9·18’事變後，國難日深，恩普憂憤交加，疾病日重，於民國33年（1944年）7月25日嘔血逝世，時年61歲。”2008年新版《安徽文史資料全書·阜陽卷·歷史人物·程恩普》也同樣重複著上述記載。
凡此種種，不實、舛誤和相互矛盾之處有三：一是程恩普為程文炳“第六子”不確不實；二是“雅周”為“稚周”之誤，又一處錯別字，且標題不用傳主名而用傳主字號，似有文不對題之嫌；三是程恩普卒年有二，“1943”與“1944”前後矛盾。比較權威的由吳敬人主編、黃山書社1991年7月出版的《阜陽地區歷史人物·程恩普》就迴避了所謂的“排行”問題，其記載程恩普於“1943年逝世於上海”尚屬準確。
關於程恩普的卒年。筆者曾就此事於2005年9月專門訪問過程文炳的曾孫,現隱居蘇州的程家紀先生。據程家紀說：爺爺程恩普博聞強記，剛毅而深沉。1943年病逝於上海，在上海公墓舉行過隆重葬禮，數百人參加。同時在家鄉阜陽城，當局也十分重視，專門在古樓中山紀念堂搭建靈棚，以示紀念。一連幾天，人流不絕，數千人排隊前往吊念，以緬懷這位潁州辛亥革命領導人、老前輩的豐功偉績。為了表彰和悼念這位同盟會元老，蔣介石曾親書手稿“耆德舊勛”寄往阜陽，並製成匾額懸掛在紀念堂靈棚前供人瞻仰。
關於程恩普的排行。我們知道，程文炳一生育有九個孩子，其中六個兒子，三個女兒，他（她）們分別是：長程煥章；次女程某某；三程雲章，字紹周，名恩培；四女程某某；五程垚章，字叔岐，字述憲；六程錫章，字稚周，名恩普；七程鑫章，字彬儒；八女程某某；九程鑒章，一名森章，字孝周。從九個孩子出生順序看，程恩普排行第六，當無疑義。
關於程恩普排行第六見於文獻記載的還有一說，就是在由程文炳長孫和五個兒子“泣血稽類謹述”的《誥授建威將軍封光祿大夫先大父壯勤公事略》（即《程文炳事略》）結尾的簽名中，順序是：承重孫傳鑣；不孝孤子恩培、鑫章、森章；降服子垚章、恩普。
何謂“承重孫”？據《辭海·承重》條：承重，即承受喪祭和宗廟重任的意思。按封建宗法制度，本身及父都是嫡長（妻所生的長子）而父先死，在祖父母死亡時即作喪主，稱承重孫。如果祖父及父都已死，在曾祖父母死亡時，就稱為承重曾孫。都要服三年之喪。程文炳長子程煥章英年早逝，程煥章長子程傳鑣在其祖父程文炳死亡時作為喪主，鑒名第一，符合封建禮葬制度。
何謂“不孝孤子”？不孝為謙詞，父母均亡曰孤。就是父母去世後子女的謙稱。由此可知，程恩培、程鑫章、程森章的母親在程文炳之前去世（何年何月，暫不可考）。
何謂“降服子”？查《辭海·降服》條：降服，舊謂喪服降低一等。如子為父母應服三年之喪；其已出嗣（即過繼）的，則為本生父母降三年之服為一年之服，稱降服子。由此可知，程垚章、程恩普都已出嗣，三子程垚章出嗣先叔祖程文炳弟程文斗（一名光）；四子程恩普出嗣先伯祖程文炳長兄程文尉，與《潁東程氏支譜》卷二記載相符。
封建社會，名份非常重要，官宦之家更甚。在自己父親的《事略》後簽名，所有子女中，女兒們沒有名份，不簽；同時，也不見族譜記載；兒子之中，如有出繼者，也要名列居後，且以長幼為序；長子死後，長孫代替，可見封建社會即使是在家庭，等級制度也很森嚴。正如《程文炳事略》記述其六個兒子時的順序是：長煥章、次恩培、三垚章、四恩普、五鑫章、六森章。
行文至此，筆者基本可以認定：程恩普是程文炳的第六個孩子，第四個兒子。
關於翁同龢和對程氏父子的記載與疑問。
翁同龢是晚清政壇上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受傳統儒家教育，飽讀經史，嫻熟詩文，尤擅書法。鹹豐六年（1856）二十七歲時春風得意，高中狀元。同治四年（1865）三十六歲時，在弘德殿行走，授讀同治帝；光緒二年（1876）四十七歲時，在敏慶宮行走，授讀光緒帝。仕途經歷，一帆風順，兩朝帝師，屢任學官，迴翔於刑部、工部、戶部衙門，更入值軍機、總署，參與中樞決策。他忠於光緒，反對侵略，引薦康梁，支持變法，因而得罪於頑固派，為慈禧太后所不容。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六十九歲，而且維新剛剛開始，便被開缺回籍，驅逐出北京。維新運動失敗後，他被追論罪責，“著即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此後，在常熟虞山下結廬隱居。光緒三十年（1904）七十五歲時抑鬱以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翁同龢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競與程文炳父子有過密切交往。而且記載在他光緒二十七年（1901）九月十五日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六月十五日的九篇日記中。
其中，翁同龢在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記：“程從周提督（文炳）遣弁王澤鄭（外委）持書問起居，答之。（給扇對）”。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十六日記：“長江提督程文炳（從周）函來，送袍褂料兩副、燕菜兩匣、棗二匣、安息香四包，即作書復之（來人姓蔣，明日交之。）。從周之子恩培（號少周），戶部司官，今浙江候補道，辦理江蘇五屬掣銷總局（另稱世再侄）”。光緒二十九年（1903）元月初九日記：“已刻程少周觀察（恩培）自蘇扁舟來訪（曾為戶部司員，入海軍衙門辦電燈處差，鏇辦河南開礦，於己亥年以道員分發浙江，先辦浙東督銷，今辦浙西五屬督銷事，駐蘇州。）。長江提督程從周（行三）之長子也，談至薄暮始去，幸笏在此周鏇，否則憊矣（有兄弟四人，一在東洋，三在家。子二，大十三，小二歲。）。”四月十八日記：“得程從舟（文炳）並其子少周（恩培）書，即各復訖，並致劉健之一函，托其轉交”。五月十九日記：“夜風蕭蕭。集漢碑，為程紹周：克纘家聲，決勝千里；廣籌民利，不閉四門。《張遷》。上切乃翁程從周，下切現督銷浙鹽。”五月二十八日記：“已初程紹周（恩培）從蘇州來，以嵌竹隸條四扇、日本白米四筒為饋，直談至酉初乃去，即日至三里橋趁輪也（住葑門嚴街前，意欲為浙東鹽出洋，於課稅無虧，而私鹽究可少數十百引。此人於各國情形皆熟，曾偵探日本，並嫻工藝。）”（見《翁同龢日記》光緒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上述六則日記，記述了程文炳、程恩培父子二人與翁同龢的交往。他們之間，不僅書信往來，而且饋贈物品，互有答謝，關係絕非一般。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記中記載了程氏父子的名號、出身簡歷和家庭內情，為我們深入了解和研究程氏父子提供了鮮為人知的史料。然而也有一些疑點，提出商榷。
關於程文炳的字號和排行。程文炳，字從周。然而在翁同龢日記中，一作如是記載，同時又稱“從舟（文炳）”。從周，源於孔子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註：“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鬱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論語集注》上卷二）由此可知，程文炳雖一生從戎，為職業軍人，但“以家貧不能多得書常引以為憾”；半世征伐，看慣了刀光劍影，骨子裡卻“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崇尚周禮，希望天下太平，官民循規蹈矩，而世世平安，故不忘祖訓，字號“從周”，是為一解。同時，古文字中，“周”“舟”不通假，文義和字理上沒有相同和相通之處，這是迄今看到的關於程文炳字號的第二個稱呼。至於為什麼翁同龢稱“從周”為“從舟”？“從周”典故他自然十分清楚；“從舟”之稱也只能是書面隨記而已矣！
翁同龢在日記中稱程文炳（行三），顯然是指程文炳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查《潁東程氏支譜》卷2：程文炳兄弟三人，兄程文尉，弟程文斗，程文炳排行第二。其父程兆麟，兩個叔叔程兆麒、程兆賢。兆賢“乏嗣承祀子”，按封建宗法制度，程文炳出繼給三叔程兆賢。由此可知，翁同龢此記有誤。
關於程恩培的字號、排行、身世諸問題。翁同龢在日記中，稱“從周之子恩培（號少周）”，又稱“已初程紹周（恩培）從蘇州來”，紹周、少周字號各不相同。其實，程恩培，名雲章，字紹周，《潁東程氏支譜》卷2也如是記載。翁同龢稱恩培號少周，自有他的道理。首先，紹、少意雖不同，而音相通；其次，少意為小，其父程文炳字從周，其於晚輩稱少周、小周，是為得法；第三，翁同龢稱程恩培號少周，還是一種愛稱，亦是長輩對晚生的暱稱。程文炳與翁同龢是同時代人，翁同龢稱程恩培父親為“乃翁”，又稱程恩培為“世再侄”，不僅表達了對程文炳的尊重，而且透露出翁、程兩家兩代人之間的交往之密切。
翁同龢在日記里稱：程少周，長江提督程從周之長子也，有兄弟四人，一在東洋，三在家。此記有誤。查《程文炳事略》及《潁東程氏支譜》卷2可知：少周兄弟為六人，少周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二，為從周次子。翁同龢之所以稱少周為從周之長子，可能是因為少周之兄煥章此時已經去世，在現有的五個兄弟中排行第一；然翁同龢稱少周有兄弟四人，顯然不確，就不知是筆誤還是有其他什麼原因了。
難能可貴的是，透過翁同龢日記，我們可以了解到程氏父子特別是程氏兄弟一些鮮為人知的情況。比如，翁同龢稱少周“有兄弟四人，一在東洋，三在家”，可知此時（1902年）在日本留學的是程文炳三子程垚章，彌補了垚章留學日本時限之空缺。再比如，翁同龢在日記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少周的經歷和家庭：曾在戶部當過司員；又入海軍衙門負責電燈處的差使；不久到河南開灤煤礦負責開礦業務；於己亥年（1899）被任命為浙江後補道，先負責浙東督銷（鹽務）工作，1903年負責浙西五屬督銷，駐蘇州。此人通曉國際事務，並深入日本偵探其國情，而且嫻熟工商事宜，是為不可多得之鐫才。程少周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十三歲，小兒子兩歲。程少周的簡歷、自身能力和家庭情況，一目了然。
特別是翁同龢對程氏父子的評價，可謂確當。他說程文炳：“克纘家聲，決勝千里”；說程恩培：“廣籌民利，不閉四門。”這兩幅從漢《張遷》碑文上集下的名句，“上切乃翁程從周，下切現督銷浙鹽”，將程氏父子的畫像，勾勒得維妙維肖，十分形象和逼真，是不可多得的一筆寶貴遺產。
程文炳宅院
程文炳宅院位於阜陽市潁東區袁寨鎮，是清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所建，始建於清光緒年間，距今已有120多年歷史，占地面積6700平方米，磚木結構，三院進落，清題建築為兩層樓房，門窗雕幾何圖案，變化豐富。左右迴廊貫通前後院落，整個建築群內，磚雕、木雕、石雕點綴得體，錯落有致，技法精湛。
程文炳宅院原有房屋100多間，解放後被收歸公有後一部分被改造成糧站，一部分改辦幼稚園，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現保存完好的還有50餘間。根據“搶救第一，保護為主”的原則，2004年4月潁東區人民政府將程文炳宅院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並投入部分資金，將幼稚園搬遷出程宅。堂樓現存的北宅為傳統的四合院，正房為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東西兩面的廂房為平房，南面是門庭，由此門經南宅直通程家大院的跑馬門樓，北宅及東西廂房的花窗經歷百年風雨，依然完整精美，像這種具有江南風格的民居在皖西北是獨有的。中方內部結構潁東區人民政府根據文物保護的有關法律、法規和“文物工作五納入”的精神，按照守土有責的原則，對程文炳宅院進行了修善和全面測繪，並於2000年4月正式批准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確立了控制地帶，為使這一具有典型風格古建築完好地保護下來。2005年“程文炳宅院”被正式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宅院正在修復中。 程文炳宅院修繕：程文炳宅院位於潁東區袁寨鎮西頭,距今有120多年歷史。宅院占地面積67000 m2，是阜陽目前唯一保存較為完整的具有江南風格的古建設築群。該宅院整體修復工程計畫投資350萬元，一期工程投資75.5萬元，即將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