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碧陽書院原因
為適應這種教育需求而創立的書院，便如雨後春筍。自明代以來，黟縣境內頗具名氣的書院，除碧陽書院外，還有淋瀝書院、中天書院、桃源書院、松雲書院、南湖書院等。客觀地說，促使黟縣歷史上的繁華，與其說是商業，不如說是文化，因為從這塊文化氛圍極其濃郁的土地上走出去的商人與其他地域商人自身素質的差別，便是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先讀書，後經商，是他們藉以成功的根基。
而黟縣歷史上許多成功的商人，對家鄉的教育事業都非常鍾情，他們基於對自己成功的體味和感悟，給予家鄉教育事業以巨大的回報，1808年，黟縣重建碧陽書院，耗費白銀2.9萬兩，全部由鄉紳捐贈。
黟縣那一座座書院中，流溢著徽商們殷切的目光，那厚實挺拔的牆體，是徽商雄厚的經濟實力的展示。
碧陽書院概況
碧陽書院創立於明嘉靖四十二年，即公元1563年，就城南儒學原址擴建而成，因地處碧山之陽，名碧山書院。明天啟時毀塌，崇禎時修復。清乾隆時，撤書院，儒學復移城南。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知縣吳甸華復建碧陽書院於迎靄門外（今黟縣中學校址），有祠宇、講堂、書舍等共110餘間。復建耗費白銀2.9萬兩，全部由鄉紳捐贈。其中西遞鄉紳胡尚熷曾一人則獨捐1.8萬兩。現存的書院建築是清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復建的。它坐落在黟縣縣城以南迎靄門外的山頭上(原在縣城南，因地處碧山之陽，故為碧陽書院。)這裡古樹參天、古建成片，既無鬧市之繁雜喧囂，又可隱隱望見縣城街道，其環境十分幽靜，確實是辦學讀書的理想之地。據史料記載，書院有朱子殿、崇教詞、書齋詞、尊道堂、誠意堂、正心堂、修身堂、迎藹堂、敬義堂、致知堂、觀善堂等祠宇、講堂、書舍共一百一十餘間，崇教祠、致知苑、泮池、碑廊、古樹等明清名勝古樸雅致。而如今保存完整的便只有這書院的“崇教祠”了。以及《碧陽書院院規》、《新建碧陽書院記》等古牌刻7塊和“尊道堂”大型金字古匾等，皆為珍貴的古文物。這鑲嵌在崇教祠里的石碑，銘刻著書院的管理內容，包括細微的收支賬目。碧陽書院的歷史傳承
碧陽書院，坐落在黟縣城迎靄門外的山頭上。這裡古樹參天、古建成片，既無鬧市之繁雜喧囂，又可隱隱望見縣城街道，其環境十分幽靜，確實是辦學讀書的理想之地。即使到了碧陽書院已經沒落後，依然有很多學校在此基礎上辦學。如碧陽高等國小堂、東吳大學附屬中學（黟校）、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皖校）、省立四臨中、黟縣五七大學、黟縣中學。碧陽高等國小堂時期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書院改為碧陽高等國小堂。改成碧陽高等國小堂以後，便為公立（縣立）。正因為如此，輿論普遍認為名不符實。大多數百姓認為，雖然改成了學校，仍應該堅持私立性質。學校校長人選也應該由教育會推選為宜。這股輿論一度左右學校辦學。直至民國二十一年春遷徙入黟城考棚，復遷孔廟，即如今的實驗國小校址。東吳大學附屬中學（黟校）時期
六十年前的抗日戰爭期間，東吳附中（黟校）、復旦附中（皖校）就曾辦學於這裡，先後長達八年，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八年間，東吳、復旦不但為淪陷區和徽州培養了許多畢業生，而且開創了黟縣興辦中等教育的先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蘇州相繼淪陷。時任上海東吳附中教師的黟縣人葉芳珪約同孫蘊璞、張夢白、周瘦鵑、程小青等多位知名教授、學者來到黟縣躲避戰亂，同時到來的也還有不少淪陷區的大中學生。另外，在外地任教、求學的黟縣人也紛紛迴轉家鄉，其中吳道存、汪玉春、舒耀宗、汪學純等都系本土鄉賢名達。一時間，向來寂寞的古黟山城，成了眾多文人學者薈萃之地。
次年春天，這一群逃避戰禍的文人就在碧陽書院籌辦起“東吳大學附屬中學（黟校）”。這些知名學者在黟縣只待了一個學期，暑假便接到東吳大學在上海復校的通知，於是不少人紛紛離去，東吳附中也就隨之遷走。
學校雖撤走，但在東吳附中教書、讀書的不少徽州人，還有一些江蘇、上海等淪陷區的師生卻沒有離開黟縣，因此縣城中失學、失業的青年也就陡然多了起來。在此期間，一批上海復旦大學的師生也避難於此，恰逢暑假，他們便在黟縣開設了復旦暑期補習學校。
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皖校）時期
東吳附中遷走後，復旦大學的謝小魯、馬吉先等以及原東吳附中未遷離的教師，就在東吳附中原址——碧陽書院裡，在復旦暑期補習學校的基礎上，籌辦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皖校。起初，一點經費都沒有，負責後勤的是正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黟縣人汪介民，他回到家中，動員做“源丰南貨店”老闆的父親捐出二百元作為開辦費，以解決燃眉之急。開辦學校的備案手續辦理是十分繁瑣的，更何況又在戰亂中。按政府規定：開辦私立完中，要有不動產數百畝學田以及為數可觀的一筆開辦資金。這個規定對於一批流亡的窮書生們來說，根本就是一條根本無法逾越的鴻溝。於是，他們為了繞過這個備案手續的繁文縟節，就決定採用“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的校名，並由曾任復旦大學校長英文秘書的黟縣人吳道存遠赴重慶，徵得了已經內遷的復旦大學本部同意，皖南行署才批准備案。得到了政府認可，學校的經費就有了著落，也就保證了學校能長期辦下去。
學校聘請了一些有任教能力的教師，其中不乏有一些教育界、文化界名人，如馬吉先、黃文望、章渭煊（進步教師，解放後任浙江省九三學社領導）、蔣蘅、（地下黨員，績溪病故）曹新安（地下黨員，後於涇縣遇害）、吳道存（後回復旦大學任教、全國中學英語教學知名專家）、葉方珪（後為江蘇省常州市政協常委）、汪學純（後經董必武介紹赴延安、曾任米脂中學老師、吳玉章秘書）等。
9月，復旦附中正式開學上課，設立了高一年級一個班，國中三個年級四個班。另外，還附設了一個商業班。共招收了一百多名學生。開始時學生主要是當地人和留在黟縣未離開的淪陷區東吳附中學生。以後，逐日發展，近有徽州各縣和貴池、蕪湖、青陽東流、至德學子，遠至上海、北京、江西、浙江等地的流亡失學青年。學校到第二學年期末（1939年），初一到高三共有10個班級，學生增加到400餘人。因辦學成績顯著，受到了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嘉獎，復旦大學本部亦以書面慰勉。
黟縣雖是僻遠小山城，但抗日救亡運動同樣是轟轟烈烈。特別是復旦附中建校後，從淪陷區來得青年師生身受日寇的蹂躪，離鄉背井，流落他方，抗日救亡情緒尤為高漲。學校師生在地下黨組織領導下成立了讀書會、歌詠隊、話劇團等學生組織，一邊讀書，一邊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他們辦報刊、出牆報、開展歌詠活動、排演抗日話劇，有力推動了當地抗日救亡運動。他們不但多次深入四鄉，還利用假期到太平、石埭、青陽、甚至貴池、至德抗敵前線一帶巡迴宣傳演出，受到廣大軍民的熱烈歡迎。據地下黨員、音樂教師兼學生課外指導章渭煊先生在八十年代回憶說：“有一次在青陽陵陽鎮露天演出，忽遇大雨，民眾寧願淋雨也不肯離去，師生們也就冒雨堅持演出，當時情景十分感人。”
當年的皖南，在日寇飛機的直接轟炸和日寇軍隊的封鎖威脅下，生存環境十分惡劣，辦學條件也就更加艱苦了。當時，遇到的困難再多，大家的辦學熱情還是高漲的。教學儀器奇缺，師生們自己動手做；教材課本不夠，同學們就相互手抄。以致迄今在老徽州一帶，偶爾還可以收集到當年復旦學生手抄的教科書。生活上有時連鹽也難以保證供應，師生們卻也還是無怨無悔，正如在他們校歌中寫的那樣，在抗戰中“鞏固學校，維護國家，先憂後樂交相勉，交相勉前程遠”。雖然是戰時，但復旦教學工作一刻也不放鬆，學校制定了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各項講課、聽課、作業、批改、考核、升留級等制度。晚上沒有電燈，晚自習就在書院的大講堂里點起幾盞汽油燈，師生們集中在一起，學生學習，老師備課、改作業。抗戰幾年中，皖南唯一的一次高中畢業會考，復旦附中的成績名列前茅。復旦附中後幾年畢業的學生，有不少都考上了西南聯大、中央大學、湘雅醫學院、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浙江大學等，其錄取率在當時來說是相當高的。
在復旦的師生中，也聚集了一些中共地下黨員，他們很快就建立了黨組織。學校里進步的教師也比較多，進步的學生也不少。因此頭幾年，學習風氣是濃厚的，抗日活動是活躍的，整個學校呈現出勃勃生氣。皖南事變以後，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通過學校當局對全校師生加緊了控制，大力發展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縣黨部、三戰區派出特工人員混在師生中，監督進步師生。通過訓導處用體罰、禁閉等手段打擊進步學生，干擾抗日救亡運動；特別是破壞學校地下黨組織，一些地下黨員和進步師生遭到逮捕和驅逐。這一切並沒有嚇倒學校的愛國師生，抗日活動依舊進行，並且利用一伙食問題，鬧起罷課學潮。學生占領了學校，把負責人和軍訓官都趕跑了，此時不但驚動了皖南行署，甚至引起教育部的關注。
1945年下半年，抗日戰爭勝利，復旦附中也完成了它在黟縣碧陽書院的辦學使命，先是遷至宣城，隨後歸回上海本部。
“祖國前哨，皖南心臟，群山環繞，古黟城郊，集合著一群年青的學子，匯流著一道前進的思潮，物質我們雖不夠，精神卻無比的堅強............我們在抗戰中生長，我們要在抗戰中光大發揚（《復旦三周年紀念歌》陀夫詞，唯行曲）”八年抗戰，八年興學，復旦附中在古老的碧陽書院至少培養出了千餘名初高中畢業生。六十年後，重返碧陽書院的復旦學子們在紀念碑上鐫刻道：“時值物資奇缺，條件極差，然教師艱苦教書，學生認真鑽研，英才迭出............”。
省立四臨中時期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後，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南京等相繼淪陷，日寇加緊了對安徽等地的空襲，蕪湖、安慶等城市的機關、廠礦、學校和商店等先後往內地疏散。為了培養人才，解決戰時大批中學生入學問題，當時的安徽省教育廳曾決定，將安徽中部地區原有的中等學校，混合建立四個臨時中學。其中蕪湖、貴池等地的一部分師生被集中到了至德縣（即現在東至縣南）境內，設立安徽省第四臨時中學，簡稱“省立四臨中”。1938年5月，鑒於設在金寨縣砂流硐村的省立一臨中遭受日寇飛機轟炸，死傷嚴重的情形，6月中旬，安徽省教育廳急忙通知全省各地中學提前放假，全體師生迅速往湘西吉首等處轉移。省立四臨中因為設立在偏僻山區，訊息不靈通，而且交通不便，故遲遲沒有行動。直到1938年農曆5月份，日軍已經逼近安慶，在四臨中的校園裡，已經可以聽到激戰的隆隆炮聲，空中也時有敵機侵襲，再加上有訊息說安徽其它臨中已流亡到了漢口，於是四臨中師生在校長桂丹華先生的帶領下，向後方轉移。由於行動遲了一步，原先設計的線路已被敵人切斷，所以只得繞道山路，交通極為不便，運輸更加困難，流亡時間拉長，加上行動倉促，因此公私財物沿途拋棄甚多。
經過三四天的輾轉，師生們到達祁門縣歷口鎮。在此休息了兩天以後，又轉移到了黟縣的碧陽書院。
碧陽書院是黟縣文化的據點。清朝道光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廢科舉興新學以後，書院資產歸屬黟縣教產保管委員會管理，至此仍然保護完好有祠宇、書舍、講堂等一百三十餘間，還有花園、池塘等。寬敞的房舍，優美的環境使長途遷徙的師生暫解了奔走的勞苦。更因為黟縣地處皖南深山腹地，暫無敵寇入侵的危險。在廣大師生的一致要求下，四臨中打算除畢業班外，其餘同學均擬在此長駐繼續學習。為此，桂丹華校長專派教務主任葉孟安等一行，到屯溪向皖南行署請示。
但有關方面負責人認為，當時黟縣碧陽書院已由東吳大學孫蘊璞、沈祖懋陳海澄等先生創辦有東吳大學附屬中學黟校，招收有各地流亡學生近兩百人。同時復旦大學佘凌雲、謝小魯、朱啟林等先生也正積極籌辦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皖校，同年二月，已報安徽省教育廳備案，開學在即。如果省立四臨中仍滯留碧陽書院，師生過於集中，恐不安全。另外，數校雲集，校產分配也不便操作，特別是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因為風俗習慣等諸多原因，時有爭執與矛盾（這在《復旦三周年》一書中有所反映）。所以省立四臨中還應按計畫繼續遷移去湘西。因此，四臨中在碧陽書院住了一個多月以後，又踏上征途，向省外移動。當時的學生中，凡家在皖南的一部分相繼轉入復旦附中繼續學習，其餘的學生大都隨學校流亡。
約在當年農曆七月，四臨中從黟縣出發，經過屯溪流亡至浙江蘭溪，後改乘火車到了長沙，最後至湖南洪江鎮落腳安頓，師生全部歸併國立第八中學工作學習，直至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黟縣五七大學中學部時期
文化大革命後，黟縣革委會決定黟中撤離分遷到各公社、鎮辦學。1969年首批教師下放各公社創辦中學。原黟中僅留一個小組看門，致使黟中教學設備、生活設施受到一定損失。黟中原址兩間教室一幢女生宿舍被原黟縣向陽鎮借用開辦“向陽中學”，招生一個班50人，學制二年，春季始業，入學不需考試，而由“貧下中農推薦”。1970年原黟縣向陽鎮辦“向陽中學”與紅旗公社辦“紅旗中學”合併為“向紅中學”，改由黟縣革委會直接管理，計畫招生二年制初二，一個班，三年制初二，三個班，共約學生200人。自此以後，國中學制又改為三年。由於片面強調“五七”指示中的“兼學別樣”。這一年師生勞動時間幾乎占教學時間的一半。四個國中班計為縣茶場採茶三萬多斤，為校農場種水稻三十多畝，還種有油菜、黃豆等。同時開闢籃球場兩個。同年2月全縣開展“一打三反”運動；4月，政治大清查指揮部成立；9月，在黟中校址基礎上，成立縣的“五·七”大學開學。
1971年縣革委會決定將“向紅中學”併入黟中原址辦的“黟縣五七大學”，改校名為“黟縣五七大學中學部”。直到1972年根據縣“四五”規劃，向陽、大寨、橫崗、鐘山學校國中班併入黟中，恢復“安徽省黟縣中學”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