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培蘭

白培蘭，山西左權人，生於1920年7月。1938年參加革命，翌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區委書記、縣公安局長、省公安廳副處長。調至冶金戰線後，歷任武鋼第五工程公司經理、黨委書記、武鋼經理助理、武漢冶金建設公司副經理、第一冶金建設公司副經理兼重慶工程指揮部指揮長、工委書記等職。1966年3月任渡口冶金指揮部(即後來的第十九冶金建設公司)指揮長、黨委副書記。1968年6月任渡口冶金指揮部革命委員會主任。
1973年任渡口冶金指揮部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
1966年初，一冶決定進川的施工隊伍在工程完工後轉戰渡口，由白培蘭負責全面工作。旋即赴渡口指揮礦山工程施工戰役。
1966年5月，冶金部決定一冶一分為二，組建十九冶。在會商分家方案時，白培蘭主動提出武漢的房產物資都可以考慮留給一冶，十九冶由於建設任務艱巨，希望能多挑一些能征善戰的骨幹。他這個姿態得到部工作組的支持。由於十九冶從武漢分得一大批領導骨幹，分家及動員隊伍進川均很順利，進渡後很快形成一支三萬餘人的建築安裝隊伍。
1966年秋，冶金指揮部黨委書記胡山去成都養病，白培蘭在家主持工作，他覺得指揮部戰線長，人馬多，團結很重要，乃對武漢過來的領導骨幹交代說：“我們現在生產、施工和設計(甲、乙、丙)一把抓，頭緒多，困難大，十九冶是其中的主力，工作搞好了多講別人的好話，搞不好先打自己的板子。”自培蘭對於雖有缺點然而有膽識的幹部敢於放手讓他們施展才能。有關部門在匯報中不免提及某些領導幹部的某些作風問題。他說；“我也承認這些人的缺點，可他們有本事，打得開局面，要用人之長。”由於他唯才是用，在公司成立的當年，便將礦山戰役和冶金廠“三通一住”戰役打響，工程進展很快。
1968年，白培蘭在組織“猛攻兩礦(藍家火山礦和尖包包礦)兩廠(選礦廠和密地機修廠)”的同時將指揮重點移至弄弄坪，大抓場地平整和地下管網戰役，為前三廠(煉鐵、焦化和燒結廠)全面施工贏得時間，為1970年“七一”出鐵爭得了主動。
1969年初東鋼(攀鋼前身)成立，白培蘭鑒於歷來生產與基建分家總要扯皮，弄得不愉快，因而主張自己要有個高風格，不要叫別人戳自己的脊梁骨。經研究決定：(一)凡四零公司合過來的技術力量和裝備一律給東鋼；(二)這幾年冶金指揮部為生產積蓄的技術力量和物資裝備一律隨隊劃給東鋼；(三)困難和問題留給冶金指揮部。1973年在與攀枝花冶金礦山公司分家時，除了將在礦山施工的人員和裝備“一刀切”劃歸攀礦，並在為該公司配備機電安裝和機械運輸力量時亦做到忍痛割愛，使攀礦很快形成綜合施工能力。
1970年年初，在貫徹中共中央(1969年)“12.25”批示時，大力解放幹部。他說：“他們(指造反派)把幹部分成胡(山)派白(培蘭)派，這是胡扯。四零公司來的這批幹部大多是從基建(武建)去生產單位(武鋼)的，怎么到西昌不久就都成了胡山黑線上的人了?”於是，將“群專對象”和“五·七”幹校的幹部統統解放出來，分配工作。這對奪鐵戰役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
攀鋼一期工程施工高峰期間，內外協作配合極其複雜，加之極“左”思潮干擾，施工遇到困難很多，白培蘭不是去抓具體施工，而是“牽牛鼻子”。凡大件運輸，材料設備供不上影響綜合進度時，他便披掛上陣。一次，他到電裝公司檢查高爐系統工程“卡殼”的問題，一位搞供應的幹部向他訴苦，說材料弄不進來。他承認這是事實，我們很難左右運輸和生產廠家。但他還是對這個幹部精神狀態提出批評，說：“你除了會叫困難還會什麼?沒有困難毛主席會叫你到這個山溝來！”在批評的同時，又給這位幹部甩一支“紅塔山”香菸。這位幹部向他保證：“白主任，我這就去到處磕頭，保證電裝公司誤不了綜合進度。”
白培蘭常用這類事例引導教育搞施工的幹部。他認為在關鍵時刻扯皮拉筋，你指揮員不下刀子，光在那裡“揉面”，會貽誤戰機。部里管基建的領導評價白培蘭領導施工的作風是大刀闊斧，不留情面。
當時，代管單位有困難找到白培蘭。白說，你們遠離基地，困難比我們多，住房和生活供應有困難可以提出來，我給解決。你們職工子女下鄉就業，和我們十九冶的一視同仁，我們決不搞“兩本帳”，希望你們在工作上對我們負責，也不要搞“兩本帳”。他認為大兵團聯合作戰，在綜合工期上一環套一環，決不能含糊。掌握全戰線的指揮員不敢動用權威，光說好話，光給他“拜年”，不是好指揮員。
1973年在組織軌梁廠施工戰役的同時，白培蘭卻將注意力放在收尾配套上。他在哈爾濱一○一工地和馬鞍山車輪輪箍廠都曾抓過收尾交工，極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要不得。他糾正當時“流不完金江水，收不完攀鋼尾”的說法，認為你不百分之百交工，勢必影響生產，這不叫一包到底，工完尾清。於是要求挨家挨戶查漏項，定人定時，將收尾工程作為戰役來打，使得“骨頭”項目、“鬍子”工程，乾淨利落地完工交付生產。
白培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衝擊。運動初期，前面有書記胡山頂著，中期有軍代表當一把手，日子還不是很難過。後來，書記和軍代表都調走了，在極“左”思潮猛烈衝擊下，遠遠應付不了風雲變幻，在文革末期“轉彎子”之後，犯了嚴重錯誤。1977年10月1日逝世，終年5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