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彥升

畢彥升，1917年出生在安東縣（現東港市）長安鎮葉茂村，他幼年讀私塾時就好習武，在安東林科中學學習期間，受班主任王奉璋的進步思想影響，積極參加抗日活動。
一天夜裡，日軍在安東市區舉行防空演習，強行進行燈火管制，而畢彥升卻果敢地把校園裡的室內外電燈全部打開，使日軍的演習失敗。
1935年，畢彥升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奉天（瀋陽）農業大學。在校期間，他對外語產生極大興趣，熟練掌握了日、俄、法、英四國語言。
1937年，畢彥升被學校派往日本和蒙古考察。期間，他接觸了宣傳馬列主義思想的報刊，了解到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從中悟出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抗日救國的道理。
1938年，畢彥升大學畢業後，與同學孟慶赫、蔡雲佩等人赴北平尋找中共地下黨組織，結果沒有找到。畢彥升沒有死心，他一心要找到這個嚮往已久的組織。1939年7月，他再次約孟慶赫一起投奔革命聖地延安。途徑河南境內時，被國民黨第三集團軍扣留，準備移送他們到洛陽國民黨青訓班。在例行審訊中，畢彥升結識了第三集團軍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中校參謀朱晦生，朱晦生試探出畢彥升的真實意圖後，就將他保釋出來，以他精通日語為藉口，將他留在軍內擔任審訊日軍俘虜工作，並暗示他注意從日本戰俘口中蒐集情報。畢彥升以自己熟悉日語的本事，在對日本戰俘的審訊中得到很多重要情報傳遞給朱晦生，他也為自己能為抗日救國做貢獻而自豪。朱晦生通過多次考察，認為畢彥升是個搞地下工作的好材料，就私下開導他，只要能為抗日救國出力，不一定非要到延安，在這裡也可以乾一番大事業，使畢彥升打消了去延安的念頭。
後來，畢彥升又結識了中共地下工作者徐天民，在朱晦生和徐天民的影響下，畢彥升的思想覺悟和地下工作能力均有很大提高，是年10月，經徐天民介紹，畢彥升被新四軍彭雪峰師長派往鄭州，在國民黨軍隊中繼續從事地下工作，與徐天民單線聯繫。
畢彥升膽大心細，工作熱情高，他充分利用國民黨軍先進的通訊網路，經常冒著生命危險及時準確地為新四軍蒐集有價值的情報。1939年末，聯合國撥款修建黃河軍事防線，因國民黨內部貪污、剋扣現象嚴重，造成工程驗收不合格。國民黨上層機關為查清事實，派出聯合調查組進行調查，畢彥升被任命為調查組翻譯。工作中，他掌握了國民黨黃河防線全線軍事防務圖，及時將這份重要的軍事情報轉送到新四軍手中，為其後新四軍在反摩擦的過程中採取戰略主動提供了重要信息。
國民黨軍隊在與新四軍相摩擦的戰鬥中失利，引起了特務機關的警覺。期間，畢彥升在進步人士林青主編的《二月》旬刊上發表一篇題為《天治二郎之死》的抗日文章，招致特務組織的懷疑而被秘密監視。地下黨組織了解到畢彥升的處境危險，決定讓他迅速轉移到豫東重鎮周家口。
1941年1月，經新四軍地下黨組織精心安排，畢彥升化名打入國民黨財政部魯蘇皖豫4省邊區貨運稽查處擔任高級稽查員。畢彥升在日記中寫道：“我雖然擺脫了渣滓坑，卻又跳進了魔鬼窩，但為了工作需要，赴湯蹈火，其甘如怡。”他經常以稽查為名，冒著日軍飛機的空襲，深入黃泛區蒐集情報，完成黨組織交辦的很多任務。
1941年春，經朱晦生、徐天民介紹，畢彥升加入共產黨。之後，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他協助地下黨組織建立了周家口、界首、水寨3個秘密聯絡點和工作掩護點，為地下黨的通訊聯絡、情報傳遞、掩護地下工作人員做出重要貢獻。他還省吃儉用，把結餘的錢用於資助聯絡點經費不足。
1941年8月，畢彥升在一次執行特殊任務中，於河南漯河遭到國民黨特務暗算壯烈犧牲。
畢彥升在抗日鬥爭的另一個戰場上出生入死，歷經艱險，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建國後，國家安全部、民政部追認畢彥升為革命烈士，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和烈士的家鄉隆重召開了追悼大會和建碑揭幕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