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拉萊·喬婭 阿富汗最勇敢的女人2003年12月17日在阿富汗大國民會議上，她被中途掐斷的90秒鐘發言震驚了全場、全國乃至全世界，但也讓死神的陰影從此時刻伴隨著她。她曾是阿富汗議會最年輕的女議員，但任期只過了兩年，她的發言又為她惹來男性同事的咒罵和攻擊，議員資格也被吊銷。她每天都要換不同的地方過夜，為了安全不得不穿上自己最厭惡的罩袍。
瑪拉萊·喬婭（Malalai Joya）很清楚，2003年12月17日她拿起麥克風的一剎那，就等於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籤了字。
但身高只有1.5 米的她，還是向舊軍閥、戰爭罪犯和宗教極端主義者發起了最猛烈、震撼的抨擊。
這裡是阿富汗，一個八成的婦女不識字、男人幾乎都不想改變這一現狀的國度。選擇當一個憤怒而叛逆的女人，就是在給自己惹殺身之禍。
2009 年7月，她的自傳《我要大聲疾呼》問世，儘管她仍把自己藏在保鏢和厚厚的全身罩袍之後，不為人知。
從難民到秘密女校教師
7 月28 日，英國《獨立報》記者約翰·哈里在倫敦見到了被譽為“阿富汗最勇敢女人”的瑪拉萊·喬婭。為推廣自傳，她和一個支持者赴英國一周。即使在倫敦，她的行動仍要保密，記者被告知不得透露她的藏身處。
瑪拉萊·喬婭和阿富汗孩子們在一起1978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喬婭剛出生四天。當天她父親就放下手頭的學術課題，投入抗蘇戰鬥，從此消失在群山之間。喬婭說：“那以後，我們所知道的都是戰爭。”
她最早的記憶，是一群警察來搜查她家，尋找父親去向的線索。當時，她緊緊抱著母親的腿。為了讓10 個孩子活下去，文盲母親帶著他們躲開警察，越境來到伊朗的難民營。
這座骯髒的“帳篷城市”蝸居古絲綢之路的一角，難民們被伊朗政府視為二等公民。晚上，野獸常常在帳篷間出沒，攻擊兒童。在那裡，喬婭母子得到訊息：父親被地雷炸傷，失去了一條腿。
難民營沒有學校，喬婭的母親卻決心讓孩子們接受教育。於是，他們再次舉家出逃，來到巴基斯坦西部的難民營。在那裡，喬婭開始念書。“告訴我你在讀些什麼，我就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她對記者說。
從青少年時代起，她就閱讀自己能看到的所有文學作品，從波斯詩歌、布萊希特劇本，到馬丁·路德·金的演講。她還把新發現的文學天地向包括媽媽在內的難民營年長婦女作了描繪。
喬婭很快發現，自己喜歡教書。她16 歲時，一個叫“提高阿富汗婦女能力組織”的慈善機構提出一個大膽建議：去阿富汗，在塔利班眼皮底下辦一個秘密女子學校。
於是，喬婭帶著僅有的幾件衣服和少量書籍潛入阿富汗，“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日子”開始了。喬婭對被迫穿全身罩袍厭惡至極，在街上經常遭到宗教警察的騷擾，甚至受到死亡威脅。但她說為了女孩們的自由，這一切都值得。“每當有新的女生加入課堂，就是一個勝利。”她笑著說。“沒有比這更好的感覺了。”
喬婭多次險些被抓。有一回，她在一戶人家的地下室給一群女孩上課時，主婦突然高喊：“塔利班！塔利班！”喬婭說：“我讓學生們躺在地上，不要做聲。我們聽到頭頂上方的腳步聲，我們等了很久。”
在許多情況下，是普通的陌生人幫她脫離了險境—通過故意給警察指錯方向。“在阿富汗，每天都有數百到數千名普通婦女在充當我們姐妹的守護者。”她說。
一語震驚阿富汗全國
塔利班被美國人打跑後，過去割據的軍閥們又回來了。
喬婭指出：“大多數西方人都受了誤導，以為阿富汗婦女受的束縛和壓迫始於塔利班政權。這是個謊言。許多最殘酷的暴行，都是由原教旨主義‘聖戰’組織在1992 至1996 年內戰期間犯下的；他們制定的欺壓婦女的法律被塔利班繼承。現在這些人重新掌權，馬上就沿用以強姦來懲罰敵人、獎勵士卒的老行徑。”
在2003 年那場改變喬婭命運的演講中，她在會議帳篷內，向501 位代表、外交官、行政官員和記者控訴了她的憤怒。那是由聯合國主持，阿富汗各部落、族群和宗教代表參加的支爾格大會（即大國民會議），正在討論制定新政府的憲法綱領。
當喬婭從一排排電視攝像機前走過，進入會場時，第一個印象是：這裡充斥著“軍閥、戰爭罪犯和法西斯分子等阿富汗最臭名昭著的人權踐踏者”，這是一群對民主毫無興趣的人。
喬婭參加那次支爾格大會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揭露阿富汗政權的黑幕。她是完全由婦女投票選出的114 名女性代表中的一員。聽到小女兒當選議員後，喬婭的媽媽哭了—出於對女兒安全的擔心。
為了能在大會上發言，喬婭連續多日糾纏會議主席。但她一開口，就讓主席後悔莫及。
“我的同胞們，我不得不批評你們：為什麼你們允許支爾格大會的合法性被這些罪犯玷污？正是他們造成了我國的四分五裂，他們就是現今阿富汗的兇手，他們憑什麼出現在這裡？”
膽小的人開始議論，一些人則用力鼓掌，更多的人則驚呆了。“那些人應該被送到國際法庭審判。”
她才說了1 分半鐘，突然聽不見自己的聲音—話筒被粗暴地切斷電源。台下一群群暴怒的男人揮拳向講台撲來。第一排的一個宗教極端分子大喊，“與俄國佬一起滾蛋！”另一個女代表也吼道，“脫掉這個婊子的褲子，再用它絞死她。”
在支持者的保護下，喬婭倉促地離開會場。當晚，一群男人衝進女代表暫住的大學宿舍，叫囂要求交出喬婭：“那個婊子在哪？！我們要找到她，幹了她，再宰掉她！”
喬婭的發言主宰了當天的新聞，隨後被傳送到世界各地。後來聯合國介入此事，為她提供了安全的住所和保鏢。
生活在祖國的流亡者
當喬婭回到家鄉法拉省（Farah），眾多民眾夾道歡迎，鄉親們把她看作家鄉的女英雄。
然而快樂沒有持續多久，2004 年4月28 日，一個路邊炸彈在她的護衛車隊前爆炸。只因兇手過早引爆，喬婭才躲過一劫。兩個月後，一夥持槍匪徒襲擊了她所在的孤兒院，幸好當時喬婭外出了。
在2005 年議會選舉中，儘管被反對者謾罵為“婊子”和“伊斯蘭敵人”，27 歲的無黨派候選人喬婭還是在無數女選民的支持下，成為最年輕的議員。她以為，這回自己終於可以暢所欲言，不會被“禁聲”了。
但她第一次在議會發言時，麥克風再次失靈。在自傳中回憶初入議會的日子，喬婭傷感地說，“最初的日子讓人倍感壓力和孤獨，因為我每時每刻都要承受攻擊和侮辱。”
2006 年5 月，當喬婭在議會發表一篇抨擊強姦的演講之後，一些憤怒的議員同事開始向她投擲水瓶和涼鞋，她只得躲到桌子底下。
這就是阿富汗的議會。一年後，由於拒絕為批評議會像動物園道歉，喬婭被表決暫停了議員任期（本應為5 年）。但是，那些罵她“婊子”、揚言要殺她的男議員卻沒有受任何懲罰。
在自己的祖國，喬婭過著逃亡者的生活。她叔叔承擔著護衛工作，每天夜晚，他們都要轉移不同住所，以防遭人暗算。
為了隱藏自己的身份，喬婭不得不每天穿著她曾與之戰鬥過的全身罩袍。她覺得那就是她生活的“裹屍布”。即便如此，喬婭的處境並不比在塔利班時期好過，她已經躲開了5 次暗殺。
然而，喬婭從來沒有想過向軍閥和原教旨主義者妥協，“我想，終有一天，我的名字會被鐫刻在為阿富汗人的自由獻身的長長名單上。我不會違背真理，我不害怕在尋求真理和正義的路上獻出生命。”
我不怕死，但我怕人們對現實的冷漠
Q：你怎樣看阿富汗婦女的現狀？
A：在阿富汗，婦女和兒童仍是大部分暴力的第一受害者，在大部分地區，婦女處境猶如地獄一般，雖然在喀布爾等大城市，一些女性可以接受教育、參加工作。在阿富汗，殺一名婦女就像殺死一隻鳥那樣無足輕重。
Q：你在新書中引用了小布希2002年的講話，“婦女和兒童被從塔利班政權手中解放出來”。現在阿富汗女性自由么？
A：這是美國政府自己的說法，他們是在欺騙世界：瞧，美國第一次將婦女權利引入阿富汗，她們再也不用穿全身罩袍了。絕大多數女人現在仍要穿布卡，和我一樣。為了自身安全，我們不得不穿。過去8年來，阿富汗女性獲得的有限權利甚至不如二三十年前。那時我們仿佛生活在西方國家，女人穿自己喜歡的衣服，就像今天我在國外的穿著。
Q：阿富汗有其他女權主義者么？
A：阿富汗有很多比我更出色的婦女。但她們只有在被殺害之後，才為世界所知。今年4月，女議員Sitara Achakzai在坎大哈遭殺害，她是近期被害的最偉大婦女活動家。她不是第一個遇害的婦女領袖，也不會是最後一個。2006年女教師Safia Amajan被暗殺；2008年高級警官Malalai Kakar遇刺；很受歡迎的年輕女記者Zakia Zaki在自己家中被害。
Q：塔利班害怕像你這樣的婦女？
A：他們當然害怕。在阿富汗，有些人一直希望我們女人沒有教育、沒有地位，只能待在家中生孩子，女人好比他們的機器。每年3月8日，全世界婦女都懷著希望和喜悅慶祝婦女節。但在我的國家，今年婦女節有3名婦女倒在槍下。這還不是全部，阿富汗每月都有數十上百名婦女自殺身亡。13年前，軍閥希克馬蒂亞爾往外出求學和工作的婦女臉上潑硫酸。直到今天，這種惡行並未絕跡。
Q：你想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A：我想讓全世界都了解阿富汗的現狀，幫助我國的民眾、活動家和民主人士，他們才是阿富汗未來的希望。儘管他們始終生活在危險中，但他們有能力向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開戰。我常說，他們是我心中的秘密英雄。我對所有在阿富汗戰爭中失去親人的西方家庭表示哀悼和同情。但哀痛沒有用，流淚也是徒勞，你們應該向你們政府大聲疾呼，結束阿富汗戰爭吧，這是戰爭犯罪。在美軍5月份的轟炸中，超過150名無辜平民被誤殺，大多是婦孺。
Q：你每天都要面對暗殺。是什麼給了你希望？
A：就在歐巴馬與卡爾扎伊提議讓塔利班成員加入阿政府的同時，15名在坎大哈上學的女生被人潑了硫酸。但這些女孩在接受採訪時，都說出院後還要繼續回學校讀書。這就是我說的希望。
Q：是什麼給予你勇氣？
A：首先是真相，那些女同胞遭受的悲傷和痛苦給了我力量。我們國家的歷史、民主價值觀以及婦女權利讓我擁有希望。我知道，我們必須擔負責任。沉默的好人比行動的壞人更糟糕，我不害怕死亡，但我害怕人們對於不公正現實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