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玫瑰門》的敘事，主要落筆在司猗紋及其外孫女蘇眉這一老一少兩位女性身上。司猗紋渴望的是認同——早年渴望獲得傳統家庭的認同，後來渴望獲得政治社會和革命民眾的認同。為了這種認同的實現，司猗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使盡各種手段，包括身邊的親人，都成了她討好時代的道具之一。但由於她身上有著過於堅硬的個人特徵，她再怎么妥協和委屈自己，終究和時代格格不入。
鐵凝長篇小說三卷，分別是：《玫瑰門》《無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說兩卷，書名為《永遠有多遠》和《午後懸崖》；短篇小說兩卷，書名為《有客來兮》和《朱古力手印》；散文集兩卷，書名為《會走路的夢》和《像剪紙一樣美艷明淨》。
熟悉作者作品的讀者也許會注意到，長篇小說《無雨之城》出版於一九九四年，但在一九九六年編輯文集時，作者將它排除在了文集之外。究其原因，當時似乎是覺得它不夠厚重吧!甚至就因為它太過暢銷，弄得作者反而心懷忐忑，反而懷疑起這部作品的藝術品質了。十年之後作者將它編進這套作品系列，因為作者明確地意識到，正是《無雨之城》的寫作，鍛鍊了作者結構長篇小說的能力，後來的《大浴女》《笨花》，都或多或少得益於這次關於結構的訓練。當一個作家為自己的作品做階段性小結時，是不應忽視這種有銜接和鋪墊意味的寫作的。
故事梗概
蘇眉從小在外婆司琦紋家生活，因此她知道了或目睹了司琦紋，竹西，姑爸的所有痛苦與不幸，她由此知道人生是多么地充滿變數與無奈，她開始恐懼，恐懼生命。所以她一開始就厭倦生活，開始反抗，她不願看到自己是司的複製，她希望自己自由地成長，但是一切都失敗了。
但最後她從竹西和葉北龍身上看到了希望，並很好地活了下去。蘇眉這一代女性在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長輩女性的悲劇之後深切地感受到了女性舊有的生命軌跡後執著地追求生命的真善美。她們讓人們看到了希望，讓人們看到了女性整體的成長與不易，並且在這過程中所付出的痛苦的代價以及女性成長的必然趨勢。雖然這希望很微薄微薄，但畢竟來之不易，這希望真實地存在並反映生活本身，並帶給人們無限的希望。
作者簡介
玫瑰門鐵凝，當代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玫瑰門》，中篇小說《麥秸垛》，《對面》、《午後懸崖》、《永遠有多遠》、《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短篇小說《喔，香雪》、《孕婦和牛》、《馬路動作》、《安德烈的晚上》以及散文、電影文學劇本等。1996年出版5卷本《鐵凝文集》。其小說多次獲得國家級文學獎，散文集《女人的白夜》獲中國首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永遠有多遠》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電影《喔，香雪》獲第4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青春片最高獎。電影《紅衣少女》獲1985年中國電影“金雞獎”“百花獎”、優秀故事片獎。部分作品譯成英、法、德、日、俄、丹麥、西班牙等文字。亦有小說在香港和台灣出版。
鐵凝，原姓屈，女，1957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河北趙縣。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參加活動照片照片
父親是著名畫家鐵揚，原名屈鐵揚，父為油畫及水彩畫家，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母親是聲樂教授，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鐵凝為長女。
1975年於保定高中畢業後到河北博野農村插隊，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任小說編輯。
自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發表文學作品約至少150餘萬字。
1982年發表短篇小說《喔，香雪》描寫一個農村少女香雪在火車站用一籃雞蛋向一個女大學生換來一隻渴望已久的鉛筆盒，表現了農村少女的純樸可親和對現代文明的嚮往，作品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同年，中篇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它真實描寫一個少女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和純真美好的品格。
1984年《六月的話題》獲全國優秀 短篇小說獎。
《麥秸垛》獲1986～1987年《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
1984年鐵凝調入河北省文聯任專業作家，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
人性審視
人性嬗變
孟子認為善是人的本性，而人類之所以“為不善”不是由於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外在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而此時孟子似乎已經找到了人性“善”“惡”之爭的結合點和切入點。人其實“本善”，是時代，是社會，是環境，不斷逼迫著人發生著不易察覺的變化。生存就是一種變相的悲劇性存在。人性中的善惡糾纏就像黑夜與白晝一樣，而人性的交替是在時代和環境的“光合作用”下的一種有機嬗變。“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① “女人從孤獨與隔絕的深處，悟出了她生活的個人意義。她對過去、死亡、時間的流逝，有著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對她心靈的、她肉體的、她思想的冒險懷有著深厚的興趣，因為她知道這是她在人間所擁有的一切”。②
在莊家，父權制度構築的貞節牌坊始終壓抑著她，丈夫棄家外出尋歡，放棄了一個男人對家的責任。無論她如何在家庭的經濟困境中施展才能，恪盡婦職與母職，供老育小，她得到的報償不過是丈夫的厭惡、凌辱和公公的惡毒、蔑視。為了獲得做妻子應有的權利和境遇，她真誠地懺悔自己在初戀中的一時迷茫，忍受著新婚之夜的肆意侮辱和出去尋花問柳的丈夫，千里迢迢帶著兒女去和留宿妓院的丈夫團聚，但得到的仍是無盡的羞辱、冷漠和仇視。她也爭取過離婚、再婚，卻只得到稍縱即逝的幸福和額上永遠的疤痕。年深日久，生存境遇的壓力，守活寡的性壓抑，導致性的惡性爆發。她以性為武器，對道貌岸然又羸弱無能的公公發動攻擊，用亂倫來顛復男性權力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當然這是以個人尊嚴為代價的。借用尊嚴的喪失，力圖挽回一個女人應得的權利。亂倫的威脅是對男性文化“以毒攻毒”的抗爭。她在特定的境遇中，發生了出乎意料而又意料之中的嬗變。這個具有雙重性格的司綺紋，她受壓抑而變態的性心理，轉化成一種窺視癖，窺視自己兒子媳婦的性生活，跟蹤監視兒媳與大旗的性交往，甚至當少女蘇眉受到流氓性騷擾時，她不是用母性的情感去撫慰受傷害的心靈，反而對蘇眉細加審問、盤查、責怪，還偷看她的日記……，這時的司綺紋已經失去女人的本質意義而有意無意地轉變成男性權力文化的有力幫凶。
如果說《玫瑰門》通過司綺紋的描寫來達到抨擊人性惡的話，那么《大浴女》則是通過人性細膩的解剖張揚理想的人性。《大浴女》敘寫的是章嫵與尹小跳、尹小帆母女兩代在感情（性）方面的恩怨糾葛。書中的核心人物是尹小跳，小說的全部故事幾乎都是圍繞著她而展開。她少年時代就目睹了一個“吃屎的城市”，懷著對父親的愛和忠誠，對母親出軌行為的掩蓋，承受了太多的苦難，在她的心裡，既有對年幼妹妹的關愛和呵護，又有潛意識的仇恨（出於對母親和唐醫生的恨，在尹小荃落井的時候不施援助之手）。而她對方兢的愛和對這份愛的服膺，一開始就是以迷失自我、放棄自我為代價的，以至於方兢所有的反覆無常、荒唐放縱都被尹小跳愚昧地合理化，她一開始就是以受虐的心態接受著他的為所欲為。這種近乎“偉大”的毫無原則的母性包容，受制於幾千年來男性中心、男性本位思想的統治。尹小跳對愛情無保留的身心的絕對奉獻，隱含著在文化不止和現實規定下女性被逆向強化的深刻悲哀。但同樣是面對男人的致命傷害，她沒有走向司綺紋是陰鷙扭曲，而是走向了更為博大的人生境界。全書最有意味的一句話莫過於“人生是追求完整的，而這個世界上最完整的東西莫過於一顆破碎的心了”。因為破碎，才更為清醒；因為破碎，才會承載更多，涵納更多，擁有更多；“破碎”成了反哺和滋養自身的養料，她獲得了足以抗衡塵世的自我平衡的心靈力量，及至多年以後再見到方兢，“她願意以自己現在的這種形象去看他，鎮靜的，揮灑自如的”，在精神上戰勝了方兢。她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贏得了陳在，但最終又以棄絕了這愛，拯救和完成了自己，完成了一個內心清潔臻於完善的自己。作者以抒情寫意的筆致歌詠了她“內心深處的花園”：“她驚奇自己能為人們提供這樣的一個花園，這樣的清風和這樣的愛意……那兒是全世界最寬闊的地方，我不曾讓我至親至愛的人們棲息在雜草之中”，這樣，鐵凝便試圖以尹小跳的成長來完成對理想人性的想像性、理想性書寫，從而表達對理想女性的呼喚與熱望。
爭鬥搶奪
所謂人性的惡與善，好像只是一念之差，但其深層的原因則來自於“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
生存的需要是人生來就具有的一種最基本的自我本能。從人掙扎著出生到自己不情願地回歸黃土，無意識中就在為“存在”這個詞拼搏。卡夫卡說過：“我雖然可以活下去，但我無法生存。” ③ “活著”指向的是庸常的過日子哲學，它的背後可能蘊涵著苟且；但“生存”所要強調的卻是價值的確認。人為“存在”努力奮鬥的同時也在不停地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生存所具有的全部形式，都在向我們展示著生存之虛空。它展示於時空之無限與人在時空之有限的對峙之中；展示於現實存在物所存在的惟一形式——瞬息即逝的現實中；展示於所有事物之偶然性與相對性中；展示於沒有滿足之不息欲望中；展示於生活離不開的努力奮鬥所帶來的一個又一個的沮喪中。時間，以及由時間所導致的所有的時間中存在之事物的終有一死，不過是生存意志——它作為物自身是永不毀滅的——向自身展示其努力奮鬥之一無所獲的形式。正是由於時間，萬事萬物才在我們的手中化為虛無，且失去其全部真實的價值。
《玫瑰門》中的司綺紋，從女性最基本、最內在的自然存活方式切入，在沒有理性可言的特殊時期，為求“存在”，用自己的“惡”，用自己獨有的女性生存智慧開闢自己的空間。在荒謬的年代裡，以其更為荒謬的生存方式，求得自我保全。在苦水裡泡大的司綺紋，生命的熱情之火從沒有熄滅，她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奮鬥被社會承認，被環境接受。她糊紙盒，砸鞋幫，當老媽子，做教師，她對一切都做得盡心盡力，然而一個做過大少奶奶的人是很難被當時的社會所接納的。於是她又回到了家庭。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她（嚴格地說她並沒有真正參加這次革命，她只是以這場革命的次對象，被動而又主動地列席地參與了它），有保護自己的一面，也有顯示自己甚至整別人的一面。她主動給紅衛兵小將寫信，懇切要求他們在方便的時間來響勺胡同沒收她的幾間房子和她祖上不勞而獲的財物，她希冀通過自我革命進而達到別人的肯定。司綺紋不安於家庭婦女的平穩日子，渴望被別人承認，渴望發展自我，面對坎坷的人生之路不停息地尋找出擊機會，試圖在落寞孤寂中找到自己人生光輝的一面，從人性角度而言，是人性覺醒的徵兆。可悲的是從一開始司綺紋就是在一種畸形的自我發展中徘徊，她的種種滲透著絲絲悲哀！為了自己的被承認，她迎和著“外調”者的興奮點，不惜顛倒事實，捏造了一個越來越完美的“故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進入老年的她不適當地參與了別人的生活。這時她的參與帶有變態性，然而也有顯示自己和留戀生命及生活的一面。
實際上，追求參與和不懈爭鬥是司綺紋的性格互相聯繫、不可分割的有機體的主要組成部分。司綺紋的爭鬥時時處處事事都能表現出來。即使一個十來歲甚至幾歲的她的外孫女一類的小女孩也能成為她津津有味的爭鬥對象。司綺紋之所以成為惡的象徵還在於她有超出常人和使人震撼的爭鬥。自虐和虐人是她爭鬥性格的一種表現。是她爭鬥的一種方式。自虐就是自我爭鬥，虐人就是與人爭鬥；而在這種爭鬥中她既虐待了自己也虐待了別人。在髒桌子上喝糊豆漿和與公公的亂倫是典型的自虐；她精心策劃的讓蘇眉親臨竹西和大旗的偷情現場，是對小女孩蘇眉的虐待；對蘇眉的虐待換來了她在這場爭鬥中的勝利；羅大媽大出其醜，從此成為司綺紋的手下敗將；同時她也使竹西丟了臉，為自己死去的兒子出了氣。
在《大浴女》中，鐵凝將人的“欲”歸結為人內心的一種“搶奪”。在小說中所發生的那么多淒悽慘慘甚至是血淋淋的事件和矛盾，有哪一件不是由於人內心“搶奪”的潛意識所造成的呢？對愛的搶奪，對利益的搶奪，對職位的搶奪，對名聲的搶奪……尤其是那個尹小帆，幾乎是時時處處都千方百計地與姐姐進行著搶奪。從一件風衣到生活的優越感甚至到情人，她無不搶奪。搶奪的本性在尹小帆身上被表現得淋漓盡致。而即使是被鐵凝試圖作為理想女性來進行書寫的尹小跳，內心當中又何嘗沒有著這樣的“搶奪”呢？鐵凝的深刻性在於，她總是能夠在人們通常可以意識到的理性層面以外，尋找到一個更高或更新的意義層面。在這部小說中，“搶奪”的意味被作家隱藏在字裡行間。小說更明確地揭示出來的，正是人們不太容易認識到的那種意義。小說通過尹小跳的心理活動作出了表達，那就是，對現實生活“只要她擺出了搶奪的姿態，她就必定失敗。”這也許是許多人都難於在實際生活中真正能夠明白的。小說接著寫到：“尹小帆就搶奪過，任何一個年輕氣盛的人都曾經有過不同樣式的對生活的搶奪，幼稚而又可笑。”因為歸根結底，這就是人的本性。
文明靠著巨大的征服力訓練著人的本能。文明價值的實現永遠以犧牲個體的某種“自由”為代價。在這個世界上，誰能超離文明與生命的永恆衝突神仙似地逍遙？誰也不能。特別是女人。在失衡的時代面前，女人如輕飄的蒲公英遁入失去生命、從而失去衝突的自由空間，而男權依然在這一小空間裡駕驅著女性永世的命運。
罪惡救贖
在文化種種清規戒律的強制下，儘管人類有著命定的無法逃避的生存痛苦，但在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形式下，男女兩性的生存痛苦因性別之差是不對等的，而且必然依照文化的權威性質（是父權中心文化還是母權中心文化），以及文化的二元對立狀態（兩性對抗是居於中心地位還是邊緣地位），表現出某些本質的差異。而人類文化的歷史，主要是父權中心文化的歷史，這樣的文化史背景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們特別的不幸。按照《聖經》的說法，人類生來有罪，即原罪，亞當和夏娃違抗了上帝的意旨，偷吃了伊甸園裡智慧樹上的禁果。在他們能辨善惡、知羞恥的同時，他們已經犯了罪。
這種“罪”在《玫瑰門》中則表現為女性肉體的覺醒，情慾的世俗化。鐵凝展現了女性的原欲世界，從性的角度考察女性本體，進而上升到了性心理層次和潛意識層次。通過司綺紋的人物塑造展示了情慾從複雜到單純，從痛苦的情緒到本能的滿足，從毀滅性衝突到鬧劇式滑稽的演進，實質上意味著曾經神聖、崇高，曾經不可替代的一切對象和價值的徹底世俗化。
“玫瑰門”是“女性之門”，是“生命之門”，又是代表著女性隱私的“玫瑰色”。肉體的覺醒無疑是女性感到自己作為女性而存在的一個重要理由。在禁慾主義時代，女性相信了自己身體是污穢不吉利的。男權社會的“性蔑視”使女性以自己的身體為恥，更不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體。在這種背景下，女性能坦然面對自己的肉體並以此為榮，既是女性的發現與覺醒的標誌，又是對男性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抗拒和對男性文化凋敗的一則有力寓言。女性活生生的肉體和生命力備受壓抑和禁錮，以及由此導致的女性對自己肉體的蒙昧和自閉，既是悲劇的表現，又是悲劇的根源。《玫瑰門》是關於女性壓抑的無意識和潛意識的一次大曝光，它既是對男性社會非人性的控訴，更是女性自身的反省。以肉體的覺醒為起點的女性對自我真身的發現，是撕破男權鐵幕的一個切口。
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談到：“惡是人生在世的基本問題。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樣讓生命退出歷史時間，生命不可能不沾惡。任何一種嚴肅的思想，一種真正的哲學，都不可能不認真對待惡。” ④ “無處不在的惡勾銷了人反抗惡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對惡袖手旁觀，要么成為惡的造作的參與者或受害者。隨之，人被迫漂流於無意義的生與死之間，沒有任何現世力量可以接濟人進入純淨的世界……在日常的惡中生存就是崩潰。” ⑤
在尹小跳的一生中，她的靈魂深處有著兩大罪惡是永遠也抹不掉的。一個是尹小荃的死，一個是唐菲為她的調動而主動受辱。特別是尹小荃之死對尹小跳的一生產生了根本性影響。“尹小跳也永遠記住了她和尹小帆那天的拉手，和她在尹小帆手上的用力。那是一個含混而又果斷的動作，是制止，是了斷，是吶喊；是大事做成之後的酣暢，還是恐懼之至的痙攣？是攻守同盟的暗示，還是負罪深重的哀嘆……”在尹小跳的內心深處，一直認為是自己拉住妹妹尹小帆的手而未能前去救援才導致了尹小荃的死亡，因此小說中才會出現這樣的敘述話語：“人的一生一世，能夠留在記憶里的東西是太少了。宏大的都是容易遺忘的，瑣碎的卻往往揮之不去，就比如一個人的手，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另一個人的手上用過的那么一點點力。”
是的，就是那么一個人的手在另一個人手上用過的那么一點點力，居然讓尹小跳終生無法釋懷，而一直處於某種沉重壓抑的罪感心理中無法自拔。在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尹小荃之死只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作為章嫵和唐醫生偷情結果的尹小荃，是尹小跳和唐菲心中仇恨的對象，這種仇恨讓她們無法釋懷。正因為尹小跳在內心深處早就潛伏著殺死尹小荃的念頭，所以她才會無意識地近乎本能地把這一事件與自己聯繫起來。鐵凝的深刻之處在於緊緊地抓住了尹小跳這一潛隱的罪性情結，而對尹小跳的內在心靈世界進行了不失嚴酷的精神拷問與靈魂審判。
男人在“玫瑰門”中似乎成了附屬品，被刻意地隱藏起來，而男權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和最得力的幫凶都由女性來承當。千百年來，無數女人重演著這可怕而辛酸的命運歷程，在這無窮盡的悲劇循環中，女性自身的救贖已經不可避免。《玫瑰門》把男性永久地、世世代代地推到了暗影之中，幾乎所有的男性都被作為傀儡置於“缺席者”的位置。在這些孱弱無用的男性身上，我們深切地感到，在男性制度這個陷阱中，男人先女人被隔絕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女人試圖通過戰勝男性、殘害同性來拯救自我，除了自己傷害自己外，還能得到什麼呢？司綺紋，一個渾身充滿悲劇色彩的女人，她一方面自責，把自己逼得沒有喘息，並且虔誠地懺悔、想著贖罪，決心躬行所有的美德；另一方面，她又不斷驅使自己尋找開脫。看到文革中被自己傷害的妹妹如此悽慘，她似乎覺得自己不像人，贖罪心迅速上攀，但當看到妹妹把錢捲起來，毫無顧忌地撩起衣襟塞進褲腰上的一個口袋時，她如釋重負。“她只想著她這東程之行終於抵消了她對妹妹的出賣。‘裝副假牙吧’！她想著自己那句最最真實的話，那話和妹妹撩起衣襟收錢的動作就是她抵消的證明。”
與此觀照，在《大浴女》中，作者展示了一個女性怎樣歷經社會風雨和內心搏鬥，走向涅磐獲得新生的成長過程，一個從小女孩到女性自我和社會主體的獲得過程。對於一個女性來說，“成長”意味著那豐富的潛能打開通途的過程，意味著她在使自己成為自己，那需要不倦的努力，不斷的自省，不斷的改善和創造自由的健康心態，而這一切自始至終伴隨著因正視自己被內化的事實而不可避免的心靈搏鬥。
鐵凝正是通過《玫瑰門》和《大浴女》這樣的故事告訴讀者，女人不會是逾時代的，不會是理想的，她們不是鐵打的。她們抵擋不了社會一切的誘惑，和無聲的壓迫，她們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都有過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是有幸與不幸，不管是仍在孤苦奮鬥還是被捲入庸俗。
內容意義
《玫瑰門》問世於1988年的9月，是鐵凝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她“最重要的一部小說”，帶有自傳的敘事性質。在這部小說里，鐵凝告別了以往一貫的“香雪”式的純情和荷花澱派田園詩般的風格，以劃破時空的多重敘事結構和忽而繁複忽而簡短的詭異的語言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以“文化大革命”作為主要背景、以老少三代女性作為主要人物的充滿了醜陋和邪惡、陰森和怪異但又真實得逼人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
“玫瑰門”是女性之門的象徵，通過這扇門、通過鐵凝的“第三性”2的視角的敘述，我們看到了女性在特定時空下所受到的多重壓迫——來自於男權制度、來自於封建傳統、來自於性別本身、來自於男性甚至於來自於女性——和不同女性個體的不同的應對策略以及這些策略帶來的不同的人生狀態。而在縱向的女性發展的歷史鏈條上，作者又通過比較和暗示使我們看到了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女性的自覺和主體意識的代際的進步——雖然這進步要經過痛苦的掙扎和對自我的痛苦的否定與批判。
女性形象
司綺紋、姑爸、宋竹西、蘇眉
《玫瑰門》這部小說為我們呈現出了很多個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相比於這些女性形象的豐富，男性形象很少很單薄而且大多面目模糊。本文以四個主要的女性形象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這四個主要的女性形象是老少三代人：司綺紋和姑爸、宋竹西、蘇眉。
司綺紋是《玫瑰門》著重表現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唯一的描述了其整個生命歷程的女性形象。她像“一朵嫵媚而猙獰的罌粟花”3，盛開在中國女性文學的長廊，讓人又愛又恨。她出生在20世紀國中國內憂外患的動盪時代，是一個知書達理的大家閨秀。她的一生都是不幸的：少年喪母、中年喪夫、老年喪子，因此總是讓人不由得生出幾分同情；而她的膽識、她的魄力、她的堅毅，也總是讓人不由得欽佩。但同時，她又是讓人憎恨的，她在用自己的不幸積聚的力量中不斷的自虐和虐人：婚姻的不幸和性的壓抑促使她“強姦”了自己的公公作為報復；為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苟且偷生她不惜說謊陷害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司綺頻和曾跟自己同台演出的達先生；她是姑爸慘死的間接的幫凶；她嫉妒著自己的兒媳婦竹西和外孫女眉眉並不斷干涉和破壞她們的生活，與她們進行著有聲無聲的戰爭。司綺紋的一生充滿了“參與和爭鬥” 4，除了初戀情人華致遠曾經給過她的那段愛情和那個夜晚之外，沒有任何的幸福可言。
如果說司綺紋是不幸的，那么姑爸則更加不幸。她本也是一個單純的大家閨秀，在父母的媒妁之言下滿懷憧憬的嫁為人婦。然而新郎在新婚之夜落跑並一去不歸，她被送回娘家。這種打擊讓她幾近崩潰，由此她開始否認自己的性別，用抽菸袋、男性裝束和姑爸這樣一個模糊了性別的稱呼宣稱了自己從女到男的轉變。而這種宣稱和外形的改變並沒有使她免除作為女性所受到的壓迫和殘害，在文革中她在令人髮指的性別戕害下，結束了悲慘的一生。
宋竹西是司綺紋的兒媳婦，是整部著作中頗有亮色的人物。她果敢而堅強，坦率而真實。面對著婆婆司綺紋的窺視和挑釁她總是淡定而堅決，而面對第一任丈夫莊坦的懦弱無能她也總是平淡而包容。她有自己特定的生活軌跡，因此不輕信不盲從，勇敢的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她才越過一切世俗的樊籬跟大旗在一起，又在認清楚了他們之間的不愛時堅決的離婚，去找她一直愛著的葉龍北。她的一生都在追逐，就像她習慣慢慢的騎腳踏車一樣，也許緩慢，但卻目標堅定，堅持不懈。
蘇眉作為第一人稱的“我” ，是整個故事的敘述者，而整個故事的呈現也是藉由她不斷成熟的的眼睛完成的。反觀蘇眉自身，她是一個在驚嚇中長大的女性：文革的殘忍，婆婆的殘忍，人生的殘忍，都過早的進入了她的生活，使她分外早熟。父親的缺席和母親的“怎么著都行”5的模稜兩可又讓她一個人擔負起成長的重擔，唯有舅媽竹西和葉龍北給了她正面的勇氣和對生活的信心，讓她在時間和空間的特定的交錯中堅強的長大。同時也因了這兩個人，讓她在所有的殘忍過早的破碎了自己童年的美夢之後，仍然健康而頑強的生活了下來，並且事業有成，迎來了新生活。如果說在竹西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抹亮色的話，那么蘇眉的生活歷程的呈現則給了我們更大的希望，儘管這希望來之不易，而且還有著這樣那樣的創傷再現和迂迴反覆。
多重壓迫
作者通過《玫瑰門》的書寫，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特定時空下的女性生活世界。這個特定的時間背景就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而特定的空間背景是北京的響勺胡同。文革是幾代人共同經歷的，而胡同又是北京很普遍的地理空間，因而這種時空交錯出來的背景蘊含了一種普遍性，因而在這普遍性的背景下面的敘事也在特定人物的表現中具有了普遍性：普遍的生活經驗、普遍的遭遇、普遍的應對和普遍的歸宿。在這種普遍性裡面，我們看到的，是女性所受到的壓迫的多重性，以及在這種壓迫下每一個女性個體不同的應對策略和這種策略帶來的不同的生活狀態和歸宿。
就上面提到的四個女性而言，她們面臨著大體相同的壓迫。而這種多重性的壓迫同樣也是那個時代所有的女性面臨的困境，並且這壓迫也只為女性所獨有。
這種多重性壓迫首先來自於封建傳統和男權社會下的性別秩序。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傳統造就的是一個以男權為中心的性別秩序：女性要溫良恭儉讓，要誓守貞節從一而終；女性要以父以夫以子為中心，不能有自己的獨立意識和需求，要三從四德，要做賢妻良母。這種性別秩序導致了女性的物化和他者化：女性只能作為男性的附庸，只能依從不能反抗。20世紀的中國雖然經歷了革命和婦女解放，而且伴隨了西方女權主義思想的傳入，但由於歷史的惰性和傳統封建文化的強度反彈，這種性別秩序依然廣泛而普遍的存在於人們的意識里，壓迫著女性的自由和人生。從司綺紋到竹西到蘇眉，無不在這種壓迫的陰影里生存和生活。司綺紋所受到的壓迫最為典型，在她的身上體現出了傳統與現代的短暫交匯和交匯後向傳統的回歸：她在青年時代曾經隨著她的初戀情人華致遠參加過革命，並且也曾為自己的愛情和自由努力過抗爭過，但最終她還是軟化在封建家長的媒妁之言下，嫁給了莊紹儉，並且在他們的新婚之夜開始懺悔起自己的不純潔，甚至在以後的人生里她一直以為是她的不潔造成了自己婚姻的不幸。因此在短暫的交匯過後，司綺紋又在覺醒之後退回了原來的窠臼，並且逐漸的成為了這種性別秩序的認同者和合謀者。不過可以看出，她最初的覺醒並不是自覺自發的，她的覺醒是以愛情確切的說以一個男性為出發點的，因此不能算作真正的女性的覺醒。在她之後的姑爸，無疑是這種性別秩序下更徹底的犧牲者。即使是隔代的竹西和蘇眉，也無時無刻不生活在這種秩序的規範和窺視（以司綺紋的窺視為具體表現）下。而其他的壓迫也大多是來源於這樣一種文化傳統和性別秩序。
多重壓迫的第二個方面來自於文革那個特定的時代。文化大革命是作為一個創傷性的標記記錄在文本中的，它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殘忍和荒謬是那個時代的主鏇律。生活在文革中的人們都會有著自己的創傷，而女性在那共同的創傷之外還因為女性這個性別遭受到了更多的不幸。在這一點上典型的例子是姑爸。姑爸是封建婚姻的犧牲者，她在用外表的變化否認了自己的性別之後全部的生活寄託就只有兩件事：掏耳朵和養貓。而正是掏耳朵的舉動和她的寶貝貓大黃一起使她遭受到了殘忍的性別戕害，並因此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她的遭遇是那個時代的女性特有的——雖然她一再否認自己的性別，認同男性的性別。她的遭遇迂迴的告訴我們那個時代女性命運的不可逆轉的悲劇性：作為女性的生存是那么艱難，艱難到即使是一無所有仍然無法逃脫那種只屬於女性的悲慘。在姑爸的悲慘里我們看到的是人性的扭曲和那個時代女性特有的悲慘命運。司綺紋是姑爸慘死的幫凶，而她身後是那個時代的不得已；竹西和蘇眉是姑爸命運的親臨者，她們通過自己的親臨感受著那個時代屬於女性的顫慄，那種直入骨髓的顫慄成為了永遠的夢魘。
多重壓迫的第三個方面來自於婚姻的不幸，而這種不幸與前面提到的封建傳統和以男性為中心的性別秩序直接相關。“玫瑰門”中的這四個女性無一例外的都遭遇到了婚姻的不幸：司綺紋與莊紹儉的婚姻充滿了屈辱和爭鬥；姑爸一生只經歷了一場有名無實的婚姻卻為這婚姻背負了一生的罪名並犧牲了自己的性別和幸福；竹西和莊坦的婚姻比較平實，但因為莊坦的懦弱和他們性生活的不和諧也不能稱之為幸福，竹西後來和大旗的婚姻也因為溝通上的隔膜而以離婚告終，因此也無幸福可言；蘇眉逃脫了她上兩代人那么重的婚姻壓迫和束縛之後仍然沒有得到她夢想中的婚姻，丈夫只顧事業的兢兢業業而無法了解她的追求並走入她的世界。總體來說司綺紋和姑爸屬於一類，竹西和蘇眉屬於一類。司綺紋和姑爸的婚姻都屬於封建式的婚姻範疇，在這種範疇里女性沒有發出聲音的權力，只能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時婚姻被視為女性生活的全部價值所在，因此婚姻的不幸才造成了司綺紋的日益變態和姑爸的萬念俱灰的反常。竹西和蘇眉的婚姻不幸則脫離了這種範疇的直接影響，但又進入了另外一個怪圈，那就是男女兩性之間的隔膜：無論是莊坦和大旗都不真正的懂得竹西，不懂得竹西想要的生活，蘇眉的丈夫對蘇眉亦然。因此作者安排了葉龍北的出場，就因為他那對女性的基於尊重的懂得，才使竹西和蘇眉都不約而同的對他念念不忘。婚姻的不幸構成了這些玫瑰門內的女性生活的不幸，唯一不同的是，對於司綺紋和姑爸來說這不幸成了生活的全部，而對於竹西和蘇眉來說這不幸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多重壓迫的第四個方面來自於女性在生理方面所受的壓迫：包括在性啟蒙、性成長上所受的壓迫和性的壓抑。女性的性啟蒙和性成長一直被男權社會否認和壓制著，同時女性正常的性需求也被壓抑。司綺紋中年以後的病態和這種性壓抑直接有關：對於她來說，除了初夜給了她美好的回憶之外，其它的性的經驗帶給她的只有羞恥、屈辱，還有性病。因此她在性壓抑中逐漸的遠離了原來的生活軌道，通過自虐式的強姦自己的公公對這種壓抑進行了報復，並對身邊其他女性的性的覺醒和成長進行干涉和破壞。可以說這種來自於性的壓迫感伴隨了她人生的大半；姑爸從來沒有真正的進入過性的世界，婚姻的不幸湮滅了她年輕時代性的覺醒，使她徹底的放棄了性的成長和成熟，但她最後的死亡仍然沒有逃脫在性的意義上的戕害，因此姑爸的一生也並沒有逃脫性帶給她的屈辱和傷害；竹西的第一任丈夫莊坦的懦弱和自卑最終造成了他的性無能，竹西的性需求被壓抑，而莊坦死後她在性慾望的驅使下誘惑了大旗，卻無法跟大旗達成她所期待的身心交融，因此在性的方面竹西一直處於追逐狀態，追逐她所期望的那種身心合一的美好，卻始終不得；蘇眉在性啟蒙和性成長的道路上可謂命運多舛：姑爸慘死、竹西和大旗的歡娛場面、遭遇露陰癖等等這些“被時代或本能扭曲的暴力性場面”成為她性啟蒙和性成長中的重要事件，在這些過程中“命運與環境合謀，為她安排了難以知解的沉重畫面、刻骨銘心的創傷情境、飽受摧殘的畸態成長”6，這種來自於性的暴力場景成為她一生的創傷。
以上來自於文化傳統、來自於社會秩序、來自於特定年代、來自於婚姻制度、來自於生理壓制的多重壓迫是這些女性面臨的共同遭遇。然而面臨這些遭遇，她們採取的是不同的應對方式，這些不同的應對方式也決定了她們不同的人生狀態和歸宿。
應對策略
面對著來自於社會和時代的獨屬於女性的多重壓迫，這四位女性選擇了不同的應對策略，也最終選擇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當然，這種應對有不得已的因素，也有時代發展的滲入在其中起著作用。如果用標籤式的劃分總結一下，可以說，司綺紋選擇的是對時代和文化主流的積極的服從，姑爸選擇了消極的服從，竹西選擇了消極的抵抗，而蘇眉選擇的是積極的抵抗。
對司綺紋來說，這積極的服從起始於她不幸婚姻的開始。在她新婚之夜受盡屈辱和驚嚇之後她開始自責著並懺悔著自己的不潔，默認了主流的封建傳統和性別秩序，由此開始了她對男權文化和男權文化背景下各個時代的諂媚的認同和身體力行：她用那套性別秩序下的規範要求她的外孫女眉眉，監督和干涉她的兒媳竹西，並用這種規範的眼光去評判周圍的一切；她小心謹慎的巴結著羅大媽，順應著文革的潮流，追趕著文革的腳步，不惜傷害自己的親人和朋友；她在文革之後又改頭換面，以70歲的高齡融入到時代的發展中。司綺紋的一生都處在時代的前列，根據時代不同特點的轉換變化著自己的策略和行為，認同著主流的要求。這種積極的近似於諂媚的認同給她帶來了延續的生存，也帶來了病態的生存方式。面對壓迫她選擇的不是反抗，而是帶有幾分不得已的認同，並且在認同下積極的實踐。在司綺紋的身上我們開到的是女性的狹隘和自私，女性的冷酷和殘忍，而蘊藏在這些狹隘、自私、冷酷和殘忍之中的，還有女性的力量，儘管這種力量也是病態的。
姑爸的認同和服從是潛藏在她貌似反抗的行為中的。婚姻不幸後的著裝、習慣、性情和行為的改變，自稱的不姑不爸的含混稱謂，瘋癲、怪異和憤世嫉俗的舉止，都好像是她對整個社會的反抗和仇視，但細細品味，毋寧說這些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服從的表現。姑爸自年輕時代就是封建傳統和男權文化下的認同者：對於父母的媒妁之言她欣然接受，而且滿懷憧憬。新郎新婚之夜的不辭而別刺激了她作為一個封建文化薰陶下的女性的羞辱感，她大病一場之後決心從頭到腳的改變自己——她改變的目標恰恰是一個男人，這種對男性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支撐了她以後的人生：她以為剪短了頭髮穿男人的衣服男人的鞋子佝僂著胸部大聲的說話和罵人就成了一個男人，就免除了直接面對作為女性的羞辱感的尷尬，其實結果說明了那只是掩耳盜鈴。姑爸對自己的改變恰恰反映了她對主流文化的服從，雖然是消極的無奈的服從：被自己認同的主流文化逼得無可規避，從而轉向另一個極端。姑爸的悲劇顯示出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的服從，最終的結果都是不幸。
竹西在多重壓迫下面選擇的是我行我素，無視以婆婆司綺紋的窺視和干涉、鄰里社區的社會輿論為表現的各種壓力。她個性鮮明，敢做敢當，在重重壓迫中努力的按自己的想法追求著和生活著，因此她無時無刻不在反抗著自己所處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秩序：她藐視以婆婆司綺紋和羅大媽為代表的主流的聲音；她在自己的性需求下誘惑了比她小很多歲的大旗；她在了解了自己和大旗永遠無法溝通之後堅決的選擇了離婚；她在離婚之後去找了她一直愛著的葉龍北。她的反抗是讓人振奮的，但同時她的反抗又是消極的：她只是根據自己的感覺下意識的走著自己的路，並沒有真正的意識到她要的是什麼，因此她的人生一直在這種沒有目標沒有目的的反抗中渡過，也因此這種反抗並不能給她帶來幸福。當她重遇葉龍北之後她才第一次的意識到她要的到底是什麼，而那時她已經人過中年。因此她的反抗只是衝破了原有的束縛，卻沒有明晰衝破束縛後的生活的意義，因而是消極的。
蘇眉是文本意義的最後的落腳點。作者通過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的交替敘述以及6段尾數為“5”的成年蘇眉和幼年眉眉的心靈對話，為我們展示出了那個年代一個女性的真實的成長過程。對比而言，幼年眉眉的個性更加鮮明和突出，她的成長表現出了一個女性成長的困惑和痛苦，也表現出了一個女性從無意識的反抗到有意識的覺醒的複雜過程。幼年眉眉在親眼看到了婆婆司綺紋的病態和姑爸的慘死之後，在驚嚇中一天一天的長大成人。舅媽竹西的我行我素和勇敢、葉龍北對她的人生啟發成了支持她那段黯淡歲月的力量：他們潛移默化的教會了她反抗和如何正確的生活。因此14歲那年她在婆婆的惡意計畫下親眼目睹了竹西和大旗的歡娛場面之後帶著5歲的蘇瑋義無反顧的離開了響勺胡同：那是她生命中第一個輝煌的篇章，也是她的自我意識覺醒最初的場景。那次逃離是她對各種壓迫的第一次反抗，積極而明確。而長大後的蘇眉在經歷了童年的“粉碎”和“完整”之後變得自主而獨立：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也知道該如何去爭取和獲得。她熱愛著自己的事業，洞悉著自己的婚姻，生活得平實而健康。她的反抗蘊含了竹西那一代人反抗的因素，又更進一步，變得正面、積極而充滿希望。
以上的劃分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因此並不嚴格，但這種劃分大體上代表了這些“玫瑰門”中的女性行為的主要特點。在對她們的應對策略一一分析之後，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種應對策略上的代際的進步、女性的正面的主體意識的逐漸覺醒以及由此帶來的女性解放的必然和希望。
意義
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和代際之間的進步
Donald E.Polkinghorne在1988年的著作“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中提出，人類的存在是由一個複雜的系統組成的，這個系統由三個現實領域所組成，它們是：物質領域（the material realm）、基礎領域（the organic realm）和精神領域（the mental realm）。精神領域是以語言的形式構建出的，其中敘述（narrative）是所有語言形式中建構意義和整合人類存在基本事件的最重要的形式。
這一點的提出有助於我們從建構和整合的層面更好的理解《玫瑰門》這樣一個女性文本的意義。我們的問題是：對這樣老少三代的女性生活世界的描述到底建構出怎樣的意義？
答案是：其意義在於揭示出了隨著時代的發展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必然性，而這種必然性以代際這樣的具體形式表現出來。
就文本來說，司綺紋和姑爸尤其是司綺紋代表了一代人：這代人出生和成長於封建社會，經歷了社會的幾次變遷。她們 “在現代文明的誘惑下” “也有了一些生命自覺” ，但卻被自己深深認同的封建意識所不容，最終還是“被迫退回到自我生命抑制的無奈之中”7 ，導致了悲劇性的人生。這代女性是被封建文化傳統、封建婚姻制度、男權文化和鬧劇般的時代犧牲掉的一代人，她們把那些封建的男權的文化觀念內化成為她們自己的價值觀，並沒有萌發出真正的女性主體意識。不僅如此，她們還用迫害了自己的觀念和規範去迫害自己的後代，造成創傷再現和悲劇的重演。因此從這代人悲劇性的經歷中，我們看到的是女性解放的艱難和長期性：帶給女性壓迫的不僅僅是男性，更重要的是內化了男權文化的女性。因此要解放的不僅僅是身體，還有精神和意識。
竹西代表了過渡性的一代人：這代人出生於建國時期，是“生在紅旗下”的第一代人。她們沒有直接感受到封建社會的束縛和男權文化的直接壓制，但這種束縛和壓制卻異常強烈的潛藏在她們的生活中，尤其是來自於她們的長輩們的權威。她們有了一定的女性的主體意識，也有了愛情、婚姻的一定的自由，但她們的覺醒還處於被動階段，覺醒後的意義並不明晰，同時她們還無時無刻不在經受著司綺紋們的窺視和干涉。她們是在舊的傳統和新的潮流撞擊的夾縫裡生活著的，在她們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女性解放的緩慢發展和曖昧的希望。
蘇眉代表的是充滿希望的第三代人：她們出生和成長於文革之中，在創傷中長大，經歷了新的時代和新時代帶來的新的契機。她們在見證了自己的長輩女性的悲劇之後，深切的感受到了女性的弱勢，也感受到了女性的力量。她們在這種體會中不斷成長，在新時代的到來里不斷頓悟。她們有了自覺的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在痛苦的成長中衝破了女性舊有的生命軌跡，執著的追求著真善美。在她們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女性整體的成長、女性成長所付出的痛苦的代價以及女性成長的必然。她們的生活經歷告訴我們，女性的覺醒和解放是時代發展的必然，雖然這必然要經過痛苦的自我審視和自我批判，要付出沉重的代價，而且會不斷面對迂迴與反覆，這從文本結尾處蘇眉女兒狗狗額頭上再現了司綺紋額頭上新月形疤痕的細節中可以得到些許暗示。
總體來說，《玫瑰門》通過對這三代女性生活世界的描述為我們提供了中國女性群體成長的過程以及這個過程的特點和大體輪廓，它表現出了20世紀中國女性的多重壓迫的處境和這種處境之下女性的不同出路，它告訴我們：女性的解放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而女性解放的希望在於女性自身的覺醒和成長。
網路玫瑰門事件
9月14日訊息，在10日的深夜，浙江傳媒學院開進一輛小貨車，貨車停在女生宿舍門口卸下萬朵愛情的象徵——“玫瑰”。據了解，萬朵玫瑰的主角是浙江傳媒學院的學生林媚。在拒收玫瑰的林媚陷入“玫瑰門”後，面對諸多疑問，林媚卻一直欲語還休。
“玫瑰門”事件發生後，女主角林媚露出水面，據了解，林媚是浙江傳媒學院的校花，外號“小白”，年僅18歲。雖然林媚欲語還休，但有同學猜測這是富二代的追女手段，共花費約5萬，林媚未予承認。
正在玫瑰事件愈演愈烈時，浙江傳媒學院的團委出面處理，將這萬朵玫瑰進行義賣，並將收入所得款項用於支援台灣災區建設。
玫瑰門資深網路策劃人，資深網路文化評論專家溫浩溟先生指出“玫瑰門”事件是一次網路炒作案例：一是萬朵玫瑰的花店在炒作，二是林媚在自我炒作。目的是為了“玫瑰門”女主角的林媚自導自演的商業炒作，動機在於炒作自身知名度，成為網路紅人並以此博取更大的商業價值。
編輯推薦
《玫瑰門》是鐵凝編著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文摘
這么早去機場是蘇瑋有意的安排。蘇眉乘坐的“雪鐵龍”隨著大流在機場路上跑，車窗把里外隔得很嚴。透過玻璃，蘇眉還是能看見近處的迎春和遠處的樹木。迎春剛綻開骨朵，路面就要被一個新的季節簇擁；遠處還是灰濛濛一片，像中國北方所有地方一樣，灰禿禿。越灰蘇眉看得就越認真，心裡卻是一片空白。後來她給這空白嚇了一跳，就偏過頭隨便找個話題跟坐在身邊的蘇瑋聊天。
妹妹蘇瑋要和丈夫尼爾去美國定居，蘇眉從外地專程來北京送他們。蘇瑋想把和姐姐的告別弄得從容些。
蘇瑋正盯著坐在前邊的丈夫尼爾，盯著他的後腦勺。這是一個復蓋著栗色頭髮的後腦勺，頭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地懸在尼爾微長的白脖子以上。蘇眉看著蘇瑋惱怒的眼光，知道她又在怨恨尼爾把頭髮理得太短。於是她們的話題便是尼爾的頭髮。
蘇眉也覺得尼爾的頭髮弄得過於短了，儘管長發時代已過去，就像哪本外國畫報上的大標題：“哀嘆長發已成過去，短髮又卷上重來！”為那標題作陪襯的居然是里根、密特朗和剛被趕下台的馬科斯.但尼爾現在的頭髮比那些大人物還短，留這么短頭髮的男人仿佛不會給女人做丈夫，只能給女人做弟弟。當尼爾轉過頭，把那張端正、單純的臉和一雙灰藍眼睛對著她們時，蘇眉的這種感覺就更加強烈.這個小美國佬。她心裡說。
對，美國佬。她們不這樣稱呼美國人才幾天？現在一個美國佬就成了蘇瑋的丈夫。
她們再三地、使勁地貶尼爾的頭髮，尼爾不得不拿漢語為他的頭髮作辯護。他說這是在長城飯店理的，還說他最相信“長城”，別看他住在麗都假曰飯店，理髮還得去“長城”。尼爾把長城說成“張陳”，“理髮”發音倒還正確。蘇瑋說“長城”算什麼，照樣能把人理成個“莊稼主兒”，對，“村兒里來的莊稼主兒”。這是不久前蘇瑋又教給尼爾的一句中國俗話。她笑起來，露出整潔的白牙。尼爾說他並不在乎“村兒里來的莊稼主兒”，說他最喜歡的就是莊稼主兒的熱炕頭，他最願意在熱炕頭上“打個盹兒”。蘇瑋說，行，下次回中國就給他找個莊稼主兒的炕頭住。蘇瑋曾經專門領尼爾參觀了一次農村的炕頭。
蘇瑋有點偏向“麗都”，剛才離開它時，她還站在門前很注意地看了它一會兒。
蘇眉退出了這場小小的打趣。蘇瑋對丈夫的那種“過分”叫她不知是高興還是辛酸。她又不知這辛酸源於哪裡，是為了蘇瑋還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這茫茫無際的、熙熙攘攘的“大村兒”。假如能把生養她們的這塊地方統稱為“村兒”。
她知道尼爾在“長城”理髮。美國BL公司駐北京的雇員們都愛上那兒弄頭髮，卻不想把錢扔在住起來舒服的麗都假日飯店，儘管他們吃喝拉撒都在四星級的“麗都”。
蘇瑋和尼爾結婚後也一直住“麗都”。一年多的飯店生活使她變得既能隨機應變地四處找茬兒挑剔，又不失彬彬有禮。那時她還沒有辭掉譯文出版社的工作，尼爾每天下班後總是用公司的包車去出版社接她。然後他們就商量晚飯，蘇瑋總是提議回“麗都”去吃“東方快車”，不然就乾脆找個小館去吃老豆腐、生煎包子或者朝鮮冷麵，她不願把錢大把大把地扔到那些貌似神乎其神的大地方。尼爾向蘇瑋訴苦說他吃冷麵吃得光拉肚子，蘇瑋卻說這也是一種鍛鍊。她不是整天整天地喝涼水么，既然美國人都喝涼水。
蘇瑋吃小館、喝涼水，卻和“麗都”上上下下熟得要命，連大堂警衛和輕易不露面的水暖工也和她關係不錯。
起初酒吧、餐廳的小姐們把她恨得死去活來，她們把她當成尼爾的露水朋友.當她們知道她是尼爾新結婚的夫人時，又覺得她有點冒充。就你？她們想，你這個整天穿著短褲和那種滿街都是的套頭衫的人物，會是夫人？她們對尼爾加倍熱情、嫵媚，請蘇瑋點菜時就用鼻音很重的腔調。就像北京公共電汽車上有些售票員對乘客一樣，故意操起鼻音把話說得含糊其辭，含糊得你最好聽不清，你最好傻頭傻腦地多問她幾句“什麼”，好讓她們更帶出幾分奚落你的口吻讓你更聽不清，她們老是願意給傻頭傻腦的乘客找點事兒。
蘇瑋故意跟那些小姐們講漢語，顯出傻頭傻腦。她們就更對她做出些不屑一顧。在這裡講漢語就好像你正向她們宣布你是個文盲是個土著，是個口袋裡一個子兒沒有的鄉巴佬。只有那些純正的外語才能和這輝煌的大堂、粉紅色酒吧、蕭邦的鋼琴曲乃至設立在樓梯旁的秦始皇兵馬俑複製品相匹配。她們故意把啤酒和德國清湯一股腦端上來，把冷熱菜都攤給蘇瑋。直到尼爾的白臉氣得白上加白，說她們簡直是在侮辱他的太太，並聲言要找領班、找經理時她們才老實下來，也才相信蘇瑋的身份。老外對露水朋友沒那么認真，請她們去酒吧喝杯酒是高抬她們，一般頂多扔給她們兩條短褲然後就“拜拜”，也許那短褲是剛從皇城根兒倒爺攤兒上買的。
尼爾還是不罷休，他那一米九。的高大身軀在餐廳里衝撞大有橫掃一切的架勢。結局自然是服務小姐向蘇瑋道歉，並且在以後的日子裡不再用鼻音有一搭無一搭地跟她說話。見好就收，蘇瑋和她們也保持了極友好的關係。她們碰見聽不懂的外國話還找蘇瑋代翻，蘇瑋甚至“老練”地告訴小姐們對哪些老外應熱情認真，對哪些簡直就把他們扔在一邊兒，讓他們就那么乾坐著，坐老實了再去服侍他們。
蘇瑋終於以她那不修邊幅但又整潔的儀表和她那待人的中國式的摯誠，使小姐們心理得到了平衡。她戰勝了她們，付出了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四星級飯店生活所要付出的雙倍努力。
序言
中國巨輪，乘風破浪，高歌猛進，短短六十載，已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成為人類文明史的一個偉大奇蹟。中國文學，風起雲湧，蒸蒸日上，流派異彩紛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樣令世人矚目。為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啟動“共和國作家文庫”大型文學工程，力圖囊括當代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文學價值觀上的人民立場，展示東方文明古國的和平崛起、歷史進程、社會變遷與現實圖畫，表現中華民族的艱辛求索、勇敢實踐、創新思想及生存智慧。這套文庫，既是欣欣向榮的中國文學事業的一個縮影，也是生機勃勃的轉型期中國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顯示出來。我們同時相信，中國的文學事業將伴著蒸蒸日上的偉大祖國更加繁榮、更加絢麗。衷心感謝中宣部有關部門、中國作家協會和全國廣大作家、文學評論專家給予本文庫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評價
《玫瑰門》是迄今為止女作家鐵凝最重要的一部小說，書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小說的主人公司猗紋是作家為新時期中國文學畫廊貢獻的一個富有奇特光彩的新人。書中寫了女人與女人，女人與男人之間發生的一系列較量和抗爭。
《玫瑰門》可以稱得上的一場驚心動魄的“玫瑰戰爭”。內容有聲有色，為女性心理學和女性社會學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
人物性格
鐵凝小說以成年的女性蘇眉的沉思和未成年的蘇眉那早熟的女孩的眼光，展開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一條胡同里幾家市民之間發生的瑣碎的灰色的生活故事。小說的中心人物是一個終其一生沒有走出家庭的婦女司猗紋，她的漫長纏曲折的生命歷程貫穿著小說的始終。
環繞著司猗紋，小說刻畫了另外幾位個性鮮明而生動的女性：性格變態的姑爸，生命力強悍恣肆的竹西和“革命”的小市民羅大媽。所有這些人物，都在極富時代特色的生活背景、氛圍中，以特定時代的行為方式和語言習慣活動著、爭執著、表現著、訴說著，而使自己在紙上活了起來。鐵凝在賦予這一群生靈以藝術生命的時候，是非常嚴格地按照現實主義對藝術真實的要求，把它們的生存當作畸形的時代的灰色生態圈的一個部分來寫的。司猗紋經歷過“五四”新思潮的衝激，曾與革命者華致遠初戀；也穿行於舊世家的活墳墓，與浪蕩子的丈夫相周鏇。她甚至還一度與自己的情人同居，逼自己的公公就範，置重婚、亂倫這些罪名於不顧。
解放後漫長而多幻變的社會生活也無一不在她的性格中打下烙印：“文革”中追求進步的鄭重其事的表演，“文革” 後探人隱私的沒完沒了的糾纏，這一切，使這個人物性格的社會內涵既豐富又複雜，可以說在她身上匯聚了中國社會近70 年的變遷的一個不為人知的側面。一種對人類的蔑視甚至躲避，一種對人性的根抵的無情面的揭露，一種對人人都有的常常是用謊言、表白或規範來嚴封固鎖的靈魂之門的叩問，一種從人們的社會行為和日常語言深深穿掘到生命本能中去的徹底和無情，使這部小說具有了一種非凡的主題深度：這也是對人類生命本能和生存本義的別一種形式的逼近。就司猗紋那種不可思議的生存表演——從深夜淫逼公公到主動交家具、交金銀細軟、交房產一直到窺伺兒媳和外孫女的隱私——所有一切無不深深地植根於她那深淵一樣的生命本能和頑強得近乎殘忍和荒唐的要求別人承認她的生存的、承認她的活力的意志。
為了這生存的繼續和尊嚴，她始終外松內緊地繃緊起生命的全力在搏戰。鐵凝用有如撬棍一樣的筆一點一點地撬開了司猗紋的靈魂之門、生命之門，不惜發出了聽起來沉悶和鈍重的聲音。凝視著善良的香雪的眼睛的鐵凝，凝視著清純自然的紅衣少女安然的身影的鐵凝，這次成了向人類靈魂之門、生命之門的司閽者——上帝挑戰的勇士。
在《玫瑰門》里蘇眉青春生命的覺醒描寫得特別真實，這個年輕人的生命之旅並不是小說著意描寫的部分，因而不免有不少空白和跳躍。但她的存在，她和外婆漫長的生命歷程的比照，在小說里絕不是可有可無的，這裡深藏著作家的意蘊。在那個特別玫瑰的春天，當蘇眉懷著忐忑不安的、自慚和自豪交織的少女心理凝視著自己發育中的生命時，她對生命的神秘，對跨越了生命中的玫瑰之門後將會領略到的生命的輝煌或萎黃，大概只有一種朦朧的猜測和頂感。只有在她目擊了外婆的全部生命歷程，並親手用一次仿佛是無意的窒息幫助外婆解脫了生命的重軛之後，她才理解了世界上最寶貴的生命有時也會變成非常可怕的東西。任何一個少男少女在生命的初旅都有過特別玫瑰的瞬間，但當生命之花漸次開放時，也許看到的不再是紅玫瑰而是蒼黃的、灰黯的、布滿病斑的、甚至是黑色的花瓣和花瓣零落後無果的蕊蒂，這也許就是“玫瑰門”的神秘和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