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幼年時父親和母親雙雙去世，王鑄是靠叔父撫養長大的。因家庭貧寒，在叔父家難以維持生計，抗日戰爭爆發後，王鑄背井離鄉，只身前往省城昆明謀生。先在東寺街西南大戲院當勤雜工，幹了一段時間後，1945年經人介紹進入裕滇紡織公司西山分廠，先後在精紡車間和搖紗車間擔任了一段時間的保全工，後又調精紡班擔任搖紗車間機修工。王鑄進入裕滇紡織公司後，開始接受革命思想，並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發動的革命活動，在鬥爭中表現極為突出。1948年秋，經袁安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雲南工人新民主主義同盟（簡稱“工盟”），隨後被任命為西山分廠常日班的“工盟”負責人。鑒於王鑄思想進步快，工作認真負責，不畏困難艱險，1949年6月，又經袁安同志介紹，王鑄成為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1949年9月，國民黨當局在昆明發動了反革命的“九·九整肅”。抓捕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鎮壓革命力量，妄圖以雲南為反共基地，作垂死掙扎，挽回即將覆滅的局勢。白色恐怖籠罩著昆明，中共雲南地下黨組織為保存革命力量，決定把戰鬥在第一線的同志轉移到鄉下各游擊區去，工作由第二線未暴露的同志接替。王鑄就是此時奉命轉移到新平滇中游擊區。
轉移到滇中游擊區的王鑄，組織分配他到新平的南區的嵩安鄉工作。新平當時的南區轄漠沙鄉、嵩安鄉（今建興、平掌）、振武鄉（今漠沙和腰街的山頭一帶）、富昌鄉（今戛灑）、鳳翥鄉（今水塘、者竜）；地處紅河西岸的哀牢山區，山高坡陡，箐深林密，條件極為艱苦。王鑄毅然接受了組織的安排，奔赴南區嵩安鄉工作。
1949年11月初，王鑄和丁紹吉等嵩安鄉民運工作隊員一行6人到梭山一帶做民眾的宣傳發動工作時，遭遇元江南溪匪霸張純才的土匪武裝。張純才是“反共大隊長”、“卡桑皇帝”張純學的弟弟，張純學在任墨江城防司令時，被人民反蔣自衛軍墨江起義部隊於1949年10月3日晨擊斃，張純才不甘失敗，欲為其兄報仇，便率領自己的土匪武裝到大平掌，投奔新平匪首李潤之，故途經梭山。
王鑄和丁紹吉等6位民運工作隊員除一人走脫外，其餘5人都被張純才抓獲帶至戛灑大平掌，王鑄在此嚴峻時刻仍鎮定從容，悄悄告誡戰友們要提高警惕，嚴守機密。王鑄、丁紹吉等5位民運工作隊員都被土匪捆綁吊打，遍體鱗傷，但他們仍威武不屈，不肯吐露半個字。在匪巢里，有個色迷迷的土匪企圖侮辱一位年輕的女民運工作隊員，遭到這位女戰友的奮力抵抗和痛斥，王鑄發覺後立即喚起戰友們高聲抗議聲援，使土匪的獸行未能得逞，保護了女戰友免遭凌辱。南區區委知道此事後，區委書記普貴忠積極開展了營救工作，區委通過帽盒山的上層人士丁萬福、丁紹武、丁紹孔等到戛灑大平掌與李潤之進行交涉，11月中旬，王鑄和丁紹吉等同志才被釋放歸隊。
1949年12月12日拂曉，李潤之在國民黨特務的煽動唆使下，調集李崇安、張純才、陳希凱、楊繼明四個“雲南人民反共義勇軍”大隊700餘人，對南區人民政府和護鄉二團所在地帽盒山進犯，由於土匪武裝人多勢眾，武器也較精良。南區護鄉二團和前來支援的墨江游擊中隊的防線被土匪突破，隊伍被迫撤退，護鄉二團的一部分同志撤到墨江，一部分退守振武鄉（今漠沙壩多一帶）。馬景行等幾位在營盤寨工作的女同志，因來不及通知撤退而失去與區委的聯繫，只好在附近村寨和森林裡隱蔽，在此危急時刻，晚上王鑄得知訊息後，雖然領導沒有交給他這個任務，但他卻很關心同伴，立即用火柴頭照明，寫了一個便條，托當地一位農民積極分子趕往營盤寨，及時把便條交到馬景行手中，通知她們儘快到達漠沙集中，才使這部分女同志安全脫險。
1950年1月下旬，李潤之投降後，新平縣委決定，成立戛灑辦事處，開展富昌鄉和鳳翥鄉（今戛灑、水塘、者竜一帶）的民運工作，直屬南區區委領導，調南區民運工作隊隊長陸開明任辦事處主任。富昌鄉和鳳翥鄉長期處在李潤之的統治下，政治情況複雜，開展民運工作的任務既艱巨又危險，必須要由鬥爭經驗豐富、政治立場堅定、工作作風踏實、能吃苦耐勞、政治水平高的同志作骨幹才行。南區區委根據王鑄同志的一貫表現，決定安排王鑄到戛灑辦事處工作。王鑄二話沒說就一口答應了下來，並說道：“革命工作需要我到哪裡，我就去哪裡。”從此，王鑄便到戛灑辦事處稅務所擔任稅收員。
1950年3月，新平征糧工作開始，征糧觸及了土地大戶的利益，他們對征糧極為不滿，土匪、惡霸和國民黨特務互相串通一氣，組織了武裝暴亂，4月29日攻陷新平縣城。5月3日，戛灑土匪暴亂圍攻戛灑辦事處，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的王鑄遭土匪殘酷殺害，時年25歲。
個人贈言
王鑄同志的犧牲，實踐了他在1949年1月份留給生前好友的贈言：
在眾人的幸福里尋快樂，
在大眾的解放中求自由。
祝你追隨理想而生活，
本著正直自由的精神，
勇敢直前的毅力，
誠實不自欺的思想而行，
則前途定能臻於至善至美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