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王璡王璡（1888～1966），字季梁，浙江黃岩（今浙江省台州市黃巖區）人，出生於福建閩侯縣。著名化學史家和分析化學家，是我國化學史研究和近代分析化學的開拓者之一。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入北京譯學館習英文。宣統元年（1909），參加清廷“賠款學生”①考試，600餘考生按標準錄取39人，留學美國柯興學院、理海大學攻讀化工，獲化學工程學士學位。1914年與留美學生任鴻雋、趙元任、胡明復、秉志、相銓、竺可楨等成立中國科學社。民國4年（1915）畢業回國，先後任湖南工業專門學校、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數理化學部教授、化學系主任，中央大學教授、理學院院長，中國科學社論文講演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社董事，《科學》雜誌編輯部部長。 20世紀20年代末，應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1932年參加發起成立中國化學會，任上海分會理事長。1934年8月，再赴美留學，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任訪問研究員，1936年獲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後，任四川大學化學系教授。1937年起任浙江大學化學系系主任、師範學院院長、理學院代理院長等職。1952年院系調整後，先到浙江師範學院執教，後為杭州大學一級教授。
王璡致力研究中國化學史，擅長經典微量分析。用古錢分析研究中國古代冶金史，解決五銖錢和 的化學成份、中國用鋅的起源與進化，以及鉛、錫和鋅之間關係問題的爭議，成為中國化學史和分析化學的開拓者之一。撰寫與翻譯大量中國化學史論文、國外科學史資料、分析化學教科書和科學家傳記。從事化學科研和教育數十年，講授分析化學、礦物學和化學史，培養大批化學科技人才。
王璡是全國政協二、三、四屆委員，浙江省政協二、三屆副主席，九三學社杭州分社副主任委員，中國化學會浙江分會理事長。1966年12月卒，終年79歲。主要著作有《五銖錢的化學成份》、《古代套用鉛鋅錫考》、《中國古代金屬化學》、《丹金術》等。
① “賠款學生”，1906年，美國退還1900年“庚子賠款”（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攻陷北京，賠款辱國），以示“親善”。並用賠款資送留美學生，以示“關心中國”，作為“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錄取學生於1910年赴美就讀。
人物事跡
科學救國
——兩度出國求學
王璡的父親王士駿，字吉人，經三考拔貢後委任福建閩侯、福清、松溪、仙遊等地縣令達30年之久。王璡幼受庭訓，稍長後又在私塾接受經史教育，習作八股文並以童生名義參加過一次鄉試，對中學經史諸科有一定基礎，對日後寫作頗有裨益。
閩侯縣是清末政治家、曾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及翻譯家林琴南的故鄉，多少年來，林則徐抗英禁菸(鴉片)的英雄業績家喻戶曉，被後人傳為佳話並引以自豪。鴉片戰爭失敗，西方列強不斷入侵，林則徐等一些先進的國人開始覺醒並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與道路。林則徐放眼世界，提出向西方學習，陸續引進了一些西方的軍火和民用工業設施。可是由於清廷繼續奉行閉關鎖國之策，收效甚微。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軍潰敗，堂堂“天朝大國”竟被倭寇小國所打敗，並割地賠款，全國震驚，人民憤怒，因此，反對守舊，要求改革的維新派迅速崛起。1895年康有為等在北京會同各省 1300名應試舉人發起“公車上書”，要求變法強國，廢除科舉，認為洋務派改革不徹底，主張“西學體用”，開辦新式學堂。在維新派推動下，全國各地新式學堂陸續湧現出來，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挽救民族危亡。雖然維新派受到頑固勢力的鎮壓，然而堅冰終究打破，歷史潮流不可阻擋，關心國事的人日益增多，有些清廷官員的心靈也受到震撼並開始覺醒。王璡之父在閩侯任上，雖對西方傳教士操縱的喪權辱國的“領土裁判權”深惡痛絕，但也逐漸領悟西方國家的強大自有其科技文化上的原因，同時，多少受到林則徐、林琴南等先進思潮的影響，深感朝廷的昏庸腐敗，也認為要使中國富強，必須儘快改變“閉關鎖國”政策，引進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培養合乎近代需要的有用人才。但很可惜直至晚年，王吉人仍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教育後輩上，仍強調攻讀聖賢典籍，加強中學基礎。
1905年，推行千餘年的科舉取士制度廢除，年輕的王璡面臨人生的抉擇。在維新思潮及林琴南的影響下，王吉人有所鬆動，王璡也有所觸動。1907年的一天，有幾位青年朋友登門家訪，見王璡埋頭伏案經書，就語帶譏諷地說：“這堆廢紙，讀它何用?不如統統燒掉，免得害人!”聽罷，王璡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於是他決心走“科學救國”之路，遠離家鄉，考進北京京師譯學館學習英語，其目的是為了嫻習外語，以利溝通中西文化。在學習期間，王璡結識了幾位主張改革和出洋留學的青年，其中有位同學之父在清廷做大官，但思想較開明。他常去請教，獲益良多。1909年，適遇第一屆庚子賠款留學美國考試，這幾個同學約王璡應試。第一榜考中英文，他高居第二名；第二榜考數理化，他僅是副榜題名，兩榜平均，他幸運地被錄取了。是年，王璡新婚，家中經濟狀況欠佳，其父望他畢業後做個小官，以便撐起中落的一家之天。王璡正在猶豫之際，那位清廷大員力勸他與其子一同留洋。男兒志在四方，遠洋學習科學與工程，將來為國效勞，必能順應潮流。經過一番新舊思想的激烈衝撞，王璡毅然奮起，決心克服舊的傳統和習慣，遠涉重洋去吸一口異國的新鮮空氣。他先到上海購制西服，剪去長辮，後回家鄉向父母妻子告別，並與梅貽琦、胡剛復、秉志等一起登上海輪赴美，成了庚子賠款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校創辦前的早期留學學生。
王璡到美國後，由於他要學習化學工程，而數理化基礎太差，未能直接上大學，他被分配在科興學院補習高中課程，同時學些西洋禮儀，還要為同學做些服務工作，經受獨立生活的全面鍛鍊。學習中，開始時對數理課程十分困難，但立志工程，數理必須學好。於是，在課餘倍加用功，終於闖過難關。他中英文基礎好，文史科目都能應對自如，邏輯與口才都好，多次演說比賽獲得獎牌。他一直將一枚演說得來的金牌掛在表鏈上，直到抗戰勝利後改用手錶才取下珍藏篋中。
1911年，王璡考入美國里海大學攻讀化學工程。他對美國大學重視實驗和實習的基本訓練、理論聯繫實際和師生務實的精神，十分讚賞。他在里海大學習期間，曾連續兩個暑假到化工廠去，下車間勞動，向工人們學習實踐經驗，並體驗他們的生活，從中獲得不少實際知識。他推崇美國大中學校的體育運動，認為這是有關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大事，因而自己也積極參與體育鍛鍊，特別苦練跑步與游泳，日後更鼓勵下輩積極參加體育運動。
王璡學習刻苦，兼收並蓄，祛除偏見，擇善而從。這是他在四面襲來的西方文化中能較快適應環境並吸收其精華的超越思想和學識基礎。
20世紀初時，我國化學人才奇缺。為了早日把國家的化學事業發展起來，同時為了緩解家中經濟上的困境，王璡放棄了進入研究院繼續深造的機會，於1916年回國後，先後在湖南工業專門學校、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化部任教授兼化學系系主任。20世紀20年代末，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邀請王璡擔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首任所長。他上任後，結合當時國家化學學科現狀和科技發展規劃，組建了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中藥、纖維素、油脂、油漆塗料、陶瓷玻璃等小組進行工作，並結合中國化學資源開展化學研究，都取得較大成績，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934年，王璡見留學人員多已回國效力，人才多了起來。他審時度勢，乘機再出國門，進入美國明尼蘇達研究院任研究員，師從著名物理化學家、分析化學家 LW．Kolthoff繼續深造。他十分珍惜難得的學習與研究機會，利用優良的實驗條件，於1936年5月提出了《鉑、金、銀在不同電解質溶液中的電極電位》論文，首次解釋了鉑、金、銀在不同的電解質溶液中不同抗腐蝕能力的原因。他的論文受評試委員們一致好評，授予科學碩士學位，圓滿結束了異國學習與研究的生涯。在歸國途中，他繞道歐洲到英、法、意、德諸國著名大學及研究院參觀學習以提高自己的理論與管理水平。他當時對德國的納粹思想與行動深感不安，預計世界必將大亂。
創科學社
——為國大興科學
“中國科學社”這個名稱，對年輕人來說是比較陌生了。但它卻是中國近代科學史上最早和影響最大的科技社團，在我國科技發展史上有著光輝燦爛的一頁。它從 1915年10月25日美國伊薩卡城創社至1959年秋完成歷史使命，首任社長是任鴻雋，《科學》雜誌編輯是楊杏佛。中國科學社前身是1914年創辦的《科學》雜誌社。據《趙元任早年自傳》：“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記上寫道：晚間去任鴻雋(叔永)房間，熱烈討論組織科學出版月刊事……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組織了‘中國科學社’。”1915年1月，已在上海出版了《科學》第1期，內有趙元任的《和平進行曲》。因當時《科學》雜誌多靠留學生的獎學金省出錢來支持，發行量少，竺可楨說：“我認為科學社不應只是留學生的組織，這個圈子太小。我們留學回國後也要發展下去。所以我建議把留美學生科學社，改為中國科學社，廣泛吸引有志於科學救國的人士合作共事。”大家十分贊同竺可楨的建議，於是1915年金秋，在哈佛誕生了中國科學社。中國科學社的發起人有任鴻雋、楊杏佛、竺可楨、趙元任、胡明復、秉志、過探先和王璡等。王璡還是《科學》的熱情發起人和積極撰稿者。中國科學社於1918年遷回國內， 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國設有分會或支會，社員多為科學界、教育界、工程界和醫務界人士。除學術活動外，幾經發展辦有生物研究所、明復圖書館、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出版《科學》、《科學畫報》、《科學季刊》等雜誌及《論文專刊》、《科學叢書》、《科學譯叢》、《科學史譯叢》等。近半個世紀夾，中國科學社為傳播現代科技知識、培育科技人才和推動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自中國科學社及其《科學》雜誌遷回國內後，王璡為《科學》雜誌撰寫了不少論文及介紹國外最新科學成就與著名科學家的文章。由於他對科學社工作極為熱心，因而被推選為中國科學社1921－－1923年度的董事和《科學》雜誌的編輯部部長，1922年被推選為《科學》編輯部主任，直延任至1933年止。王璡是一位學識淵博、文思敏捷、富有哲理和嚴謹務實的科學家。1921年，他百忙中擠時間在《科學》雜誌上連續發表7篇文章，這些文章涉及面很廣，包括：國外科學家的傳記(如《化學家任默塞傳》)；討論哲學與科學關係的《哲學與科學》；關於中國化學史的論著《中國制錢之定量分析》、《中國古代陶業之科學觀》等。 20世紀20年代後期，江蘇金壇縣一家雜貨鋪里的一個小青年給《科學》雜誌編輯部寄來一篇稿件。編輯部主任王璡接到這位國中生關於初等數學難題解的稿件，不以作者學歷職位之低微將稿件打人冷宮，或一退了之，而是以滿腔熱情和扶植後學的負責態度認真細讀稿件後，鄭重其事地將稿件轉到清華大學著名數學家熊慶來教授手中。此後一二年內，這位小青年克服困難，以驚人的毅力連續寫了幾篇數學論文，也都被王璡一一轉給熊教授，並將這位青年的《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處女作)等發表在《科學》雜誌上。有幸千里遇上伯樂。熊教授慧眼識珠，發現這位青年卓越的數學才能，並加以培養，使之迅速成為我國著名數學家。這位小店員，便是後來中外聞名的數學大師華羅庚，一時被數學界傳為美談。但我們不能忘記首先發現這位“青年奇才”的是那位編輯部主任王璡。因此，有人卻說，他是發現“數學千里馬”的“第一伯樂”！
1931年，王璡在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任所長時，曾親自參加山東博山、江蘇宜興的陶業調查，並在宣興陶土分析研究後，與柳大綱撰有《宜興陶業之初步化學考察》一文，在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集刊第二號發表。王璡為《科學》雜誌編輯了《愛迪生專號》，以飽滿的激情親自寫發刊詞：“科學家和發明家，要使人欽仰，不但靠他科學上的貢獻，也在乎人格的偉大。大科學家如法拉第(Faraday)，麥克斯韋(Maxwell)、巴斯德 (Pastear)等俱富人類應有的美德，例如謙遜、直爽、簡單、有目的的努力、誠實、富有同情心、高尚和對社會有責任心，這種優美品格在愛迪生身上都可尋到，貧窮和失學不能挫折他上進的毅力，婦孺皆知的名譽和著名大學最高的學位，不能引發他一毫的虛榮心，耄耋的年齡和巨萬的資產，不能懈怠他要探討新學說和做新實驗的銳志。而他愛國的熱腸尤其在歐戰時期可以看出，他在祖國困難的時期，將他的學識精神和他設備完美的實驗室，俱供獻於政府，作國防研究之用。這種精神在我們中國正要極力提倡，所以我們要紀念愛迪生，把他來做我們的榜樣。”王璡熱情地讚美愛迪生等偉大科學家的愛國主義精神及其崇高的品格，正是他長期以來追求並躬身實踐的精神與品格的寫照，值得後學崇敬與弘揚!他又寫道：“真正的學者，思想家，科學家，沒有一個不希望中國急起直追，去利用文明新利器 ——科學，來解決她自身的困難的，不過直到現在，我們仍是落後，我們感到慚愧，所以我們要紀念愛迪生和發刊‘愛迪生專號’。”王跋為改變祖國貧窮落後面貌而大聲疾呼，希望大家以愛迪生為榜樣，拿起科學的利器為祖國出力。
王璡為中國科學社費心操勞不遺餘力，除了給《科學》雜誌組稿、編稿外，還寫了28篇文章。當科學社缺乏資金等時，他就設法向社會各界募捐資助。除了科學社工作外，他還熱心於其他社團工作。1927年，他參加了中國化學工業會，同年8月4日該會在南京成立時，他被推選為臨時主席，主持成立大會。中國化學會成立後，王璡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會常務理事及首任會計，為學會辦刊及審稿，付出了諸多心血。此後，還歷任過中國化學工業會上海分會和浙江分會理事長等職，為中國化學工業會的創建與發展作出了貢獻。
中國科學社浙大分會於1944年10月25日上午在貴州湄潭文廟舉行年會，社友會會長鬍剛復主席主持會議並致詞，李約瑟博士應邀與會致詞，竺校長報告科學社歷史及其社務，最後由錢宗琮作《中國古代數學發展之特點》報告。有王璡、鄭曉滄等共39人參加會議，大會交流論文多達 30餘篇。李約瑟博士一向仰慕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成就，來到浙大後，對王璡教授在中國古代化學史上的重大貢獻十分讚賞。王璡的成果為後來李約瑟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這部巨著起了重要作用。
喜育桃李
——弘揚求是精神
“求是”思想是我國古典哲學思想的精華之一。從1897年林啟創辦求是書院而興“求是篤實”學風，到1938年竺可楨校長在浙江大學引“求是”為校訓，“求是”在浙江大學可謂是一脈相承的。凡是有幸到浙大這個大熔爐里任教、服務和求學的人，都會受到“求是”陽光的恩惠，使自己大步走向豐碩的季節，終生難以忘懷。 多少年來，王璡一直抱有“科學救國”的志向。來浙大前，在王璡看來，“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開拓創新精神、革命精神、犧牲精神。他的開拓創新精神在科學研究上體現無遺，後面將要述說，這裡對他的犧牲精神、革命精神略舉一例。1931年，“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事起，王璡號召科學界捐獻財物，支援抗日。他又和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同事，冒著生命危險在實驗室秘密製造爆炸性很強的硝酸纖維炸藥，並雇了一個船工由小船拖著炸藥包去炸日艦。因船工過於緊張，過早引爆，雖未能危及日艦，但足見他捨命衛國的革命精神! 1936年夏，王璡第二次留學回國，先接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之聘，任該校教授。1937年又受竺可楨校長之聘來浙大任教，歷任理學院化學系主任、師範學院院長兼理化系系主任和理學院代院長等。王璡來浙大不久，即隨校西遷。他以多年積蓄在南京和上海建築的兩處寓所，毀於兵燹，雖感痛惜，擔憂晚年生活無著，但他對子女們說：“只要國家民族不淪亡，個人損失算不了什麼；勤儉奮鬥，就可重建家園。”這種“有國無家、先國後家”的思想境界該是多么值得學習與弘揚! 王璡在浙大任教，為國憂，為校憂，不辭辛勞，孜孜不倦，成為竺校長的好助手之一。在西遷頭尾10年辦學中，他攜師生與眷屬，顛沛流離，歷盡艱難，在川桂公路上一次遭翻車之禍險些喪命，不說家產蕩然無存，更有喪偶之痛，經受人生最嚴酷的打擊，令人崇敬與唏噓不已!在壓頂的災難面前，他始終挺直腰桿，視校如家，鑽研學問，教書育人。這是常人難以辦到的事。有段時期，化學系主任周厚復離開浙大，竺校長請他暫代主任。他毫不猶豫地挑起了重擔，一邊正常教學，一邊做好系務，忙得不亦樂乎。又有一個時期，化學系請不到物理化學老師，竺校長又請他代課。雖然他沒有教過這門課，還是急教學所急，毫無二話地承接下來。於是不顧炎炎夏日，認真備課，自編教材，惟有一盞桕子油燈伴他至深夜天明，就這樣確保高質量地完成教學任務，令人感動不已。抗戰後期．通貨惡性膨脹，不少人被迫搶購黃金、銀元，或多存柴米、日常用品，藉以保值，王璡不僅自己不做，也不許家人這樣做，認為搶購會擾亂國家金融市場，不利抗日戰爭。凡此種種，王璡不顧自家為人家，為了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等等，不正是竺校長倡導的求是精神的具體內涵嗎! 1938年8月，浙大師範學院成立，王璡被學校聘為院長。他受命於危難之際，師院開辦費甚微，教師緊缺，可他沒有退卻，而是發揚求是精神迎難而上，與文理學院合作，共渡難關。他在培養學生中，堅持高質量、嚴要求，學生要完成學業比其他學院難。如，第一屆招生60人，畢業時不到 40人，第二屆招46人，畢業生僅18人，第三屆招82人，畢業生僅34人。師範學院需要實習學校，王璡設法在宜山藍靛村辦起實驗國小，在湄潭辦起浙大附中，既解決教職工子弟和周邊民眾子弟入學難問題，又解決實習場所，一舉兩得。同時還協助當地教育部門負起輔導黔桂兩省中等教育教師之使命，開辦教師進修班、暑期講習班等。所有這些工作顯示了王璡的組織才能，並傾注了大量血汗，受到多方好評。 為了慶祝王璡執教30年，浙大理科師生曾自動為他舉行一次“五世同堂”慶祝會。化學系教授們分別聯絡各自的專業，在場宣讀論文，論述各自30年來的業績，以示對王璡老師引進西方化學、辛勤培育的謝意。 王璡教授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地為國家培養科學技術人才。他一貫重視基礎理論和實驗課的教學。在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時，曾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高等分析等課，對實驗要求十分嚴格。經過6年努力，使實驗研究工作初具雛形。在浙大西遷湄潭辦學時，實驗條件更差，他總是千方百計自己動手創造條件多開實驗。在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大學任教期間，他開了多門課，每門課都認真備課，一絲不苟。他又急教學所急，開了多門新課，每門新課都自編講義，講義里有新材料、新觀點，有世界學科前沿的新成就，具有鮮明的特色。他受教育部委託編了數十萬字的高校教學用書《分析化學》(上、下冊)；最早翻譯了蘇聯學者阿列克塞耶夫主編的《定量分析》(上冊)。王璡除擔任分析化學課外，還開過物理化學、化學史、礦物學等課。他講課語言生動、邏輯清晰，多有啟發，循序漸進，把學生引進科學的殿堂。他還結合教學寫了不少科普文章。文章通俗易懂、文筆流暢，對普及科學、啟迪青年向科學家學習產生深遠影響。王璡學風篤實，教學認真，愛生如子，深受學生的尊敬。他的學生很多，可謂桃李滿天下。 養兒育女，也為桃李苑平添一枝一花。王璡將嚴父與慈母、良師與益友萃於一身。子女們求學時，他要求嚴格，希望子女們認真讀書。抗戰爆發，妻子仙逝，他又以“慈母”之心關心子女的學業，無論是借讀杭州高級中學、杭州女中流亡建德時，安排他們每日自學任務；在寄讀上海時，他又努力把子女生活學習安排停當，還委託學友關心子女們的學習與生活，還常寫信叮囑子女要尊敬長輩，姐弟相互照顧，注意身體，勞逸結合。舐犢之情，傾注紙上。隨校西遷途中，女兒負恙，王璡四處尋醫問藥，還像護理人員一樣每晚施藥照顧，直至女兒安然入夢。1938年，為了輕裝西遷，王璡把子女送到上海租界讀書。剛安頓好，兒子就染上癍疹傷寒，發燒昏迷兩天，他日夜守在兒子身旁，慈母般的眼神時時注視著兒子，直至甦醒，病情穩定後才匆匆離去，踏上浙大西遷之路。
勇於開拓
——滿苑科研碩果
自求學時期始，王璡就擠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幾十年來未有間斷，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堅強毅力在諸多學科領域有了新的開拓。
開拓一：中國化學史研究新方法的拓荒人
化學史是一門多科性的邊緣學科。它涉及工、農、醫、地質、物理、化學等諸多學科領域，還需要精通古文、歷史、地理等知識，並運用現代化學分析實驗等手段，才能順利進行研究。因此，不少學者視化學史研究為畏途，少有涉足。王璡研讀了有關中國科學史方面的一些記載，深感儒家之書，侈言政治及人倫道德，於天然現象漠不注意；道家研究天然現象雖比儒家為勤，也略有發明，但多以長生致富之說迷惑世人，缺少科學精神，未能以簡易之語解釋天然界之真理，好為隱約之語以聳人聽聞。為了彌補儒家、道家的缺陷，王璡運用現代廣博科學知識與方法，進行實驗分析，測定大量數據，而後又與歷史記載、文獻考據結合起來比較研究，以得出準確可靠的結論。可見他是我國提倡並實行分析實驗與歷史考證相結合研究化學史的拓荒人。
功夫不負有心人。由於王璡潛心化學史的研究，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發表了不少化學史方面的研究論文，如《中國古代金屬原質之化學》、《中國古代金屬化合物之化學》、《中國古代酒精發酵業之一斑》、《中國古代陶業之科學觀》等。特別是1923年發表的《五銖錢化學成分及古代套用鉛、錫、鋅、躐考》一文，通過對若干枚不同朝代五銖錢的分析化驗，由分析結果得出判斷五銖錢年代的科學依據。這在我國化學史研究中是屬開創性研究，也為後人的研究開拓一條正確的途徑。考古表明，中國的五銖錢，有漢五銖、魏晉(南北朝)五銖、隋五銖，時間跨度七八百年，如單憑古錢的重量、外形、篆法來考究五銖錢的年代，比較困難，王斑獨闢蹊徑，用化學分析方法，測定各朝代五銖錢合金中的化學成分，以此為依據，再結合外觀、重量等直觀因素分析，就能正確判斷五銖錢生產使用的確切年代。通過一系列研究分析，王珊指出，中國古今鑄錢法，大概分三個時期：最近者為明清時期，亦曰用鋅時期，此時鉛錫成分已低，因有鋅以代之；較古者為唐宋時期，亦曰鉛錫均分時期，此時鉛成分與錫成分，大約相等，而總數約占30%，此法始於隋，唐則仿隋，而宋則仿唐開元也；更古者為漢時期，此時期鉛與錫成分均低，甚至不含鉛。此外，他通過分析研究，在中國用鋅始於明代嘉靖年間，躐為鉛錫之合金與鋅無關，西洋用鋅乃由中國經印度傳人，中國白銅是因銅摻錫或含鎳之故等都得到科學的結論。他對中國古代化學成就、中國銅合金冶煉技術，中國古代金屬化合物、中國古代實用化學知識和技術，中國科學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獨到的見解和成果。
開拓二：中國近代分析化學的開創者
王璡考入美國里海大學後不久，就與分析化學結緣。學成回國後，他講授分析化學、有機化學、工業化學等課程，並用化學分析的方法進行科學研究，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成果。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他以銅合金的系統精確分析為依據的中國古代化學史系列研究論文，既反映了他在化學史研究領域的新成就，也說明了他在化學分析領域的新開拓。 1923年，王璡在分析五銖錢的化學成分前，首先對分析所用方法的準確程度進行研究，這在我國化學界是前無古人的。王璡注重學以致用，用自己駕輕就熟的分析化學理論知識、化學分析方法為祖國建設服務。1925年，王璡對江蘇鳳凰山鐵礦之化學成分進行了分析。詳細分析了鐵礦中不溶物Fe2o3、Sio2、Mno2和Al2o3、Cao、Mgo的含量，這對合理利用鳳凰山鐵礦資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據。1927年，他用化學分析的方法，對南京水源進行了仔細考察、化驗，通過對長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塘水中的化學需氧量、氨態氮、蛋白氮、亞硝態氮和硝態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飲用水安全性的研究報告。這是我國最早的有關水質分析的研究報告。《南京之飲水問題》一文所提供的數據，對長江水質變化的研究提供參比的數據。此後，他還結合醫院實際，給浙江醫院醫務人員作過“極譜分析理論”講座，結合浙江黃鐵礦資料作過“關於浙江黃鐵礦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鐵量以及黃鐵礦系統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均相沉澱”的研究，為本省黃鐵礦的開採利用提供了科學依據。
王璡畢生從事分析化學的教學工作，分析化學課是他教學工作的重頭戲，講過高等分析10年，近代化學分析選論2年，定量分析(理論與實驗)24年，微量分析5年，定性分析12年等，無論在培養人才上、理論上、分析方法上及實驗研究上，都是我國分析化學方面一位先驅與開拓者。
由於他在化學史研究和分析化學教學與研究上的傑出成就，曾得到國內外許多科學家的尊重與好評。1944年10月，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約瑟博士到浙大湄潭參觀，還特意拜訪王璡，並請教中國古代煉丹家葛洪的情況。李約瑟在他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序言中特別提到竺可楨、錢寶琮、王璡三位的名字。至40餘年後的1992年8月，在杭州舉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國際學術研究會，李約瑟博士派了劍橋大學研究所何丙郁教授作為代表宣讀的致詞中，還特別提到浙大三位已故教授竺可楨、錢寶琮和王璡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重大貢獻。在這次會上，李博士不僅懷念三位已故教授，而且還查詢三位教授的後人情況。可見李約瑟對王璡的尊崇與敬佩。
手不釋卷
——勤讀勤記勤文
王璡的一生是勤讀古今中外名典的一生，是勤寫讀書筆記、日記的一生，也是勤作論著、詩文的一生。年少時，他讀過《三字經》、《千字文》、《尚書》、《爾雅》等古書不說，留學以後，更是手不釋卷，一有空就捧起大部頭的英文或德文版原著。每當夜幕降臨，更是挑燈夜讀，直至深夜。王璡讀書有粗讀精讀，每遇名著，還要設法購買，反覆精讀，並作好讀書筆記。筆記多是黑面抄本，每本都有編號，便於查找。記的內容多是書著或論文之要點、出處和心得。除了讀書筆記，也記日記，也一樣將日記本編號，和讀書筆記一起整齊地排列於專門書架上，占了大半個書架，只可惜早年的讀書筆記、日記都和住房一起毀於日寇入侵的戰火了。1946年復員回杭州，王璡又開始在書架上陳列那黑色的筆記本，直至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慘遭不幸止。那些編號列於大半個書架的黑本本，似乎對遠離我們的主人深切地悼念和深深地懷戀!浙江大學原副校長、中國民主同盟浙江省原主委王啟東教授回憶說：“我在浙江大學工作時，假日晚間常去探望父親，見他總在看書。父親有時身體虛弱，身罹小病，他就躺在藤椅上看。他讀的書範圍是很廣的。科學方面：除化學外，天文、地理、生物學、真菌學、礦物學等都很愛好。文學方面：中外歷史，特別是明清史以及古今作家的筆記、傳記和遊記都是他涉獵的範圍。讀時輒撰心得體會……父親是好讀書而求其甚解者。常將作者所認識的事物、探求到的真理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融化成為自己的；同時經常提出自己的看法，從而將問題引向深入。”據王璡的學生反映，王老師尤愛讀明清史，對《紅樓夢》也有研究，曾用外語對一位拉脫維亞籍的德文課女教授講解過《紅樓夢》小說，深受那位女教授的讚佩。
王璡也是一位詩人。抗日戰爭時，浙大西遷遵義湄潭辦學，他和錢寶琮、蘇步青、江問漁等 7人創辦湄江吟社，經常與教授詩友聚在一起喝茶賦詩。特引錄王璡於 1943年5月20日作並刊於《湄江吟社詩存第一輯》之詩《試新茶》：
送茶劉郎①河洛豪爽人，買山種茶湄水濱；才高更復嗜文藝，欲為詩社款詩神。許分清品勝龍井，一盞定教四壁春；錢公②喜極急折柬，淨掃小閣無纖塵。大鐺小碗盡羅列，呼童汲水燃爐薪。
飲茶寒泉才沸瀉碧玉，一甌泛綠流芳茵；浮杯已覺風生肘，引盞更若雲隨身。豈必武夷坐九曲，且效北苑來三巡；飲罷文思得神助，群公詩意生蓁蓁。
筆者於1998年前往湄潭茶葉實驗場採風品茶，雖然詩人們品茶的小亭蕩然無存，但詩人們品茶的情景似在眼前。解放後，王璡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新中國，滿腔熱情地寫信給在美國的兒子王啟東，女兒王寶琳，女婿林秉南，希望他們為新中國效力。1951年起，他們先後衝破重重阻礙，回到祖國，林秉南成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他兩位成了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重大貢獻。此後王璡繼續作詩填詞，引錄 1961年寫的《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兩首)：
其一，客觀真理本分明，詳辯深思理更清；自我批評提武器，當仁不讓立標兵。和風細雨花爭放，百鍊千錘鐵始成；馬列方針牢握住，何妨萬籟一齊鳴。
其二，桃花灼灼柳依依，滿院春光各獻奇；見得同時仍見異，既知是處又知非。百川歸海方能大，歧路亡羊免自悲；矛盾紛紜看統一，全憑辯證不懷疑。
而今，祖國面貌日新月異，正處在“桃花灼灼柳依依，滿院春光各獻奇”的時代，我們深信明天更美好。倘若王老有知，也會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