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王歩文(1898-1931)安徽岳西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被黨派往日本留學，1930年代理安徽省委書記，他是我省的第一任書記。是我省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革命領導人。1931年，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在獄中，敵人以“高官厚祿”誘降不成，又使用了釘竹籤，坐老虎凳等種種酷刑進行逼供，均遭到了可恥的失敗，最終敵人只能以判處死刑來掩蓋自己的無能，面對敵人的屠刀，王步文同志大義凜烈，英勇就義。
事跡
王步文，字偉模，化名自平、朱華、王華，1898年1月15日生於安徽省岳西縣資福寺(原屬潛山縣第六區)一戶農民家庭。他的祖母曾為婢女，受盡地主的凌辱。每當祖母說起過去的辛酸經歷，他的心裡就感到很不平靜。
王步文7歲入塾讀書。1917年春，轉入粹新國小。這時，新文化已開始在各地傳播，這所僻處山村的國小也受到影響。王步文接觸了新的知識，視野為之開拓，思想日益活躍。他發起組織以“團結同學，砥礪學業”為宗旨的“樂群會”，經常與同學切磋學業，縱談國事。同年秋，學校當局擅自決定增收學雜費。王步文為使家境貧寒的同學不致輟學，就邀集“樂群會”的同學向校長儲鳳山力爭，儲被迫辭職，王步文也因此被開除學籍。
同年初冬，王步文來到當時的安徽省會安慶，考入六邑中學。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學校的風氣一新，師生的思想活躍。王步文在課餘之暇，不斷從《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書刊中吸收新的營養，從而樹立改革社會的志向。他在一篇題為《中國今日之大病安在》的作文中寫道：“政治不良，從而革新之；社會不良，從而改造之”；並提出“收回民權，發揚民權，推倒軍閥”的主張。在另一篇《試各述其志》的作文中，他提出要“和民眾團結起來，趕走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挽救危若卵石的中國”的奮鬥目標，並表示：“予決不以一敗心冷，再敗而心灰，終必達其志而後已。”這就是他在青年時代的抱負和決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訊息傳到安慶。5月8日，王步文作為六邑中學的學生代表，出席在安慶法政專門學校召開的安慶各校學生代表會議。會議決定同北京學生採取一致行動，實行總罷課，舉行示威遊行，支援北京學生的正義鬥爭。5月10日，安慶各校學生一致罷課，3000多名學生高呼口號，示威遊行。經過省長公署時，王步文和周新民、方樂舟等六人，作為各校學生代表，向省長呂調元請願，要求以安徽省名義電請北京政府“誓保青島，立即釋放被捕學生”。呂調元被迫同意。5月18日，各校2500多名學生在安慶黃家操場集會，成立安慶學生聯合會，王步文被選為委員。此後，安徽省學生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副會長。
隨著運動的發展，要求從經濟上打擊日本帝國主義，挽回民族權利。安慶學生聯合會與安慶商會會長程鳴鸞協商，組成“安慶各界抵制日貨委員會”，擬訂清理和銷毀日貨的辦法，同時成立“仇貨檢查所”和“救亡十人團”，負責檢查日貨。王步文參加“十人團”，帶頭把新買的日本蓆子和其他日貨全部焚毀；又與同學一起到商店、碼頭去宣傳，並將各商店的日貨登記封存，不許買賣。當時，安慶有個奸商鳳大成暗中與日商勾結，繼續到蕪湖購進日貨。王步文等人趕到碼頭，勸阻無效，並受辱罵。王步文等憤怒的學生在鳳大成的馬褂上寫了“亡國奴”三個大字，在場民眾無不拍手稱快。後來，鳳大成被責令交出日貨，其他少數奸商也不敢抗拒。不久，安慶學聯在黃家操場上召開有各界民眾參加的焚毀日貨大會，王步文登台演說後，在激昂的口號聲中，將沒收的日貨當場焚毀。
1919年6月，王步文和蔡曉舟等創辦《黎明周刊》、《安慶學生》、《洪流》和《安徽學生會周刊》，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勝利，倡導反對舊禮教，打倒孔家店，廢除封建制度，實現人身和言論自由。同年8月，他們先後又創辦工讀夜校、工商夜校和義務國小，向工人、店員及城市貧民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反帝、反封建思想。1920年，王步文與余大化、楊兆成等在安慶第一師範學生宿舍里辦起秘密圖書室，蒐集和購買一些革命書刊，組織青年閱讀，討論，從而使《共產黨宣言》、《新青年》、《唯物史觀淺說》等書刊在青年學生中得到廣泛傳播。
五四運動後，全國各地陸續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4月，在蔡曉舟、劉著良的主持下，在安慶菱湖公園茶社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備大會，王步文等進步青年出席參加，會議中途被反動軍警衝散。此後，參加會議的學聯負責人，即形成為學聯的領導核心。
1921年6月2日，安慶學生和部分進步教師，為反對安徽軍閥削減教育經費以充軍餉，向省參議會請願，遭到殘酷鎮壓，造成“六二”慘案。省學聯集會聲討，王步文帶領六邑中學學生積極參加，並與學聯主要負責人舒傳賢、許繼慎、周新民等分赴各處宣傳，同時致電省內外爭取支援，終於迫使軍閥當局增加教育經費，撫恤傷亡學生。後來，省學聯為紀念姜高琦等“六二”慘案中死難學生，在安慶菱湖公人建造“血衣亭”，王步文題寫了“醒皖第一聲”的橫匾。
1922年，王步文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王步文以省學聯名義，聯絡工商各界組成安慶各界“二七”慘案後援會，出版“二七”慘案特刊，並參予廢督裁兵運動。
同年3月，王步文代表省學聯到蕪湖督促蕪湖學聯改選，正值蕪湖黃包車工人為反對警察當局增加牌照稅和車行老闆提高車租舉行全行業性罷工。他和薛卓漢一起，組織蕪湖各校學生參加黃包車工人的遊行示威，撕毀皖南鎮守使馬聯甲關於“戒嚴期間，不準集會”的布告，並召開大會，宣傳“勞工神聖”，反對苛捐雜稅，迫使警察當局減少牌照稅並取消車行加租的規定。
10月，直系軍閥曹錕賄選“總統”，王步文和省學聯其他負責人，動員安慶各界舉行聲討大會。會後遊行示威，搗毀吹捧曹錕的《社刊》報社，砸毀“豬仔議員”何雯、張伯衍的家具，並將何、張拖出痛打。事後，王步文等遭到通緝。有人勸他趕快離開，他卻從容不迫地處理一切善後事宜後，才潛往上海。
1924年春，經過組織安排，王步文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在此期間，他組織安徽學生駐滬辦事處，繼續進行反對曹錕賄選的鬥爭；同時，變賣結婚的金戒指和制服作資金，恢復《黎明周刊》，並擔任主編。此外，他還籌辦平民學校，在閘北、小沙渡、楊樹浦一帶工廠和工人中進行訪問和宣傳，經常將工人的悲慘生活寫成文章，在《黎明周刊》上發表。
1924年冬，安徽軍閥政府出於對青年的籠絡，撤銷通緝令。王步文從上海回到安慶，同蔡曉舟等一起恢復安徽省學生聯合會，組織中國青年救國會，並主持起草該會章程草案。12月，他根據黨的決議，以個人的身份參加中國國民黨，並幫助發展一批新黨員，建立三個國民黨區黨部，十幾個區分部，共有國民黨員300多人。
隨後，他回到家鄉衙前，先後召集王效亭、柳文杰、儲余等進步青年開會，講述國共合作的重大意義，介紹他們加入左派國民黨，為潛山、岳西地區反對軍閥統治鬥爭播下了火種。
1925年6月，安徽軍閥當局為了欺騙青年，遣送一批學生赴日留學，王步文也在遣送之列。他到東京後，和童長榮、王樹聲等一起，組織中共東京特別支部，擔任特支常委；同時以國民黨員身份聯絡國民黨左派人士江完白、翟宗文、李榮熙等，聯名呈請廣州國民黨中央成立國民黨東京支部，並聯合大阪、橫濱、京都、名古屋、神戶和長崎各支部，組成國民黨駐日總支部，王步文擔任總支常委。這時，他一面在海外青年和華僑中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一麵團結國民黨左派人士，同當時在日本的王先強、湯志先、方治等為首的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1926年10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事先通知在東京的國民黨總支部選派一名代表回國參加，兩派為此展開激烈的鬥爭。最後，王步文被選為國民黨駐日總支部的代表回國出席了這次聯席會議。
聯席會議結束後，王步文返回東京，不久，擔任國民黨東京總支負責人。是年冬，蔣介石派戴季陶到日本活動，企圖以國家的主權換取日本帝國主義對他的支持。王步文在中共東京特支領導下，團結國民黨左派，在“歡迎會”上，一致要求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同時，以國民黨駐日總支名義，向戴季陶提出：第一，在日本政府未與廣州國民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以前，不得與日本當局談判借款、購械或訂立任何密約。第二，與日朝野人士接觸的內容和結果，必須隨時通知駐日總支，必要時得向國內外公布。否則，僑日各界堅決反對。此外，還以招待為名，對住在東京帝國飯店的戴季陶加以監視。戴季陶只得接受上述要求，蔣介石的陰謀未能得逞。
1927年2月，王步文奉調回國，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同時擔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組織部部長。他利用這一合法身份，經常深入學校宣傳，不久又擔任上海總工會青年部部長，負責訓練全國各地派來的工會青年幹部。四一二政變後，王步文於4月18日秘密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1927年5月下旬，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在武漢成立。柯慶施任書記，王步文、王坦甫、王心泉、李宜春、郭士傑、周範文為委員。王步文兼管組織工作。同年8月，中共安徽省臨委遷回安徽蕪湖，設立執行委員會和常委會；執委會由柯慶施、王步文、王心泉三人組成，常委會內，王步文負責組織工作。9月，王步文肩負黨的重任，日夜兼程，趕回安慶。當時，安慶風緊雲暗，環境十分險惡，他不顧個人安危，努力開展工作。經過一個時期，建立了懷寧中心縣委，領導安慶、桐城、廬江、潛山、太湖、宿松、望江等地的革命活動，他兼任中心縣委書記。爾後，他來到湯池畈召開潛山各地黨組織負責人會議，傳達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省臨委指示，並作出“組織工農，奪取敵人武器，武裝工農民眾，開展游擊戰爭，以挽回大革命敗局”的決議。
同年10月，省臨委向全省各級黨組織通告指出：“農運是黨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發展土地革命，以建立農村裡面的農會政權”，“堅決有系統的、有計畫的儘可能的準備領導農民暴動”。為了貫徹省臨委的指示，王步文於11月回到家鄉岳西縣衙前、響腸一帶(原屬潛山縣)，同王效亭一起，開展農民運動，先後介紹吳介唐、劉中一等人入黨，並發動民眾秘密組織農民協會和“窮人自救會”。同時，他把帶回的一批進步書刊，在湯池的麗華商店裡開設一間秘密的“湯池圖書館”，作為黨員和進步青年學習馬列主義的中心。同年12月初，國民黨潛山縣長儲乙燃藉故逮捕中共潛山特支書記余大化和潛山縣農會秘書范笑山。12月6日，王步文來到翠雲庵與王效亭一起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劫獄。12月8日，王步文和王效亭帶領數千農民進城，包圍了潛山縣政府，後因敵人鎮壓失敗。
1927年11月，根據黨中央指示，中共安徽省臨委暫時解散，派尹寬為中央巡視員，到安徽巡視工作。尹寬執行“左”傾盲動的錯誤政策，導致蕪湖白沙圩、萬春圩等地的農民暴動歸於失敗。
1928年3月，中央決定恢復中共安徽省臨委，由尹寬任書記，王步文、王心泉、李宜春、周範文、王坦甫、郭士傑六人為委員。此時，尹寬仍堅持“左”傾盲動的錯誤。7月，由中共中央發來關於糾正盲動主義的指示信，尹寬既不貫徹執行，也不向下傳達。在此期間，王步文對尹寬的“左”傾盲動錯誤和排除異己、武斷專橫的工作作風進行堅決的抵制和鬥爭，並向中央匯報。為此，被尹寬誣衊為“潛山代表”、“深山政策”、“右傾機會主義者”。8月15日，尹寬以省臨委名義要求中央撤銷王步文的省臨委委員職務，調離安徽。王步文以革命大局為重，不計個人得失，深入皖南、廬江、桐城一帶農村，開展農民運動，建立農民協會。他在廬江南鄉還發動協會員將惡霸地主唐少虎抓來遊街示眾，迫使其他地主答應租額減半。
1929年3月，王步文調任中央巡視員，到桐城、廬江一帶巡視工作。他在桐城城關汪家試館召開黨員擴大會議，成立中共桐城臨時縣委。同年6月改為縣委。為了貫徹黨的六大會議精神，王步文把六大檔案全部翻印，發給各支部學習討論，並在黨員訓練班宣講。此時，桐城縣城關裁縫工人為了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罷工。他一面幫助組織罷工委員會，一面吸收經過考驗的五名裁縫工人入黨。
廬南七里橋地區農民的生活非常艱苦，王步文到這裡工作，就住在吳姓貧農家的一間破茅屋裡，吳家吃什麼，他就吃什麼。青黃不接時，他們就吃糠菜糊。他還幫助這家房東挑水打柴，並同房東一起下地幹活。由於他能同農民打成一片，大家都把他當做知心人，有事就同他商量，也願意給他幫助，因而很快就建立了七里橋區委，鞏固了農民協會，開展了抗租、抗息鬥爭。王步文在工作中，不僅耐心聽取匯報，而且十分注重調查研究，他向中央寫的《桐城縣臨時縣委工作情況》報告，以大量生動的事實，介紹桐城、廬江一帶的社會經濟狀況和農民運動發展的經驗教訓，受到好評。
1929年7月下旬，王步文以黨中央巡視員的身分到六安、霍山交界的豪豬嶺，出席並指導了六安縣(包括霍山縣)第三次黨的代表大會，英山、霍邱、壽縣、合肥等縣的黨組織也派代表出席。在王步文、舒傳賢的共同指導下，會議研究了組織農民暴動問題，決定成立霍六暴動指揮部，舒傳賢擔任總指揮，領導六(安)、霍(山)兩縣農民組織秋收總暴動；還成立了六安中心縣委，領導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壽縣、合肥六縣的工作。通過這次會議，六霍各地的革命鬥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同年11月，在六安中心縣委的直接領導下，先後舉行了大規模的六安獨山起義和霍山的西鎮起義，點燃了皖西地區工農武裝暴動的烈火，創造了皖西革命根據地。
1929年9月，王步文被調往上海中央幹部訓練班工作，培訓了數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黨的幹部。在繁忙而緊張的工作之外，他還整理出版《社會運動辭典》一書。1930年7月，黨中央派他到江西蘇區工作，因國民黨軍隊沿途警戒森嚴，幾經轉折未能到達，最後返回上海。
1930年9月，黨中央派王步文到蕪湖視察工作。同年11月，他在蕪湖召開各中心縣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央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總結安徽工作的經驗教訓，部署新的戰鬥任務。會後，他不顧環境惡劣，氣候寒冷，拒絕愛人方啟坤的勸告，帶病堅持到各地傳達貫徹會議精神。
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王步文任省委書記兼宣傳委員。省委先後作出《皖西工作決議案》、《對蕪湖工作決議》、《黨團互會工聯婦委聯席會議決議案》、《皖省士兵運動決議案》等。正當黨的工作順利進行之際，1931年4月6日，由於叛徒告密，王步文在蕪湖柳春樓上主持省委工作會議時，不幸與賀昆容等同志一起被捕，省委機關遭到破壞。
4月19日，王步文等被押送到六安飲馬塘監獄，敵人成立以省主席陳調元為頭子的特別法庭，妄圖從王步文口中獲得共產黨機密。他們先封官許願，企圖收買；繼而指使叛徒高翔前來“勸降”，王步文絲毫不為所動，並痛斥和打了叛徒一記耳光。敵人惱羞成怒，施用各種酷刑逼供，王步文抱定一息尚存，戰鬥不止的大無畏精神，咬定牙關，堅貞不屈。他在獄中雖然受盡折磨，但還是以共產主義理想和革命前途勉勵難友，他說：“我們目前不自由，正是為了給廣大人民爭取自由；現在的苦，正是為了將來的甜……，正義、真理和勝利是屬於人民的”。他還鼓勵同獄的幾位青年共產黨員說：“我被叛徒出賣，必須以一個革命家的身分，對敵人進行鬥爭，並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必勝。你們是青年學生，身分沒有暴露，完全可以一賴乾淨，爭取無罪釋放，繼續為黨戰鬥。”他十分關心黨的事業和同志的生活，在接到上海明日書店出版《社會運動辭典》一書的稿費後，他向愛人方啟坤(當時化名復甦)交代說：“當(‘黨’字的諧音)用則用，家裡少用，特別要幫助窮苦兄弟(即苦難同志)解決困難。”
敵人黔驢技窮，終於對王步文下了毒手。臨刑前，王步文給方啟坤寫信決別：“復甦愛妻：我為革命而死，你不要悲哀，不要難過，應撫養愛生，以繼予志”。還寫下前人名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在臨刑前的坦蕩胸懷。
1931年5月31日上午8時，王步文昂首闊步走出牢門，獄中難友一起擁在鐵柵內目送。王步文正氣凜然，慷慨激昂地說：“共產黨員是殺不完的……，敵人判了我死刑，讓我的鮮血去澆灌自由之花吧!”說完，就拖著沉重的鐐銬，走向北門刑場。一路上，他高呼口號，痛罵國民黨禍國殃民，最後，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慷慨就義。王步文把他的33個春秋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他的名字和英雄事跡將永載史冊。
故居
位於岳西縣溫泉鎮資福村，時代為清。王步文(1898—1931年)，早年積極投身五四運動，是安徽早期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1923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安徽省黨組織最早的領導人之一。1927年後，歷任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委員、常委兼中共懷寧中心縣委書記，中共中央巡視員，中共皖南特委書記，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1931年4月因叛徒出賣被捕遇難。故居為王步文少年居住、讀書和完婚的地方，現為一棟磚瓦房，坐西朝東．五開間加兩廂，面積100平方米。門前有一池塘，環境清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