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的寫作人生

熟悉王安憶的人都知道，這是王安憶的肺腑之言。 正是求學時代的少女王安憶卻沒有學校可上了，這時多么的苦痛啊。 當王安憶同記者談到文學評獎時，她說：“我個人贊成評獎。

王安憶的寫作人生 在當今中國的女作家群中，王安憶的名字讀者應該是非常熟悉的，她是文壇上最具魅力、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 在全國第七屆作家代表大會上，新當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的王安憶，於2006年11月15日返滬時在機場接受記者採訪中表示，作代會選擇她擔任這一職務，是對上海作家的信任，至於她自己，“能做的就是不放棄寫作，不放棄手中的筆”。在北京期間，即在她當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時，她就說：“堅持寫作仍是我的第一生活，因為這是我比較勝任的工作，假如沒有寫作，我這個人大概沒什麼可值得注意的。”敏銳的記者很快發現，這番話與五年前她被推舉為上海市作協主席時所說“幾乎一模一樣”。確實，五年過去了，“官位”升級了，榮譽也多了（繼2000年獲茅盾文學獎後，2005年王安憶又獲魯迅文學獎），王安憶還是王安憶。我想在她看來，主席、副主席之類對她並不重要，對她來說，或用她自己的話說，這不過是“略略開放了我的生活”，只是在文學道路上“和大家相互攜手在一起”。這就是王安憶。熟悉王安憶的人都知道，這是王安憶的肺腑之言。 站在茅盾文學獎領獎台上 王安憶的《長恨歌》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給她頒獎後她題詞：“多年來，文學界一直厚愛於我，深深感謝！王安憶”。 2000年11月11日，在浙江烏鎮——茅盾先生的故鄉，第五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大會之後，有記者問獲獎者王安憶：“面對如此複雜的生活，一個作家怎樣做才能更深刻呢？” 王安憶忽閃著眼睛，從容地說：“當代生話千變萬化，給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寫作資料。但問題在於，知識分子(包括作家)中不少人忽略了自己精神生活。不過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才能和別人不一樣。” 王安憶在90年代先後推出的幾個中篇和長篇，幾乎無一不引起文壇的關注。她的《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視當代知識分子的魂魄，而且讓人領教了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她的《文工團》和《我愛比爾》，再次顯示了她對以往歷史和當下世界的思考；她的《長恨歌》則是她對上海近現代都市史的詮釋。世紀末時她出版了《妹頭》和《富萍》，把目光和筆鋒轉向了社會的地基和微粒，如她自己所言：“作品隨著自己的成長而日漸成熟。”她的創作不斷地激發出評論界的探究熱情，但其快速的變化革新卻總是讓習慣於尋求固定風格分門別類的人捉摸不透。王安憶毋庸置疑地是文壇上的一道言說不盡的風景 在進入新世紀的時候，王安憶說：“時間將變得隆重。”為什麼？她說，“太陽走著永恆的軌道，無人知道什麼是始，什麼是末，因為有了人，有了歷史，才有了時間。”“在我的時間表上，這界線正劃在中年，這多少給人告一段落的悵然，但也給人重新開始的一些振奮。在迎接新世紀的當口，時間將變得隆重。”她在一篇文章最後寫道：“這一瞬也將以恆常的速度過去，餘下的還是我們的有終點的生命，因其有終，才須我們立下好好度過的決心。” 1954年出生於南京的王安憶，1955年隨母親茹志鵑到上海，1970年赴安徽插隊落戶，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她自1976年開始文學創作，從發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已創作發表出版小說《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小鮑莊》《小劉莊》《海上繁華夢》《叔叔的故事》《六九屆國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紀實與虛構》《米尼》《長恨歌》等短、中、長篇小說400多萬字，她的代表作有《金燦燦的落葉》《命運交響曲》《流逝》等。 1986年開始，王安憶推出“三戀”：《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接著又寫出探討家庭倫理的《逐鹿中街》，以性愛為主題的《崗上的世紀》等以及若干散文、文學理論。1989年35歲的她被選為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躋身於一級作家行列。《流逝》《小鮑莊》《本次列車終點》《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等曾一度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二度獲全國中篇小說獎。作品被譯為英、法、荷、德、日、捷、韓等文本。 [1] [2] [3] [4] [5] 已故的著名女作家、王安憶的母親茹志鵑，曾向我談起過這個問題。茹志鵑生前接受我採訪時曾經坦誠地回答：“我沒有想要把安憶培養成作家。我倒曾希望安憶長大以後做個醫生，靠一技之長安分地治病救人。平心而論，經歷了過去那么多風風雨雨，真不願意讓孩子們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學藝術。”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王安憶小時候就喜歡寫作。國小二年級時第一次看圖作文，別的小朋友三言兩語就寫完了，可她一節課還寫不夠，小腦子裡展開了想像的翅膀，放學後她繼續留下來寫，一下子就用去了半本作文簿。從此，她用白紙訂了個小本子，她把心裡想的，嘴裡要說的話都寫到小本子上，後來寫兒歌、寫日記…… 王安憶各門功課都不錯。“文革”動亂開始了，重點中學也不能上了。不久，媽媽茹志鵑小心翼翼地包藏了十多年的秘密，被無情的造反派貼的大字報揭開在孩子們的面前，他們的父親王嘯平曾經戴過“右派”帽子。姐姐安諾為此大哭起來，安憶也哭紅了眼睛，感到害怕。那時節，全家人惶惶不安。此情此景後來在王安憶的小說《牆基》里作過生動的刻畫，超過當時成年人的想像。 正是求學時代的少女王安憶卻沒有學校可上了，這時多么的苦痛啊。姐姐安諾找到了辦法，從同學處偷偷地借來了不少外國小說，有《牛虻》《安娜·卡列尼娜》《貴族之家》《羅亭》等等，大家秘密地輪流著看，有時候一本書只能在安憶家停留一個夜晚，於是姐妹倆便躲在小屋裡通宵達旦地將一本書囫圇吞棗“吃”下去。 王安諾、王安憶姐妹在那個不讓人讀書的年代裡，卻讀了不少中外名著，這對沒有學歷的王安憶後來能成為作家，而且是創作豐盈的著名作家，應該感謝那些文學名著的賜予。倔強的王安憶硬是通過拚命地閱讀，把這段空白的學歷給補上了。現在她成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還帶著研究生呢！ 王安憶開始創作的初期，媽媽茹志鵑還看看她寫的初稿提提意見，後來王安憶去北京文學講習所(後改名為魯迅文學院——作者注)學習時，把她寫的《幻影》寄給母親看。媽媽看了以後，回信時詳盡地提了意見。但吃飯時茹志鵑和丈夫王嘯平聊起了這篇作品，她爸爸也沒說妻子的意見不對，只是說“你不要管她，讓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王嘯平的“你不要管她”之說，使茹志鵑猛醒：是的，提這些意見為什麼呢？無非是要她照我的意見寫，要把她納入我的思路的軌道上來創作，這有利嗎？想到這裡，茹志鵑深感老伴的意見是對的，“讓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當時茹志鵑立即追了一封信去，收回前信的意見，要她按自己的想法去改。 “讓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這恐怕和王安憶在創作上較快形成自己的一種表現方式有很大關係。在她的成長道路上，如果要說父母有點作用的話，恐怕這種方法讓安憶得益匪淺。茹志鵑曾說：“我對安憶也沒有刻意培養，主要靠她自己。在她幼時，我每天抄一首我欣賞的宋詞貼在床頭教她吟誦，為她講解，這是一種樂趣，至於能起多大的作用就難說了。”現在看來，這是一種很好的文學啟蒙和薰陶。 王安憶成名以後，記者採訪她時，問起她社會活動以及如何安排寫作時間，她說：“我比較喜歡一個人工作，是個偏愛孤獨和安靜的人。我家裡只有愛人和我兩個人，沒有孩子。其他親人不住在一起。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在家裡度過，平時愛看書、看電影，最多的時候是看電視。”“別人把我的生活想得太神秘了，我過的其實就是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有一次我在機場碰到一個工作人員，他認出我是王安憶後，就羨慕地問我你現在哪個國家，我告訴他在中國，在上海，而且一直在上海。” 當王安憶同記者談到文學評獎時，她說：“我個人贊成評獎。寫暢銷書的人，他們的作品能在市場上有很好的回報；而搞純文學創作的就只能靠獲獎來得到肯定，進而推動書的銷售，這能起到平衡的作用。你總不能讓人家的書既賣不出去，又得不到獎吧。至於評獎，無論大小，沒有一個絕對公正，總會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妥協而產生折中的結果，我覺得獲獎總是很開心，沒有獲獎也不難過。” “近來您正在寫什麼作品？”記者直率地問她，並請她談談自己創作的體會。 王安憶沉思了一會，說道：“最近正在寫一個長篇，大約十萬多字，以江南小鎮為背景，寫兩個女孩子的生活與成長。”她還說：“我常管現在的上海叫‘草根期’。上海在我的嗅覺中始終是混雜著多種氣味的綜合體：油煙氣、菜香氣、油醬氣，還有個氣，就像上海弄堂里常有的那種，我是聞著這種氣味長大的。所以在寫作時，還可以依稀聞到它。衡山路的確很浮華，可是更多的時候我是在平凡溫馨的狹窄的家裡。” ( 祖丁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