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活動
見到王樹聲大將的小女兒王四毛(學名王季遲)之前，記者曾與她通過一次電話，電話中的她語速平緩，優雅中透著幹練，因此，8月5日晚的聚會上，在與她見面前，記者一直猜測著，這個身為醫生的大將女兒一定是一位嚴謹的職業女性。
6點50分，一個普通如鄰家大姐的女人面帶微笑走了進來。上身穿一件無袖的黑底碎花布衫，下裝是藍色粗布的直筒褲，腳上穿的則是現在農村女人也難得一穿的黑色老式布鞋。
“哎呀，四毛來了。”正當一直坐在大廳門口沙發上迎接客人的記者發愣的時候，徐海東大將的女兒徐文惠先叫了起來。
這位一身小城普通主婦打扮的女士就是王樹聲大將的女兒王四毛？記者不相信地揉了揉眼睛，慌亂地站起來。對面的這個人目光柔和，笑容燦爛地望著記者：“你是山東來的記者？我是王四毛。”
採訪王四毛的時間只持續了兩個小時，採訪地點是在北京豐澤園大酒店。
“對父親的思念藏在我心裡的最深處，本來是不想讓任何人打擾的。”一見面她就這樣對記者說，“不過，我父親在我眼裡儘管只是一個普通的父親，但他畢竟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他留下的一些東西不僅屬於我們這些子女們，還應該屬於全中國人民，應該有更多人了解它，繼承它，發揚它。所以我來了。”
“我的父親是大將。我的父親是普通一兵。”
人物軼事
寄人籬下18年。你們應該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不能長成共和國的“貴族”
因為出生在1955年，所以王四毛關於父親的記憶全部集中在新中國建立後。王樹聲在軍中擔任要職，1955年又被授予大將軍銜，按規定，除專車外，他還可以配一輛生活用車。上世紀60年代初，知道組織上要為父親配生活用車，幾個孩子高興得直跳，有了車，他們也可以沾點光了，至少天氣不好時上學或放學能有坐車的機會。誰知，父親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婉拒了再給他配輛車的組織決定。
“當時，我們這些子女們不理解。”四毛說。有一天，大哥王魯光問大將這件事。大將看了兒子半晌，說：“國家現在還有很大困難，我有輛車上下班用就可以了。如果有了生活用車，不僅會造成浪費，而且也容易給你們帶來不好的影響。”大將還專門指示說，僅有的一輛專車也只許他本人辦公使用，任何人都不能乘坐，包括家人。就是這輛公務車，大將也是按月繳車費70至80元，這在那個年代，即使對王樹聲這樣大的幹部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大將不僅對車子的事如此認真，對房子也不含糊。上世紀50年代，組織決定給已任軍械部部長的父親修建一幢住宅，父親這一次倒是同意了，但他定了兩條，一是蓋成一般平房，二是不要獨門獨院，不要警衛森嚴，只在房子前種了一圈小柏樹算是院牆。轉眼到了1969年，總軍械部已被撤銷，大院裡住進了解放軍報社的人員，王家由“主”變為“客”了。有一位領導體諒王樹聲的不便之處，決定為其另建新居。
頭一回，建房地點劃定在西城區護城河畔的一座古廟院內，城建規劃部門請王樹聲大將前往過目。王大將一聽說是某某自治區駐京辦事處，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黨的宗教政策，加以拒絕。
幾載寒暑過去。城建部門終於物色到東城區一個單門獨戶的舊院子，頗為理想。當王大將得知這兒原是某民主黨派的總部所在地時，立即斷然表示：“不能侵占民主黨派的辦公機關。”帶路人說：“他們早就被紅衛兵趕跑了。”王樹聲濃眉一鎖：“那是胡鬧！是破壞黨的統一戰線，早晚還得請人家回來！”這天，王大將夫婦應城建部門第三次之邀，選好在環境幽靜的玉淵潭附近的房址。他倆一看連連點頭，城建部門的同志頓時鬆了一口氣。雙方正待說定，王大將見不遠處有間正冒炊煙的農舍，忙問：“礙不礙事？”“得搬遷一下。”他“喔”了一聲，一擺手：“不行，不行，憑什麼攆人家老百姓？這房子我不蓋了。”
就這樣，一推再推，王大將沒有再提建房的事，“寄人籬下”長達18年，直到長辭人間。
就是在這個小院裡，王四毛度過了她的童年、少年，一直到父親去世。“父親一直將自己當作普通勞動者，為讓子女保持勞動本色，他在院子裡專門劃出一塊塊自留地，為每個子女分了一塊。王四毛每年就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種花生，從拔草、澆水、收穫到晾花生，件件都是她自己親手完成，父親不許別人幫她。而平時像諸如洗衣、打掃房間等家務活，父親也要求子女們獨立完成自己的工作，不準家庭服務員代勞。他對幾個子女說：“你們應該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不能長成無數先烈流血犧牲締造的共和國土地上的‘貴族’。”
身為國防部副部長的父親像所有的小兵親屬一樣排著隊，填申請單，坐在傳達室里等著見女兒。那一刻，四毛淚流滿面。
1971年，王四毛在部隊當電話兵。由於連里沒有準許她的探親假，那年春節，王四毛沒有回家。大年初二，王大將的夫人楊炬出差去了外地，孩子們也都有事外出，家裡冷冷清清，只有大將一人。他突然特別想念小女兒，就往部隊打了個電話，問四毛能否回家。四毛去連里請假，結果未被批准，於是回電話告訴父親自己不能回家。當時，父親只“喔”了一聲。四毛滿肚子不高興，心想：你是國防部副部長，你讓秘書打一個電話，我不就能回家了嗎？
一個小時後，部隊傳達室來電話找四毛，說有人來探訪。她走出營房，老遠就在營房大門處的小傳達室里看到父親的身影，這位身為國防部副部長的父親像所有的小兵親屬一樣排著隊，填申請單，坐在傳達室里等著見女兒。那一刻，四毛淚流滿面。
“父親對我們家教很嚴，特別是對哥哥們，可以稱得上是‘教子如治軍’。”“文革”中，三哥建初和四毛帶著王大將的“克服驕、嬌二氣，不以高幹子女自居，絲毫不能搞特殊”的家訓到部隊服役。建初成為海軍北海艦隊的一名戰士，當他正投身到火熱的軍旅生活中時，發現頭痛難眠，想回京治病，但父親卻誤以為他“太嬌”給他亮起“紅燈”。拖了近兩年，實在病得不行，才由母親接回治療，結果落下了病根。為此，父親一直有一種愧對愛子之感。四毛18歲就當上了北京某部長途台的通訊兵。後來還到一個邊遠山區的部隊農場養過豬，種過水稻，磨破過手腳，壓腫過肩膀。
愛子遇禍
“我們一直都覺得自己只是普通人，大將和父親只是兩個不同的稱謂而已。”四毛這樣形容大將和父親的關係，“在別人眼裡他是大將，而在我們眼裡，他只是一個父親。”
兒子車禍中被撞殘。全家愁雲慘澹。大將說：“請轉告那位司機，飯還是要吃的，好好吸取教訓就行了。”
1972年，大將遇到了一件痛心的事：他26歲的長子、空軍幹部王魯光，在離當新郎僅有三天的時候，突遭車禍，脊椎骨被撞斷，再也站不起來了。肇事司機是位電車司機，車隊領導頓時傻了，把國防部副部長、大將的兒子撞得這么慘，這是塌天大禍呀！大家都不知該如何處理好。司機家裡也亂成了一鍋粥，其父母嚇得心驚肉跳，擔心兒子會坐牢，保不定會被槍斃，司機本人坐立不安，連飯也吃不下去了。
大將的三個兒子中，二子楚還是個病號，三子建初有病，唯有長子魯光才思敏捷，年輕有為，卻偏偏遇上了這種飛來橫禍。“我們家裡那時候也是一片悲傷，父親幾宿睡不著覺，母親默默流著淚。”四毛說，那時候家裡真是愁雲慘澹，但當父親得知那個肇事司機害怕得幾天吃不下飯時，他卻告訴悲痛的家人：“那個司機也是百姓的後代啊！也是做父母的含辛茹苦拉扯大的。車禍已經釀成了一個家庭難以挽回的悲劇，不能再讓另一個家庭陷入悲劇中。”
後來，他對前來看望的車隊領導說：“請轉告司機，飯還是要吃的，好好吸取這個教訓就行了。”這話竟出自一個受害者父親之口，而這個父親位高權重，是共和國的大將。
這就是一個女兒眼中的父親。這個人是大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