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南[原廈門大學校長]](/img/5/810/nBnauM3X2QDNxEzMzcDO3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3gzL3U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王亞南[原廈門大學校長]")
人物簡介
王亞南王亞南(公元1901～1969年)，男，湖北省黃岡縣王家坊村人(今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著名現代經濟學家。
王亞南父母早逝，在兄長支持下他在黃州讀完國小，畢業後考入武昌第一中學，又考入武昌中華大學教育系（華中師範大學前身）。大革命中，他投筆從戎，在長沙參加了北伐軍，曾在軍中任政治教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從武昌東下上海、又輾轉來到杭州，在這裡，他的人生事業發生了重大轉折。
翻譯《資本論》
中國的寺廟除了養育和尚與山林外，也庇護了不少窮困的讀書人。在杭州期間，王亞南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這裡，他結識了他事業上的重要夥伴即上海大夏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同樣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兩個年輕人意氣相投，一見如故，暢談人生理想，很快結為至交。在此期間，王亞南開始鑽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尋找變革社會的救國之道。郭大力見他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建議兩人一起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從此，他和郭大力這位朋友開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誼與事業的合作。《資本論》也成了王亞南終身學習和研究的經典。
位於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的王亞南校長的塑像1928年王亞南赴日本留學閱讀了大量馬克思著作及歐洲古典經濟學，“九一八事變”後，他憤然回國，在上海以翻譯和教書為業，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在這一二年中，他相繼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名著《國富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等經濟學著作，他自己的著述《經濟學史》、《世界政治經濟概論》等也陸續問世，在學術界，王亞南開始嶄露頭角。
1933年王亞南因參與“福建事變”被通緝而亡命歐洲。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在《資本論》的誕生地英國，他廣泛收集西方經濟學資料，注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動向，同時翻譯了一些西方經濟學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重新會面，他談了自己的歐遊見聞，二人遂著手正式翻譯《資本論》。此時，與中共有密切聯繫的讀書生活出版社的負責人找到王亞南，向他說明翻譯《資本論》的迫切性，並希望儘快譯出，早日付印，並且預支了一些費用。1938年在經濟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在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滋潤的中國這塊乾涸的土地上，王亞南和郭大力十餘年的艱苦奮鬥終於有了結果：馬克思主義的基石《資本論》三卷中文譯本終於出版了！這在當時，不僅是中國經濟科學研究中的一個新鮮事物，給當時的中國吹來了一股清新之風，更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件大事，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亞南畢生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從《王亞南文集》五大卷，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教育家所走過的道路，他是一位譯著豐富的經濟學家，他在經濟學領域的傑出貢獻主要有四個方面：
王亞南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難，於1938年出版馬克思偉大著作《資本論》三大卷全譯本，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在中國系統傳播的里程碑。 《資本論》是公認的博大精深的巨著，但在此之前我國一直沒有完整的全譯本。而要準確無誤地譯成中文，不僅要具備精湛的中文表達能力，還要有深厚堅實的理論修養和淵博的學識積累。王亞南和郭大力嚴格按照他們制定的計畫，先用8年時間，翻譯馬克思之前的6部經濟學和經濟史名著，包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為全譯《資本論》打開通道。在當時國民黨的 “文化圍剿”的白色恐怖下，郭、王兩人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歷經艱辛，終於勝利完成全譯工作，這是他們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對中國人民做出的貢獻，他們的這一突出業績是永存的。
經濟史學的開拓者
王亞南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從30年代起，他就從中國經濟史入手，探索舊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大膽創新，獨樹一幟，完整系統地提出著名的“地主經濟論”。他認為中國的封建制度分為領主經濟和地主經濟兩大階段，而以地主經濟形態和半封建生產方式作為一個整體，從經濟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全面系統的、巨觀和微觀相結合的研究，來解釋中國社會經濟史長期爭論的“停滯發展”問題，被稱為是“對30年代以來討論的小結”。這在1949年前的中國經濟史學界是一個突出的科學研究成果，它的理論貢獻移動圖片具有深遠意義，並為國際史學界所矚目。
少年軼事
王亞南小時候胸有大志，酷愛讀書。他在讀中學時，為了爭取更多的時間讀書，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條腳鋸短半尺，成為三腳床。每天讀到深夜，疲勞時上床去睡一覺後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腳方向傾斜過去，他一下子被驚醒過來，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讀。天天如此，從未間斷。結果他年年都取得優異的成績，被譽為班內的三傑之一。他由於少年時勤奮刻苦讀書，後來，終於成為我國傑出的經濟學家。
王亞南綁在柱子上讀書：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資本論》最早的中文翻譯者王亞南，1933年乘船去歐洲。客輪行至紅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搖晃得使人無法站穩。這時，戴著眼鏡的王亞南，手上拿著一本書，走進餐廳，懇求服務員說：“請你把我綁在這根柱子上吧!”服務員以為他是怕自己被浪頭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話，將王亞南牢牢地綁在柱子上。綁好後，王亞南翻開書，聚精會神地讀起來。船上的外國人看見了，無不向他投來驚異的目光，連聲讚嘆說：“啊！中國人，真了不起！”
理論研究
關於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的理論研究，是王亞南一生中最為傑出的貢獻。他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對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進行了深刻的剖析。發表了一系列很有影響的專著，包括代表作《中國經濟原論》、以及另兩本代表作《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等。通過上述著作，對於舊中國的商品經濟理論、資本理論、利潤利息理論、經濟危機理論、官僚政治理論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獨到精闢的見解，並形成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在這些系統研究中，他著重指明在近代舊中國的社會經濟關係中，既有外國資本、官僚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又有封建經濟，這個經濟形態具有過渡性質。在當時的經濟學界關於近代舊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問題的長期爭論中，為主張近代舊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正確觀點，做出了科學的系統的理論闡發。這對於認識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和革命的戰略策略具有重大意義，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一個卓越貢獻。在中國古史分期的學術討論中。王亞南是“西周封建說”的著名學者。
首倡“中國經濟學”概念
王亞南在經濟研究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他極力倡導“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研究經濟”。他認為經濟科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應該面對中國的實際，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建立“中國經濟學”。他自己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國經濟學原論》，被譽為中國的《資本論》。解放前的學術界認為他的著作具有的“中國的、實踐的、批判的三大特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評價。解放後，王亞南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非常重視黨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傳統。他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進行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研究，《資本論》研究和價值規律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了有關著作，同時在出任廈門大學校長以後，銳意改革，率先倡議成立經濟學院，積極創辦經濟研究所，創辦《廈門大學學報》和《中國經濟問題》等雜誌，銳意把廈大辦成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教育家
王亞南
王亞南不僅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具有高瞻遠矚、在教育理論上富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的教育論，人才論和教學論，內容豐富，很值得重視。他從近代教育發展趨勢和中國實際出發，提出現代教育要以科學教育與民主教育為核心，主張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教育並重。早在50年代初，他就認為綜合高等院校中存在的“重理輕文”的現象必須糾正過來。他從科學研究的本性和功能出發，主張大學要充分重視科學研究，要創造自由研究的科學風氣；他根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提出要認清校情，發揮優勢，辦有特色的大學的教育指導思想。他十分重視人才的發現、培養，強調要給人以適合發揮才能的環境。他發現和培養陳景潤的事跡，曾被作家徐遲讚譽為“一個懂得人的價值的經濟學家”。王亞南對人才大膽使用而不求全責備，胸懷寬廣，不論資排輩，積極扶植新進，受到人們的讚揚和懷念，樹立了一個高大的師表形象。而他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思想，是他留給教育工作者繼承的一份寶貴財富。
王亞南是現代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教育家.解放後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他在大學執教三十多年.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和辦學經驗.對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對現代教育的本質和功能，對如何辦好綜合性大學、如何培養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學，有許多精闢的見解二亞南的教育思想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是我國教育理論的一份寶貴遺產。以下僅從教育觀、教學觀和大學觀三個方面對他的教育思想進行簡單述評。
教育觀
王亞南的教育觀不僅體現在他的學術著作中，而目也體現在他的教育實踐中。他認為教育是與社會密切聯繫的，因而要從教育與社會諸要素的相勻關係中認識和把握教育的本質。他認為在科學昌明的時代，科學教育是現代教育的核心，自然科學教育與社會科學教育不可偏廢。他抨擊當時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對科學與學術自由的扼殺，指出如果在一個社會中科學不受尊重，研究科學的自由也橫遭限制與剝奪，乃表示該社會在衰落式微中、在向後發展中。面對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主義，王亞南針鋒相對地在大學講壇與研究論壇上，大力倡導學術研究自由，並常引用黑格爾的名言“理性與自由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勉勵科學研究者。王亞南畢生以一個民卞戰士的姿態站在教育戰線的最前列，積極倡導學術自由、研究自由，經常鼓勵學生自己學習和自己研究。他有一句名言:從反對者獲取自由，予反對者以自由。
教學觀
王亞南與青年學生座談學習和研究《資本論》教學觀是對教學活動中教與學的本質、規律、特點、關係等聽持的看法，具體涉及到什麼是好的教學。是成功的學習、教學的側重點應在於讓學生掌握知識還是讓學生自己組織知識。什麼樣的教學才有利於培養學生的創造性等問題。王亞南長期執教於大學講壇，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他就學習方法和治學經驗所發表的許多原則性意見，包含著富有啟迪的教學思想，反映了他對教與學的基本看法和態度。他主張無論是教學還是研究，王亞南都非常重視基礎理論知識的積累。他認為，治學要奠定基本理論知識的基礎，要注意積累知識;基礎寬的目的是為了深，同時也只有寬了才能專和深。提倡勤奮治學，反對治學無法。 王亞南認為，科學方法的掌握是人才成長必不可少的因素，一個人學術上能否有所建樹，跟他自學的方法很有關係。他也認為，學習要有方法，但任何一種方法都不是死的，不同的人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沒有適用於每一個人的一成不變的方法。也提倡教學相長，反對閉門獨學王亞南非常贊同“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說法。他認為，一個人做學問，不僅要依靠自己的獨立鑽研，也需要老師的指點和朋友的幫助。他主張“共學”，告誡學生不要忽視共學的重要性，因為“獨自一個人學習，易使人流於孤僻，流於孤陋。
大學觀
王亞南長期在大學從事教學、科研和領導工作，先後擔任過中山大學經濟系主任、廈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主任，又任廈門大學校長等行政職務， 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對如何辦好綜合性大學有不少精闢的見解。他主張：(一)教學為主，兼顧科研。 堅持教學與科研相統一，通過高水平的科學研究來提升高質量的本科教學，將科研優勢轉化為教學優勢，從而形成人才培養優勢，是現代大學的基本辦學理念。(二)文科理科，不可偏廢。王亞南認為，大學的學科和專業設定一定要主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基礎的變化，切莫重理輕文，破壞高等教育合乎規律的成比例的發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教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造出許多“多餘”或“過剩”人才，增大了社會的不調和現象。(三)發揚優勢，辦出特色。從方法論上說，發揚優勢是一個如何從實際出發、掌握客觀事物的特殊性的問題。王亞南指出，“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都不能離開它所體現的社會現實而得到理解。他認為，經濟學研究一定要認清國情，因為在理論上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只有一個，但在套用上經濟學對於任何國家都不一樣。這種思想反映在辦學上，就是要從一校的“校情”出發，根據自己的傳統優勢，因地制宜地創建富有特色的大學。
教學與著述
抗戰期間，王亞南曾在周恩來主持的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工作過一段時間。直至解放前，他先後被聘為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福建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長、廈門大學教授，從事教學與著述。
從1950年起，王亞南擔任廈門大學校長直到去世。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福建省政協副主席。1969年，他因癌症於上海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身後留下四十一部著作(譯作)和三百四十多篇學術論文。
廈門大學召開紀念王亞南誕辰一百周年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時，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概括王亞南的兩大成就：“一是翻譯《資本論》和以此為武器研究中國；二是為廈門大學的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共福建省委在他的骨灰安葬儀式上，稱他為“不辭勞苦，勇於攀登，學識淵博的著名經濟學家，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教育家。”
他不像一般的翻譯家，一本書翻譯完了也就完了，王亞南把《資本論》的觀點，馬克思的立場方法，作為自己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的武器。如他經濟理論體系代表作之一的《中國經濟原論》(解放後再版改名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運用《資本論》的體系範疇，從商品經濟入手，揭示了舊中國商品形態的經濟屬性。該書出版後被學術界譽為“一部中國式的《資本論》”，被譯成多國文字。
1943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訪問王亞南，向他提出中國封建官僚政治問題，兩人就此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幾年之後，他寫出了《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有力地論證了作為上層建築的官僚政治對於中國封建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改造中國、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
王亞南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經濟學的研究中，在著述中，他創造性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倡導建立“中國經濟學”，在理論上反對按圖索驥似地套用現成公式，在實踐中反對削足適履似地去套用。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與陳景潤的交往
王亞南在廈門大學任校長期間，同著名數學家陳景潤的故事是一段有名的佳話。陳景潤本是廈門大學數學系的高材生，可是分到北京某中學時，卻不適應數學教師的崗位，工作和生活曾一度陷入困境。王亞南得知這一情況後，設法讓陳景潤返回母校，讓他安心地從事數學研究。後來陳景潤科研取得成績，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要調他去，又得到了王亞南的支持和成全，陳景潤後來終於攀登上了數學的高峰。著名作家徐遲在他的著名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中，生動地記敘了這件事。
最後的歲月
在“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幫”加諸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來臨了，國家的棟樑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難，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王亞南也未能倖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亞南在遭受數年殘酷折磨與迫害後，在上海華東醫院含冤而逝。
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早就看出了林彪與“四人幫”一夥的醜惡本質。一九六九年他在上海臥病期間說：“過去一位學者說過：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上海就有專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我並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這齣戲的結局，看一看幾個丑角的下場，否則，我死不瞑目。”
人物評價
王亞南的兩大成就：“一是翻譯《資本論》和以此為武器研究中國；二是為廈門大學的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于光遠
王亞南畢生從事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譯四十一部，文章三百餘篇，春風化雨，哺育了無數英才。晚年在“文革”的酷烈考驗中更是歲寒知松柏，表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氣節。
